从国博珍藏解码“三国”故事

2025-10-17 08:3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高申|来自: 北京晚报

摘要: 　　随着《三国的星空》在国庆长假期间上映，三国的故事再次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才算是“三国”？如果把曹操、袁绍、关羽、周瑜等人都纳入其中，我们通常认知的三国历史，实则是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所界定的“后汉 ...

　　随着《三国的星空》在国庆长假期间上映，三国的故事再次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才算是“三国”？如果把曹操、袁绍、关羽、周瑜等人都纳入其中，我们通常认知的三国历史，实则是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所界定的“后汉三国史”。其具体时间跨度，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止于西晋咸宁六年（280年）司马炎派兵灭吴，时长96年。由此可见，官渡之战、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最为精彩的情节，均集中在汉末的36年间。当然，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正是“三国鼎立”的源头。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着不少“三国”时期的文物，通过这些文物，可以一窥那段尘封的历史。

　　熹平石经

　　陶耳杯

　　说唱俑

　　熹平石经见证动荡之始

　　国博的藏品中，有两块珍贵的石刻残片。它们出土于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小村庄——佃庄。佃庄如今并不起眼，但在东汉时期，其旧址属洛阳偃师，是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所在地。彼时，太学生人数多达三万人。当时太学生研读的经书（指儒家经典，非佛经），均为相互反复抄写而成。由于经书被辗转抄写，难免出现错漏。

　　到了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下令，由蔡邕（他既是大学问家，也是大书法家，其女蔡文姬在中国文化史上亦颇具名气，这对父女都是“三国故事”中的相关人物）等人以隶书誊写定版“七经”，分别是《诗》《书》《易》《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其中前五部即人们常说的“五经”，《公羊传》是对《春秋》的注解，《论语》在宋代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光和六年（183年），誊写完毕的经书被镌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内，供读经人校对经文正误，这便是著名的“熹平石经”。从这一年起，太学立碑之处成为全国各地文人向往的圣地。四十六通刻有经文的石碑，吸引着当时的读书人纷纷前来诵读抄写，每日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街道都被堵塞。

　　据研究印刷史的学者介绍，“熹平石经”的出现，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虽已发明造纸术，但对文化传播起决定性作用的印刷术尚未问世。“熹平石经”作为官方认定的儒家经本，是当时所有读书人渴求的读经范本，可并非所有人都能亲临太学瞻仰、摹写经文，于是一种新的方法——传拓技术应运而生。据说，东晋时期的“书圣”王羲之，早年练习书法时所用的范本便是“熹平石经”。人们从拓墨技术中获得启发，进而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不过，“熹平石经”完整使用的时间却并不长。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蔡邕刻完“熹平石经”并将其立于太学的第二年，即中平元年（184年），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爆发，这也正是我们熟知的后汉三国英雄故事的开端。此后，“熹平石经”便命运多舛，但也正因它诞生于黄巾起义前夕，才得以见证后汉三国时期的分裂与统一、历史的变迁与更迭。

　　陶俑勾勒蜀地生活

　　后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俑。陶俑造型涵盖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充满生活气息。其中，最受赞誉的陶俑，便是收藏于国博的四川成都说唱俑。

　　这件说唱俑出自东汉后期，陶俑面部洋溢着笑意，流露出一种进入表演角色后的得意神情。它一只手夹着鼓，另一只手拿着鼓槌，正配合着说唱节奏敲击鼓面，真实地刻画了说唱者充满激情的神态。或许，它不仅仅是在说书，还在演唱讲述，那极具戏剧性的神情，堪称写实主义艺术的杰作。

　　对于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而言，精美的蜀锦与造型生动的蜀汉陶俑，都是令人过目难忘的文化符号。在国博的藏品中，出土于重庆忠县的蜀汉陶女俑、陶男俑、陶歌舞俑，将蜀地民众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尽显蜀地风情。

　　陶耳杯映照曹植跌宕人生

　　在曹魏时期的文物中，最为珍贵的当数一件陶耳杯。耳杯，又称羽觞，是后汉三国时期极为常见的酒具。其平面形状接近双手合掬形成的椭圆形，左右两侧的杯耳，恰好与双手的拇指位置相对应。

　　这件陶耳杯虽分量不重，价值却极高，只因它的主人是曹操的第四个儿子、大名鼎鼎的曹植。想必大家都记得那首《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实际上，这首诗还有另一个版本：“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管哪个版本的《七步诗》，都反映出曹植的才华与无奈的命运。

　　曹植生前使用过的这件陶耳杯，出土于山东东阿的曹植墓中。据史料记载，曹植并不受其兄曹丕待见。曹丕在位期间（220年至226年），曹植被迫多次搬家，所封之地大多土地贫瘠。后来曹丕去世，其子曹叡继位，即魏明帝。在太皇太后的干预下，曹植总算被侄儿安置到土地肥沃的东阿。

　　即便如此，直至曹植去世，魏明帝赐予他的谥号“思”，仍带有“追悔思过”的意味，侄儿对叔父的轻视态度并未改变。起初，曹植被安葬在陈地思陵（今淮阳县），后来，他的儿子依照曹植的遗愿，将其灵柩迁葬至山东东阿鱼山。考古人员发现，曹植墓中的随葬品仅有陶耳杯等少量陶器和几件玉器。

　　谈及曹魏政权，国博展厅内还陈列着一件模型，它便是马钧设计的翻车，其生动地展现了曹魏时期民众的智慧。

　　马钧曾担任魏国中层官员，他在京城洛阳拥有一处园子，可惜园中缺乏充足的水源用于灌溉。于是，聪慧的马钧发明了翻车。使用时，只需让小孩子踩踏在装置上，凭借人力驱动翻车转动，便能实现取水灌溉，极大地便利了农业生产。

　　“吕氏砖”记录三国尾声

　　东吴有制作精美的青瓷制品，国博收藏有东吴青瓷狮形烛台、青瓷虎子、青瓷筒、青瓷熊灯，尤其是羊形青瓷烛台呈现在观众眼前时，想必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泛起一丝喜爱与赞叹。

　　羊形青瓷烛台呈现卧伏姿态，身躯肥硕饱满，昂首张口，仿佛正在“咩咩”鸣叫。这类器物大多作为随葬明器使用，其背部或头部设有孔洞，可用于插放蜡烛，因此众多学者认为它是古代用于照明的烛台。

　　事实上，早在东汉时期，以浙江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就已烧制出工艺较为成熟的青瓷。当时的青瓷造型丰富多样，装饰精美细致，釉色光洁温润，玻璃质感强烈。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地区属于吴国统治范围，吴国的都城又设在南京，因此南京出土的羊形青瓷烛台，不仅体量较大，而且造型生动逼真，是三国两晋时期青瓷中的罕见精品，尽显江南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国博的藏品中，还有一件来自“咸宁四年”的长方形砖石。砖石的一面，有用草隶阴刻的23个字：“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祚十四年事，泰岁在丙戌。”这些文字笔法流畅自然，每个字的笔画简洁省劲、圆转连贯，虽为草书，却是隶书的草写体，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章草”。

　　“咸宁”是西晋时期的年号，为何要将这件文物归为“三国故事”发生的时代呢？其实，咸宁四年即公元278年，那一年存在着两个主要政权：西晋和东吴。“咸宁”作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个年号，使用时间为275年至280年，共计6年。自280年东吴被灭后，司马炎开始使用“太康”年号，也正是从此时起，三国彻底成为历史。

　　回过头来看这件两国对峙时期的章草作品。据书法史研究者观点，魏晋时代的章草作品并不多见，像东吴皇象的《急就篇》、西晋索靖的《出师颂》、陆机的《平复帖》，都是章草艺术的精品。国博收藏的这件“吕氏砖”，或许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但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与书法价值，依然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