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沽口的炮声，见证了近代中国海防意识的觉醒

2025-11-6 13:5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李喆 |来自: 天天副刊

摘要: 从1840年英军兵舰首次直逼大沽口，到北洋水师在渤海湾的兴衰沉浮，北京与天津这两座唇齿相依的城市，始终站在近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的最前沿。这里的每一所学堂遗址、每一处炮台遗迹、每一座船坞旧址，都镌刻着从“有 ...

从1840年英军兵舰首次直逼大沽口，到北洋水师在渤海湾的兴衰沉浮，北京与天津这两座唇齿相依的城市，始终站在近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的最前沿。这里的每一所学堂遗址、每一处炮台遗迹、每一座船坞旧址，都镌刻着从“有海无防”的屈辱到“向海图强”的探索印记。那些锈蚀的炮管、归乡的铁钟，似都在诉说：海洋意识的觉醒从来不是简单的观念转变，而是从被动挨打到主动求索的漫长历程。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说：“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已精练，惟向来未习水师。今欲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分拨八旗满洲，前往驻防操演，似属有益。”和硕怡亲王等遵旨议覆：“天津之海口，为京师重镇。满洲兵丁，令往天津驻扎，学习水师，于海防大有裨益。”于是，清廷在天津城东南的芦家嘴创建八旗水师营。

雍乾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训练效果不佳，逐渐显现出军纪涣散、风气奢靡等现象，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竟营务废弛、洋相百出，最终被清廷解散。裁撤天津水师，彻底抽空了渤海湾的海上防御。这种对海洋的轻视，实则是传统“重陆轻海”观念的缩影——在清廷眼中，渤海不过是京畿的天然护城河，而非国家发展的通道。

“致远”号巡洋舰军官在舰上合影，双手相握居中站立者是管带（即舰长）邓世昌

1840年夏天，英军舰队打破了这份虚妄的安宁，兵舰直抵大沽口外，炮口直指北京。道光帝仓促间从各地调兵布防，却发现天津海口仅有几座旧式炮台，所用白口铁火炮质地脆硬极易炸膛，与英军的灰口铁火炮差距明显。这场未发之战最终以清廷妥协告终，但大沽口的炮声，已然敲响了海洋意识觉醒的警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近代海洋意识逐渐萌生。清政府的外交使团、留学生与有识之士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亲历西方文明、学习先进的科技与文化，一批开明官员和实业家通过创办船政学堂、航海学校等方式，培养人才。

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意识转变的催化剂。1858年至1860年，大沽口三遭战火，英法联军两度从这里登陆，最终火烧圆明园、逼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值得提及的是，1859年6月25日，英法军舰借口进京换约，再次武装穿越大沽口，与大沽炮台上的官兵发生激战，僧格林沁与士卒誓同甘苦，奋力抵御，击沉英军炮艇茶隼号、庇护号、鸻鸟号和鸬鹚号，英法登陆部队也被迫撤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面对列强对中国海权的侵略，部分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开始“师夷长技”，在海洋经济、教育、海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创建新式海洋产业，逐步与轮船时代的国际海洋经济接轨：设立各类海洋教育和科研机构，增进对海洋的认识与了解；收回领土及租界，宣示主权。这一系列举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促使中国近代海洋意识逐渐觉醒。

京城的火光与津门的硝烟，让清廷终于意识到：海洋不再是屏障，而是国门。恭亲王在北京发起洋务运动，直隶总督李鸿章坐镇天津推行海防建设，京津两地形成了“中枢决策、津门执行”的海防探索格局。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直言，传统“以陆防海”已难以为继，必须构建新式海防体系，这种认知转变，标志着近代海洋意识的正式觉醒。

天津成为海防建设的实践基地。1871年，李鸿章确立“大沽为中心，旅顺、威海为两翼”的北洋海防格局，大沽口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造。三座平炮台拔地而起，德国克虏伯、英国阿姆斯特朗等新式火炮取代了旧式铁炮，河道内埋设水雷，炮台间架设电报线，一面连通天津城，一面直达海防前线。1880年，大沽船坞破土动工，成为北洋水师修造舰船的核心基地，这里锻造的锚链与炮弹，曾支撑起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与此同时，北京的海军衙门统筹全局，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京津共同构筑的海防体系达到顶峰。此时的海洋意识，已从单纯的“御敌于海上”升级为“以战为守”的战略思维，在定远、镇远（主力舰）外，还有经远、致远、靖远等七艘巡洋舰，以及蚊子炮船（炮舰）、鱼雷艇等机动舰艇与岸防炮台形成交叉火力，将防御线从海岸推向近海。

严复塑像

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探索，让海洋意识得以扎根。1879年正在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就读的福建学生严复，被船政大臣吴赞诚看中，调他归国充当教习。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开学，严复又被李鸿章看中，北上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时年仅27岁。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为达成为国培育掌握世界最先进科学人才的目标，开设课程涵盖航海学、枪炮学、测算学等近代海军知识，打破了传统武学的局限。严复办学极其严格，奖优罚劣，讲求实效，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这些举措背后，是对“海洋竞争本质是文明竞争”的深刻认知——不仅要拥有坚船利炮，更要培育懂得海洋规则的人才。

然而，这种觉醒仍带有“拱卫京畿”的局限，北洋水师被定位为“京师门户”，始终未能突破“近岸防御”的桎梏。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李鸿章严令舰队“保船避战”，放弃制海权的决策最终导致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北京，光绪帝痛斥海防废弛，而天津大沽船坞里待修的舰船，成了这场失败的沉默见证。

1900年，八国联军77艘舰艇集结大沽口，67岁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率部激战，最终以身殉国。炮台失守后，《辛丑条约》明令拆毁京津所有防御工事，大沽口的火炮被迫拆毁，城墙被夷平。为纪念抗击英法联军壮烈殉国的直隶提督乐善而铸就的铁钟，也被英军掠至朴茨茅斯市。庚子之变后，清末“新政”中，天津重启海军教育，北京推动近代海军法规制定，海洋意识从军事层面延伸至国家发展层面。

百年前的屈辱与抗争早已证明，一个国家的海洋意识，终究要在开放与自强中不断成长。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不断与时俱进，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或许就是海门潮涌处，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