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的水运,民谚有“西有三家店,东有张家湾”的说法。历史上的张家湾,曾是一座中外闻名的漕运古镇,常年一派车水马龙、船桅林立的繁忙景象。如今的张家湾,作为建设中的文化创意“设计小镇”,旧貌换新颜,已成为首都文化旅游领域的靓丽名片。 张家湾的起源,与水紧密相连。它原是三面临水的一片水域,后因元代万户张瑄在此督办海运而得名。张瑄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他既非名门望族的纨绔子弟,也不是学富五车的博学之士,而是曾被视为劫掠成性的“海盗头目”。而他从海盗到朝廷海运官员的身份转变,背后则是元初南粮北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推动。 南粮北运是元代的基本国策。随着元大都人口增长,漕运压力随之水涨船高。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紧急恢复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陆路交通网;另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谋划开凿连通京城与通州的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城码头积水潭。然而,内河漕运水陆辗转,劳役苛重,每年调运进京的粮赋也不过二三百万石,于是转而尝试海运。 张瑄正是借海运一事发迹的。当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后,所劫掠的大批物资无法取道运河北运。时任中书左丞相的伯颜就命令招降的海盗头目朱清、张瑄二人,将所掠之物用海船载运,从崇明岛由海道运至天津,再经张家湾由陆路转运大都。 为了解决困扰京师多年的漕运难题,至元十九年(1282),伯颜借鉴上次成功海运的做法,向忽必烈提出用海船运粮的建议。于是,朝廷招募熟悉海运的漕丁漕夫,组成了最初的粮食海运探索团队。朱清、张瑄就是这个团队的中坚力量。 至元二十年(1283),首次海运粮食成功,张瑄被授为千户。一年后骤升为都漕运万户。就这样,一个昔日被朝廷追剿的海盗头目,摇身一变,成了朝廷的运粮官。这次海运的成功,为后来元代大规模海运粮食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元代海运每年春夏之际进行,运粮船自天津进入内河后,都会在张家湾停泊。在这里,船只等待着来自万户府的检查和清点,之后才会被运往通州。海运繁忙之时,张家湾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时光流转至明代,随着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张家湾下游的长店村设关征税,一时间“百货汇集”。明初,张家湾商税税银2000多两,钱2800多贯,从这些数字中,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商贸的繁荣昌盛。 明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王朝再也无力主动出击塞北,转入守势。蒙古铁骑多次逼近京师。每当军情告急,满储南粮的张家湾,既无城可踞,亦无险可守,岌岌可危。在蒙古军的眼中,“好打钱多”的张家湾俨然成了一大块肥肉。 在战事频发的背景下,嘉靖四十三年(1564)初春,张家湾城的建设终于上马。顺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欧阳昱亲自督建。建城所需木石,来自营建宫殿的剩余材料及建筑废弃材料,费用由朝廷光禄寺支出。由于取材便捷、百姓支持,仅用了三个月,张家湾城便顺利竣工。 落成后的张家湾城中设有粮仓多处,朝廷派出机构和兵营一应俱全。兵营设守备一员,率军500人。城墙为砖土结构,周长九百零五丈,厚一丈一尺,高二丈一尺。城门建有瓮城,东南两面以运河为护城河,城门依码头而建。 张家湾古城 曾辉煌百年的张家湾古城,饱受近代西方列强的炮火摧残,早已不复当年。后在1992年和2007年先后复建了部分南城墙和城门。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运河古镇张家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被纳入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深入挖掘、保护与传承以大运河为重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通州古城、张家湾古镇进行整体保护和利用,改造和恢复玉带河约7.5千米古河道及古码头等历史遗迹。 相比不远处西洋范儿十足的环球影城,张家湾古镇的中国风韵独具魅力,构建起北京城市副中心南部地区的“宜居+文化”旅游区。历经沧桑的漕运古镇张家湾,见证了万舟骈集的繁荣往事,将以崭新的面貌,阔步走向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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