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洪涛生：首次译出德文《牡丹亭》，将中国古典戏曲传播到世界舞台
洪涛生（VincenzHundhausen，1878—1955），德国汉学家与诗人。1878年，他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布勒雯布罗瓦赫市。1923年，他以律师身份来到中国后，转而从教治文，一边在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德国语言与文学类课程，一边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的译介。 洪涛生并不精通中文，但本着对文学的挚爱，他采取与中国学生合作翻译的方式，即由他人在德译汉的基础上，他再加之以修饰润色，形成译文，此种翻译不乏主观性与个人再造成分，故被称为译界的德国林纾。 洪涛生在中国工作与生活了30年，他在北京和莱比锡成立“北平出版社”（PekingerVerlag），成为他的汉学译著的出版阵地。他翻译并出版了《中国诗选》《陶渊明诗选》《庄子的智慧》《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德文译本。版本设计精美，印刷精良，是难能可贵的善本。这其中，有几部尤为重要的古典戏曲全译本：即1926年由北平出版社出版的《西厢记》(DasWestzimmer)，1930年由北平出版社出版的《琵琶记》（DieLaute），以及1937年由拉舍尔出版社（RascherVerlag）出版的《牡丹亭》（DieRückkehrderSeele）。这些译著此后均获多次再版，成为西方汉学界的重要成果。 洪涛生在中国期间定居北京，他在广安门外南河泡子筑建私宅小园，颇具遗世独居之风，吸引了冯至等志同道合学生慕名而至，交流探讨。1954年，洪涛生离开中国返回德国，次年在故乡去世。 1 洪涛生翻译中国古典戏曲 洪涛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主要包括戏曲、哲学以及诗歌三个方面。洪涛生本为诗人，诗人译诗，选篇精当，在诗意传达上也更为传神。1926年，《中国诗选》由北平出版社出版，洪涛生选译了包括李白《清平调》与欧阳修《秋》等在内的古诗名篇。1928年，《陶渊明诗选》也由北平出版社出版，洪涛生选译了包括《己酉岁九月九日》《时运》等在内的19首陶渊明诗歌。  《中国诗选》德译本版权页，由北平出版社1926年出版 洪涛生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兴趣更为浓厚，他主要致力于这一译介。如前文所述，尽管他长期居住于北京，但在中文的掌握程度上并不在意，他在翻译策略上偏重于意译。并且因为自身是诗人的缘故，他更加注重的是语言风格的诗意。洪涛生以诗笔译文，倾向于诗情，翻译自然会与原著有所出入，在当时，中外学者都注意到了他的这一翻译特征。 雪侬在《三十五年前粤剧班底的组织》（《剧学月刊》1935年第4卷第5期）中指出“将诗译成诗原是非常困难的事”，他举出当时国内已有的此类外国作品的汉译情况，如莫里哀与莎士比亚的诗剧等只是被译成普通白话文。因此，他特别指出：“只有北平大学洪涛生教授，他原本是诗人，故此将中国的《琵琶记》《牡丹亭》等译成诗”，并称赞“这就是最可佩服的地方了”。 1938年2月，同为汉学家的美国人约翰·福开森（JohnC.Ferguson）在《天下月刊》1938年第6卷第2期书评栏目，发表英文短评评价洪涛生的《牡丹亭》译本。福开森以诗人译剧来描述洪涛生的翻译活动，对其优缺点尽做呈现，认为其翻译存在“误译”与“漏译”现象。
刊发于上海《人言周刊》1935年3月第2卷第9期的《牡丹亭》演剧照 中国剧作家陈铨也认为尽管洪涛生的译风明白晓畅，但并非是忠实于原著，甚至为此而不惜对原著有所改动：“固然像《西厢记》这样的诗，非常的难译。洪涛生的译诗常常都很流利、明白、清楚，但是原文最精彩的部分——完美的语言，因此也丧失无余。”并指出洪涛生的翻译“信手自由，同原文往往全不相似”。 季羡林不认为洪涛生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并且也指出洪涛生的译本与原著是有所出入的，甚至是第二次创造。但同时他也认为这恰恰成就了其翻译的独特性——即对诗意的追求，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洪涛生独具才能，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严格地说起来，他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我虽然不十分清楚，他的汉学造诣究竟怎样，但据说是不十分高明的。他往往先让他的学生把中文译成德文，他再根据这译文写成诗。他的本领就正在写诗。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所以，他的译文同原文多少都有出入，但他写成的诗却是完整的文艺作品。读过他的译诗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不赞美他的美丽的词句，和谐的音韵。人们不觉得这是翻译。这是他的译文所以成功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季羡林在对洪涛生的译事活动介绍时，也提到了中国学生在其中的帮助作用。 因在中德文学文化交流上的杰出成就，洪涛生在当时的北京文化界享有重要一席之地。1933年5月6日，北平中德文化协会成立，推中国学者朱家骅与德国公使陶德曼为名誉会长，丁文江、胡适等十七人为董事，洪涛生名列总务组成员。1934年11月10日，为德国诗人席勒诞辰175周年，北平中德文化协会举行纪念活动。《德华日报》发行“希莱纪念刊”，洪涛生将自己所整理的席勒之未完成遗稿《德国之伟大》交付日报发表。1935年5月，协会改名中德学会。1937年3月，中德学会举行德国木刻展览，洪涛生出席。 2 创办“北平剧团”，实施“中戏德演” 洪涛生不仅在翻译上积极投入于中国古典戏曲，而且在传播上也具有先行意识。他还创办“北平剧团”（ThePekingDramaticGroup），该剧团由德国西人业余剧团（theGermanA.D.C）赞助，汉斯·里迪格管理（HansRiediger）。剧团成立后，主要上演洪涛生的德文版《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剧目，均由他亲自导演。在演出方式上，采取了独特的“中戏德演”模式，即演员阵容以德侨为主，台词全部使用德文，这种演出方式可谓耳目一新，别开生面，在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中国报刊对洪涛生的开创性举动纷纷予以报道。如上海《时事新报》1934年4月24日发布《旅平德侨排演〈琵琶记〉》新闻，描述演出“衣冠不改文词悉易”，该日系《琵琶记》新版的首场公演。《大公报》1934年4月28日报道《琵琶记》当日夜晚在天津德国俱乐部演出，洪涛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论自己的翻译历程，提到“合作翻译此剧本之中国学者有冯至，王有德等君”。《大公报》1934年11月29日刊发《牡丹亭》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新闻，称前外长王荫泰女公子亦参加表演。《新闻报本埠附刊》1935年3月16日报道北平剧团赴沪表演《牡丹亭》与《琵琶记》，谈到“中戏德演，在沪尚属嚆矢”。 洪涛生不仅操刀编排，甚至还亲自上阵，参与演出。1930年3月15日《益世报》报道“华风西渐，德国人唱《琵琶记》”，洪涛生为旅平德国小学校筹款，接连两日组织演出《琵琶记》，自演牛丞相，一时传为佳话。但此阶段的《琵琶记》演出尚只有五幕，后来增至八幕。剧场上演进一步促动了剧本传播，剧团也因此声名大振，吸引众多文化人士前往观看。 1934年4月24日，胡适日记记载当日发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的《琵琶记》首次全本公演情况，“晚上去看VincenzHundhansen（洪涛生）译的《琵琶记》的德文本的公演，共摘出八幕： 演蔡邕者为德人VonSteinen（冯·施泰讷），颇卖气力。演五娘者为梅小姐，演牛氏者为王小姐，皆半中国人。最出色者为‘陈情’一幕之太监，名Skoff（斯科夫），声容都好”。 1934年4月，学者潘光旦在短评文章《德人排演出〈琵琶记〉》中，对《琵琶记》在北京的首场演出也有记录：“北平通信说《琵琶记》的剧本，近由北大德籍教授洪涛生译成德文，并由德侨多人彩排，现已练习成熟，定于二十四日晚，在协和医学院礼堂公开表演。演时衣冠不改，但文词曲调，则悉改德风。导演者就是洪氏，演员中，去蔡伯喈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德人史坦宁，去发妻赵五娘的是德使馆秘书梅伦媚女士，去二妻牛氏的却是一个华人，即前外交总长王荫泰的女公子王素女士，去蔡父和蔡母的也是两位旅平德侨。” 差不多同一时间，蔡元培在上海观看了《琵琶记》，其1935年3月19日日记记载：“夜，洪涛生等演《琵琶记》于兰心戏院，偕养浩往观。” 赵景深1946年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文中对《牡丹亭》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的现场演出有更多细节透露，比如发放英文译本，以解决听众不懂德语的问题，“过去中国是闭关时代，享受国际间的声誉自不可能，现在《牡丹亭》也有洪涛生(Hundhausen)的德译本了。此剧在兰心大戏院上演时，并有英译本散发观众，用德语歌唱，配着中国音乐，甚为别致。惜未译完，仅至《惊梦》篇止。但至少有一部分欧美人已经知道中国有汤显祖的《牡丹亭》”。 洪涛生在北京戏剧界的创举迅速传至海外，最先在德国引发关注并获得上演，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1936年初，洪涛生约请十二名国乐师赴德演出，《大公报》该年1月6日报道团队成行，由师大讲师、国乐家王绍先领队，除中国国乐师之外，还有旅居北京的德籍女演员雍竹君（RoraJannny）。雍竹君父为德人，母为华人，是北平剧团核心演员，报道中称其“对中国旧剧极感兴趣”。团队计划在赴欧行程中演出《牡丹亭》《西厢记》等剧，成员表示此行“决尽力介绍具有民族性之古调，以期对我国古有之旧调加以发扬，并顺便考察欧洲音乐新趋势”。继在德国巡演中国旧剧后，雍竹君等人在该年年初还在维也纳演出《牡丹亭》。 因为在传播中国古典戏曲上的贡献突出，洪涛生深受中国人敬爱。《大公报》1934年9月2日报道京剧名家程砚秋宴请外宾，其中便有洪涛生。此次聚会的主题是程砚秋与众人分享自己游历欧洲时所得的有关泰西戏剧设备、照片与模型等。 3 洪涛生与冯至 洪涛生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其中便有如上文所述的与之合作翻译《琵琶记》的冯至。冯至曾获包括歌德奖章与格林兄弟文学奖等德国政府奖项，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与翻译家。青年时期的他与洪涛生共同学习，因为在诗歌以及德国文学等方面的投缘，成为洪涛生中国戏曲翻译的通力合作者。 冯至夫人姚可崑如此回忆冯至与洪涛生的交游，以及洪涛生其人其事，极为生动传神：“我还陪同冯至去拜访过他在北大时一位给他讲德国文学的老师，这人名洪涛生（Hundhausen），是一个畸人。他本来是律师，到北京来办理一个已故德商在中国留下的一大笔遗产。可是他爱上了中国文学，他与北大某同学合作，翻译了《西厢记》《牡丹亭》，陶渊明诗等。冯至出国前也帮助他译过《琵琶记》。他独身住在广安门外一座叫作‘南河泡子’的小岛上，几间简陋的平房，四周是葱茏的树木，他过着朴素的隐士般的生活。使我惊讶的是，别的鸟他不养，却养着一只猫头鹰。猫头鹰在中国是不祥之鸟，在西方则是智慧的象征。他进城时也到我们家中小坐。冯至说，他去德国留学选择了海岱山大学，就是洪涛生向他建议的。北平解放后，他作为德侨被遣送回国，听说他到德国不久，好像‘水土不服’，就逝世了。”
洪涛生《陶渊明诗选》德译本版权页，由北平出版社1928年出版 姚可崑以“畸人”来描述洪涛生，但却并非是讽刺之语，而是指称其为人与性情颇具传奇色彩。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潘尼迦也曾以“怪洋人”称呼洪涛生，认为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做到了闲庭信步：“他本是普鲁士的男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柏林当律师，后来替德国某公司到中国来处理一些法律事务，从此长住北京，乐不思蜀了。他遗世独立，悠闲地住在他自己所建立的孤岛上。他穿的是中国的长棉袍，喝的是中国茶和他自己家酿的米酒，吃的是中国菜。他还用中国宣纸来印刷他自己的译作，作精美的线装。在他的眼里，这样惊天动地的大转变，好似对于他并没多大的影响，他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特以洪涛生青睐仰慕的陶渊明的诗歌描述其性情，可谓是知音者。 冯至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于1923年至1927年在德文系就读，获得洪涛生的亲炙。据1926年北京大学德文系教员课程担任情况显示，洪涛生讲授《德国文学概论》《德国近代文学史》《德国古代文学史》《德国中古文学史》《德文修辞学及文体学》《德文诗学与诗律学》《德意志文字学》《德国文体及名作之研究》《比较德文学史》等，从课程数量以及名称来看，都是非常专业的教学，可见其在德文系中的重要作用。 1935年，剧作家宋春舫撰文《一年来国剧之革新运动》（《剧学月刊》1935年8月第4卷第8期），回顾一年来中国戏剧的发展与革新，列举了四件具有突破性发展意义的事件：一是“梅兰芳氏所组织的剧团，在莫斯科剧院，大演其中国戏”；二是“熊式一氏所改变的王宝川（钏）剧本”；三是洪涛生“差不多把《西厢记》《琵琶记》以及《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全部译出”；四是雍竹君女士计划“将德国著名的歌剧，译成中文”。其中有两件中德戏剧交流事件，尤其是已经取得一定业绩的洪涛生的翻译行为令人瞩目。在20世纪德国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史上，无论是从翻译时间来说，还是从译著的数量与质量来说，洪涛生的投入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比如其《牡丹亭》是第一个完整的德译本，而由其引领的北平剧团的“中戏德演”更是从舞台实践层面将中国戏曲传播到世界，堪称此类译介第一人。 专栏简介
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共和政体建立，出现外国人来北京热。他们或参与军政事务，或从事文教工作，或经商，或参观游览……他们在北京留下踪迹，他们对中国时政、历史、社会、人物的评价，或是偏见谬论，或有误解曲解，或具真知灼见，虽过百年，已属历史陈迹，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实，建设新时代文化大都市也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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