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青春——从一二·九运动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觉醒

2025-12-5 15:3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刘怡|来自: 中国档案报

摘要: 1939年12月16日，《新中华报》第三版刊发的《毛泽东同志演词节录》。《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毛泽东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部分内容于12月16日《新中华报》第三版刊发， ...

1939年12月16日，《新中华报》第三版刊发的《毛泽东同志演词节录》。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毛泽东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后部分内容于12月16日《新中华报》第三版刊发，题为《毛泽东同志演词节录》。在这篇讲话中，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说：“‘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时间回溯到1935年冬，当时的华北，寒风凛冽，山河破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破山海关，并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致北平局势骤然紧张。12月9日，北平约3000名大中学生冲破军警封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的爱国运动，不仅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烽火，更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悲愤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益猖獗，在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又将矛头直指华北。1935年7月，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在此之前，国民党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气焰。为使华北五省两市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控制冀东22个县。作为适应日本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国民党当局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

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企图像侵占东北一样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不仅要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蹂躏，还要被汉奸卖国贼欺压。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更是唱出了残酷现实，华北沦亡迫在眉睫，举国民众痛感悲愤。北平、天津的广大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变化尤感关切。清华大学救国会的《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喊出了爱国学生共同的呼声：“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爱国情怀的最真实写照。

毅然请愿：冰雪长街点燃救国烽火

面对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重申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宣言的公开发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抗战时局的清醒认识，特别是让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进步学生自觉自愿地了解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抗日救国主张。

北京大学学生在电车上演讲

选自《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

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时工委”）的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北平学联”）成立。12月6日，在国民党政府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机构的消息传出后，北平15所大中学校立即联合发表《北平各校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退让政策，痛陈今日之中国“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提出：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人民对敌抗战，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同日，北平学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布《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号召“全国的民众们，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并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九大纲领。当国民党政府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传来时，震惊了每一位爱国学生。北平学联党团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在这天举行请愿活动，我党组织决定派共产党员姚依林和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指挥请愿活动，临时指挥部就设在咖啡馆楼上。12月8日，北平学联在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召开紧急会议，将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路线告知各个学校负责人，并在组织工作上作了详细部署。会上，有人提出“人数若不足八百人是否取消游行”，共产党员彭涛回应说：“形势到了，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来。”

12月9日清晨，北平的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天刚拂晓，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彭涛等人的指挥下，参加抗日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上午11时，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汇集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学生们提出6项要求：（1）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原定的请愿书递不上去，指挥部决定将请愿改为示威游行。

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在严冬的朔风中，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游行队伍沿途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学生们在大刀、皮鞭、木棍和枪刺的袭击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但学生们没有退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反而更加激昂。

对于这次请愿游行的消息，国民党政府严禁报道，但上海出版的外国报纸《密勒氏评论报》详细报道了一二·九游行的实况，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学生们在新华门请愿失败后，决定改为示威游行的残酷场景：“在刺骨寒风中长时间等待而冻得半僵（前些天曾冻死了十人）的学生们活跃起来，他们高呼着口号行进，而且非常有纪律。在西单牌楼，八九十名警察和一个大刀队试图封锁道路。在空中威胁地挥舞着他们的刀枪，并殴打、拘捕了学生。一部分队伍被分开了，但是学生们涌过道上的交叉处很快又重新汇合了。学生的领导者从未动摇，以惊人的勇气面对着挨打而毫不退缩，心平气和地与警察辩论并将宣传材料放在他们的口袋内。”

12月11日，国民党当局无视爱国学生及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计划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针对其倒行逆施，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立即决定于同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游行学生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搏斗

选自《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

16日，北平万余名学生突破军警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开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在市民大会上，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慑于人民爱国运动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多年后，彭涛回忆：“市民、洋车夫、小商贩都自动加入，队伍越聚越大，我们才体会到‘全民起来’四个字的力量。”

抗日怒吼：从北平学生救亡斗争发展为全国群众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动了古都北平，也迅速传遍海内外。天津、保定、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罢课、集会、游行。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各地工人立即罢工。广州机器厂、上海纱厂率先停工，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上书，要求释放被捕学生。26日，陕甘苏区举行万人大会，高呼“武装保卫华北”。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自此，各地救国会、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积极呼应，国际学生联合会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为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更好地把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巩固下来，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而进行更有效的斗争，193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党的指示，为将一二·九运动引向深入，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500人左右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结合的道路。1936年2月1日，宣传团在北平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至1937年春已有6000余人，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扩大到2万余人。彭涛、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人，日后则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历史回响：中国共产党点燃不灭火种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他生动形象地比喻道：“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他还深刻指出：“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些论断准确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关键作用，也指出了青年和知识分子应当选择的政治方向。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展现了中国青年在国家危难时刻的责任与担当，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同时，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的支持，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