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场胡同头条1号：一生沉浮终是客

2025-12-24 15:3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刘志|来自: 放牧心情的老笨

摘要: 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西侧，有一大片低矮破旧的老胡同，统称校场胡同，其源于明清时这一带曾是士兵操演练武的校场，清末废除八旗制度后，这里逐渐演变为居民区，形成校场头条至九条系列胡同。清末民国时期，胡同里有许 ...

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西侧，有一大片低矮破旧的老胡同，统称校场胡同，其源于明清时这一带曾是士兵操演练武的校场，清末废除八旗制度后，这里逐渐演变为居民区，形成校场头条至九条系列胡同。清末民国时期，胡同里有许多会馆，车水马龙，宾客如云，十分热闹。我今天要来寻访的是三原会馆旧址（校场胡同头条1号），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于右任曾长期在此客居。

三原会馆旧址就在胡同口，进入院内，发现腾退已近尾声，房舍破败，几近荒芜，只有两三户人家尚在。雪后的院落十分僻静，惟有房顶积雪融化而下的滴水声清脆入耳。三原会馆始建于清代，是由陕西三原同乡筹资修建的，前后两进院落，曾是进京赶考的举子、经商的掌柜们落脚的场所，而让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陕西三原之子于右任。1912 年春，清帝刚退位，共和的旗帜虽已升起，北洋军阀的势力却仍盘根错节，34 岁的于右任受孙中山之托北上联络革命力量，人地生疏的他，把三原会馆当成“老家”，这一住，就结下不解的情缘。

初入会馆时，于右任还未留起后来那标志性的长髯，穿着半旧布袍，眉宇间满是锐气。他住东厢房，屋内陈设极简：一张木板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墙上挂着他手书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尽显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每日清晨，他会在院里打一套太极，而后伏案读书写字，累了便在胡同里溜达，操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话和街坊拉家常。夜里，会馆灯火通明，文人墨客、革命同仁齐聚寒舍，泡上一壶粗茶，就着一碟花生米，谈国事，论诗文，兴起时，于右任便挥毫泼墨，为客人写字相赠。

1918 年，是于右任在会馆住得最久的一段时光，足有小半年。彼时他已当选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却因北洋军阀封锁回不了西北，便在会馆设立了靖国军驻京联络点。那段日子，会馆成了革命的 “中转站”，白天他忙着为前线筹款筹械，接待各路爱国志士，晚上就着一盏豆大的油灯，在斑驳的木桌上写文章、拟通电。

于右任的客居，让三原会馆在京城有了名气，不少达官显贵前来拜访。北洋政府特意派人带着厚礼和委任状找上门，对于右任许以每月3000大洋的高官厚禄。正在给逃难乡亲分馒头的于右任断然拒绝：“这钱是刮百姓的血汗，我于某人消受不起！你们的文虎章，狗也给、猫也给，不值半文！”于右任客居会馆时，常有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乡亲逃难而来，他总会亲自迎出去，尽自己所能接济难民，一碗粗茶、两个馒头，让这方小院成了乱世里难民最温暖的港湾。

1924 年冬，于右任第三次住进三原会馆，此时的他已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长髯初成，更显风骨。这次北上，是为筹备国民会议，抵制曹锟、吴佩孚搞的“善后会议”。他在会馆里召集北方爱国人士和陕西乡党，宣讲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新纲领，话语铿锵有力，听得人热血沸腾。激动之余，他带头喊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乡党们纷纷附和，喊声飘出胡同，引得路人驻足聆听。

于右任更多的人生传奇书写在会馆之外。1879 年，于右任出身陕西三原贫寒之家，母亲是甘肃逃荒难民，他3岁丧母，父亲在四川经商，全靠二伯母拉扯长大，7岁入私塾，寒冬腊月借油灯背书，手脚冻得通红也不辍，16岁中秀才，19岁岁试第一，被称为“西北奇才”。可他这“学霸”偏不安分，1900年慈禧逃到西安，官府命百姓跪地迎接，他愤而上书陕西巡抚，欲“手刃西后”，被同窗死命拦下。三年后他自印《半哭半笑楼诗草》，以“女权滥用千秋戒，国土瓜分万劫深”的尖锐诗句，痛斥时政，遭清廷通缉，他只得假扮司炉工乘火车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于右任遇马相伯相助，化名刘学裕入震旦学院上学，因教会干涉校务，马相伯率百余名学生退学。随即，于右任帮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校名取其诗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寄复兴之志。继创办复旦大学之后，于右任还曾执掌上海大学，聘请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执教，获得“文有上大，武有黄埔” 之誉。为了实现“教育救国、培育新民” 的理念，他四处化缘，先后创办民治小学、三原女校、渭北师范学校、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和中山军校等，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多个维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大家。

除了办学，于右任还是新闻界的领军人物。1906年，于右任东渡日本，见到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返沪后办《神州日报》，大力宣传民主自由，因邻居失火殃及鱼池，报纸仅存活满月。两年后，他再次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思想，被当局勒令停刊后，他毫不气馁，继续创办《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些报纸虽然寿命不长，影响却极大，时人称其“一支笔胜十万毛瑟枪”。晚年时，有人问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他回答是当报人的这段岁月。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开创了火车夜行的先例。孙中山病危之际，他参与起草总理遗嘱。之后他在西北主政数年，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内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于右任在西安召开6万余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罪行。同月底，李大钊被害，在追悼大会上，于右任亲自介绍“李守常同志革命史略”，声讨反动军阀罪行。于右任仿照莫斯科红场，将西安皇城改为红城，将城墙、钟楼一律涂为红色，大街小巷书写革命标语，亲书“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一切利益归于民众”等标语。于右任主持陕西军政期间，西安一度成为北方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城市，有“南广州北西安”之誉。

从1931 年起，于右任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一干就是34年，期间打虎力不从心，却以一身正气，守住“为民发声” 的初心。1948 年，于右任竞选副总统，当时不少候选人送金条、摆宴席拉选票，于右任囊中羞涩，却自有妙招：他花了一个星期，写了近两千幅 “为万世开太平” 的条幅，再配上自己的签名照片，凡是来拜访的 “国大代表”，每人送一份。他曾诙谐笑道：“我送的条子比金条值钱”。选举结果是李宗仁获胜，于右任虽然落选，却也坦然，在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时，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十分钟之久，这份敬重远比职位更金贵。

于右任称自己的书法比金条值钱，在当时是夸张之辞，今天却成了事实。在2018年英国一家拍卖市场，其书法四屏《满江红》创下了930万元人民币的纪录，每平方尺46.5万元。作为公认的“近代草圣”，于右任开创“以碑入草” 的独特风格，将碑刻的雄强骨力、方劲笔法融入草书创作，既保留草书的灵动流畅，又赋予其前所未有的雄浑气象，成为世人争相收藏的墨宝。早年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有两枚印章，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就盖，从不收钱。抗战期间，他去医院慰问伤兵，没有别的礼物，就送书法，一晚上要写几十幅，秘书要代笔，遭到他严厉批评。有一次他得了伤寒，请来著名中医陈存仁救治，病治好了，他掏不出诊费，写下怀素体千字文相赠。去台湾后，于右任见有的商店招牌冒用他的名号，他让商家取下假招牌，重新写了招牌挂上，商家要给他报酬，他笑答：“我若收了你的钱，这牌匾有了铜臭味，就不值钱了！”

于右任一生创作诗词千余首，不算高产，却均为上乘之作。有人称其“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于右任设家宴招待毛泽东，他称赞毛泽东《沁园春·雪》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魄，毛泽东却笑道：“哪及你‘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深沉有力。”两人拊掌大笑，诗心相洽，成就一段美谈。毛泽东称赞的这首诗，是于右任1941年拜谒成吉思汗陵，痛感日寇侵略，山河破碎写的散曲：“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1949 年，于右任被迫赴台，与亲人天各一方，在台15载，身居高位却过着清贫生活。没钱装不起假牙，牙疼只能忍着。生病住不起大医院，就在小诊所求医。他一生先后有5位妻妾，晚年却孤身一人。结发妻子高仲林一直在三原老家，成了他最珍贵的念想。他与发妻的情缘始于1898年，那年陕西旱灾，官府把主持救济灾民的粥场交给刚中秀才的于右任，高仲林彼时在粥场当志愿者，俩人的义举与善良，最终成就了一桩聚少离多、跨越两岸的婚姻。1961 年高仲林80大寿，周恩来特意派于右任女婿屈武去老家办寿宴，将照片寄到台湾，于右任抚像恸哭，感动不已。

1962 年，于右任病重之际，在台北病榻上颤巍巍写下《望大陆》，字字泣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成为老人的思乡绝唱。1964 年 11 月10日，85 岁的于右任在台北病逝。弥留之际，他喉咙发炎说不出话，先是伸出一个指头，又伸出三个指头，众人许久才猜透，一个指头是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故乡三原。他死后，家人打开他的保险箱，里面没有一分钱遗产，只有日记、信札、一堆欠账单和发妻寄来的布鞋。

离开校场胡同1号时，一位路人见我拍照，好奇地问：“这是啥地儿？”我告诉他是三原会馆旧址。见他一脸懵然，我追问：“你听说过于右任吗？”对方摇摇头，走了。岁月不仅将旧日的会馆雕刻得面目全非，连同这里相关的人和事也消磨殆尽了。我想，倘若于老健在，喜逢祖国统一，他踏上日思夜想的故土，三原会馆会是他大陆之行的重要一站，这里不仅深藏着他的热血追求和笔墨情怀，还有浓浓的乡愁和亲情。真可谓：一生沉浮终是客，唯留风骨照汗青。

（文中除人物和书法源于网络，其余均为作者实地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