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1965年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已五十馀年，在此期间遇见了各色人等，虽无多少交往，仅凭回忆，记录如下（均已故）。 唐兰 唐兰（1901-1979）是著名的学者，曾于上个世纪60年代担任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职务。“文革”期间故宫博物院的大部分职工，都下放至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中包括唐兰先生，他以“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近七旬的高龄，当上了老“五七战士”。一日三顿的米饭加咸萝卜干的伙食，使老人不太能适应。于是他的老伴便从北京寄来了一些罐头食品，用以调节口味，增加营养。不料此事办得不够机密，被告发后，连部将其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苗头，把唐兰的所有罐头食品搜出，军宣队和连部充分利用了故宫人的陈列展览专长，将罐头食品摆放在床上，辅以文字说明，犹如一个小型展览，过了一把“原状陈列”的瘾。并在他的住房中召开现场会，予以揭露，唐兰本人则蜷缩于床边接受批判，同时还组织二大队（即“图博口”）其他各连前来参观，接受教育。本人即参观了此次“原状陈列”，并参加了批斗会，深刻接受了教育。 罗福颐 罗福颐（1905-1981），字子期，笔名梓溪、紫溪，七十后自号偻翁。古文字学家。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文化部副研究员和业务秘书、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是故宫博物院的著名学者，其父为大名鼎鼎的罗振玉。 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与罗福颐先生没有打过交道，印象中他就是一位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的老者，身体不是太好，在“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头。罗福颐亦被发配文化部五七干校改造思想，其编制为九连。干校建校初期，人员所住的大部为“干打垒”的房子，后来才陆续建起了砖房。 1969年秋冬季，九连全连被校部派往咸宁县隔壁的嘉鱼县，在长江边上的潘家湾转运红砖，卸船装车。大队人马住在离码头有一段距离的“血防站”（血吸虫病防治站的简称）中，船来卸船，车来装车。未及装车的砖，就整齐码放在大堤上，为防丢失，夜间就需要派人值班看守。壮劳力不能大材小用干这样的活儿，只能从老弱病残人员中安排人干这样的活儿。于是唐兰和罗福颐两位先生担当起了此项重任，为此给他们二位用芦苇搭了一处小小的棚子，以遮风挡雨。两位矮矮胖胖又戴了圆圆眼镜的老者，就在棚子里轮流值守，这处芦苇棚子被戏称为“熊猫馆”。 顾铁符 顾铁符（1908-1990），江苏无锡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执教过中山大学、中正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1958年下放调来故宫博物院工作，是一位对于各个文物门类融会贯通，考古、器物、书画、古建、历史均有很深研究的专家。顾铁符说话仍然保留有浓重的无锡口音，很多人听不大懂他的话，我则可以用上海话与之交谈。 顾铁符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亦随故宫博物院大队人马下放文化部的咸宁五七干校，去“战天斗地”。干校时期的文化生活是极其枯燥的，但是为了显示这是文化部的干校，所以每个连队逢年过节时，都要在住宿平房的山墙上张贴图文并茂的墙报，以展示“革命”后文化的“繁荣”。我、杨新等人均参与过此类事。 大概是1970年的国庆节，照例又要出版墙报了。我们特地在刊头上画了一个天安门城楼，可能是画得有些“写意”，适逢顾铁符先生走过，端详一番后说：这天安门画得不够准确。于是换了纸由他重新绘制，柱子、斗拱、鸱吻、城墙、门洞等等，完全凭记忆一丝不苟地画将起来，画出来的天安门，完全符合古建筑的形状与规制，我们看了不由得佩服喝彩。 徐邦达 徐邦达（1911-2012），在古书画鉴定界属于如雷贯耳、超重量级的人物。他所撰写的《中国绘画史图录》、《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过眼要录》、《古书画伪讹考辨》等著作，已经成为这一行当内的必读文献。 上世纪60年代的后期，徐邦达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的大多数人，都下放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思想。徐邦达一介文弱书生，在干校吃了不少苦头，我曾有短文记述他在长江边上的潘家湾，因为在农民的地摊上买了两个梨，而遭到全连批判的小故事，转述如下：“1969年秋冬，我们连（九连）被校部派往长江边上的嘉鱼县潘家湾，为干校校舍基建装运红砖。工作带有一定突击性，船来卸船，车到装车，没有任务时，便‘突出政治’。当时年近六旬的徐邦达先生，也身为老‘五七战士’，与大家一起‘战天斗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干校伙食，以吃饱为主。徐邦达先生胃口很小，每次吃不多，又不能存起来。一天上工途中，顺便在摊贩上买了两只梨，以备不时之需。但此事办得不够机密，结果被连部知晓，军宣队马上组织召开全连大会，对徐邦达进行批判，罪名除‘不好好改造’、‘追求享乐’等外，还给戴上了现在的人根本不能理解的‘助长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这顶吓人的大帽子。”记得在批斗会上，徐邦达先生唯唯诺诺，不紧不慢地承认错误，态度甚好，一派与世无争的样子，批斗会就只能在几声口号中落幕了，因为大家还要卸船装车去呢。 到了70年代“文革”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从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陆陆续续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我曾经同徐邦达在一个大办公室内共过事。徐先生坐在用大书柜隔开的里间，我们则在外间。这段时期，虽然正常的业务工作还不能展开，但毕竟比之干校的环境已经大有好转了。 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应邀访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这位首相，并且在会见谈话结束后，还以珂罗版影印的拓本怀素《自叙帖》相赠。此事第二天便见于《人民日报》等报纸头版报道。 那天上班后，我们书画组内的同事都在静静地阅看报纸上的新闻，突然从书柜的后面传出徐邦达的喊声：“那东西是假的啊！”大家听到以后都有点发愣，全组的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搭腔接话茬。试想，伟大领袖送给外国客人的竟然是个假的东西，这岂不是在诬蔑伟大领袖、反对伟大领袖吗？这个时候的徐先生，全然忘了“文革”初期挂着牌子遭到批斗的往事，也忘了在干校因为从地摊上买了两个梨，而被全连开会批判的情景。他脑子里装的就是文物的真伪，就是这种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事情，其天真令人惊讶，又令人敬佩。 刘九庵 刘九庵（1915-1999），河北省冀县大齐村人。十四岁到北京琉璃厂悦古斋字画店学徒，长达十二年之久，从此与古书画结下不解之缘。后曾独自营销、代售古旧字画。1956年入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书画的征集、鉴定和研究工作，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书画鉴定家。 刘九庵先生是从北京琉璃厂字画店学徒出身，实实在在是靠自己努力苦学而达到的成就。以刘九庵先生的经历，虽然从农村出来，但并非属于“响当当”的贫下中农成分，与“红五类”当然更是无法相提并论，与徐邦达先生的出身经历也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刘九庵先生为人十分谨慎和低调，也不擅长高谈阔论。不过刘九庵先生有他自己的优势，对于绘画史上的二三流画家，即平时大家称之为“小名头”的画家，极其熟悉，而这部分画家，则往往是徐邦达先生所忽视或不熟悉的。我们在书画组内观画时，就时常会碰到这样的场面，当徐邦达先生看到一件比较陌生的作品，他就会说：“老刘，这个人我不熟，你来说吧。”这个时候刘九庵先生才会将他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道来。 刘九庵先生观画勤于记录，脑子好，又笔头勤。他编著有《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一书，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经他过目；另，刘九庵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一书，采用了大量实物资料，详加说明，为从事书画鉴定工作者必读的图书。 张绿子 张绿子（女，生卒年不详），日本人，本名鸟居绿子。因与中国学者张雁深（1910年生，卒年不详，燕京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通英、日、法、意大利四门外文）结婚，改姓夫姓，故而更名为张绿子。其父为知名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聘张绿子为研究员。我参加工作时，见过这位日本籍的研究员。她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柔弱文静。这一时间段，正是“文革”高涨期间，红卫兵、造反派不但要揪斗中国的“五类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对于像张绿子这样的“东洋阶级敌人”，也是要加以批斗的。后来被上面有关部门得知而加以制止了。 “文革”期间好像还见过张绿子在女儿陪同下，来故宫办什么事，她女儿也穿着一身绿军装，腰间扎宽皮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真是乱了套，一切都搞不懂。“文革”结束后，其丈夫张雁深已然去世，张绿子及其子女决意要返回日本生活。返国之前，她特意到故宫来辞行，我正好目睹了这个场面。记得是在御花园北门的贞顺门外，她和子女弯腰九十度，毕恭毕敬频频向杨伯达先生鞠躬，杨伯达先生亦弯腰还礼，张绿子同杨伯达互相用日语交谈。这一场景令我十分震惊，印象深刻。 居瀛棣 居瀛棣（女，1916-1968），曾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任职，既担当阅览室的开放管理、图书的借还，还担当新书的采购、编目（其中还包括很多外文图书）等工作。我就是在图书馆阅览时认识这位老太太的，她当时尚未退休。因为她能够讲一口上海话，一来二去我们就同她熟悉了。 后来听其他同事讲，这位老太太来头不小。她的父亲叫居正（1876-1951），国民党元老，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而居瀛棣的丈夫则是中共地下党，解放后任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居瀛棣为人和善，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文革”中似乎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1968年，故宫博物院的职工下乡至北京郊区大东流公社土沟大队参加夏收。职工干活非常卖力气，为此公社的广播中表扬：故宫的职工个个干得满头大汗！成为那时我们的“口头禅”。但是因为长时间在烈日下劳动，居瀛棣却因突发脑溢血，抢救不及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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