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与北京：一生回望的故都

2026-1-13 18:47|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陈玉通|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他是明朝第一才子，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在流放中耗尽半生杨慎很少为人提及。但500年前，他可是名震京师的风云人物。杨慎字用修，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487～1559），享年72岁。他是嘉 ...

他是明朝第一才子，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在流放中耗尽半生

杨慎很少为人提及。但500年前，他可是名震京师的风云人物。

杨慎字用修，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487～1559），享年72岁。

他是嘉靖年间第一大才子，少年时即有神童之誉。史书载：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古战场上、过秦论。因赋黄叶诗，为诗坛大佬、宰辅李东阳（1447～1516）叹赏，受业其门下。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成状元，年仅24岁。继成翰林修撰，年纪轻轻即成高级官吏了。史家说，这与他出身高干家庭不无关系。其父杨廷和，系武宗正德年间权臣。武宗殁而无后，他受皇太后之命，去湖北安陆，把兴献王的儿子朱厚熜接到北京继帝位。兴献王是武宗叔叔，朱厚熜是以侄子身份得帝位的。当时他才15岁，是独子。其母是个厉害角色，自幼逼其读四书五经，故他的性格有些畸化古怪，说一不二，极偏执。

却说这天杨廷和回来直叹气，杨慎问原因。

原来这朱厚熜自湖北乘舟北上，驻跸潞河（通州）驿馆时，一听说要以皇子身份由东华门进紫禁城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不干了，死活不肯起驾。理由是，此来是即皇位的，不是当皇子的。群臣无奈，只好按仪礼，写了份劝进书，以符承大统之资格，再将这位不好伺候的爷送至北京正阳门外，用皇辇抬进大明门入宫即位。

本来都安排好了登基大典时日，也通知了百官，哪知朱厚熜不知是真受了些风寒，需调理休息，还是临时变卦，竟说改日再说吧。而真正原因，是他早晨起来，要到殿后的玉食馆吃早膳时，抬头瞥见这大殿全覆绿色琉璃瓦在朝阳下闪光，顿时感到刺目。别看他是头一次进紫禁城，但在老家听西席先生讲过，东宫（太子宫）居所是绿瓦，以示长生意。故一见杨廷和即拉下脸来，质诘这是什么意思？名义上让我以九五之尊进入紫禁城，却让朕入居太子宫？杨廷和马上机敏地责问杨慎，为什么没有对皇上说明原因，真该治你欺君之罪！原来，皇帝例居的寝宫乾清宫，在武宗时遇火灾，正在修复中。朱厚熜这才无话可说，到玉食馆吃他偏好的热干面去了。

杨慎是让礼部临时从翰林院调来伺候朱厚熜的。一来他是首辅杨廷和儿子，二来杨慎学问广博，可应付这习性刁怪、常好自炫其能，问些奇奇怪怪问题的小皇帝。在老臣们看来，25岁的状元郎和15岁的小皇帝也许好说话，可探出传言实情。虽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身为顾命大臣和首辅的杨廷和，对让儿子进入紫禁城，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虽说举贤不避亲，但让杨慎进出大内难免会有非议，毕竟五品官员按制非奉诏不得进入。好在小皇帝嘉靖刚即位，还顾不上过问这些，而且他也知道此事。

杨慎陪伴朱厚熜没几天，即见出这小皇上难侍候，不禁想到那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来。别看15岁的朱厚熜岁数不大，贼心眼子却不少。没几天，即怀疑杨慎是老臣们派到他身边的“坐探”了。他直接对杨慎说，为父母上皇帝皇后尊号是绝对不能改的。

朱厚熜父亲兴献王，是宪宗之子，孝宗弘治帝之弟，武宗的叔叔，所以朱厚熜是以侄子身份继承伯叔所遗皇位的，按制只能尊其父母为皇叔父皇叔母，自称侄皇帝。但朱厚熄硬要为其父母上皇帝徽号。如此一来，就完全违背了皇帝血脉继承秩序。故当他先口谕后下诏，要为爹娘建“世庙”，尊其父为兴献帝，并在太庙立牌位时，受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众臣抵制。

嘉靖人小鬼大，怀恨于心，隐而不发。他深知，自己名副其实是孤家寡人，前朝百官自成党，若逼迫过甚，皇位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呢。先放出口风，自有效忠的人投靠。朱厚熜还是读过些《通鉴》之类怎么当皇帝的书的。

转过年来，有个叫张璁的浙江温州人，是个七考不中的老举人，眼看快到知天命之年了，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心态，来北京参加吏部的“谒选”，暗想，考不中进士，权当最后逛逛皇城了。他有个姓萧的科考同年当了御史，会相面，说他47岁上会得官，又对他说了嘉靖和朝臣不和内幕。于是他连夜写了封奏疏，一通称赞嘉靖尊崇孝道如何伟大，说：“故谓陛下入继祖统则可，谓为人后而自绝其父则不可。盖统与嗣不同，非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今宜别立皇考庙于京师，以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嘉靖见疏，大喜过望，立刻以手诏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寿安皇太后。

奏疏和手诏连夜送到杨廷和家中。杨慎劝父亲别管这事儿了，看来在朱厚熜周围有了投机死党，要借这事儿加官晋爵牟富贵。

杨廷和与礼部尚书商议后，决定“封还手诏”，继而又把被嘉靖任职到吏部的张璁，发到南京去当官。朱厚熜挺沉得住气，直接下诏，把张璁调回北京且超擢其任为尚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其后，又有利禄之徒跟着上疏，也都被任为高官。眼见两三年间，在嘉靖周围佞谀之徒成党，且不时被弹劾“专恣用事，无人臣礼”，杨廷和便与礼部尚书干脆辞官，但嘱杨慎要继续坚持大礼议。

这时的杨慎，为吏部正式任为经筵讲官。

他没想到，嘉靖特旨任张璁和跟着来的同僚桂萼为翰林院学士。与这样钻营的小人为同事，杨慎感到实在羞耻。而以张桂为首的帝派，愈益猖狂攻击护法派大官小员，两派矛盾日趋尖锐。这天百官正待上朝，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请愿去！”于是一呼百应，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上至尚书卿贰，下至国子监五经博士，全都闻讯聚到午门内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左顺门，多达229人，伏跪哭喊“皇上明鉴”“高皇帝啊”。嘉靖命太监谕立行散去，百官哪听，嘉靖遂命锦衣卫抓去为首的几人下狱，吓走了几人。杨慎难抑悲愤，撼门大哭，于是百多人都哭起来，声震天地。18岁的朱厚熜索性借此立威，命全部入狱，接着又下谕，四品以上罚俸，五品下廷杖，打死了17人，为首的则削职充军。

杨慎受刑后，被发配到云南永昌（今保山）。史家认为，倘若不是看在杨廷和是一手扶保朱厚熜即帝位这一点上，杨慎必死无疑。但亦有史家认为，这恰恰可见出嘉靖狠毒寡恩卑劣心态：让杨慎活受罪。如果杀了杨氏父子，反可让他们青史留名，自己落个不容诤臣昏君恶名了。史载，嘉靖在杨慎被流放后，犹未解恨，时不时地询问杨慎在干什么呢，听到说他又老又病活不了几天了，这才没有下追杀令。

杨慎出生在位极人臣之家。三代进士，有“杨氏满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则更是少年得志，未到而立之年即跻身高干之列，但“议大礼”，与皇帝对着干，使他从天上掉到谷底。削职为民，谪戍蛮荒边地，虽使其远离钟鸣鼎食，过一介草民日子，却使他能全身心沉浸于文史哲研究著述中。与其说是多门学科知识的猎取钻研，使他思想精神世界纳天地，从而萌发命力；不如说是“君要臣死臣不死”的刚毅个性、顽强意志，使他战胜恶劣环境，潜心学问学术，成为一代学问大家。

杨慎入滇后，自号升庵。其《升庵集》多达81卷，著述400余种，不但文史哲“拔戟自成一家”，多有独见造诣，且对天文地理、博物、医学、戏曲、金石、语言等等也有论述，是中国学人中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故清代学人李调元赞誉他为“古来著述最富第一人”。他在滇川名声很大，边地学人争相与之交游问学。他是来者不拒，识与不识都能诗酒谈欢研讨学问。来求碑刻铭文，有求即应，故云南多地都有其游踪墨宝。这些都使他成为西南边陲最早的文化拓荒者、播种者，促进了滇川文化与内地文化交流互动。

比杨慎晚生不到40年的文坛大佬王世贞（1529～1590），在他的《艺苑巵言》中，记载了一些升庵携伎诗酒绯闻，说有些地方乡绅富贾为求其诗文墨宝，常雇佣歌伎侑酒，趁机求书。又说，杨在泸州时，醉后胡粉扑面插花双鬓，让门生抬着滑竿，诸伎捧酒在侧去游街云云。这种看似“故自贬损，以污其渍”的“行为艺术”，显然是在佯作癫狂荒诞以求自保。尽管那时交通闭塞信息难达，但嘉靖连年不上朝，成天跟一帮术士老道炼金丹长生药，不问朝政，但提到杨氏父子即咬牙切齿之类信息，还是能通过致仕还乡官员等渠道，传到杨慎耳中的。对此，有史家认为，正是嘉靖为求长生不老药，28年不上朝，和老道们厮混在炼丹炉烟雾中，才保住了杨慎一条命。

杨慎是以72岁之龄去世的。越到晚年，越对世事人生洞若观火，可说是于红尘中悟出了超尘之奥。最能体现他哲思的，要算是他晚年所写《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了。其第三段，即因电视剧《三国演义》作为片头曲歌词而广为人知的《临江仙》。这本是《说秦汉》的开场词，竟被康熙时人毛纶毛宗岗父子，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擅加于卷首，让后人误以为是罗贯中所作了。罗是元末明初人，焉能有比他晚生150多年的杨慎的认知呢？先看看这《临江仙》原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是杨慎对历史沧桑的叹喟，更是他对人生对生命，对自己几十年坎坷经历的感悟。不难见出，既有庄老虚无意识，又交织着自我解脱精神，颇具达观人生观的哲思。

杨慎祖籍是四川新都，但他出生地是北京。其年谱写得很明白：“明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六日生于京师孝顺胡同。”清光绪时人朱一新写《京师坊巷志稿》时，误将杨慎出生地写在宣武门外的南北孝顺胡同名下了。今人写北京胡同掌故，据这记载寻杨慎祖宅自无果。杨慎祖宅是在崇文门内路东的孝顺牌胡同。清制，汉官一律居外城。明朝没这规矩。

杨慎逝后，川滇对他的崇念绵延至今，其足迹遍布，状元祠状元楼状元牌坊不胜数，故里自不必说。但杨慎在京祖宅早荡然无存，这片地区高楼林立。当我路过这里，不禁会想起他的《临终绝笔自赞》：

遭逢不平，以处安边……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充而盈，宠为辱，平为福者耶！死亦不忧，生亦不喜。生顺死安，可谓云尔。死于此，葬于此，斯已矣。积善不报，在诸子师友相厚之极。故及此。

如果在适当建筑上有块铭牌，镌刻上这些文字，无异于我们将这位明代第一才子请回了他出生地，该是多么有意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