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县会馆”的前世今生

2026-2-3 19:1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郑大壮|来自: 北京纪事

摘要: 在宣武门这家咖啡馆里，邂逅三百年的徽州文脉清代文学家梁章钜所撰《楹联丛话全编》有曰：“室因新拓来今雨，人比分躔聚德星”，指新的馆舍落成后，新老友人如春雨般来此道喜，贤士因志趣相投来此谈天说地。位于西城 ...

在宣武门这家咖啡馆里，邂逅三百年的徽州文脉

清代文学家梁章钜所撰《楹联丛话全编》有曰：“室因新拓来今雨，人比分躔聚德星”，指新的馆舍落成后，新老友人如春雨般来此道喜，贤士因志趣相投来此谈天说地。位于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在经历转型升级后再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走进这座会馆，迎面而来的是浓厚的文化气息，红房排布，古树参天，人语飘香，在周围高楼大厦的映衬下，仿佛奏唱着古今交融的历史音符，言说着古城新貌的典雅留驻。

前世：起始于明而兴于清

明清的京师南城是会馆文化的发祥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朝廷开始修筑京师外城，一些官绅和商人便筹资在外城建造会馆，用于联谊同乡、经营生意和居住生活，也使得这片区域逐渐成为帮助来京同籍乡人安顿的聚集地。当然，会馆的兴起也与科举制度和商业繁荣密不可分，一些来京做生意的商贩，进京参加科举的士子都在会馆停歇，租用馆舍住宿，由此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会馆文化。

如今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详细记录其在明末创建、清代改建，以及乾隆、嘉庆朝扩建的史籍，是成书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重续歙县会馆录》。其中的《续修会馆录节存原编记序》中有如下记载：“万历十四年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许文穆公国碑记云，徽歙会馆者，歙从事诸君所建也，自嘉靖季年，杨(忠)、鲍(思)诸君倡其始，许(标)、刘(嵩)诸君蒇其成，旧在菜市中街，狭隘不称，乃营西城。陬为堂三重室九个，经始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庚辰，落成于四十二年十二月甲子，博士鲍君，额其馆曰崇义。”可见，歙县会馆从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动工，花费一年时间建造，次年十二月落成。不难看出，这当中记载的是早期的歙县会馆，然而这座会馆落成后没多久，就被迁到了正阳门西侧，明朝灭亡时陷于兵火，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清代朱一新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编纂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宣武门外大街”条书里做过如下记载：“全闽会馆井一。又有直隶、关中、翼城、天门、歙县……诸会馆。”入清后不久，歙县人张习孔将位于北京牛穴胡同（今留学路）的私宅捐出，重建为新安会馆，供徽州一府六县旅京人士共同使用。近现代方志学家、诗人许承尧先生曾是歙县会馆的常客，他在《歙事闲谭》中叙述：谓创始于明嘉靖年间，初名“崇义堂”，后曾名“观光堂”，大学士许国曾题额“汇征”。今天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是乾隆六年由当时的盐商官员黄履昊捐出的家宅改建而来，并分别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和嘉庆九年（1804年）进行了三次整修扩建。

据白继增先生《北京宣南会馆拾遗》一书所述，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时由徽州茶、漆商人出资建造，当时是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居住的试馆，也是宣武区境最早建造的会馆。《北京宣南会馆拾遗》对歙县会馆的格局进行了描述。《档案史料》中存有该会馆楹联两副（作者均不详）：

一副为：清樽夜话黄山树，彩笔朝题紫陌花。

一副为：九万程中，三千道上，借此馆粲场苗，用萃东南之美；卅六峰下，廿四溪边，移来绶花带草，咸依日月之光。

另据白继增先生所述，还有一座建于清代的歙县会馆，位于南半截胡同3号（旧为路西二号），早废，后成了民居。

20世纪末，随着宣武门外大街的道路拓宽改造，会馆前院的部分房屋被拆改。关于门牌号的变迁，程克文先生在《北京歙县会馆旧址寻觅录》一文中称：“会馆旧址早年门号是宣外大街51号，后改为103号，原来的会馆门楼经过了改建，挨排的105号、107号也都是歙县会馆老房子，107号门牌还分甲、乙号，后面有院落。”由此看来，歙县会馆的规模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小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旧影：历史上曾名人辈出

歙县会馆，顾名思义，一定与安徽歙县有着密切关系。翻阅历史得知，歙县乃是一座名城，文化底蕴极其深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歙砚”的故乡。当然，这里除盛产“歙砚”外，历史上还走出来许多名士。史载，歙县共出过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进士296人，可谓是“科甲鼎盛”“贤才辈出”。清代曹振镛和王茂荫两位歙县籍名人都曾在歙县会馆留下过足迹，也使得它的声名更加显赫。

位高权重的三朝元老曹振镛（1755-1835）。曹振镛字俪生，号怿嘉，安徽歙县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累迁左副都御史，刑部、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兼顺天府尹、户部尚书，为《四库全书》总裁官之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曹振镛中进士，授编修，由于处事稳重，精明能干，小心谨慎，言行得体，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从正七品编修破格提升为从五品侍讲。进入嘉庆朝后，曹振镛一路平步青云，嘉庆三年(1798年)任内阁学士，又升工部、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年）任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嘉庆十八年（1813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登上了首辅的宝座。道光元年（1821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并在北京内城受赐府第，晋为太傅，位列“三公”，深得皇帝信任，可谓权倾朝野。

曹振镛从政52载，是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功臣之一，曾当过三次学政，主持四次乡试和四次会试，每次主持都尽职尽责，遵守律例，为朝廷选拔人才做出过贡献。他的宦海生涯里没有过贪赃的记录，为官提倡勤俭，数次停罢了不急的工程，节省了物力和财力。同时，曹振镛有着较高的学术造诣，著述颇丰，曾纂修过《会典》《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等，辑有《宋四六选》二十四卷，合编《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个人著有《话云轩咏史诗》《纶阁延晖文集》《曹文正公诗集》等。曹振镛的门生林则徐曾盛赞老师，云:“国朝枢庭以汉大臣领班者，惟师一人。”将其誉为国朝第一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京任职期间，从安徽歙县走出来的曹文埴和曹振镛对歙县会馆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感，他们曾经常在这里出入，面见同乡和友人，诉说乡情。嘉庆六年（1801年），京城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歙县会馆的房屋受损严重，需要进行全面的修复，这一事件在翰林学士鲍桂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编写的《重修歙县会馆记》当中有着详细记载。曹振镛身为歙县的名门之后和朝廷重臣，率先捐出二百金以表示对会馆的支持，他的义举激发了众人的热情，许多徽州籍的官员及商人也都纷纷捐资助其渡过难关。最终，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会馆得以恢复原貌，重新开张。

《资本论》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榜名茂荫，安徽歙县杞梓里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初授户部主事。此后，他历任户部员外郎、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多个官职。王茂荫为官清正，秉公办事，注重发现和使用人才，经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敢于直言进谏，曾先后上疏百余次，多次为清廷大事的讨议提出建议。王茂荫还悉心钻研国家经济财政事务，在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时，为有效应对财政危机，他建议应避免铸造大额钱币而可能带来的物价大涨，这也是针对通胀提出的解决办法。之后，他又上奏《再议钞折法》，提出了货币改革主张，建议实施纸币、银钱并行。此后，王茂荫因事得罪了咸丰帝而被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问题时，曾提到中国官员王茂荫及其“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这也使得他成为《资本论》中提到过的680多位历史人物中唯一的中国人。

由于是歙县人，他与歙县籍商人和赶考士子有着不少往来。王茂荫在京师任职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居住在宣武门外的歙县会馆，他为官数十载从不带家眷、不建私宅，歙县会馆也成为他研习古今和上疏议事的馆舍。咸丰十一年（1861年），王茂荫移居到玉清观，在那里除了讲学外，还潜心整理部分奏稿，并作《家训和遗言》，为后人留下了精神财富。同治四年（1865年），王茂荫返回歙县为继母守孝。由于连年战火，家乡早已物是人非，故人也都散落各地。同年六月，王茂荫病逝，终年67岁。

今生：文物活化利用的典范

近年，西城区连续发布了三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深入挖掘腾退后文物建筑的历史文化底蕴，融入新的文化内涵，开发新的商业契机，打造贴合大众需求的综合艺术空间，在服务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持续拓展文物活化利用、遗产保护和传承新路径。如今，这座经历了三百年历史变迁的会馆已从早期的会聚、驻驿和商业活动场所转变成为新时代融文商交流、历史研学、咖啡茶歇多功能于一身的新晋综合活动空间，并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为在周边工作学习生活的大众提供极具特色的活动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