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城是北京城的本根（二）

2026-2-9 14:1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陈平|来自: 蓟古开今

摘要: 三、蓟城始建之年侯仁之先生曾于1987年5月4日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尽早考虑北京建城始于何年。随后，北京市有关部门便组织召开了研究北京建城之始的学术会议。作为会议的总结之作，侯仁之先生不久后发表《论北 ...

三、蓟城始建之年

侯仁之先生曾于1987年5月4日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尽早考虑北京建城始于何年。随后，北京市有关部门便组织召开了研究北京建城之始的学术会议。作为会议的总结之作，侯仁之先生不久后发表《论北京建城之始》一文。文中建议：将赵光贤等专家推定的周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045年,作为北京建城之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周武王把黄帝之后和召公分别封到了今北京市辖境以内的蓟、燕二城国。侯先生还指出：“在此以前，这两处地方随着南北交通的发展，其原始聚落也应该已经开始具有城市的功能，但是无法断定其开始的年代。有年代确实可考的，就是从武王伐纣建立封国时开始。”“因此也就可以认为是建城的开始。”就这样，由侯仁之先生最终一锤定音，武王伐纣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的公元前1045年，便成了北京建城之年。于是，1995年，北京市就有了庆祝北京建城3040年的一系列大型活动。

任何一个具有久远历史的重要都市，都应当考虑并确定她的始建之年。作为拥有三千年以上建城历史的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就更当如此。应当肯定:上述侯仁之先生关于北京建城之年的建议，仍是现有条件下的不二之选，但问题和遗憾也是存在的。比如，正像侯先生文中已经提到的，武王伐纣之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蓟城始建之年。蓟城在斯年之前即已存在，“但是无法断定其开始的年代”。将“武王伐纣”之年确定为北京建城之年，既有能借重重大历史事件的喜悦，也隐含着一丝的无奈。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赵光贤等专家所推定的公元前1045年为武王伐纣之年，已被以李学勤先生为首席科学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二是武王当年并未封召公，而是成王封召公于燕，燕都的始建时间要晚到成王初年。这一点已被文献和后来的考古成果所证实。

四、古蓟城不会在其他地方

对北京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战国及其以前的城垣、城内宫殿等能够证明燕上都蓟城存在的考古遗迹实证，要有一个客观、平允、理性的认识。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令人无奈的局面，主要是因为蓟城这里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每次毁于战火又每次在后朝的建设中获得新生，是后期历代都在前期蓟城的旧址上多次反复建城、建都的大规模、大纵深建设性破坏造成的。这一点与琉璃河燕都遗址完全不可比。对这一酷烈程度空前绝后的大破坏，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认识，它足以将两千多年前的燕上都蓟城的城垣、宫殿等核心遗迹扫除殆尽、荡然无存。

现在尚未发现，绝不等于上古就不存在，也不等于今后就永远不能发现。先贤王力先生曾云：“说有易，说无难。”况且，近些年来对能表明前期蓟城存在的相关考古辅证也已经不少，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密集发现的战国秦汉古瓦井群，广安门外与韩家潭发现的燕饕餮纹半瓦当，北京城区内多地点发现的战国秦汉墓，等等。

据古文献记载，古蓟城地望始终未出北京城区以内范围。对文献记载中古蓟城地望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唯一性，要有足够的估计。如无过硬的考古实证，尤其是古文字实证，就千万不要认风为雨，轻率做出否定性的结论。

说古蓟城地望就在北京城区范围以内，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一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密集发现了战国秦汉古瓦井群。1952年至1970年期间，在陶然亭、广安门、和平门等数十个地点，先后发现战国秦汉古瓦井近三百座。二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墓葬。古代根本没有“城内一般不做墓地”的“习惯”，反倒是有将墓地特地安置在城内的习惯。三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发现了燕式饕餮纹半瓦当。燕国宫殿的标志性建筑构件瓦当或半瓦当，饰有兽面状饕餮纹。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先后于1957年和1972年发现两宗饕餮纹半瓦当。四是白云观遗址古瓦井发现的战国陶罐上有古陶文“魝”（蓟）字。1956年发现战国秦汉古瓦井151座，其中一座战国古瓦井出土战国陶罐一件，颈部有陶文一个，多年无人识别，1963年公开发表（张宁：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年2期）。2005年笔者对此做专门研究，辨认为“魝”字，写有专门论文发表（释“魝”——从陶文“魝”论定燕上都蓟城的位置，《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五是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共用过同一座城门——开阳门。这足以证明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绞在一起、重叠难分。笔者2009年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写有《关于古永定河与蓟城、蓟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