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在中国历史的巨幅画布上，曾经是一个相当夺目的民族单元。它的独特经历，以及其间的成功与辉煌，坎坷与跌宕，都是罕见的。 之前的7讲，我们把这个民族的成就跟贡献，给出了一些归纳。身为满民族的后代，有权利因而为本民族非凡的历史文化感到自豪。不过，我们的先辈在建树高度荣耀的同时，也走进过历史设定的一道道迷局，跌过大大小小的跟头——有些跟头还异常惨痛。 大概30年前，我有幸在朋友引荐下，趋前拜访一位世纪老人，他就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那是一位极具政治资历、文化感触，对民族问题素具洞察擘析力量的老人。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创建后的民族政策，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接受了他对国内民族问题透彻系统的研究意见之后，所做出的重大政治选择。
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在一起 李维汉老人对满族极为了解和关注。当他知道我是个满族人，便很有兴致地跟我谈起这个民族，既谈到它的丰功伟绩，也谈到它的历史教训。老人说：满族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而教人感慨的地方，恰恰在它为了追求光明进步，不惜放弃自己一切根据地，没有丝毫自外于中国的念头，它勇于创造，勇于奉献，追求光明，终至献身，有点像飞蛾扑火…… 李老的话语，如同醍醐灌顶，许多年来常常勾起我的沉思与遐想。原本偏安一隅的那么一个发展滞后的小民族，浑然忘却自身的存在底线，非要去把天捅出个窟窿做一番震撼天地的事业不可，结果势必陷入无可抗拒的生命局限性，激发历史的强烈反弹，终不能不说是宿命一劫。 满民族的历史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与悲怆。通观它的过往，表面上有着太多喜剧和正剧，但走向深层去看，却更像是一出不小的悲剧。 从来的大历史，都是只设“入口”而不设“出口”。甲申年满洲民族既然毅然决断进了关，便必须承担随后几百年的一切，喜剧、正剧，尤其是悲剧。 往日里的满洲智者，多已洞察这一悲剧实质，并以不同形式的记录与阐释，将其充满悲情的社会感触留给后代咀嚼。我研究满族文史资料时发现，从清代到现代的满族作家作品，存有大量对民族命运的描述思考，足供后世探究民族自身的过往。这一讲我还要介绍一些满族作家作品，但与上一讲不同，这一讲是拿满洲作家的历史书写当镜子，来照照我们民族在不同时代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失误。 最早在笔下端出悲剧历史观的，是康熙年间的纳兰性德。他的［蝶恋花］（《出塞》）词：“今古山河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表达了对斑驳史页纷纭纠葛的沉重叹息。其中“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把既往历史间无其数的金戈铁马喋血鏖兵，一并归入“青冢黄昏路”的幽怨结局。当中不仅包含了对满洲起事以来军政作为的反思，也不仅是“反战”倾向的抒发，更是超越古来成败的一声长叹。 康熙年间另外几首诗，也都有所昭示。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写的《冰上打毬词》：“开疆争捷论功多，绿酿葡萄金叵罗。自是勤劳防逸乐，西南兵甲渐消磨。”注重提醒八旗军旅，一任沉浸于战功跟美酒，就难免要出现“兵甲渐消磨”的危局。蒙额图的《偶见》：“唐家宫锦汉家环，上有冰纹古色寒。道是韩王孙子物，前年卖此度朝餐。”诗写于清代早期，虽说不是讲的满洲豪门子弟不肖故事，仍然能透露出一种前瞻性警告。还有宗室恒仁的《枯柳叹》：“闲情堂畔柳枝新，昔年长条低拂尘。夭桃秾李各斗艳，此树袅袅偏依人。岂知中路颜色改，根株半死当青春。草堂无色感杜甫，枯棕病柏同悲辛。婆娑生意几略尽，穿穴虫蚁难完神。一枝旁抽独娟好，亦有狂絮飞来频。人生宁无金城感，过情悲喜伤吾真。且把杯酒酹木本，枯荣过眼安足论！”这才进关没多久，满洲贵族人家就已像堂前树木一样，有的依然争芳斗艳，有的却几近死枯。 康熙朝为清政开国之初，适逢百年盛世肇始阶段。但从上面作品读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致与情绪。这说明早在当时，满洲人便不乏大历史背景下的悲情预感。随着鏖兵建功机会的减少和太平盛世局面的出现，从康熙年间就可看到满洲社会内部危机的显露，高层利害争斗正使一部分先前的功勋之家走向衰败。 由雍正朝而至乾隆朝，满洲社会外表上依旧“烈火烹油”，潜在矛盾却更加外化：一是执政集团相互权力倾轧激烈了，二是造就贫困的“八旗生计”问题突出了。有关这两类情况的凄惨与无奈，满洲作家作品有越来越多的形象反映，也有时时深入的因果思索。 这一时期，从满洲文化角度最为深刻的悲情表达与历史拷问，是来自曹雪芹的《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雪芹曾向他的读者这样怆然发问，他或许没有奢望会有人读懂他的书。 《红楼梦》源起于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了结于这块石头去人世间走了一遭所翻演的大型叙事，极有深意。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是此书开头至为紧要的交代。近年间有论者指出，所谓“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即为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我对这个意见偏向于肯定。 长白山是东北地区第一高峰，它绵亘盘旋在东北亚无垠的大地，与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图们江、浑江等江河纵横依偎，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一系的古老民族，提供了世代生息的场域。满洲人进关后，魂牵梦萦的民族发祥地，心头的故园圣乡，仍然是雄浑巍峨的长白山。 雪芹大约没能去过长白山，但从他有关“东省”进奉物品的翔实罗列，看得出他对当地物华天宝了解得很，他家有可能有“东省”田庄。 如若一字对一字来断定“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该破解为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不很保险，但从《红楼梦》的总体文化倾向推测，将“大荒山无稽崖……”认作是作者有意指代满洲民族发祥地及满洲文化之根，则不会离开雪芹本意太远。明清之际，中原人眼里想象不很开化的东北族群，何尝不是打蛮荒遍布之“大荒山”和怪诞可笑之“无稽”崖那边来的呢。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便是那块来自大荒山的“顽石”／“灵石”，他是作者寓意打造的代表满洲元文化内涵的象征体，他从离开大荒山投胎贾府到复遁空门再返大荒山，正是暗写作者对清初以来满汉社会文化互动的感受： ——宝玉出山投胎，是“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与当初满洲人不甘平庸、图谋自强，欲取明朝而代之的初衷极相似。 ——宝玉“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世人皆称“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长到十来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这跟满洲人创建大清朝的自我陶然又很一致。其中强调一个“异”字，更让人联想到与中原相异的文化和民族。 ——宝玉问世引来人们评价：“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这正像人们今天喜欢说历史上每次异族文化进得中原，都好像密闭窒息的空间输进了清新空气。雪芹议论宝玉人性之“奇”在于“清明灵秀之气”，传递了对后起民族清新文化精神的推许。 ——宝玉投胎人间，偏偏被携“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成了贵族府邸鼎盛时光的公子哥儿，两首［西江月］，把他由大荒“顽石”骤然化身百年望族子弟的尴尬相儿，刻画得入木三分：“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他尽管有贵公子的堂皇外表，却保持着草莽儿郎的风貌，他的价值倾向均为现世不取——即所谓“天下无能第一”，遍访古今中原社会，他这块料也叫人看不准弄不懂，简直就是“不肖无双”。 ——宝玉发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一类“离经叛道”的“宣言”，代表满洲精神，向中原文化发动了貌似荒诞实则严肃的挑战。一旦世间认可他的主张，千百年的纲常秩序必大乱无疑。不过，没有宝玉这番“宣言”铺垫，恐怕要在小说中容纳那么多可爱可叹的少女命运，也很难。 ——宝玉并非像某些专家所说，是个“反封建的典型人物”。他的锦衣玉食得益于封建王朝，没见他不满；家族因战功而封袭爵位，也没见他反感；皇家百多年来持续荫庇他家，更没见他抵制；相反，就是这个宝玉，在拟写大观园联额时刻，纠正父亲及众幕僚的“失误”，出言恳切：“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还亲口建议采用“有凤来仪”四个阿谀皇权的字。我们用不着给宝玉赠送压趴他的“革命”冠冕，赋予他本不会有的“反叛思想”。如果有人问：宝玉反对读儒书、考科举总是真的吧？对，这是他的货真价实的思想与作为。他只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闲书”，讨厌读儒教经典，对读书“考”功名最没兴趣，谁劝他这个他都要跟人家翻脸，还把“读书上进的人”叫做“禄蠹”。在宝玉这儿，凡是沾了儒家儒教儒学边儿的人和事，他都只一碰上便摇头不休，本能地抵触。这跟清初众多满洲人的心理太一致了。 ——宝玉始从石身变来，终向石身化去，灵性植根于大自然。他性子乖张独步，却总是由着自然自在的路子走，“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他忒意崇尚天然、师法天然，有不落俗套的“天然”观。他追求无拘无束，梦游太虚幻境，“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地方儿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束呢。’”所强调的，就是亲近自然的心性。 ——宝玉身上有一股浓重的满洲原生文化气息，来到中原环境，又顽强保持真性情，却为强大的内地文化所不容。他那不合时宜的“灵石”心性，正是满洲先民精神品质的复制版，是对“大荒山”有灵性的自然界的专心师法，近似于萨满教的思想模式。 《红楼梦》没提到萨满教，作者思维世界却拥有着这种文化因子。否则，就不会为宝玉设计出大荒山灵石出身的背景并且曾经把此书命名为《石头记》，就不会暗示宝玉、黛玉从前是与自然界命息相通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就不会让多愁多病的黛玉强打精神去完成“葬花”劳动并且还要悲切切情戚戚地歌赞纷繁落英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就不会让宝玉信了晴雯之死是去做了芙蓉花神的谎言而撰写大篇的《芙蓉女儿诔》……这种认定自然界“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观念，在《红楼梦》里体现的实在太多了。雪芹还让宝玉这一萨满教文化理念的持有者，直截了当地说：“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 我们可以把笼罩整部《红楼梦》的“太虚幻境”及其主宰者“警幻仙子”，都看作萨满教之理念所化。萨满教顶礼女性神祇，警幻仙子刚好和满洲人眼里法力无边的女萨满如出一辙，能预知贾府各色人物命运，能向所有尘世迷惘之人发出“警幻”（“警”告他们从“幻”梦中醒来）之音，她的“金陵十二钗”里全套判词以及一首首谶言歌唱，都是有针对性的“警幻”（启蒙）之作。后来，宝玉看到那些谶言、判词一一灵验，这才醒过劲儿来，终于遁入空门，返回大荒山自然界，重新踏踏实实当他的石头。 身为警幻仙子的妹妹，秦可卿也有萨满技能。她去世前给王熙凤托梦，说的尽是预卜未来的“警幻”之语。 秦氏道：“婶婶……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不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 《红楼梦》到底要用萨满教方式预卜和警示什么，这便是雪芹想表达的思想。当时满洲社会最大问题莫过于“八旗生计”。人们多关注下层旗兵家庭的贫寒状况，其实满洲上层“大有大的难处”，也存在“生计”难题。小说全面摊开的，正是满洲上流社会或尚在潜伏或已然爆发的生计危局。 秦可卿以萨满口吻警告王熙凤之时，贾家外表看去还享有一派“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警告者言之凿凿，被警告者却浑浑噩噩。不可一世的贾府仍然沉浸在对当年接驾“把银子花得像淌海水似的”回忆中，兴奋于如何再造一回迎接皇妃省亲的大铺张大快活中，他们连个孙子媳妇儿秦可卿的葬仪也要操持得效应轰动。 雪芹“十年辛苦”，要完成的就是这个满洲极盛家庭在毫无知觉状态下，一举跌落于读者视野的震撼过程。作者又讲述了宝玉黛玉看似绝配的“木石前盟”，同样完输完败。书里更有其他所有有价值的事物，也都面向美好目标而没走几步，便兜上个圈圈儿，归于毁灭。 曹雪芹是个敢于正视天地翻覆的大艺术家，也是民族文化的极端悲情主义者。他的书中词曲，不知消耗了多少万般用情的话语，抒发自己胸中的大凄凉：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的一切用意，全在于端出那个身处末世“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悲观逻辑：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甚至也可以用宝玉说给黛玉的那句既似情话又像气话的偈语，更简练地概括雪芹的创作主旨——“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作者要表达的痛切追悔是什么呢？是仅在于豪门由盛及衰、由奢返贫的教训么？从作者暗自铺设了那么多满洲传统萨满教文化基因来看，“既知今日，何必当初”，不会是只为倾吐贾府伤心往事。这位具备满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在故事之上想要表达的，是对于本民族进关以后文化遭遇的反省。 雪芹与他的宝玉，不大喜欢儒教，不大喜欢道教，不大喜欢佛教，他们对“熟透了的”中原文化敬而远之。他们认可满洲尊崇自然之文化的滋养，更愿意在满洲先民留下来的文化江河中畅游。然而入关了，一切都变了，需要在儒、道、释交融的汪洋中游弋，在儒、道、释规定的框架里存活，满洲民族许久难以适应。民族心理学常识告诉人们，当异质文化铺天盖地而来，被动一方的民族是会面对精神灾难的。贾府这等满洲人家如若还在白山黑水的关外生活，《红楼梦》全部悲剧当然便没了来由。与其说这是一场政治性或社会性的伤痛，不如说它是文化上的伤痛，更精当。 满洲人进关前后高层有否必要日后再撤回东北的辩论，余音尚在，《红楼梦》深陷中原文化的悲剧故事已经上演。雪芹写《好了歌》之前，雍亲王（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就很喜欢另一首民谣：“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两首歌谣一脉相承，都暗藏有满人入关是否值当的意绪。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书中这段曲词，说得够直白了。 满人雪芹有个强烈的目的，要世人都来认认这“金满箱，银满箱”的红楼贾府，与它终归残“梦”一枕的宿命。他用“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以及怵目惊心的《好了歌》，概括出自己的历史文化体验，向一个虽扬帆百年却有可能一朝触礁的民族，鸣示出尖厉的警号。幻梦般的宿命观是雪芹悲情创作心理的核心，“悬崖撒手”的叙事方式，是雪芹文化宿命观的绝佳证明。他陷进无可排解的文化幻灭感，将笔下各项悲剧线索彼此交织，皆从民族文化之碰撞来解释。于是，他寻找，他悔恨，他反省，他彻悟…… 今天这讲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分析《红楼梦》的悲情主义立场和民族文化反思，不仅是因为红学界因为拒绝引入满学视角一直走偏，更是想告诉大家，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满族古典文学，早就把满民族的历史文化反省工作，做到了怎样深入的地步。 而现代满族知识界反省检讨本民族历史文化教训的杰出代表，则是老舍。老舍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忧思和反省，从自我民族——满族出发，涵盖中华民族，甚至波及东西方民族，极其认真、深入与博大。 辛亥鼎革是满族的命运转捩点。老舍长期拷问着这个民族由盛及衰终遭厄运的缘由。 《二马》，在老舍早期表现与批判自我民族思想性格方面占有重要位置。作者讲述来自中国的马氏父子在英国的生活经历。作品把老马这个“‘老民族’的‘老’分子”，设定为一个“准旗人”。   小说里写有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语：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 长篇小说《牛天赐传》，是老舍思考满族文化一部重要作品。作品叙述的是，一名婴儿遭遗弃，被无后嗣的牛家收养，取名“牛天赐”。天赐养父是小商人，养母出身官宦之家，且一心想把他培养成达官显贵。天赐受到了父母影响、塾师传习、学校教育，他因为是个私生子，还遭到市俗社会歧视；养母养父相继辞世，家庭也败落了，成年的天赐却什么本事也没有，只好摆摊为生……老舍借这个依时序推进的故事，笔录了一个本来连“准家准姓准名”都没有的小生命，怎样一步步得到家庭和社会固有文化浸染，模制出典型“国人”的面目。
书里养母和养父形象，象征意味很重，作者把封建时代典型的人生理想——当官与发财，浓缩到家庭中一个孩童的双亲身上，寓指中国人必然要受到的最为突出的两大类相反相成的思想诱导，以及两类诱导对濡染一代又一代人生起着的根本作用。 世间每个人的人格与性情，都是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作家真实而简洁地记录了中国芸芸众生之中极普通的一份子——牛天赐，由天蒙未启到性格心理基本定型的全过程。一个孩子的所有值得珍爱的天资，都没有获得开发，他来到人间短短十几年，层层叠叠腐朽没落的社会文化迎面扑来，毫不容情地吞食他的灵魂，使他被动完成了自我心理向封建精神传统的靠拢。 读《牛天赐传》会引起联想，找到作者设伏于故事下的用意。在牛天赐身上，寄托着作者的人生感慨。人们从天赐遭到同学们的歧视，联想到民国之初，都市旗人们遭受世间偏见的情景：“‘私孩子’在大家的嘴唇上嘶嘶的磨着，眼睛都溜着天赐，没有人再和他接近，没有人再约他到家中去玩，没有人再听他的故事。”把天赐的感触，看成是老舍进入社会之时受到民族歧视所产生的内心反应，不会过于牵强。《牛天赐传》还写道：“天赐并没有招惹着谁，名誉可是一天比一天坏。只有人是可以生下来便背着个恶名的。”在当时社会，许多满族人都有点像“私孩子”牛天赐似的，生来便背着个甩也甩不掉的“恶名”。 老舍与满族有扯不开撕不断的关联。他对满族传统文化极其关切。不同民族的发展，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满族历史文化检讨与汉族历史文化检讨，不能彼此替换。老舍认为，有必要对满民族历史文化做专门反省。在小说《猫城记》里，有个猫兵控诉说：“我们不会作工，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父母都变成了兵，使我们自幼就只会当兵；除了当兵我们没有法子活着！”能够见出，这是从“八旗生计”历史引发的感慨。 《牛天赐传》的构思，在老舍的写作生涯中，是首次营造起一种可能，即以一个孩子——牛天赐——成长的经历，拟写一个民族——满族——在历史文化衍进中的教训。这跟《红楼梦》的艺术运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入主中原，旧有文化就总体而言，势必难乎为继，不对民族文化做大幅度改造是不行了。就像《牛天赐传》开头出现的弃儿，满族，起初来在中原汉族文化汪洋之前，也只是一条在文化传承上让人们看不出“准家准姓准名”的小生命。满族如何亦步亦趋跌进中原传统文化窠臼，和婴儿天赐来到牛宅，逐步蹈入民族传统文化轨道，有着惊人的相似。虽说满人接受中原文化，远比孩提牛天赐接受家庭、社会教育的过程要复杂，中原传统教给满族的，与教给牛天赐的，却是一样的内容。满族由浑朴天然的原始文化精神脱胎换骨，步入“熟透了”的精深文化，自己并不甘心，这很像小天赐每见村野人家纯真自然的生存，便要流连再三。满族人的精神与性情，归齐也跟小天赐一样，被中原文化彻里彻外冲刷了一遍；本民族原有的精神特性虽仍有守望，终归已经锐减，而且也多是与中原文化做了长期对流后的产物。 “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这是《牛天赐传》结尾，叙述主人公乘火车远去时，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纵观满族文化变迁史，老舍的母亲民族，何尝不是“被条大蛇背了走”的呢。 《牛天赐传》之后，老舍又在小说《骆驼祥子》《离婚》《四世同堂》和话剧《面子问题》等作品中，展示对满族精神文化走向的跟踪追问。 《骆驼祥子》的主人公祥子，实则是又一个“牛天赐”，心不由己、近墨者黑——是祥子与天赐共同的人生轨迹，二人的不同点，仅在于天赐从一降生便落入了畸形的精神文化，而祥子是从18岁开始才面对强大的异己文化势力。祥子已有过18年相当纯正的心灵基础，一旦遇到扑面涌来的市俗文化裹挟，他也只能一筹莫展地败下阵来。由此可知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估计与恐惧，也可以体会作家对民族心性迷失的痛悔。
晚年命笔的《正红旗下》，是老舍一生检讨满族历史文化的一部总诉状。它的未能写完，永远是阅读界的巨大遗憾，对等待领受老舍满族文化最终反思的民族后人们，更是永远的悲伤。不过，作者毕竟写出了11万字，人们还是可以比以往更加确切地，了解到老舍对本民族力透纸背的审视。
历史学家写历史，文学家也写历史。彼此的不同点起码有二：一是历史学家须秉笔记录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文学家则可以在历史的整体真实之上编写更具典型性的故事；二是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无遮拦地阐发议论，而文学家则往往得将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与思索巧妙地包容到作品情节内里。老舍写《正红旗下》，何尝不是要表达对满族特殊历史遭逢的痛彻反思，他有了一辈子的积累，能在娓娓道来的民俗世相琐事中间，就把一些重大历史命题回答了。 老舍游刃有余地穿行于清末京师旗人社会林林总总的描写之间，饱蘸沉思，写下了如此富有哲理的反省——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深深热爱自己民族的老舍，敢拿本民族的历史疮疤给人看，正是对民族的往昔痛切检讨的证明。 《正红旗下》是晚清京师旗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像生动鲜活的历史视频，“由心儿里”扫描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出清政权已然是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当时满洲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重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而旗人们要冲出桎梏，民族要通过精神再造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之必然。 老舍，以自己一生热爱本民族、贴近本民族、审读本民族、批判本民族的耿耿忠心和真诚作为，为自我，塑成了满族赤子的完美形象。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始自先秦，哲人们就对这一铁律有所洞悉。通观历史上那滚滚波涛般涌来的一股股社会力量，谁也未能有效摆脱历史迷宫的戏谑，均在岁月的天幕上，画出了既属于自己又彼此相像的，标志着爆发、攀升、辉煌、下滑，直至完全坠落的抛物线，留待后人去凝眸与彻悟。唐代文学家杜牧写过一篇《阿房宫赋》，认为强大的秦国实非被他人所灭，而是亡于一己严重的不检点，他的话教人过目不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满族的历史文化当中，包孕着太多的悲情。他们的后世有理由充分地咀嚼悲情。还好，这个民族到底是没有止步于悲情，而是将反思自我，逐步打造成民族的精神强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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