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那几年，北京大公园最为红火的是每年“五一”节、国庆节的大型游园项目，一年似乎就忙碌这几场仪式感十足的活动而已。譬如1968年“五一节”游园两天，全市八大公园共接待60万游园群众，由大批解放军官兵进园维持秩序，并组织短小精悍的宣传队表演歌舞。市园林局革命领导小组事后上报市革委会称，“有效地组织群众”，“使阶级敌人无机可乘”。 到了1973年“五一”节前，市里要求各大公园必须事先进行预演，4月26日下午市委市革委会领导吴德、吴忠、万里等到颐和园检查工作，对预演中出现的情况提出批评。进东宫门后，吴德看到尘土飞扬，说撒水撒得不够，让游人喝土。万里也指示仁寿殿二个院要搞水泥砖铺面，以解决尘土问题。当公园负责人汇报到游人多，上星期天售出冰棍十五万支，给公园卫生保洁带来困难时，万里说，美国和日本的百货公司都是机械化售货，你们也要搞机械化，大门卖票可以搞机械化，要解决公园的洒水问题。公园党委当即开会商讨，重点想解决尘土太多、冰棍纸面包纸满地散落、商品陈列简陋、花卉色彩不够鲜艳等问题，决定关门两天，抽调机关干部和职工近一百多名，把全园分成十七个区域，定人定点清扫洒水，要求在节日当天上午前山没有飞尘，下午飞尘有所减少。 “五一”当天颐和园游园活动由市里统一发票，安排十二个文艺活动点，实际进园群众约有10万人，外宾1642人由市“五一”指挥部安排在清华轩、无尽意轩、养云轩，包给市里饭店负责接待。5月2日，按市里规定免费开放一天，由早5点30至晚7点，共进游人13万4千人。公园有意添加自动售汽水机，“五一”当天售水一万八千份，也以此减少了乱扔冰棍纸的压力。5月1、2日两天冰棍还是售出29万支、面包3万余份，公园党委报告中称为“充分体现我们国家市场繁荣物资丰富的大好形势”。 该年“五一”节，中山公园1日有组织的进园游人有14万人，2日游人达42万人，超过历年同期游园人数。由于群众“热爱”中央首长，围观时发生拥挤，将和平坊相近的四个长花坛踏平，公园领导连夜带人突击抢栽花坛。节日期间公园发生小孩头部摔伤一起，当即送医院治疗，另有两起落入护城河事件，均及时抢救上岸。 紫竹院公园4月26日上午预演时，市革委会、园林局领导目睹两座木桥出现阻塞，当即指定区城建局在木桥旁边另架一临时便桥。众人又发现东门外的大语录牌，把“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误放在下手，“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放在上手，要求即日调整过来。公园反映电表容量不敷节日实际需要，恳请电力局增容，或改到动力线上。最麻烦的是，首长、外宾招待室没有纱窗，又无通风设备，吸烟人多，空气污浊，如开窗通风，则柳絮穿窗而进，大家商议赶紧用铁窗纱解决。 到了1973年国庆节游园时，10月1日当天颐和园共发票8万张，实际进园群众有9万余人，外宾1300人，华侨100余人，接待了朱德、李先念、姚文元、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还有刚出山不久的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谭震林等。公园事先请来解放军1600人次协助突击卫生死角，道路维修4000平米，粉刷墙壁2000平米，修复倒塌大墙150米，拔除2500间建筑屋顶杂草。节后上报的问题只有三个，一是1 日当天一苏修分子在大门外小卖部买酒后，买了两包巧克力送给售货员，被售货员、党员郝凤林扔回他们的汽车上，“粉碎了他们的诡计”；二是温室的40盆桂花没有节日中开花；三是新建的松堂厕所发生了故障，影响了演出。 这一年国庆节三天游园，动物园共接待游人40万6千余人，调配了二十二个单位3200余人入园维持秩序，西城、丰台、门头沟三区公安分局局长参加指挥部的工作，卫戍区杜副团长亲自带领值勤部队巡视。市里又调集干警255人、卫戍区86人、各学校服务标兵1000人，临时进驻紫竹院公园，国庆当天就有9万1千人涌进该公园。在这样保卫严厉的氛围下，各公园还是发现有小偷、流氓等情况，譬如陶然亭公园发生偷盗案件28起，其中破案20起，主要是学生乘人拥挤时掏游人的钱包，最多的3-5元。 天坛公园国庆三天游园人数合计54万9千人，颇为壮观。人群簇拥在二大门至丹陛桥一线，那里摆满了雁来红、大理花等花卉，多达七千多盆，比往年三千多盆翻了一倍多。 事后园林局上报国庆节三天全市公园接待游人207万5千人次，已破历史最高纪录。想不到第二年，1974年国庆节三天游人为271万7千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64万人次。这一年园林局上报《国庆工作情况报告》，提到的一处成绩是，颐和园去年10月2日抓获流氓、小偷和其他犯罪分子的人，站满了派出所小院，今年只有很少几起。动物园节日三天共抓获流氓小偷18起，比去年5月1日、2日两天61起也有显著下降。这说明“犯罪活动比往年有显著减少，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二 毛泽东在1958年指示说：“颐和园、中山公园那样大的地方，不办工厂不出粮食不好。”后来又说道：“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其它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指示传开后，既是北京公园的荣耀，也促使北京几大公园开始尝试种果树、养鱼。职工在公园内栽种大批果树，但一直管理不好，几次栽果树几次不得不刨果树。“文革”初期批为刘少奇及彭真旧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处心积虑地反对毛主席的园林绿化方针，公园领导人的头脑中还有“重花轻树”这个旧观点。 让批判者愤怒的是，公园大都选择游人较少的地区和偏僻角落栽种果林，采取“铁丝封闭”方式，游人“可望不可即”，甚至“不可望”，大煞风景。他们强调，果树花红一片，累累的果实压弯了枝，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愿意喜看一片丰收景象。 时至1966年，各公园还是小打小闹的场景，如中山公园只在内坛园花坛种谷子200平米，来今雨轩南花坛种棉花60平米，内坛芍药间种大蒜876平米，菊花地外种大麦300平米，西南角红高粱与黑豆间种1998平米。北海公园散种果树，年产水果只有2万6千斤，还尽力保持画舫斋水池的水位，试种荷藕。为了养红鲤鱼，不时到附近菜站找来烂西红柿、菜叶投喂。 1969年，北京的农、副食品严重依赖外地供应，市革委会要求在三五年内能达到自给，要把全市现有的四千万水面充分利用起来，北京几大公园必须发展水产，供应首都人民生活需要。这一年11月5日，根据市水产工作小组的要求，市建设局革命领导小组决定在颐和园绿漪闸上游修建拦鱼栅二处，解决鱼的逃失问题，昆明湖内养鱼面积扩大到3300亩，年产可达10万斤，需要市里投资12万元。 1970年颐和园突破草鱼孵化关，共孵化鱼苗1613万尾，捕捞成鱼4万斤，第二年鱼苗投放加大至2887万尾，年度捕鱼纯利润达2万元。1970年居然在皇家山水中重新开山平地，开辟果园50余亩，种植果树100余棵，围湖造田稻田由不足30亩扩大到80余亩，年产水果4万斤，粮食近10万斤，还生产了大量蔬菜，喂了几十头肥猪。公园革委会称，副业生产“为公园增添生气，使这座古老的园林更加欣欣向荣”。 1971年底，市革委会领导告诉收购单位，不论市公园鱼的产量多少都要进行收购。市园林局讨论后，提出第二年产鱼30万斤，市领导同意这个指标。事后在工作总结大会上，园林局负责人说，我们有水面五千余亩，养鱼的潜力很大，30万斤产量是一个不高的指标，市里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定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他们有一个横向比较，杭州西湖八千亩水面打鱼70万斤，南京玄武湖六千亩水面打鱼100万斤，但没想到1972年北京公园的所有水面捕捞上市活鱼只有16万3千斤，1973年才勉强到了20万3千斤。后来，园林局给市委的报告中做了一番检讨：“现有的5千亩水面，鲜鱼平均亩产还只有40斤，离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把水面看作耕地一样重要，像抓粮抓菜一样重视’，还有很大差距。” 1972年引以为豪的是，全市公园共生产干鲜果172万斤，利用空地实行林粮间作，生产各种粮食24万斤。1973年更是突飞猛进，全年收获干鲜果品283万斤，比1972年增产111万斤。这一年，还有一项新的突破，就是全市公园采收草决明、板兰根、杭菊、莲籽等各种药材3万2千斤，采收玫瑰等芳香材料2752斤。像陶然亭公园就收获杭菊50斤、鸡冠花200斤、玫瑰花67斤，景山公园新植千株牡丹、移植了千株芍药。市里又号召“水下有鱼，水面有庄稼”，在有条件的水面，发展养蟹、养珍珠、养殖菱角、鸡头米以及其它水生植物等多种经营。北海公园马上响应，要在沿湖一带种植荷藕，种植有核珍珠200个蚌，为第二年初春种植珍珠准备了4500个蚌。 1974年9月12日，市园林局革命领导小组向市委上报《关于进一步贯彻实行园林绿化结合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1973年因地制宜间作、种植收获各种粮油作物7万多斤、白薯20多万斤、蔬菜23万斤，生产木材3千立方米、紫穗槐条近80万斤、劈柴178万斤。但也承认，在园林系统现有大小近9万2千株果树中，总平均单株产量还只有30斤，技术管理水平还很不高。 为了让湖鱼生产超额原计划22万斤指标，市园林局于9月9日召开各公园养鱼老师傅和技术人员座谈会，商讨如何提高湖鱼总产量。大家认为因饲料不足，人力缺乏，鱼类生长并不太理想，但因多年占底存鱼尚有不少，只要积极捕捞，超额完成计划基本不成问题。有师傅提出，要经常捕捞与家鱼争夺饲料的小白条鱼。有的说，鱼苗投放密度对于鱼类成长很重要，需要讨论鱼类搭配比例，像颐和园每亩密度50-60尾，草鱼25%-30%，花鲢20%，白鲢50%。 园林系统养鱼饲料基本靠青草，偶尔弄到一点精饲料喂养，有人在会上形容是“饱一顿饿一顿”。与会者建议多方搜集啤酒厂、青霉素厂、清河糖厂等生产残楂，罐头食品厂的果皮、果心都可用上，还得收购青草，夏季时要大量收集西瓜皮。有人感慨网具太老，有人说公园的湖床未挖，水体越来越浅，影响鱼类越冬生存。 1975年4月，市园林局书记丁洪带队赴南方参观，看到长沙公园大量种植桔子、桂花、麦冬，广州公园有成片毛竹、上百亩茶树，尤其南京玄武湖公园5千亩水面产鱼91万斤，春节一次就捕捞22万斤鲜鱼上市，被称为南京的“活鱼仓库”，不由感叹北京过于落后，需要直追，但也知道北方条件逊于南方，追赶难度太大。 三 1964年反修防修最热的时候，毛泽东对于大量发展盆花做了严厉的内部批评，并且明确做出“现在要改变”的指示。到了“文革”初期几年，盆花成了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大家不知如何安全地表达。 到了1973、74年，随着外事活动增多，带起政治用花的热度。外事宾馆、外国使馆、来华展览会、全军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对盆花的需求就在那个时间段涌现出来。尼克松访华时，正值不冷不热的季节，主要场合需要布置的花卉一时紧张，让广东、上海等地支援一大批盆花。1973年4月份友谊商店开幕以来，外宾用花量之大超出商店的预料，有时连续三天供应不及，外宾提出不满的意见。外国展览会接二连三地在京举办，像法国、日本每年都要办两三个大型展览会，普遍使用鲜花布置会场，接待单位贸促会就去市园林局洽商解决。外事用花的供应火热（譬如1973年用花单位80个，用花1万7千盆），天安门广场节日摆花的正常化规模化（1973年“五一”节、国庆节共用花10万1千盆株），无形中降低了盆花的政治敏感度，让市园林系统有了公开议论的可能。 1974年4月园林局出台一份《关于公园工作中若干带有方向路线性问题的调查报告》，涉及盆花部分还是有一丝惶恐不安，认为有公园的个别品种回升到接近或超过历史上最高的数量，如不及时纠正，势必出现危险的回潮现象。但又绝不是不要盆花，各公园的盆花究竟以多少为适宜呢？园林局领导谨慎地提出，作为保留品种的某些传统的名贵花卉，应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所控制，不宜只展名贵品种。同时注意充实一般花卉，要把花卉工作的重点移到草花方面来，解决养名花为荣、养草花为低的错误思想。这是一个向群众引导、提倡的问题，要控制那种离开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盲目发展的苗头。在园林局领导的心目中，政治上最保险的是那种既能观赏，又有芳香、药用价值的花卉。像中山公园著名的唐花坞，领导上就建议，推翻“开花才能进去”这个国民党立的规矩，打破旧世界的旧框框。 1974年初夏，中山公园革委会领导觉得山丹丹花是劳动人民所喜爱的野生药用花卉，颜色红艳，既耐寒，又耐旱，不费人工，花期较长，观赏价值高，于是两次组织13人的小组，到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一带上山采集，共采掘了4千余株，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公园进行试栽，让它在公园安家落户。紧接着又到百花山，四天内淌水二十多里，在当地贫下中农的热情协助下，采回映山红白、杜鹃、刺梅、五加皮、兰蜂窝等较好品种27种，在园内观察试种。（见园林局1974年7月16日《中山公园职工积极上山采掘野生花卉》）公园领导说，以前一想到花卉，就想到南方去买，前两年曾三次派人到南方去买花，大量南方花卉来了，又占温室又占人，群众对我们“三下江南”很有意见。而现在游人高兴地说：“一见山丹丹花，就想起了毛主席在延安闹革命的情景。”“老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原来山丹丹花这么好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当时京剧《杜鹃山》火热上演，园艺工人将采集到的427株野杜鹃栽植在四宜轩岛山，布置成“杜鹃山”的演出场景，工人们说，想让《杜鹃山》更加深入人心，青少年到此游览时，能联想到革命先烈坚持武装斗争的情景。 1974年5月25日晨七时，天坛公园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北门外花坛除一棵铁树外，全部被挖走或毁掉，计有美人蕉20棵、小洋花100棵、春菊400棵、蝴蝶梅1000棵等。因曾发生过天安门广场花坛节日后被群众拿走的事件，遭到周总理严厉批评，因此市公安局、市建委、园林局党委、地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接报后先后赶到现场勘察，并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立即追查。 强压之下，两天内有88人交出所挖走的500余株草花和花根，其中工人19人，学生31人，居民38人。先是乘凉人顺手捎走几盆，后来是孩子们以为花没人管了，就在里面动手挖走。公园革委会打报告称，经过追查，没有发现有坏人有意造谣煽动，承认自己“教育不力，管理不善，看管不严，给党的事业带来一定影响和损失”。 为了加强对工农兵群众的科普教育，市园林局党委决定举办一次药用花卉展览，地点设置在陶然亭公园。在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物试验场的支持下，经过一个半月的筹备，1974年8月2 日正式进行内部展出，共有150种300盆，种子标本100种。但由于局党委决定过迟，药用植物开花季节已过，对搜集工作极为不利。展品中，金莲花、山丹、地椒、兰麻等受到推崇，认为有观赏价值，又可就地搜集，适于北方栽培。 1975年政治用花单位迅猛增加，连9月份在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领导特地指示北京园林局为会场提供花卉，花卉处总支书记杨曼芝亲自押运，带人日夜兼程运到现场245盆，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盆花之热蔓延到民间，市内仅有崇内、护国寺两个花店，往往在开门前，就有很多顾客等候，开门后一拥而入，货架上的花卉一抢而光，甚至在货源稀少的情况下，常常发生几个人合买一盆花，拿到花店门口劈枝分掉。 园林局领导见此情形有些不踏实，几次指示花卉的门市经营，要以政治用花为主。这让花店方颇觉为难，提出是否完全停止对市民的供应业务，或者护国寺门市部停业，崇内门市部转为机关单位政治用花供应点。公园摆花更为谨慎，中山公园有意用塑料薄膜对金鱼草、紫罗兰等一般品种进行育苗处理，使之花期提前，大破过去名贵“三大件”霸占的格局。北海公园试用杭菊、麦冬等药用草花配栽花坛，试图开创了好的开端。天安门广场的花坛由园林局负责布置，也特别引进桔子等有生产价值的花木品种，称为“收到宣传群众的实效”。 四 1973年初，各大公园先后提议恢复殿堂解说，原因是如没有解说，往往参观者问这问那，无从回答，让工农兵群众感到遗憾。天坛公园革委会1973年1月8日上报一份《祈年殿讲解词》草稿，请园林局领导审阅，以便4月份开始主动为参观者介绍殿堂情况，“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那几年文物陈列工作流传了“揭、批、颂”三个字原则，也就是揭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歌颂劳动人民的高超艺术水平。1974年8月园林局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确定这么一个思想原则：“古老公园多为封建帝王的‘御园’、陵、庙，其造园布局不能适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要求，其造园艺术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对其毒化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揭、批。” 天坛公园送审的“祈年殿讲解词”，首先就提到，这座殿结构复杂的斗拱都是卯榫交叉不用钉子，柱与柱之间用这些樑枋大木连接起来，构成这座宏伟壮丽的建筑，体现了五百年前我国科学尚未发达时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与丰富的创造才能。同时也代表地主剥削阶级的明清两代帝王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藉以宣传封建迷信、欺骗人民进行“祭天”“祈谷”的场所，是对人民进行政治压迫、残酷剥削人民的历史见证。这样正反两面的宣传口径，基本上就是公园解说词的政治模本。 解说词中格外强调封建阶级的残酷性，譬如说皇帝每年冬至祭天，布满整牛整猪整羊等祭品，大肆挥霍人民的血汗，还引用《明会典》记载说，各坛每年祭祀用牛达200多只，羊1000余只，猪900多口，还有鹿兔等牲畜。祈年殿一处建筑，来自深山的大石大木达1100吨，有的靠水运，有的要靠泼水冻冰，从冰上拉运，可以想象，当时要有多少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下，要付出多少疾苦和生命，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市园林局机关有一位叫梅邨的干部，平常喜好北京的文史掌故，局领导愿意把各公园上报的解说词初稿交给他，让他提出修改意见。他查多处史籍，认为“祈年殿讲解词”一稿中“明嘉靖二十四年改建后更名大享殿”一说，似不好作出肯定，说得含糊一些较妥。祈年殿大的修建三次，现在多为光绪年间重建的实物，至今仅有八十多年，因此文中“体现五百多年前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可把句中的“前”改为“来”字。他还建议有关回音壁、三音石声学部分的解释，最好能再向有关部门征询一下意见，使之更有科学性。 根据市里的指示，卧佛寺将于1973年4月1日正式开放，园林局拟好一份说明牌的草稿，报送市工交城建组审定。城建组领导同意用于“口头介绍用”，草稿中称铜像“铸造精致，体态自然，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成就”，领导删去“两腿直伸，左臂平放在腿上，右臂曲折，手托头部”这样具体描述铜像的句子。 这一年8月，景山公园正在进行国庆开放的准备工作，报送公园简介牌的说明草稿，由市建委负责审核。审稿领导删去“松柏苍茂”、“气势壮观”、“处处成林”这样四字句，赞赏“从景山中峰的万春亭放眼全城，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句式，在“封建统治者把景山作为皇宫的镇山”句子后面，添加一句“妄图用以长期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 1973年8月29日，北海公园革委会也准备一份外宾接待人员的导游解说词初稿，主要是为了应付外宾“现有的古建筑过去是做什么用的”“永安寺、善音殿佛像怎么没有了”这样的问题，求得一个政治正确的版本。解说词首先表明，“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园内的古建筑进一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缮，公园面貌有了更新的变化，日益成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游览园地”，说阅古楼镶嵌半月形墙壁上的三希堂法帖刻石“是我国一项珍贵的文物”，姿态生动的九龙壁“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高度艺术成就”。但重心还是落在批判方面，如大琉璃宝殿的弹痕是“帝国主义破坏我国文物的罪证”，太湖石为“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历史见证”，安放信炮的白塔则是“用来镇压人民，充分暴露他们的血腥统治”。写到团城时，特意添置一段：“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这里曾遭受破坏，烧毁衍祥门楼，击伤了玉佛左臂，现在殿内还留有痕迹。” 9月10日西山风景区管理处也上报一份八大处简介牌草稿，撰稿人热情高涨，对各个处的景色多有描述，如说五处龙泉庵，“庵内古柏参天，一股清爽碧透的泉水从石雕龙嘴吐出注入池内”；八处证果寺，“一块岩石从山顶凭空突出像座屋顶，下有一很大的石室名为‘秘魔岩’，峰峦重叠，令人心胸豁然”。虽然开头说过八大处为“过去封建统治阶级专为麻痹人民和巩固封建王朝的工具”，但领导嫌其政治性不强，再加上不少建筑暂时维护状态，大多空置，批示说“简介牌缓办，先搞指路牌”，标明几处什么寺即可。 1973年初春时，老文史学者、旧昌平县长朱欣陶积极性很高，对于定陵的陈列和解说愿意做点具体工作，表示个人晚年可以在这方面贡献点力量。但6月份出来一份陈列方案时，不知朱欣陶参与多少，陈列的主题是贯彻阶级斗争为纲，“叫人们看看一个皇帝为了自己的一具尸骨花费多少人民的心血”，这可能恰是老先生所不擅长的。 10月26日，送上《长陵解说词草稿》，由市建委领导贾一平亲自删改。在大宫门两侧的龙山虎山一段，他添加“充分暴露明王朝妄图长期维护反动统治的罪恶目的”，“供人们游览，用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两句。稜恩殿一节，挥笔删去“在造型方面颇有艺术性，远望过去很像一幅美丽的画图”“（建筑材料）已赛过钢筋水泥的现代材料，不但质高，而且规格大”这样略嫌虚饰的话语，最后一段删去“更激励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争取对世界革命作出较大的贡献”过于表态性的句子。 天坛公园中有个古迹“七星石”，在群众中流传一些它的传说，一些游人和基层公安机关都要求写个说明牌。1974年5月15日，天坛公园拟出说明词上报园林局，说明词非常简略：“七星石，十五世纪（明嘉靖年）增添。共八块，七块名‘北斗’，东北偶一小块名‘北极’，石上有人工雕花纹，为封建装饰物，是天坛重点文物之一。”局里照例交给梅邨处理，他查阅明代史籍，发现没有“七星石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明确记载，虽有各种传说，但毕竟根据不足，有欠慎重。他觉得七星石是封建迷信的产物，并不是“装饰品”，如解释，就会宣传“天命观”。梅邨征询市文物管理处意见，他们也觉得解释不清楚，不好写，建议不写说明词，在古迹旁边简单立个“七星石”牌子，加上“请爱护古迹”等字样即可。 五 北京公园浸润“文革”十年的浪花，苦涩而又艰辛，无不带上时代深深的烙印。从一些公园事务性的琐事，能看到当时辗转前行的一丝痕迹。 原来北京各公园的全年开放时间，是1962年2月由乐松生副市长办公室制定的，乐松生是无党派的著名工商业者，公园属于他分管的工作领域，他主持通过的开放时间表被认为过于烦琐，一年要变动七次之多，而且每个公园时间还不同。1966年8月22日，“为了使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更好地学习、工作和生产”，园林局要求撤销这个开放表，用简化的方式调整了开放时间，入园时间在七点半至八点之间，夏季静园时间控制在九点至十点以内。 北京公园的管理事务性变化，不少与中央领导直接关联。1971年秋季根据清理政治环境的指示，各公园主要游览区已不再露天摆放主席画像、塑像，并对主席语录牌进行了调整，仅有六个公园设语录牌14面，有12面语录牌更换成红底金黄字的主席诗词。从1972年至72年初，江青几次来公园说宣传工作要坚决贯彻主席和斯诺谈话中要“降温”的指示，园内可搞些主席诗词手稿，推荐了《卜算子·咏梅》等七首主席的诗作。（见市公用局党委会1972年8月18日《关于公园贯彻落实去年中央首长指示的情况的报告》） 1971年夏，江青、姚文元到颐和园后，批评门票价格太贵了，工农兵花不起。于是园林局就决定门票降价，五分降至三分，三分降二分。江青在公园里时常冒出念头，譬如提炼丁香油、植物挂牌等，在动物园提出“动物要想法配对，叫它繁殖”，一两年后动物园汇报说，已繁殖了斑马、河马、虎、食火鸡、雉鸡等68种，800多只。 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1972年春天，园林局从苏州、庐山、四川等地引进红松、樟树、杉树等50多种，2000多株丛树木分种在中山、陶然亭等九个公园，虽有春旱，但加强养护，成活了1700多株。 园林系统一直流传有关故宫的展陈故事，“文革”初期故宫提出要语录满墙，在三大殿里放置大幅油画、泥塑，表现人民的反抗斗争。总理批评此方案，说“故宫是封建王宫，哪一个皇帝不剥削人呀？这就是历史。”结果改变陈设的方向，三大殿又恢复了原状。紧跟着颐和园三个主要殿堂的陈列也恢复原貌，并对游人开放。 1972年11月12日，周总理到北海散步休息，听到二商局要把仿膳改为漪澜餐厅，总理说：“大家都知道么，改什么。”服务员于香莲说：“文化大革命时，仿膳的特殊风味都不叫卖了，有些当四旧破了。”总理笑了，没有言语。修建祈年殿时，有人提议殿名、图案是不是改改？有几位中央、市委领导出面指示不能改动。 1974年7月江青推荐《北貂南养》、《水上庄稼》等新纪录片，市委书记吴德当即要求组织各公园负责人集体观看，7月28日观影座谈会上众人纷纷表态跟进。江青一次来北海公园，一口气读完职工们编写的《新三字经》，高兴之余当场批转《光明日报》刊发。 但是领导们的意见过多，也会让公园不知所措。譬如颐和园革委会负责人曾抱怨，谁都可以说话，都要听受不了，像丁国钰讲国庆节前颐和园电线要下地，吴忠提汽艇要换一换，王震提出养鱼问题，我们都有一个“怕”字。（见1974年5月6日《批林批孔座谈会》速记稿）王震是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丁国钰、吴忠则是市革委会负责人，他们到公园顺口一说，限于财力人力都让公园无法解决。 那时公园的中心工作高度政治化，繁重而吃力。譬如1973年8月下旬，颐和园开始接受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外事接待任务，共有60余个代表团运动员来园游玩，承办了一场1200人的大规模茶点招待会。9月11日到1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承担访华团游园接待工作。9月17日，还插空接待美国费城交响乐团200余人的游玩活动，紧接着就是筹备一年一度的国庆游园。任务接蹱而来，容不得丝毫喘息。 1973年8月30日，市委紧急部署党的“十大”代表参观游览问题，9月1、2日几个大公园分别接待“十大”代表200余人到1000人。八达岭管理处把能容纳130人的接待室增加到200人，对食物用具全部进行消毒，对坑洼不平的道路进行修整和加宽。颐和园突击摆出了各类盆花700余盆，对主要干道树木的枯枝黄叶进行修剪，党委书记与机关干部也背上保洁桶参加清扫，两天来新调进面包万余斤、各类水果一万五千斤、香烟五十箱，以保证代表之需。 1972年游人去公园的人数在悄然增加，4月16日是个平常的星期日，据初步统计，这一天几个主要公园的游人竟达二十多万。动物园新到了一只犀香牛，闻讯前往观看的游人近十二万多。1973年全年北京公园各接待游人总数为2800余万人次，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的年度2100万余人次还多三成。1975年时，颐和园有两件事引人注目，一是5月2日照像部一天照了四百一十个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二是冰棍生产完成惊人的2307万支。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展开之后，园林局党委根据上级部署，在系统内发展政治夜校31所，学员达4387人，占职工总数64%；业余学习马列小组发展到164个小组，1566人。局党委在总结1974年工作时这样表述道：“北京一些古老公园原来都是封建帝王和买办阶级的行宫花园，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和爱好建造的，从造园艺术到殿、阁、亭廓以及匾额、对联到处渗透着孔孟之道。”中山公园结合克林德碑批判卖国投降的孔孟之道，颐和园批判殿堂匾额的仁义、忠恕的反动实质，天坛公园通过建筑物和园史狠判反动的天命论，八达岭管理处研究秦始皇和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香山公园调查慈幼院的历史揭露仁爱的反动本质，十三陵管理处结合文物研究明代末期儒法两家斗争的历史和法家代表人物。局党委称，通过大批判振奋革命精神，让古园换新貌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1975年暑假开始，市里部署校外育教工作。中山公园8月份在园内布置五个周末电影放映点，最早售票1万6千张，京城东南一带居民闻讯全家携幼而来，上千辆自行车摆满天安门观礼台前，进场观看的观众高达3万6千人。场面秩序因而不易控制，打架斗殴、追赶女同志、用烟头烧女同志的裙子、向观众里面扔烟头等现象有上升的趋势，公园被迫采取不登报，不演故事片，只演科教片等措施，结果来园人数仍没有减少。 这一年中山公园的夏季电影晚会，以其喧闹、无序和发泄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也是“文革”十年结束时最有代表性的典型场景之一。还值得记取的是两个公园生死变迁的小故事，第一个是玉渊潭公园，本来已初具园林规模，1962年对外开放，想不到1970年春市农业局把紫竹院、玉渊潭两公园要去作为养鱼场，两月以后恰逢“五一”前夕，周总理点名要紫竹院公园作好节日的对外开放工作，农业局便将紫竹院交回园林部门，但玉渊潭公园仍继续作养鱼场，先后伐除了大树2000余株，面目全非；第二个是北京植物园，国务院曾批拨560万元专款兴建，搜集国内外4000余种植物，与全世界200多个植物园和科研单位建立种子交换关系。但是1968年竟被撤销（1975年园林局内部文件称“受极‘左’的思潮影响”），其园址交给巨山农场使用，从农场的角度来经营，大量的珍贵植物都是不需要的，就陆续搬走或大面积损坏。国内外专家都希望恢复植物园的科研工作，但“文革”结束时也未能解决。 北京各大公园十年间的腾挪变迁，像一幕幕徐徐展开的画卷，凝聚了动荡时代的政治特性，既有暴风骤雨般的凌厉、呼啸，又有细风小雨一样的侵扰、凄楚，完全显现了那个年代政治重压下的异样和逼迫，真是让人感喟不已。 相关阅读： 陈徒手：北京外国工业展览会的台前幕后 陈徒手：七十年代北京外事宾馆接待记 陈徒手:圆明园告急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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