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衬，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哒”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
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
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叮当响。我好奇怪，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
“宋妈，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
“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
“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
“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
“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
宋妈没回答我，我还要问：
“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
“没听说吗？要了三年饭，给皇上都不做。”
他虽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来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列里打执事赚钱呢！烂棉袄上面套着白丧褂子，从丧家走到墓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还举着旗呀伞呀的。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子洋钱哪！这一身披挂，走那么远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好的缘故吗？我不懂，便要发问，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我满意，我便要在心里琢磨了。
家住在虎坊桥，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从早到晚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使得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灵，在那小小的年纪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同情、感慨、兴趣……种种的情绪。
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时，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也说不定吧！
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有这么多方面。在我幼年居住在那里的几年中，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的，我们姐弟们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上看热闹了。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人拿着照像匣子，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小日本儿会说中国话，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的对我说：
“小妹妹的照像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和妹妹向后退缩，他又说：
“不要紧，照了像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嘴里念念有词。
我看看宋妈，宋妈说话了：
“您这二位先生是——？”
“噢，我们是日本的报馆的，不要紧，我们大大的照了像。”
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要给你们照就照吧！”
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门前照了一张像，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照。等到爸爸回家时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玩笑着说：
“不好喽，让人照了像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办？”
爸爸虽然玩笑着说，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担忧着。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来一本书报，里面全是日本字，翻开来有一页里面，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赫然在焉！爸爸讲给我们听，那上面说，中国街头上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书册。
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逮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旧事》小说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
虎坊桥在北京政府时代，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无论到前门，到城南游艺园，到八大胡同，到天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很晚很晚，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的。早上它也热闹，尤其到了要“出红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涌到各处来看“热闹”的人。出红差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枪毙人怎么能叫做看热闹呢？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做“热闹”来看的。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地叫喊着，不像是要去送死，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行列。他们没有悲悯这个将死的壮汉，反而是犯人喊一声：“过了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群众便喊一声：“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唱一句，下面喊一声好一样。每逢早上街上涌来了人群，我们便知道有什么事了，好奇的心理也鼓动着我，躲在门洞的石墩上张望着。碰到这时候，母亲要极力地不使我们去看这种“热闹”，但是一年到头常常有，无论如何，我是看过不少了，心里也存下了许多对人与人间的疑问：为什么临死的人了，还能喊那些话？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喊好？人群中有他的亲友吗？他们也喊好吗？
同样的情形，大的出丧，这里也几乎是必经的街道，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大出殡，是所谓“死后哀荣”，所以必须选择一些大街来绕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沿街的商店有的在马路沿上摆上了祭桌，披麻带孝的孝子步行到这里，叩个头道个谢，便使这家商店感到无上的光荣似的。而看出大殡的群众，并无哀悼的意思，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流露出对死后有这样哀荣，有无限的羡慕的意思在。而在那长长数里的行列中，有时会看见那胖子老乞丐的。他默默地走着，面部没有表情，他的心中有没有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在年轻时不荡尽了那些家产，他死后何尝不可以有这份哀荣，他会不会这么想？
欺骗的玩意儿，我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穿着蓝布大褂的那个瘦高个子，是卖假当票的。因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门前，便和宋妈很熟，并不避讳他是干什么的。宋妈真奇怪，眼看着他在欺骗那些乡下人，她也不当回事，好像是在看一场游戏似的。当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时，便忍不住了，我绷着脸瞪着眼，手掐着腰，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卖假当票的说：
“大小姐，我们讲生意的时候，您可别说什么呀！”
“不可以，”我气到极点，发出了不平之鸣，“欺骗人是不可以的！”
我的不平的性格，好像一直到今天都还一样地存在着。其实，所谓是非的看法，从前和现在，我也不尽相同。总之是人世相看多了，总不会不无所感。
也有最美丽的事情在虎坊桥，那便是春天的花事。常常我放学回来了，爸爸在买花，整担的挑到院子里来，爸爸在和卖花的讲价钱，爸原来只是要买一盆麦冬草或文竹什么的，结果一担子花都留下了。卖花的拿了钱并不掉头就走，他还留下来帮着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种植，也一面和爸爸谈着花的故事。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响，也帮着搬盆移土和浇水。
我早晨起来，喜欢看墙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开了她的容颜，还有一排向日葵跟着日头转，黄昏的花池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等着你去摘取。
虎坊桥的童年生活是丰富的，大黑门里的这个小女孩是喜欢思索的，许是这些，无形中导致了她走上以写作为快乐的路吧！
一九六一年七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