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馆

一、会馆的起源和发展

　　什么是会馆？《辞海》的《会馆》条解释说：“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

　　会馆始于何时？《辞海》的上述条目引用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刘侗是明崇帧时人，去嘉靖、隆庆未远。这是记载会馆的较早史料，应该是可信的。

　　近人瞿兑之在《湖广会馆馆志后记》一文中说：“京师之有会馆，肪于汉之郡邸。……椎其原始者，或云永乐已有之。而刘同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则称盛于嘉隆。同人所记详霰，其必有所受之也。”这里的“永乐已有之”和刘侗所说的“始嘉隆间”其实并不矛盾。讲永乐年间（1402一1424年）已有会馆，过了一百多年，到嘉靖、隆庆年间（1522一1572年〕会馆达到兴盛的程度，这是合乎情理的事实。

　　会馆的发达是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关系的。《辞海》所说的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所设立，其标志又是“建有馆所”，只有个虚设的组织而没有“馆所”供“集会、寄寓之用”，不能称为会馆。这就是说，会馆是实体，它分为“同籍贯的”和“同行业的”两大类型。

　　明清时代，实行开科取士的制度。考生先参加县府考试，及格者称“童生”。童生才有资格参加省一级的考试，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 因为在秋天，故称“秋闱”，考中者称“举人”。乡试的次年即丑、辰、未、戌年春天，在京师由礼部主持，举行会试，称“春闱”，考中者称“贡士”。此外，有时逢国家大典之年，还特别开“恩科”。考中的贡士还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及格称“进士”，再分授不同的官职。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举，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考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每次考试期间，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许多居民特别是试场周围的居民腾出住房，挂出“状元店”或“状元吉寓”的招牌，供举子们居住。据记载：“每春秋二试之年，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背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古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但是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贫寒子弟是负担不起的，他们中不少人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乞讨，到处受白眼和冷遇。京剧《连升店》里王名芳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因此，举子们追切企盼解决到京后的住宿问题，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东师为四方士民辐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馆，以资憩息”。这种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做“试馆”。例如花市上头条的遵化试馆，花市上二条的蓟州试馆等。这类试馆在所有会馆中数量最多，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清朝末期，科举制度废除，这类会馆的试馆功能丧失。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仍有大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商人，学生，借会馆以居住、集会，这些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乡利益，供祭祀乡贤或燕集，“敦亲睦之谊，叙桑辛之乐”，所以，近人徐珂说：“各省人士，侨寓京都，设馆舍以为联络乡谊之地，谓之‘会馆’，或省设一所，或府设一所，或县设一所，大都视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而建设之， 大小凡四百余所。”试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

　　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成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已，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 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行馆分两种：一种是完全是同行业组成的。如南新华街的玉行长春会馆，北芦草园的颜料会馆，前门外西河沿的银号行正乙祠等，“正乙祠在正阳门外护城河之西偏，其始于康熙六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此外，如崇外东兴隆街的药行会馆、精忠庙的梨园会馆等皆属于这一类。另一种也是冠以地名的会馆，但实际却是行馆。因为旧时北京有不少行业的商人和从业人员往往是某一地区的人互相援引而来的，形成行业的地区垄断，因而这些行业的会馆就以这些人的家乡为馆名。例如郭家井的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小蒋家胡同的山西布行商人建立的晋翼会馆，广内大街的烟行商人建立的河东会馆等。据《河东会馆碑记》载：“去年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卒赖三圣之灵，其人自来，恳请定为章程，永归平允。行中同人欣喜过望之无已也。”

　　这类工商会馆在北京约有二十多所。工商会馆的始建时间，大体上是在明末清初。最早的工商会馆如颜料行业的山西平遥会馆，粮油业的临襄会馆，都建立于明朝。

　　山西纸张等行业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时的碑记中说：“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东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四明会馆旧名觐县会馆，碑记中说该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此外，还有许多工商会馆的碑记追述建自明朝，其时间大体与试馆相当。

　　总之，北京会馆之来源不外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北京的本籍、本行业工商业者集资兴建，借以集会、祭祀、酬神，联络感情，开展业务活动，《清稗类钞》谓“商业中人，酬资建屋，以为岁时集会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实际上，工商公所设立较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改称京城商务总会，称公所的时间不长， 有些从开始就称会馆而不称公所，这类会馆到民国初年还相当发达，加以原有会馆在业务上的分工不同，因此形成哪个地方工商业在北京发展，哪些地方的会馆就比较多的局面。外国商品侵入以后，北京的工商业者为了同他们抗衡，同洋货竞争，纷纷成立了同业公会，这些会馆就成了同业公会的会所。“维夫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论评市价”。

　　第二种是本籍在京官员捐建。这些京官一般都是原来的举子。他们深知本籍距京遥远，来京应考之艰难。自己一旦做了宫，也就乐于捐助建馆。何况捐建会馆又是有益桑辛、光耀乡里的名利双收的事情。因此，哪些地方在京当官的多，那些地方的会馆就多，规模也相对地比较大。有些地方老馆、新馆、东馆，西馆并存，不只有主产，还有附产，义园、学校以及各种慈善事业。据记载：“同治十一年户部主事潭继洵等购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北头路西官房一所为湖南会馆公产。”谭继洵是谭嗣同的父亲，曾任户部员外郎、郎中， 甘肃巩秦阶道。由他牵头集资，以后才有了湖南会馆。也有的职位高的京官调往外地，就把自己的私宅捐献出来，改成会馆。

　　第三种是本籍的地方官和工商业者的资助。多与以上两种方式结合，作为家乡的支持。许多会馆除了接待举子应试之外，还兼作本地官员来京时的招待所。在各地没有今天这样的驻京办事处的当时，会馆当然就是外地官员在京城的落脚点了。北京会馆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屡有变化。早期的主要功能是接待本籍的举子来京应试，本籍京官及候选人员的下处。民国初年又成为失意政客的居所，来京本籍人员到京的落脚点，以及在京贫苦无告同乡的住处。与此同时，会馆又往往是革命志士的活动场所。当然社会上的一些反动势力和各种罪犯也往往侧足会馆之间，成为各个时期管理当局注意的一大焦点。

　　据北京解放后市民政局对391个会馆的建馆时间的调查、建于明朝的33个，其中最早的南昌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建于清朝的341个；建于民国初年的17个，如江西会馆、湖北京山会馆、最晚者如建于1936年的湖北大冶会馆和建于1928年的湖北潜江会馆。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如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全馆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出租。此外，有义园4处、学校1所。坐落在虎纺桥西南的湖广会馆，历史上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田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该馆前部有戏台。中部为文昌阁，供奉司文运的文昌帝君，有乡贤祠，供奉全楚先贤，每年正月同乡团拜祭礼，还有一口据说只在子午时甘甜可口的水井。最后部分为供会议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花园则竹木成荫，花草丰茂，全馆4300多平方米。一般规模的会馆大都是建有20间左右的四合院。较小的会馆如手帕研同的齐鲁会馆，只有一个小院，房屋13间。更小的如棉花四条的江宁惜字会馆，仅有一小三合院，房屋9间。

二、会馆的机构人员和财产

　　会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管理组织。这种管理组织要随着会馆任务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是一个由简单到严密的过程。

　　开始的时期大部分会馆实行馆长制，是由本籍同乡公推德高望重、办事公道并有能力进行实际管理的京官担任馆长，负责制订章程并监督其实施，召集会议以决定重大馆务，对外代表会馆进行馆务工作。馆长任期多数为一年，也有两三年的。有的会馆一次选出若干馆长，按年担任实际工作，称为“值年制”。实行馆长值年制的大抵在清末民初以前。但直到解放初期，391个会馆中仍有35 个实行馆长负责制，如江西安福会馆，湖北孝感会馆等。 1925年京师警察厅颁布的《会馆管理规则》规定，“各会馆应由旅京同乡人员就在京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公望素孚者，公举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多数会馆实行董事会制。一般由在京同乡选出董事4人组成董事会，其中1人为董事长，任期一年（后改为二年）。到解放初期实行董事会制的会馆共70个。 沦陷期间、伪市政当局规定，各会馆的管理机构统一称同乡会。由在京同乡组成同乡会，再由同乡会公举董事若干人组成馆产董事会负责会馆的管理，这种以同乡会名义管理的会馆多是省馆。如全蜀会馆，每年由旅京同乡大会选举理事25人，监事7人，理事推举常务理事9人，理事长1人，副理书长1人，到北京解放初现实行同乡会管理制的会馆有93个。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又有许多会馆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即由在京同乡选出理事7人，推举出常务理事2人，任期1年。到北京解放初期，实行理事会管理制的会馆共82个。

　　北京解放以后，民政部门整顿全馆，实行登记，有些会馆建立会馆管理委员会，由在京同乡选举执委5人，监委3人，推举主委1人。实行管理委员会制的会馆，解放初期共26个。

　　此外，越中先贤祠和绍兴会馆，实行评议会制，即由在京同乡公推正、副董事、评议员、监察员各1 人，互推正、副主席各1人，进行管理。

　　北京解放初期，许多会馆管理组织瘫痪，负责人或离京出走。或隐蔽不出，一个时期竟有60多个会馆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不少会馆按市政府令，成立了财产管理委员会，但实际上不过是个空架子。不少本籍在京党政负责人和高级民主人士被列入名单，如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法制委员会委员陈铭枢、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甚至周恩来总理都被列入各该地区会馆的管理委员会名单，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在馆长、董事等领导下，会馆的日常实际是由“长班”来进行的。长班指挥若干馆役，负责会馆的对外联系，对内接待，会馆的日常会计、收发、传达、洒扫等勤杂和事务工作。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有的会馆长班世袭，个别竟有的达五六代之久。这些人对本籍在京同乡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况熟悉，对警察厅等市政管理部门熟悉，对会馆的事务熟悉。实际上，有些馆长、董事等也要受长班的左右。在兵荒马乱、政权更迭的年代，会馆的管理机构不健全，长班又往往是会馆的实际掌权人。一个精明能干的长班，不仅能很好地为本籍在京同乡中的权势人物服务，在馆务方面取得这些人的支持，而且对本籍同乡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能应付裕如。他们能千方百计增加会馆的收入，增殖会馆的财产。当然， 其中也有相当多的长班，挟会馆以自重，滥用职权，贪污舞弊，中饱自肥，其至私霸馆产，成为住馆房客的“二房东”。

　　会馆的财产，除了称为“主产”的馆舍外，尚有所谓“附产”，一般多为会馆积累资金另购的房舍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为会馆房租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尚有祠庙、义园、学校等附产。有的会馆附产很多，大于主产的许多倍。各会馆一般都订有住馆的规章制度。早期的住馆规定留传下来的已经不多，这里，仅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河间会馆的《住会馆客寓规条》为例，从中可以窥见这类条规的大体内容。住馆人的资格，《规条》指明：“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有事故者概不留寓。”京官未补和己补未任事者，准许住馆，一旦任事，一个月左右即应移出。永远不得携住家眷，并且遇乡试、会试之期，所住补选者均应移让。馆中事务由值客承办人负责。值客分发客房，住馆人”不得多占，不得拣择”。馆内有厨房六所，分派几房共用一所，不得自设炉灶。馆中设施不得移动，如有损坏照阶赔偿。不许占房，亦不许带事外亲友住馆。《规条》还对乡试、会试中式有及分发官职者分别规定不同的捐款数额，“以为寒士卷价及周则同乡忧戚事故之用”。 从这个《规条》可以看到，早期的会馆管理是同试馆的主要任务为接待举子相适应的，即会馆平时可接待来京之官员、客商，但均不得携带眷属、遇有考试之期，则应迁出，让给举子居住。废除科举以后，仍有接待来京学子和候补官员暂住之规定。原有的主产不收租金，不接纳眷属和长住，不接纳外地人员等规定，到后来也逐渐废弛。会馆同住户终至形成房主同一般的房客的关系。

　　会馆的收入主要靠房租，包括主产、附产的房屋租金，义园停枢、安葬也按年收费。很多会馆都明确列出各种收费的规定。此外， 早期的许多会馆对本籍在京人员考试及第、分发候选、捐请封诰、除授官职、荣转升迁以至高校毕业、留洋归国者，各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数额的“喜金”，作为会馆的经常收入。 义园是有些会馆的重要附产。原来的目的是使本籍在京同乡中死后不能归葬原籍的，可殡葬于本籍的义园，作为会馆的一项义举。有的义园在灵枢运回原籍时，会馆还给予一定的补助。有的义园还可以让死者家属留住，以便于送葬、祭扫。义园有专人管理，由会馆支付各项费用。每年冬季这些人到会馆去领取“皮袄钱”。当然，在义园停枢的家属对管理人员表示感谢，送钱也是不可少的。为了使本籍在京人员的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许多会馆都出钱资助教育事业，其中比较多的是对本籍在京人员子女上学办按年龄不同，定期给予补助。有的会馆就直接设立学校，如1905的河南会馆设立的豫学堂，1906年安徽会馆设立的皖学堂，四川会馆设立的四川文学堂，以至广西、陕甘、江西等学堂和山西中学堂。1914 山东会馆成立的山东中学，因为教学成绩优异，还受过市教育当局的表彰，该校一直存在到解放以后，培养了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学子，为北京市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此外，有些会馆还在北京市民政等部门领导下举办过救灾，发放寒衣、办粥厂等活动，虽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总不失为值得称道的“善举”。

四、会馆和北京文化

　　会馆在北京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推动过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今天，大多数会馆已经面目全非，在城市房屋成片改造当中，不少馆舍被夷为平地，园林被毁，碑碣散失。少数会馆虽然被当作历史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要想恢复昔日风貌，尚须假以时日。我们研究会馆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从中窥见对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研究北京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应当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使其在传统教育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北京的近代史上，许多人物的活动同会馆有密切的联系。

　　宣武门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象、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他面对清末的衰败局势，不只一次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现在番禺会馆已作为龚自珍故居，成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会馆原在福州馆街，为明万历年间叶向高私宅捐建。1813年林则徐初入京，官卑俸低，寄住贾家胡同莆阳会馆。当地得知福建籍刑部尚书陈望坡辞官告归，捐出私宅建立福建新馆时，毅然将代人书折写文的笔润，全部捐出，用于新馆装修。得到闽籍旅京人士的称赞和响应，踊跃效仿捐助，促成新馆的建立。

　　宣武门外大街的歙县会馆，创建于明末，是北京最早的会馆之一，原为商馆，清初改为试馆，这里曾居住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王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任过御史、侍郎等职。咸丰四年（1854年）他曾上书主张实行货币改革，遭到皇帝的申斥，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歙县会馆度过的。

　　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以后不断扩建，到光绪三年（1876年）已发展成13个院落、190多间房舍的大会馆。 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来京应考，就住在馆内的一个小跨院中。因为院内有七棵树，故称“七树堂”。院内北房也被命名为“汗漫舫”。康有为在这里同维新党人策划变法的方案，写过很多维新变法的诗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书就是康有为在这里起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戍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就是在南海会馆被捕走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故居“莽苍苍斋”的浏阳会馆，在宣武区北半截胡同。他在这里写文章、发书信，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筑铁路、造轮船、办工厂 、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浏阳会馆捕走谭嗣同，不久杀害于菜市口。“戊戌变法”中同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住过的新会会馆，在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变法失败后，梁逃亡日本，1916年 ，梁在新会会馆起草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世凯的《保国会章程》。粱晚年任教清华，号书斋曰“饮冰室”。他的许多著作是在新会会馆完成的。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会馆参加集会，并曾到南横街的粤东新馆出席欢迎大会。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组织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欢迎孙中山的仪式，并召开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位于下斜街的全浙会馆，是清康熙年间赵恒夫“寄园”旧址之一，后捐为会馆。民国初年，革命报人邵飘萍、林白水曾在此从事反对军阀和新文化运动。 1928年北平建市后，曾在全浙会馆举行邵、林二烈士的追悼会。

　　米市胡同的泾县新馆，建于清乾隆年间。“五四”运动时期为著名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所在地。李大钊等曾任该刊编辑。该刊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至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军阀封闭。胡适和陈独秀都曾为该刊撰稿。

　　绍兴会馆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1912年起住进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许多不朽之作和极富战斗性的杂文以及许多翻译作品。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旗手。

　　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土集资所建。1920年2月，毛泽东来北京曾居住于此，并曾在此召开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会馆在促进全国各省市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这方面最好的事例是各会馆戏搂在京剧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经济的繁荣带动各种戏曲的发展。但是当时能供市民观赏的公共剧场很少。为了能使全国各剧种能来北京演出，会馆的戏楼就有了大显身手的余地。据统计，北京会馆中有17个建有大小不等的戏楼，其中正乙祠、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的戏楼尤其有名，被称为“四大戏楼”，蜚声京城。一时间，汉剧、豫剧、蒲剧、粤剧、黄梅戏，梆子、昆曲等许多剧种，在有关会馆中竞相上演。以致清嘉庆年间的查撰曾有，“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之叹。这些戏楼为各种地方戏曲在北京演出提供了条件，促成了乾隆末年的“四大徽班”进京，终于形成了融合各个剧种的皮簧戏，

　　一个新的剧种京剧由此诞生。会馆戏楼对外开放，打破了地区的界限，使京剧能采各剧种之长，由地方的上升为民族的文艺形式。许多著名的京剧大师，如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余叔岩、姜妙香、梅兰芳等人，都曾在会馆戏楼演出献艺。会馆戏楼在繁荣北 京的文化生活，推动京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的事例以外，会馆在北京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邑。例如，各地会馆给北京带来自己地方的饮食习惯，在展示各自地方菜肴的特点中，取长补短，既有融合，更具特色，终于形成川、鲁、粤、淮等地方菜系。会馆带来各地方言，给北京话以营养和活力，促进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的形成。此外，像建筑艺术、园林建设、书法石刻、诗文楹联等方面，会馆都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留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把北京文化史的研究，引向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