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的发展

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成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已，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 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行馆分两种：一种是完全是同行业组成的。如南新华街的玉行长春会馆，北芦草园的颜料会馆，前门外西河沿的银号行正乙祠等，“正乙祠在正阳门外护城河之西偏，其始于康熙六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此外，如崇外东兴隆街的药行会馆、精忠庙的梨园会馆等皆属于这一类。另一种也是冠以地名的会馆，但实际却是行馆。因为旧时北京有不少行业的商人和从业人员往往是某一地区的人互相援引而来的，形成行业的地区垄断，因而这些行业的会馆就以这些人的家乡为馆名。例如郭家井的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小蒋家胡同的山西布行商人建立的晋翼会馆，广内大街的烟行商人建立的河东会馆等。据《河东会馆碑记》载：“去年易州烟庄牙侩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卒赖三圣之灵，其人自来，恳请定为章程，永归平允。行中同人欣喜过望之无已也。” 

这类工商会馆在北京约有二十多所。工商会馆的始建时间，大体上是在明末清初。最早的工商会馆如颜料行业的山西平遥会馆，粮油业的临襄会馆，都建立于明朝。 

山西纸张等行业商人建立的临汾东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时的碑记中说：“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东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四明会馆旧名觐县会馆，碑记中说该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此外，还有许多工商会馆的碑记追述建自明朝，其时间大体与试馆相当。 

总之，北京会馆之来源不外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北京的本籍、本行业工商业者集资兴建，借以集会、祭祀、酬神，联络感情，开展业务活动，《清稗类钞》谓“商业中人，酬资建屋，以为岁时集会及议事之处，谓之‘公所’，大小各业均有之，亦有不称公所而称会馆者。”实际上，工商公所设立较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改称京城商务总会，称公所的时间不长， 有些从开始就称会馆而不称公所，这类会馆到民国初年还相当发达，加以原有会馆在业务上的分工不同，因此形成哪个地方工商业在北京发展，哪些地方的会馆就比较多的局面。外国商品侵入以后，北京的工商业者为了同他们抗衡，同洋货竞争，纷纷成立了同业公会，这些会馆就成了同业公会的会所。“维夫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论评市价”。 

第二种是本籍在京官员捐建。这些京官一般都是原来的举子。他们深知本籍距京遥远，来京应考之艰难。自己一旦做了宫，也就乐于捐助建馆。何况捐建会馆又是有益桑辛、光耀乡里的名利双收的事情。因此，哪些地方在京当官的多，那些地方的会馆就多，规模也相对地比较大。有些地方老馆、新馆、东馆，西馆并存，不只有主产，还有附产，义园、学校以及各种慈善事业。据记载：“同治十一年户部主事潭继洵等购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北头路西官房一所为湖南会馆公产。”谭继洵是谭嗣同的父亲，曾任户部员外郎、郎中，甘肃巩秦阶道。由他牵头集资，以后才有了湖南会馆。也有的职位高的京官调往外地，就把自己的私宅捐献出来，改成会馆。 

第三种是本籍的地方官和工商业者的资助。多与以上两种方式结合，作为家乡的支持。许多会馆除了接待举子应试之外，还兼作本地官员来京时的招待所。在各地没有今天这样的驻京办事处的当时，会馆当然就是外地官员在京城的落脚点了。北京会馆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屡有变化。早期的主要功能是接待本籍的举子来京应试，本籍京官及候选人员的下处。民国初年又成为失意政客的居所，来京本籍人员到京的落脚点，以及在京贫苦无告同乡的住处。与此同时，会馆又往往是革命志士的活动场所。当然社会上的一些反动势力和各种罪犯也往往侧足会馆之间，成为各个时期管理当局注意的一大焦点。 

据北京解放后市民政局对391个会馆的建馆时间的调查、建于明朝的33个，其中最早的南昌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建于清朝的341个；建于民国初年的17个，如江西会馆、湖北京山会馆、最晚者如建于1936年的湖北大冶会馆和建于1928年的湖北潜江会馆。 

会馆的规模则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经济实力和热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进院落和几层跨院，有的还建有聚会、宴筵的会所，祭神仙、祭魁星、祭乡贤的庙宇，有的会馆附有花园、游廊，还有的建有戏台以为聚会演出助兴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附产、义园、学校等，规模就更大了。如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兄弟首倡，淮军将领集资所建，规制宏大，为三路九个套院。房屋60多间，并有一座大花园。全馆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半截胡同的湖南会馆，有馆舍36间，有戏台、文昌阁、客厅和集会用的场地。还有10余处附产房舍出租。此外，有义园4处、学校1所。坐落在虎纺桥西南的湖广会馆，历史上曾是清代徐乾学、岳钟琪等人的故居。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田刘云房、李秉和创议公建，道光年间集资重修，曾国藩又再次修建。该馆前部有戏台。中部为文昌阁，供奉司文运的文昌帝君，有乡贤祠，供奉全楚先贤，每年正月同乡团拜祭礼，还有一口据说只在子午时甘甜可口的水井。最后部分为供会议的宝善堂、供宴饮的楚畹堂和会客的风雨怀人馆，花园则竹木成荫，花草丰茂，全馆4300多平方米。一般规模的会馆大都是建有20间左右的四合院。较小的会馆如手帕研同的齐鲁会馆，只有一个小院，房屋13间。更小的如棉花四条的江宁惜字会馆，仅有一小三合院，房屋9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