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的机构人员和财产

会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有一定形式的管理组织。这种管理组织要随着会馆任务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是一个由简单到严密的过程。 

　　开始的时期大部分会馆实行馆长制，是由本籍同乡公推德高望重、办事公道并有能力进行实际管理的京官担任馆长，负责制订章程并监督其实施，召集会议以决定重大馆务，对外代表会馆进行馆务工作。馆长任期多数为一年，也有两三年的。有的会馆一次选出若干馆长，按年担任实际工作，称为“值年制”。实行馆长值年制的大抵在清末民初以前。但直到解放初期，391个会馆中仍有35 个实行馆长负责制，如江西安福会馆，湖北孝感会馆等。 1925年京师警察厅颁布的《会馆管理规则》规定，“各会馆应由旅京同乡人员就在京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公望素孚者，公举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多数会馆实行董事会制。一般由在京同乡选出董事4人组成董事会，其中1人为董事长，任期一年（后改为二年）。到解放初期实行董事会制的会馆共70个。 沦陷期间、伪市政当局规定，各会馆的管理机构统一称同乡会。由在京同乡组成同乡会，再由同乡会公举董事若干人组成馆产董事会负责会馆的管理，这种以同乡会名义管理的会馆多是省馆。如全蜀会馆，每年由旅京同乡大会选举理事25人，监事7人，理事推举常务理事9人，理事长1人，副理书长1人，到北京解放初现实行同乡会管理制的会馆有93个。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又有许多会馆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即由在京同乡选出理事7人，推举出常务理事2人，任期1年。到北京解放初期，实行理事会管理制的会馆共82个。 

　　北京解放以后，民政部门整顿全馆，实行登记，有些会馆建立会馆管理委员会，由在京同乡选举执委5人，监委3人，推举主委1人。实行管理委员会制的会馆，解放初期共26个。 

　　此外，越中先贤祠和绍兴会馆，实行评议会制，即由在京同乡公推正、副董事、评议员、监察员各1 人，互推正、副主席各1人，进行管理。 

　　北京解放初期，许多会馆管理组织瘫痪，负责人或离京出走。或隐蔽不出，一个时期竟有60多个会馆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不少会馆按市政府令，成立了财产管理委员会，但实际上不过是个空架子。不少本籍在京党政负责人和高级民主人士被列入名单，如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法制委员会委员陈铭枢、中共中央华北局刘澜涛，甚至周恩来总理都被列入各该地区会馆的管理委员会名单，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在馆长、董事等领导下，会馆的日常实际是由“长班”来进行的。长班指挥若干馆役，负责会馆的对外联系，对内接待，会馆的日常会计、收发、传达、洒扫等勤杂和事务工作。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有的会馆长班世袭，个别竟有的达五六代之久。这些人对本籍在京同乡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况熟悉，对警察厅等市政管理部门熟悉，对会馆的事务熟悉。实际上，有些馆长、董事等也要受长班的左右。在兵荒马乱、政权更迭的年代，会馆的管理机构不健全，长班又往往是会馆的实际掌权人。一个精明能干的长班，不仅能很好地为本籍在京同乡中的权势人物服务，在馆务方面取得这些人的支持，而且对本籍同乡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能应付裕如。他们能千方百计增加会馆的收入，增殖会馆的财产。当然， 其中也有相当多的长班，挟会馆以自重，滥用职权，贪污舞弊，中饱自肥，其至私霸馆产，成为住馆房客的“二房东”。 

　　会馆的财产，除了称为“主产”的馆舍外，尚有所谓“附产”，一般多为会馆积累资金另购的房舍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为会馆房租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尚有祠庙、义园、学校等附产。有的会馆附产很多，大于主产的许多倍。各会馆一般都订有住馆的规章制度。早期的住馆规定留传下来的已经不多，这里，仅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河间会馆的《住会馆客寓规条》为例，从中可以窥见这类条规的大体内容。住馆人的资格，《规条》指明：“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有事故者概不留寓。”京官未补和己补未任事者，准许住馆，一旦任事，一个月左右即应移出。永远不得携住家眷，并且遇乡试、会试之期，所住补选者均应移让。馆中事务由值客承办人负责。值客分发客房，住馆人”不得多占，不得拣择”。馆内有厨房六所，分派几房共用一所，不得自设炉灶。馆中设施不得移动，如有损坏照阶赔偿。不许占房，亦不许带事外亲友住馆。《规条》还对乡试、会试中式有及分发官职者分别规定不同的捐款数额，“以为寒士卷价及周则同乡忧戚事故之用”。 从这个《规条》可以看到，早期的会馆管理是同试馆的主要任务为接待举子相适应的，即会馆平时可接待来京之官员、客商，但均不得携带眷属、遇有考试之期，则应迁出，让给举子居住。废除科举以后，仍有接待来京学子和候补官员暂住之规定。原有的主产不收租金，不接纳眷属和长住，不接纳外地人员等规定，到后来也逐渐废弛。会馆同住户终至形成房主同一般的房客的关系。 

　　会馆的收入主要靠房租，包括主产、附产的房屋租金，义园停枢、安葬也按年收费。很多会馆都明确列出各种收费的规定。此外， 早期的许多会馆对本籍在京人员考试及第、分发候选、捐请封诰、除授官职、荣转升迁以至高校毕业、留洋归国者，各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数额的“喜金”，作为会馆的经常收入。 义园是有些会馆的重要附产。原来的目的是使本籍在京同乡中死后不能归葬原籍的，可殡葬于本籍的义园，作为会馆的一项义举。有的义园在灵枢运回原籍时，会馆还给予一定的补助。有的义园还可以让死者家属留住，以便于送葬、祭扫。义园有专人管理，由会馆支付各项费用。每年冬季这些人到会馆去领取“皮袄钱”。当然，在义园停枢的家属对管理人员表示感谢，送钱也是不可少的。为了使本籍在京人员的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许多会馆都出钱资助教育事业，其中比较多的是对本籍在京人员子女上学办按年龄不同，定期给予补助。有的会馆就直接设立学校，如1905的河南会馆设立的豫学堂，1906年安徽会馆设立的皖学堂，四川会馆设立的四川文学堂，以至广西、陕甘、江西等学堂和山西中学堂。1914 山东会馆成立的山东中学，因为教学成绩优异，还受过市教育当局的表彰，该校一直存在到解放以后，培养了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学子，为北京市的教育事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此外，有些会馆还在北京市民政等部门领导下举办过救灾，发放寒衣、办粥厂等活动，虽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总不失为值得称道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