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甸期间,除去古玩摊而外,最多的就是书摊了。厂甸南北、新华街马路西侧人行道上,几乎全是书摊。海王村公园西门对面土地庙内,也都是书摊。书摊虽然不象珍宝摊、古玩摊那样讲究,但也可以分出若干等级来。大体是土地庙中、海王村公园左边的大书摊,都是一等的;马路西侧,人行道上的书摊,是二等的;离热闹区远的边沿地区的便是三等的了。大书摊也都是用木板搭成货台,临时营业。北京是几百年的文化古城,学者多、教授多、教员多、学生多,所以书摊边上簇拥的人也绝不比珠宝摊、古玩摊的人少,同样是拥来拥去。鲁迅先生甲寅(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记道:午后同朱吉轩游厂甸,遇朱■先、钱中季、沈君默。二月八日记道:……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者甚多。从这些日记中,很可以窥见当时厂甸书摊上,是学人们常常见面的地方了。这种风气应该是流传很久了吧?过去常说王渔洋当年,人们不大容易找到他,只有在慈仁寺书摊上才能一瞻老诗人的风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燕台杂咏》中“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句下自注道:“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这故事传作艺林佳话,风气绵绵未绝,直到鲁迅先生他们在厂甸逛书摊时,也还是如此,也可见其悠久了。 厂甸的大书摊,除去本琉璃厂的一些书铺摆设而外,还有城里隆福寺街、宣武门里,以及东安市场和后来的西单商场等处的书铺、书摊,到期也到厂甸来设摊。尤其是隆福寺街的书铺,那时也有几十家,规模都不比琉璃厂的书铺小,其中如三槐堂、宝书堂、带经堂、聚珍堂、文奎堂等,都是很有名的老铺。这些店铺来摆摊,摆出来的书自是很可观的了。当然都是线装古书、其中不乏精刻善本。至于一般平装本、精装本的现代旧书,那都是在东安布场、西单商场各家书铺所设的摊子上出售了。除此而外,至于那些再次一等的,货色也就比较零散、残缺,这些书摊平时也都是在城里各小市或庙会上摆地摊,厂甸期间,也都集中到这里,希望多作点生意。这种摊子,也同古玩摊的地摊一样,货色残缺,生意清冷,当时习惯叫做“冷摊”。但是就是在这种冷摊上,却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当时大书铺的店主、伙友也常常从冷摊上觅书。远的不必说,晚近文德堂主人韩左泉就从西小市摊上买到过绍兴刊本《后山诗注》,经傅增湘、赵斐云等专家鉴定后,藏之居为奇货。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旧历正月初六日记道:又在小摊上得《明僮■录》一本,价一角。正是从这种冷摊上买到的。先生特别记明“小摊”二字,多少表现出一种意外收获的兴趣。那时人们习惯叫作“淘旧书”,意思是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似乎象淘金沙一样,要花工夫在许许多多的沙中淘得一点,所谓“凡所难求皆绝好”,恐怕其乐趣也就在于此吧。 鲁迅先生在游厂甸的日记中,常常记着书价昂贵的话,如甲寅(一九一四年)二月一日记道: 因赴琉璃厂,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遂又览十余书店,得影北宋本《二李唱和集》一册,一元。陈氏重刻《越中三不朽图赞》一册,五角,又别买一册,拟作副本,或以遗人;《百孝图》二册,一元;《平津馆丛书》(重刻本)四十八册,十四元。 又如乙卯(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日记道: 下午往琉璃厂及火神庙,书籍价昂甚不可买,循览而出。别看书肆,买《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价四元。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情况。过去厂甸正月竹枝词有一首说:“火神庙接吕祖祠,购买新书归去迟。价比坊中平日贵,两人笑向说便宜。”就是说摊上的书价钱比店铺里的还要贵,而买的人却说“便宜”。这是什么道理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握了商业心理。原因是城中各书铺,到厂甸设摊临时营业,厂甸庙会人多,大家都认为能买到便宜货,书铺便利用这种心理,摊上的书普遍加码出售,而一般赶热闹的人便都认为便宜了。但遇到经常买书、熟悉行市的老客人,便自然看出摊上的书实际价钱很贵,反不如到书铺里面去买,一般都是熟人,倒还要公道实惠些。所以鲁迅先生几次都是浏览了书摊之后,又到书铺中去买一些自己看中的书。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书摊上虽然价钱贵些,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游人立在摊前,取阅方便,任何人都可以立在摊前翻阅,拿起一本来,看上很长时间,他也不会见怪你,不买也没有关系。所以即使买不成书,书摊前面的人还是川流不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你想看而没有看到过的书,看到你从未听到或想到的书。在逛书摊时也使人增长了不少知识,从某种程度讲,比你去图书馆查书卡借书看,要方便、实惠的多,只可惜这种书摊现在已经成为广陵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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