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源——了解协和的诞生

协和医院大门——维一摄

对于20世纪初期为中国服务和促进中国发展的中美人士来说，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他们长期以来紧密联系的明证。它实现了那些在建校初期并肩战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投身建设和发展这所学校的人们的希望和抱负，至今仍被视为亚洲一流的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附属的协和医院已有85年历史，以其出色的医疗服务而享有盛誉，每天来此求医问药的人成千上万。但是，这家开创性医疗中心问世的经历却鲜为人知，而了解20世纪初叶中国饱受战争蹂躏的年代里，中美两国人士如何齐心协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将其建成世界一流医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负责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基金提供资助的官员，他对这所学校曾作过如下描述：“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在这个令人激奋的故事中，一些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石油巨头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正是这位富商慷慨解囊提供了这笔资金。这位慈善家亲自赶赴中国，主持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办仪式。胡适是这所学校的首批中方董事之一。这个故事中其他引人入胜的部分包括进行了一项导致“北京人”出土的最初发掘工作，该院并成为“北京人”头盖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踪前最后的存放场所。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并在中国各地改进科学教学工作中发挥了颇有影响的重要作用。

北京协和医学院早年也是献身于为中国服务和促进中国发展的中美人士之间紧密合作关系的明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这所医学院建立后的头30年中投入了数千万美元，使其成为该基金会受援最多的唯一机构。1937年，随着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美国官员敦促美国人离开中国，但协和医学院的所有美国工作人员都决定留下来。结果，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本拘留营中被关押多年，直到战争结束才获得自由。

故事始于上个世纪初期，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由于有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庞大财富撑腰，开始资助符合社会利益的一些大型的长期项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 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倾向于先在远东实施一项计划。他先是提出在中国建一所大学。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经过考虑否定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是“一个当时无法实现的梦想”。

他们的注意力很快转向了医学，特别是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及研究。盖茨和另位董事杰尔姆.格林(Jerome Greene)对以远东为用武之地极感兴趣。中国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of China)行政委员会已提出特别呼吁要求援助，这是一个由一些利他主义的哈佛毕业生建立的羽翼未丰的新机构。该机构虽得到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的赏识，但与之并无真正的组织关系，也未获得其财政支持。

1914年1月，在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中国开展医学工作，并派遗一个代表团来华。代表团受到袁世凯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及其他高级政要的接见。代表团迅即投入工作，参观了北京和天津的医学院及医院，随后又奔赴中国各地的许多地方- 济南、汉口。长沙、南京、苏州、上海、香港、广州、厦门和台湾。所有这些地方至少有一名代表团成员去过，每个人都写下了详细的日记。

代表团的成果是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详细报告，报告于10月底呈交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这份报告包罗万象，从中国的总体卫生条件到女医生的教育、在外国教会组织和非教会组织控制下的医学院的标准、法医学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等等。报告还列入了行动建议。这一建议雄心勃勃，敦促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大规模开展医学工作，“同时要认识到，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基金会在中国医学教学工作中应是一个重要因素”，教学应基于“最高的实用标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英语将是主要的教学语言。

这份报告还提议，第一个医学机构应设在北京，并与协和医学院建立联系，该医学院是英国和美国教会团体中一个现有的联合机构。这份报告进一步列出一长串其他的“次要建议”，以援助中国各地的其他医学项目，包括为中国学生在欧洲和美国学习医学提供奖学金。

董事会于1914年11月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建立了一个名为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学委员会(ChinaMedical Board [CMB]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组织，负责开展这项工作。

中国医学委员会争分夺秒地工作。全体委员于12月11日与洛克菲勒先生会晤，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中国的医学院毕业生去国外学习和让中国妇女在美国接受成为护理教师的培训设立了奖学金。在北京购买的第一块地是一所被称为“英家大院”的漂亮的老宅院，用来作校长的住宅。

从那时起，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负责开展这项工作。中国医学委员会与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以20万美元购买了该会在北京的协和医学院的房产。这所学校被重新命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1915年7月1日负责开展这项工作。中国医学委员会承担了纇对这所学校的全面资助，每年预算53000美元。该委员会高瞻远瞩。一位官员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不亚于欧洲或美国任何地方的优秀医学院。”

富兰克林.麦克莱恩(Franklin McLean) 当年28岁，是洛克菲勒学院(Rockefeller Institute) 的科学家和助理住院医生，被任命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负责人。麦克里恩从医学院毕业刚6年，他担任这项职务年薪为2400美元，“外加必要的差旅费”。

与他同行到达北京的还有查尔斯.柯立芝(Charles Coolidge)，是当时美国的著名建筑师之一。柯立芝曾参与波士顿(Boston)的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和纽约洛克菲勒学院的设计工作。

老协和医学院的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显然太小，不能适应中国医学委员会计划发展的学校的要求。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很快便以12万5千美元的价格另外购买了老协和医学院附近的豫亲王的地产。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便被人称为“豫王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等同于他们用来点油灯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由于石油的中文发音“油”与豫亲王的名称“豫”相似，因此中国人容易一语双关地称豫王府为“油王府”，这是一种乐趣来自中国人幽默感的文字游戏。

当时，中国的大多数护士都是男性，因为中国人敏感地认为，让妇女去照顾男患者不适宜。那些在妇女医院中工作的妇女只接受过极少的初等教育和最低程度的护理培训，基本上为外国护士作助手，与干最繁重的粗活的仆人无异。

上海的哈佛中国医学院已提出要使护士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从而可以吸引来自社会上有地位家庭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妇女，并放心安排她们工作，除妇幼患者，并护理男性患者。这项工作在哈佛医学院教学医院的开展使人看到了希望。麦克莱恩博士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任命一位护士主管，以组织新医院的护理服务，并按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制订的同样的高标准，做好护校培养女生的准备。

在随后的6个星期中，麦克莱恩博士前往华北和华中进行实地调查，会晤了中国医学界的大部分领导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视察了这些地区所有重要的医学工作。

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土地、建筑和设备费用拨款100万美元。柯立芝先生为传统中国建筑的壮丽所倾倒。在初次目睹豫王府风貌几天后，他写道：“从那时起……我一想到所有这些有着雕梁画栋，绚丽色彩设计的建筑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难过。”

柯立芝先生10月返回纽约后，立即向中国医学委员会提交了他的初步报告，其中讨论了拱项和琉璃瓦，并附有一些草图，展示了传统的中国瓦房屋顶。柯立芝先生希望，委员会能将所谓的“日本人地产”（这块地产上有一家日本人的医院，一所学校和俱乐部）买下，因为这块地产隔在豫王府和英家大院之间。买下后将使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场地连成一体，从哈德门大街延伸到西侧的帅府园，将来可作进一步扩展。委员会投票表决反对为买地花更多的钱，认为在地产上花的钱已经够多了。（但是，这里不妨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之后，“日本人的地产”被划归它，该医学院现在已包括了当年柯立芝先生初次展望的整个街区。）

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账簿的最终数字表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土地、建筑和设备的全部费用达到了在当时令人瞠目结舌的750万美元。这是因为大多数买卖是在物价飞涨的战时进行的。越洋货运的费用比任何时候都高，有些材料在运往中国的路上丢失，这意味必须重新购买。

向中国主要的大学和中学发出的信宣布预科部将于1917年9月开学，协和医学院将于1919年开学。宣布的事项中还包括一项重要说明：尽管“北京协和医学院此时还不准备招收女生……但董事会的目标是在适当的时候按照与男生同样的标准，允许合格的女生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

1919年9月，第一批女生真正地踏入了预科学校，并于1921年进入了中国协和医学院，从而使它成了中国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医学院。1920年，该医学院的护校开学，这一届只有3名学生。

正式的开学典礼于1921年9月举行，一位心情激动的参加者这样描述道：

“初秋的北京分外美丽。胡同里不像平时那样尘土飞扬令人窒息……透过清洁的空气，远处的西山呈现出绿色和紫色；点缀着玲珑小亭的景山在眼前突兀而起，还有皇城那巨大的城门和金色屋顶的紫禁城，绿色大屋顶的豫王府与之相比并不逊色，那是我们的新医学院和医院。”

光临的科学代表团来自世界各地，远至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中国的许多省也派来了代表。

“9月19日这一天，声名显赫的学者行列可谓对比鲜明，引人注目。来自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家，穿着西式学者服装一起行进，缓缓地从高大的绿瓦飞檐下走过，经过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古老的运水车，穿过一排排学西医的学子，一群群好奇的苦力和无所不在的乞丐。街道上手艺人唱歌般的吆喝声与新管风琴奏出的军乐旋律融汇在一起。与此同时，学者行列涌入一个漂亮的庙宇式建筑，里面其实是一座现代化的礼堂。”

洛克菲勒先生从美国远道而来致开幕词，展望未来并希望有朝一日将这所学校交给中国人：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西方医学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援助，对中国人民来说用处不大，除非它被中国人接管，并成为中国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企盼有朝一日，这所学校的大多数职务，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由中国人担任；而学校的董事会……将有著名的中方人士参加；除学杂费收入外，目前这所学校所需的资助和外国捐款……正如世界其他国家类似级别的医学院校的情况一样，将由来自中国人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补贴所取代。让我们携手朝着这一目标向前迈进，这将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这所学校还得益于经常来访的科学家和教师，他们在北京时很高兴来北京协和医学院讲课，并与该校教师展开讨论。这些访问学者使他们工作的各个系增强了实力，对消除北京在科学上与世隔绝的感觉来说也至关重要。他们回国后，还可以使整个西方世界对这一教学项目有更好的了解，有助于使这所学校成为全亚洲一所科学中心。

第一届学生于1924年毕业，总共只有3名医生和1名护士。但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努力奋斗，使将来的学生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所提高。

北京协和医学院创立后的几年中，政治动荡，战火纷飞。1923年，国民党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后，蒋介石于1926年开始北伐。1927和1928年，国民党内的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汉口和南京成了对立的首都。1928年6月，被国民党击败的互相争斗的将军和派系将汉口拱手让给了国民党人。

在这些艰难的岁月，北京协和医院及其门诊部满负荷运转，显示出北京协和医学院已为北京广大市民所接受。

1928年6月，新政府的教育部在其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宣布，高等学府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董事会的绝大多数董事也必须是中国人。第二年4月，在纽约举行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年会上，美国董事一个接一个地递交了辞呈，投票选举他们的中国继任者。新的董事会由一些著名中国人士组成，包括胡适，他是一名出色的哲学家和外交家，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外还有张伯苓博士、伍朝枢博士、施肇基博士、周诒春博士、翁文灏博士，以及曾任该校第一位中国人院长的刘瑞恒博士等医学界泰斗。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和教师小心地避免卷入政治，但却非常积极地为中国作出贡献。1931年夏天，一支医疗队前往南方，为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受伤的人治疗。9月，应全国水灾赈灾委员会请求，帮助在秋季和冬季预防疾病，并治疗因灾难性的夏季洪水而沦为难民中的患者。（有关查尔斯.林德伯格和1931年南方洪水，请阅2000年第一期《交流》杂志中《林德伯格夫妇协助中国抗洪》一文）。

进入30年代，来自中国各地的研究生继续涌入这所学校；门诊部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医院病床短缺。与此同时，这所学校在其他方面也给中国留下了印记。

中国医学委员会着手进行一项计划，以帮助在现有的高等学校发展理科教学，使它们最终能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提供足够的人才。这些学校包括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种援助包括为新的建筑和设备提供资金，为聘用更多教学人员提供工资，并为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这一计划成就卓著，以至到了1925年夏天，存在了8年的医学预科学校已经可以关闭了。不久，中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都提高了它们的理科教学标准，这最终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学科。因此，以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取合格学生开始的一项权宜之计，实际上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产生了范围极广的影响。

1926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 博士根据在周口店发掘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随后由于在同一地点发现了第一块中国猿人头盖骨而得以证实，这即是举世闻名的“北京人”。到那时，发掘和研究工作是在中国国家地质调查局新生代实验室的控制下进行的，布莱克博士为该室荣誉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则提供研究实验室，这为该院带来极大的信誉。1934年3月15日布莱克博士去世，给北京协和医学院带来沉重打击，也是布莱克博士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古生物研究的一大损失。

1920年2月，艾达.普鲁伊特(Ida Pruitt)女士被任命为北京协和医院的社会工作者。随后的18年中，普鲁伊特女士为中国的医学社会服务工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组织了一个高效率的部门。她还将工作人员派往中国各地，对全中国的社会服务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7年7月，日军士兵有意挑起与中国军队的战斗，引发了卢沟桥事变。此后有一段短暂的平静，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紧张和焦虑的时期，所有通讯都受到了日本人的干扰。对北京协和医学院来说，1937年余下的时间是令人不安的。9月9日，学校管理部门建议，工作人员中的所有美国公民，如果愿意听从美国国务院的劝告，应在条件还许可的时候考虑离开中国。没有一个人选择这样做。

与此同时，中方的初级和高级工作人员受到压力，要求他们加入华北以外组织起来抗日的民政或军事政府机构。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前去担任在非占领区运作的医疗和卫生机构的职务。其他一些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到上海或香港，便被分到政府的工作部门。

9月9日，北京协和医学院又开学了，到校的学生只占原有学生人数的65%。几个星期后，其他学生或孤身一人或结成小组，大都绕经危险路线陆续来到学校。到10月底，可能来上学的110名学生中，已有93名前来报到，另有一些与他们的母校失去联系的借读生。此时称为护士学校的学生人数已满，无法返校的学生由那些受阻无法离开北京去国外或中国其他地方学习的有出息的少女所取代。

第二年6月，这所学校设法摆脱了国民党政府要它参加镇压共产党运动的压力，借口是课程已经结束该放暑假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既定政策，即不参加任何性质的政治活动。有一天，中国警方的一个“搜查队”及一些日本平民来校搜查共产党的材料，校方在这批人无法拿出必要证件的情况下将他们拒之门外。几小时后，他们拿着合法证件返回，但并未找到“颠覆性”材料。

接下来的几年中，整个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几乎所有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家庭都受到了影响。生活费用不断上升，日本人加强了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检查和监视无所不在。有时，朋友和同事失踪了，没有人敢公开询问他们的下落，但私下传言说他们在日本人的监狱中。此外，学校管理部门开始担心，从纽约安全地往学校汇款的时间还能持续多久。

面对这些艰难困苦，对学校及其宗旨的献身精神仍然存在：学生在努力学习，患者继续来此住院治疗，门诊部仍是人满为患，各研究实验室工作积极并富有成果。实际上，医院门诊部和病房已不堪重负，只能将患者介绍给其他医院。但是，许多患者宁愿几乎是无限期地等着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诊。亨利.霍顿(Henry Houghton)博士当时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说：“这可能让人感到洋洋得意，但也使我们处境尴尬，而且对患者来说也不安全。”

1941年8月，霍顿博士会见中国医学委员会的董事，讨论将工作人员转移到中国西部的想法。该学委员会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将日本医生安插在重要职位，达到利用这家医院的目的。但最终，董事会决定反对这一“漫长、艰险”而且只有男人才能“偷偷”完成的行程。

有关这所学校将要关闭的流言已经传开，因此学校发表了一个声明：“不会考虑改变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除非出现董事会无法控制的局面而有此必要。”

他们决定不作改变而继续执行计划，希望公开的战争不会爆发。但是，随着1941年12月7日(在中国是12月8日)日本轰炸珍珠港(Pearl Harbor)，上述“董事会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了。

12月7日，所有能收听短波收音机的人都坐在收音机旁，收听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Roosevelt)呼吁日本天皇制止军方行动的声明。第二天清晨，暴风雨袭来。上午8点刚过，一队日本兵闯入北京协和医院，关闭了所有的门，在整个建筑周围设立了警戒线，禁止所有人出入。与此同时，日本兵进入了英家大院的院长住宅，霍顿博士正在那里与其他家属已撤走的医生一起用早餐。

哈罗德.劳克斯(Harold Loucks)博士头天晚上曾用几个小时与霍顿博士讨论万一日美最终决裂，应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早上8点，在从上海的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后，匆忙打电话将这一消息通知霍顿博士。另一位职员在电话中简单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日本兵现在正走进大门。”霍顿博士及另两位美国人立即被拘留。他们将在日军的监狱中渡过4年漫长的铁窗生涯。

第二天，包括“敌对的外国人”在内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允许报到上班，日本军方甚至敦促这样做。日本指挥官允许学生去上课，正常的教学工作于12月15日恢复。但是，根据日本官员的命令，12月8日后，病房不得接收任何新患者。从那天起，门诊部被关闭了。前景看来不妙。

1月19日，日本指挥官命令停课，所有学生必须离校。学医疗和护理的毕业班学生提前得到了通常于6月才颁发的毕业证书。北京协和医学院完全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试图将医务人员转到另一家医院的努力毫无结果。日本人不想让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传统在其他地方继续传播。尽管如此，许多医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被中央医院接收。因此，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团体。其他人则找到机会越过战线逐渐进入中国西部。学医疗和护理的学生被转到其他学校。

到了1945年夏天，有报道说，已看到美国飞机掠过北京上空，这使身陷囹圄的医生们深受鼓舞。8月15日，霍顿博士获悉日本投降。几天后，他被释放出狱。

霍顿博士迅速视察了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评估情况，接着又于9月27日前往纽约。在纽约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他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成了规划北京协和医学院前景的第一步。他说，医学院的建筑结构未遭破坏，但校舍已脏乱不堪，许多可移动的设备已不见踪影，发电厂设备需要彻底更换。

幸运的是，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门诊病历完好无损，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松桥(Matsuha- shi)的日本少佐的努力。此人战前曾利用过这座图书馆，深切体会到它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图书馆除了重要的西医课本外，还有在1936－1937年获得的关于传统的中医体系的丰富藏书。这些中国书籍在日军攻击珍珠港之前已被复制在微型胶片上，至今仍珍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U.S. Library of Congress)内。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藏书后来被评估价值200万美元。一份报告称其构成了“该医学院最重要的知识财富”。

1947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宣布向中国医学委员会拨出最后一笔为数1千万美元的捐款，资助北京协和医学院，使自该校1915年建立以来对它的总投资额高达4460万美元，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史以来在单一计划上投入的最大数额的捐款。该基金会指出，这笔最后的捐款完成了自1915年以来所承担的任务，并在一封给中国医学委员会成员的信中解释说：“北京协和医学院新系科的建立，或对现有工作的进一步支持，必须留待该校其他朋友完成。洛克菲勒基金会不能再捐助了。”

1947年3月12日，董事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重建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任命李宗恩为新院长。董事会还表示，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生可再次进入这所学校上学，北京协和医院也可在学校开学前后重新开诊。

李博士以前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达14年,1937年越过多道军事防线来到中国西南参加抗日斗争。他一回到北京，马上着手筹办这一耗时费力的复校任务。由于自上海的东南医学院，北京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借聘了5位交换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讲课于10月27日恢复。大体解剖学是靠从北京大学“借来”的两具尸体开课的。显微解剖学幻灯片则是从散落在楼内各个地方的杂物堆中找回的。

聂玉婵女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校长，她带着50名学生和教师于4月24日离开成都前往北京。这长达1900公里的跋涉是靠步行、坐大车、乘满是臭虫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完成的。他们于6月中旬到达北京，并开始为秋季重开护理课作准备。

与此同时，北京日益意识到军事形势发展和政治交替的临近。八路军正逐渐逼近北京，它与傅作义将军率领的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战斗可谓一触即发。北京城里谣言满天飞，北京协和医学院也是如此，但教师和学生仍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12月4日，北京市内的情况很稳定，以至于打给中国医学委员会的一封电报以熟悉的安慰语气结束电文：“这里一切平静。”但这只是假象而已。12月15日，风云突变，局势紧张。北京的西部已能听到枪声，那是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的地方。城门关闭了。

1949年1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傅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一直在城内，而八路军则在城外。到1月底，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北京。铁丝网被拆除，交通得到恢复，生活回归正常。

2月3日，共产党军队安排了一次历时4小时壮观的阅兵式，以庆祝解放日，广大北京市民热烈欢迎胜利之师。共产党军队的士兵秋毫无犯，买东西付钱，表现得极为出色。

正当北京协和医学院静观新政府会作出何种影响协和医院变化之时，美国高级职员回国述职。

与此同时，北京市一切照常进行。1950年夏天，33名学生参加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25人被录取。该医学院的护士学校也收了25名学生。校舍外部重新刷漆，订了全年的购煤合同，购买并安装两台新锅炉以替换现有锅炉的计划已制订完毕提交董事会考虑。中国医学委员会为1950-51年度工作预算拨款60万美元已获认可，其中包括官方要求的将工资总额的2%拨给新成立的医学院工会，学校欣然接受上述拨款。

但是，1950年11月，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这清楚地表明，当时在美国的4名美国职员返回北京已显得不合时宜了。这4人取消了预订的船票，深感失望，但心里明白，他们没有可能在近期返回中国首都。惟一令人欣慰的是，美国人的离开可以为李博士减少麻烦。劳克斯博士在给李博士的信中写道：“美国人从你们中间消声匿迹或许正是塞翁失马安之非福。”11月30日，这4名美国人全都辞去了他们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职务。

12月18日，美国财政部 (U.S. Treasury Department) 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的金融业务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银行账户。尽管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劳克斯博士马上寻找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汇款特别许可证的途径。对运往中国的货物也实行了禁运。

1951年1月17日，劳克斯博士致函李博士说已克服了第一道障碍，可以使用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基金部分解冻。1月23日早上，李博士简短的回电被送交中国医学委员会：

“1951年1月来函回复：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

这是来自这所学校的最后的直接通话。中国医学委员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漫长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岁月到此突然划上了句号。

几个月后，心情沮丧的小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写信给一位朋友，称他对北京协和医学院脱离中国医学委员会深感遗憾，但他希望这所学校将继续执行它的使命。“我们不应认为这必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磆结果。”

多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福斯迪克先生写道，中国医学委员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故事使人回想起“一个崇高事业中的光荣成就。它不得不就此结束了，真是令人遗憾。但是，我无法相信它失败了。”如果洛克菲勒先生和福斯迪克先生今天能够归来，他们无疑会高兴地看到，他们没有失败。今天，北京协和医院仍是亚洲一流医疗中心中的一个，它目前的医务人员仍在提供高质量的卫生保健和世界水平的医学教育，这正是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这所医学院的创建者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