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大鼓这种演唱形式的起源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尧舜时代朝堂里就设置谏鼓,虽是以下谏上,也有一种教化的意义。古代,周庄王为了“正风化俗”,曾“击鼓化民”,所以后世唱大鼓的就尊周庄王为祖师了。北京的杂耍馆子、和坤书馆的后台,都没有一张供桌,供着周庄往的牌位。艺人要想“下海”卖艺,必须先认“门儿里头”的一位艺人为师,举行拜祖师爷、拜师父的仪式,懂得“门儿里头”的规矩、行话,才能公开卖艺,否则经不起“门儿里头”同行艺人的“盘道”,就有抄家伙(乐器、道具)的危险。 清代,凡是唱大鼓的都是在市场内支棚设帐,三面摆上长板凳,一面平地设桌支鼓,当做演员演唱的舞台,谓之“拉场儿”。所谓的鼓曲都是成本大套的书,什么《呼延庆打擂》、《前后七国》、《扬家将》、《跨海征东》、《薛刚反唐》等等。往往一部书要唱好几个月。故唱大鼓的也叫“唱大鼓书的”、“说大鼓书的”,以区别于光说不唱的评书。清末,子弟玩艺儿兴开了,才出现了段子活。 从清末至本世纪40年代。是鼓曲的黄金时代,京、津两地嗜曲者不分社会层次,当时,听鼓曲、看杂耍成为社会上一种主要的娱乐形式,30—40年代,北京民办电台上的鼓曲节目,约占整个节目的3/4,市内的坤书馆、杂耍园子遍地皆是。至于天桥、鼓楼、各大庙会的撂地场子,更是以演唱鼓曲为主要形式。民间给老人办生日,给小孩办满月,往往也多是办场杂耍“堂会”,来招待祝贺的亲友。 京、津两地只要一谈到鼓曲,必然与“杂耍”联系起来。这是民国以后的鼓曲书馆为了使演出的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采,以吸引不同爱好的观众,就将北方各种不同的曲种加上相声、双簧、戏法(魔术)、杂技(如抖空竹、耍坛子、踢毡子等)一起演出,称为“十样杂耍”,意为将吹、打、拉、弹、说、学、逗、唱、变、练十门技艺集于一堂。 老北京的杂耍馆子为适应各种不同层次观众的要求,又开辟了不同的专场,以十样杂耍为主的场子,谓之“普场”。演杂耍最讲究演员“配套”,最好要名角、红角,曲种及表演的形式要多样、精练。务使之珠联璧合才能叫座。在30—40年代常见的搭配场次有:葛恒泉的连珠快书《蜈蚣岭》;曹宝禄的单弦牌子曲《五圣朝天》等。还有快手刘的文明戏法;王葵的抖空竹;常连安、小蘑菇父子说的对口相声。最后,以众角色反串演出小闹剧《打面缸》结束。曲艺厅还利用晚间或定期演出“专场”、“特场”。这多是演些靠山调、时调小曲之类的玩艺儿,侧重于前一历史阶段的老曲子,以适应一些“前朝客”的要求。40年代末还有流行歌曲专场,观众可根据《大地新歌选》的本子进行“戳活”点唱。这是一种“追时髦”的场次。天桥新华园于50年代前后还将鼓曲、魔术、杂技与流行歌曲一起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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