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栅栏演义后记

　　当我和妻子一起整理完《大栅栏演义》原稿并由她编好页码时，又一个长夜过去了。我俩配合默契。我边写她边读。她是第一读者，又是不客气的挑剔者，有时惹火了我：“我写不好，你写吧！”争吵过后，常常是她的意见在理，还得修改。她是满族人——老北京，对旧京生活十分熟悉，确实是我的好助手。

　　写小说，我是个新手。但是，我有胆量——敢下笔，敢写。这是因为，我有许多老师指导。当这部小说写完第一个高潮时，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启蒙老师刘北汜先生便看了原稿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我的另一位老师许法新先生在厦门举办的一次笔会上，放弃自己写作的机会，专门为我看《大栅栏演义》，然后与我长谈，建议我如何修改。还有群众出版社的王兰升同志，也为这本书的创作付出了许多心血。当稿子送到燕山出版社时，社长陈文良同志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出版。总编室的郭景贤同志，则逐字逐句地斟酌，编辑记录写了几大张纸。她不但是老北京，而且对梨园行也很熟悉。当我们研究一些京剧唱词时，能共同哼唱。她编这本书的热心劲儿，实在令人感动。

　　我的故乡是天津，但我对旧京题材小说十分感兴趣。我的《天桥演义》出版后，一些读者称我是“老北京”、“老先生”，猜我已年过花甲。其实，我动笔写《天桥演义》时，恰值“不惑之年”，现在也没到“知天命”的年岁。只是因为我对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有兴趣，也下了点功夫，才使我这个“卫嘴子”变成了“京油子”。刘绍棠同志戏言：“许多写京味小说的人都不是北京人。这就象京剧中的男旦，大男人为演好小姑娘或少妇，常常要抓住女人最大的特点去刻画，因此取得比女人演女人更佳的效果。”我不是男旦，充其量只是个票友，但我决心在旧京小说创作舞台上跑好龙套。

　　我写旧京小说，主要是写北京市宣武区的东西。不但《天桥演义》和《大栅栏演义》取材于宣武区，我的下一部《八大胡同演义》还要到宣武区去挖掘素材。这是因为，我在宣武区读书和居住多年，对那儿的情况十分熟悉，有很深的感情；还因为宣武区区长金松龄等领导同志不但是人们的好“父母官”，还是我文学创作上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们为我的采访活动开绿灯，于是我便有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而把我引上文学创作道路并帮助我由一名售货员成为一名记者的老领导李明同志，如今虽工作繁忙，但他仍十分关心我的创作活动。对我的创作成果，他的欣喜不下于我本人。有人帮助还得有东西可写，宣武区不但有天桥和大栅栏，还是旧社会梨园行的摇篮，最有名的梨园科班全在宣武区。旧京妓院大本营八大胡同也在宣武区。我想，在若干年内，宣武区将是我的创作基地。

　　有个不公平的现象是：文学创作中写商业题材的作品比较少。这也是我写《大栅栏演义》的原因之一。我是北京财贸学院毕业生，在北京天桥信托商店当过售货员，以后又多年干商业工作。从事新闻工作后，我采访对象主要是商业这一行，编辑的稿件中，也多是商业职工写的。因此，我对商业这一行感情很深。在《天桥演义》中，我写了许多商业活动。这本《大栅栏演义》则通篇是商业活动。今后我还要多描写商业活动。既然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商业，为什么要轻视它呢？

　　我习惯于夜间写作。这是因为，我的住房很小，只有二十一平方米，两个儿子晚上要写作业，我便上床睡觉。睡到午夜起来写作，这时的写字桌和台灯归我独享。冬季，午夜没暖气很冷，我便喝几口白酒驱寒；夏天午夜蚊虫很多，我便用电扇吹。反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不能把好不容易采访到的素材浪费掉。其实，写小说并非苦差，而是美差。夜深人静时，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场面。在写《天桥演义》时，我常常在半夜哭起来，因为旧社会天桥的兄弟姐妹们太苦了；而写《大栅栏演义》时，我又常常半夜笑起来，因为商业竞争的许多手法和竞争者们的想法十分可笑。我十分喜爱这些人物，不管他们是反面人物还是正面人物。正是他们，伴我度过无数长夜。现在，《八大胡同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又在我头脑中活跃起来，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妓女和嫖客，我还是喜欢他们。不久的将来，我要与他们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将他们展现出来，和关心他们的读者见面。

　　写旧京题材小说很有趣，我将永远写下去。

蒋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