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间谍来自西雅图 一 西雅图,位于埃利奥特湾和华盛顿湖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是美国西北部太平洋岸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著名的海港。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茂密浓郁的林木,秀丽的自然风光,太平洋赐予的湿润而甜美的空气,为这座以十九世纪印第安人酋长命名的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从而得到翡翠之城的美称。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一名来自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年男子来到这座城市,瞻仰过西雅图酋长纪念碑,他便匆匆搭车赶往桑德角一座并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他神色有些紧张,按照信函中规定的方法,走进这洞只有门牌号码而没有其它任何标志的大门,在一间不很宽敞的办公室里,一名身穿海军制服的军官接见了他。 “我是海军上尉埃布伦。欢迎你,李克。不喝点什么吗?” 对于这些客套话,李克无心理会,他急切想得知自己被通知赶到这里的真正原因。“谢谢,埃布伦先生。您知道,我正在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准备赴中国去学习,我的时间很宝贵。” “这些我都了解,我不会占用你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把你从大西洋东岸请到太平洋西岸,横跨整个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游览一下这座美丽城市的水色山光。” “这点我相信。我喜欢有话直说,上尉。” “不,不,”埃布伦摆摆手莫名其妙地哈哈笑了两声,他解开领扣,请李克喝一杯女秘书端来的咖啡。这时候李克发现埃布伦的手背上长满了棕色的茸毛。 “上尉,我想知道这里是什么机构?”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这里是海军部第十三战区司令部。”埃布伦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显然是想冲淡对方紧张的情绪。“我记得你好象是一九二一年出生。” “是的,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过两个月就是二十七岁的人了。我羡慕你,这个年龄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你刚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雄心勃勃,前程远大。然而你的父亲却没有你这般幸运。” “是的,他是个一生穷困的铁路工人。” “你却赶上了好时代。我们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青年人,不要忘记祖国的恩泽,不要忘记为祖国服务。” 听了这番话,李克猜想埃布伦的意思是让自己参军服役,这使李克很反感。“上尉先生,您是不是搞错了?早在一九四三年我就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多海军情报署日语学校学习过,嗣后在陆战队中服务,担任海军部情报署的日语翻译,审讯过日本战俘。大战结束后,我脱离了现役,但是还保留了预备军籍。难道您还要我再一次穿上军装不成?”说到这里,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埃布伦拍拍他的肩膀:“坐下,年轻人。当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容易感情冲动。不是我搞错了,相反,是你搞错了。我无意让你放弃你的学业重新披起戎装,现在不是战时,祖国还不需要你们那样做。我只是说,你,还有你的妻子李尤安,你们申请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被批准了。” “是吗?”李克尽量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但还是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从房间的这端快步走到那一端。“埃布伦先生,您的消息叫我真高兴,我可以打电话通知我的妻子吗?” “当然可以,不过要在我们的谈话结束之后。” 富布赖特奖学金是根据国际交流奖学金计划而设置的教育资助金,旨在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增进美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此计划由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两年前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法案,开始实施,法案规定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的人年龄要在三十五岁以下,要有专科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证明,要精通派往进修国的语言,并要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李克同妻子李尤安是于一九四三年在波尔多海军情报署日语学校学习时相识的,他们逐渐对远东国家产生兴趣。战后他们共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临近毕业时,商定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志愿到遥远的中国去进修学习。他们衡量自己几乎完全合乎富布赖特奖学金的条件,只对精通派往国语言这一条心怀惴惴,因为连日语都不敢说是精通,何况根本没有染指过的中国语言。然而信心还是有的,由于西方同东方的隔阻,人们对遥远的中国缺乏起码的感知,很多人甚至认为日语与汉语的区别形同大不列颠英语与美利坚英语的区别一样,只是不同方言的区别,但属于同一语种,故而,精通派往国语言这一条还是很可能被通过的,几个月来,他们一直为渴望、兴奋、憧憬的情绪所左右。今天终于得到了好消息。一阵兴奋之后,李克的思想回到现实中来,回到这间摆放着硬木桌椅的办公室来。 “谢谢你,埃布伦上尉。我想,你把我从太平洋西岸召来,决不仅仅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消息。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获准,通常是由校方通知的。” 埃布伦把领扣系上又解开,继续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努力使口吻更接近于拉家常。“你曾是海军情报署的军官,对于下面我要说的,我也无需讳言:刚才我说了,这座大楼是海军部第十三战区司令部,但是这间办公室是什么地方却还没跟你交代。现在我愿意告诉你,这里是海军部情报司办公室。”说完这句话,埃布伦用诡谲的双眼瞟着李克,观察他的反应。 沉默。 咖啡凉了,李克一口就咽了下去。“再来一杯可以吗?” 女秘书端上咖啡,李克托着托盘,用汤匙轻轻搅动。一口一口将咖啡呷净。“您是想让我重操旧业吗?” “不,不是让你重操旧业。我是说,你和你的夫人被获准取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将乘第一班客轮赴中国学习。到达目的地,如果你能留心代我们观察一下那个国家的情况,并把那些情况报告给我们,我们将十分感谢。” 明白了,是做情报工作。 “你是中国问题专家,这工作对你并不困难。”埃布伦使用了很明显的奉承的腔调。“祖国需要你,你是在为祖国服务。” 中国问题专家,祖国的需要,为祖国服务,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使李克产生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有些飘飘然了。 “可以,要军事的,还是要外交的,或者两者都要。”他似乎觉得自己又是一名军人,天经地义为祖国服务了。 “都需要,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 “这些也都要?” “是的,对于一般的情报机构来说,这些似乎并不太重要。大多数人都以为只有那些关于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秘密情报才是重要的。他们不懂得,时代在前进,国际形势在发展,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政治、经济、以至文化方面的情报和分析。今天的情报工作,再也不是派个獐头鼠目的角色打入敌方内部,干些个投毒,放炸弹,暗杀之类的勾当,不,在很多情况下最重要的项目都是其它国家的实际或潜在的政治领导人的思想,社会心理,人心的向背。总之,你是专家,凡是那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重要的情况,你都要留心,我们都需要。” “可以吸一支烟吗?”李克没有吸烟的习惯。由于原先对埃布伦所说的这些思想准备不足,他需要请尼古丁先生来帮助平慰自己颤动的神经。埃布伦从桌边那个镶着金属花边的紫檀木烟盒里取出一支古巴雪茄:“这个可以吗?”李克接过那黑人手指一般颜色一般粗细的吸食物,在手上掂了掂,“试试看吧。”点上火,大口大口地吞吐起来,尽管呛得连声咳嗽,憋得脖颈粗肿满脸涨红,还是逞强地说:“这烟很好,很够味,对我的胃口。”这些话,暗合了他那富于冒险的心理和性格。 埃布伦详细地交待了收集情报的要求,方法和接头地点、联系人。尔后送李克出门。他继续用奉承的口吻煽动李克的冒险心理:“凭你的资历,凭你的学识,你会工作得很出色。我相信这点,祖国相信这点,祝你成功!” 李克在告别的一刹那,清楚地看到那只长满棕色茸毛的大手向自己伸来。他下意识地握过手,走出大门。 在返回宾夕法尼亚州的一路上,尽管一直充满了使命感,甚至热血沸腾飘飘然,但是不知什么时候,那只棕色茸毛的大手在脑海一闪现,不知什么时候又一闪现。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一对负有秘密使命的男女李克、李尤安乘客轮越过太平洋,抵达风雨飘摇的北平。这时正是汲潮、周英策划乔装进入北京饭店观测东单飞机场的那些天。 还是在太平洋的航途中,李克把同埃布伦上尉谈话的内容叙述给李尤安。李尤安同她的丈夫一样,体魄矫健,头脑聪颖,浅棕色的眼睛时常流露出探询的光泽。她默默地注视着波光粼粼的洋面,注视着掠过洋面的群群海鸟,不无忧思地说:“原本我们是自由自在的海鸟,为了攫取本可以不必染指的食物,结果折断了羽翼,葬身海底。亲爱的,你不觉得你的决定太唐突了吗?”她揽过他的手臂,传递着她的温情,“我们如今已经很好了,研究中国文化,在整个西方都是冷门,我们可以当学者,可以著书立说,完全没有必要把波尔多的那套再拾起来。我们不需要外快。我担心,埃布伦的使命将给我们带来麻烦。”他轻轻地摩挲着他的手背,增加着自己的感染力。 “我想过了,亲爱的。”李克把李尤安拉进自己的臂弯,让她体会到有他在保护着她。“现在不是战时,我们通过合法的途径搜集情报,在从事文化研究的同时,顺便就把它办了。用中国话说就是顺手牵羊。同时我们时时多加小心,相信不会出什么麻烦的。即使遇到麻烦,美国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你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世界第一强国呀。” “好,我们干!” 在到达北平半个月之后,李克被安排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李尤安被安排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在这期间,他们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会见了副领事罗杰斯和他的夫人卡蒂。双方一见如故,罗杰斯兴高彩烈地叫道:“我们又见面了,当初我们在海军部情报司合作得很好,你们年轻有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谢谢。在波尔多以及海军情报司的那段生活,给我们留下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双方频频举杯。 罗杰斯是个圆脸胖汉,四十余岁,已经谢顶。他踮起脚拍着李克的肩膀:“祝我们再次合作,再次成功。”四只高脚杯叮咚相碰。 从这时开始,中间经过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守城将领傅作义同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城,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市公安局的武装民警出现在他们在西直门内的新开胡同48号寓所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执行“埃布伦任务”,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文化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的手中递交给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其它国家驻华人员那里,然后寄送到西雅图埃布伦的办公室。 结束间谍生涯并且同汲潮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六年后,李克、李尤安夫妇合写了一本《解放的罪犯》,在这本由美国纽约喀麦隆联合公司出版的书中,李克、李尤安分别记叙了那个不平常的一天的情景。李尤安写道——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天气就象北京平常的夏天一样,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还是感到热得透不过气来。我两手支在桌子上,憋着气看一部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分析专著,汗珠从我的额头、后背渗出来。中午时分,我们听到门铃一响,厨师老王引进一个羞涩的青年警察到我们的书房兼卧室里来。请他坐下之后,我告诉他李克正在上课(燕京大学中文系齐先生来家给他上课)。我问:“要不要叫他来?” “不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 羞涩的小警察坐坐就走了,我心里开始有些紧张。 这天晚上我们要请一些客人来吃饭,是几位英国朋友,包括英国谈判代表团的一等秘书和北京汇丰银行的经理。 四点半钟,李克从桌子边站起来伸了伸懒腰,说道:“我看我还是停下来一会,先把冰激凌做好吧,再不动手,那块冰化了,就不够填满冰激凌桶了。” 他向门前走去,但又转回来,似乎有什么要问我,就在这一刹那间,前门传来很响的敲门声。 我们看见老王穿过院子去开门,显出嫌热,很不耐烦的样子。不一会,院子里拥进一伙穿制服的男女。我只扫了一眼,心想或许是卫生检查之类的小组吧,李克已经去了,让他应付去吧。我又读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我听到有几个人和李克进了起居室,接着又听到低低的谈话声。我知道要专心读诗已经办不到了,正思忖到客厅里去一趟是不是合适的时候,几名警察跟着李克一起走进我们的卧室。“我看我得跟他们去了。”李克用一种紧张的语调说。 我正要喊一声:“跟他们走”时,他们中的一个严肃地说:“不许交谈!”,把我的话堵在嘴里。 李克换了一条裤子和皮鞋,走到院子里找一把藤椅坐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墙边站着两名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军人。我终于弄清楚了,他们不是查卫生的。这些天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接下来是李克的记述—— 他们把我带进起居室,拿出逮捕证给我看。我知道早就嘀咕着的被捕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我被押进停放在门外的一辆吉普车里。 吉普车驶进一条很长的窄胡同,在一个大红门前停了下来。警卫很快打开了门,我们便开进一个象是操场的非常大的院子。押送的公安人员叫我下车,跟他穿过操场。我们来到一个通向另一个院子的小门前,他命令我停下来,同时用手示意叫值勤的哨兵在他走开时看着我。哨兵用枪头指挥我走进距我站着的地方不远的小汽车库,然后叫我蹲下等着。 那位公安人员又走了回来,他命令我随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他们检查了我的全身,取了指纹。一名负责的青年女干部问我是否需要戴眼镜,我点了点头,她就允许我戴着。 另一个身穿褪了色的蓝干部服的人走进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院子里。院子的两边是两排长长的粉墙平房,跟我们刚才进来的院子相对的一端,有一座两层楼房,上面盖着中国传统的飞檐。院子的中央是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两旁是花圃,向日葵、百日草和美人蕉开得正盛。这里的景象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有钱人家的院落。看院子与北京一般住户的房子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和院子不协调的是武装的哨兵和每个窗户外面围着的遮板。 我被带进监房。 …… 当夜,管理员把我叫出来,门口有一个提着手枪的哨兵在等着我,他命令我走进院子,又指挥我穿过停吉普车的大操场。我刚从闷热的监房中出来,感到夜间的空气有点凉意,我开始微微发抖起来。 走进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院子的一边是整排的矮房子,其余三面围着高墙,上边架着电网。哨兵指示我在一个房门前面站住,然后向房里的人喊了一句我不懂的话。接着哨兵摆了摆手枪,叫我进去。 我掀起门上的竹帘,跨进一个大房间。沿着一边,在几扇窗户的下面,放着一张沙发和两把安乐椅。房间的尽头是两张大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年轻妇女和一位年纪跟我不相上下,穿着公安人员制服的男人。他健康的方形脸盘上衬着一撮小胡子和一双敏锐的黑眼睛。 桌子对面稍稍离开墙的地方放着一把直背椅子。哨兵用手枪一挥,要我走到椅子那边去,接着他就走过去坐在审讯我的人的旁边,始终用枪对着我。 我站在椅子的背后等着,审讯员把我打量了好一会。 这些文字真实地记录了美国间谍李克同中国预审官汲潮初次交锋时的情景。 这边是一副傲气十足的高鼻梁,那边是一撮气宇轩昂的小胡子。 这边是一双狡黠的灰眸子,那边是一对敏锐的黑眼睛。 两颗心都在咚咚咚咚剧烈跳动。较量在沉默中开始了。 二 还是在早些天,汲潮就得知要全市行动,搜捕三十四名外国潜伏间谍,也知道具体的行动时刻表。他估计自己会上这批间谍案子的。但是北京解放刚两年半,又赶上朝鲜战争爆发,国内的反动残余势力,国外的派遣间谍,旧社会遗留的残渣余孽、地痞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一批批地抓捕进来,都要进行预审。而初建的北京市公安局人数有限,预审员往往要同时上几个案子,昼夜连轴转。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中睡上四五个小时,自己就会象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不好意思的脸红起来。汲潮已经结婚,妻子杨雪芹是小学的同学,其父是汲潮祖父的同僚。青年人,一个个都是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者,参加革命了,什么东西都不要了,卷个铺盖卷,打个小包袱就住进了机关。汲潮住男宿舍,杨雪芹住女宿舍,汲潮是预审员,杨雪芹是记录员,供给制,没有工资,只有几万块钱的津贴,那时候的一万元相当于一九五三年以后的一元。吃大锅饭,住集体宿舍,心里别提多高兴,革命嘛,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下午接受任务,分了案子,看过有限的几页案卷,当夜就突审。汲潮和妻子不在同一个案子上。吃晚饭时在食堂见了面。妻子高身量,大眼睛,白净面孔,透着东北人的爽朗性格。一身得体的双排扣的列宁装隐伏着女性的曲线。她在一侧已经坐了好久,汲潮却一直没有发觉,他困,吃饭也是休息,无心四顾。直到妻子把自己碗里的几片香肠拨到他的碗里,他突然发觉:“咦,你什么时候坐到这儿了?” “今晚上间谍案?” “嗯。” 外国间谍案毕竟与土产特务案有所不同,能上外国间谍案,在同志们中间被看作一种光荣,领受任务的人也兴奋、自豪。 “也不把你那胡子刮刮!”妻子嗔怪着。 “没刮脸刀。”汲潮只顾吃,漫不经心地搭讪着。 “给你的钱呢?” “没了。” “准是又买烟了!你呀——”妻子无可奈何地责备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柄刮脸刀,一枚刀片,“给你。看你也把刀片装烟斗里抽了!” 这就是本星期内夫妻二人唯一的一次会面。 晚饭后汲潮又看了一遍案卷,在小本本上记了几个问题。十点,洗了把脸,将胡须上涂上肥皂,操起妻子给买的刮脸刀,对着镜子要动手。不,不能刮,一个念头闪进脑海:留着胡子,显得即威严又老成,有助于在受审对象面前提高自己的震慑力。刮脸刀又收回。洗去肥皂沫,用湿毛巾压压胡子,直到满意了,才系上领扣。冲着镜子咳嗽两声,压低声音说道:“站起来!看着我的胡子,你还敢抵赖吗?”在紧张的生活中,他有时用这种方式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 在李克一脚踏进审讯室的一刹那,凭着两年多的审讯经验,凭着直觉,他意识到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汲潮与李克相视了足足有五分钟之久,目不转瞬。两对目光象两对利剑久久对峙,谁也不肯示弱。在各自的胸中,民族之间的,人种之间的,政治立场之间的、文化传统之间以至职业之间的种种心理所造成的猜疑、敌对、仇视、戒备等种种情绪,象不断增高的干柴堆,只须一个火星,便燃起熊熊烈焰。 双方都不加任何掩饰地打量着对手,估量着对手的实力。坐在一旁的记录员小李意识到这种沉默的对峙预示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她把金星钢笔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竭立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汲潮向木椅扬了一下下巴,示意对方坐下。 李克挪开左腿,再挪右腿,缓缓坐稳,故意表现出十分矜持的样子。 “姓名?”汲潮把主语省掉,意在制造一种居高临下的势态。 李克头部微微一动,由于神经绷得过紧,没能听清这简短而低沉的问话。 汲潮不再重复,小李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回答,你的姓名!” 这回李克听清了,他眼珠一转,甩回一句异乎寻常的答话:“连我的姓名都不知道,你们凭什么抓我?” 他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反击方式感到满意,毫不掩饰地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 汲潮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刁钻的回答,但他并未被激怒,他把目光向对手上下扫了扫,用轻蔑的口吻说道:“提这个问题,是法律规定,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对于这点,你竟然提出疑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无知,还是故意装傻?” 这番话说得很慢,一字一句清清楚楚送进李克的耳朵里。李克表示听明白了,“好,我回答。” “姓名?” “李克。” “年龄?” “三十岁。说二十九也可以,因为我的出生日是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再有三个月才过三十岁生日。” “国籍?” “美利坚合众国。” “出生地?” “华盛顿。” “是华盛顿市还是华盛顿州?”在今天中午之前,汲潮还和很多人那样想当然地认为华盛顿市所在的州,就是华盛顿州,幸亏午后查阅了《世界知识手册》,才得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盯问这么一句,是给后边打个埋伏,欲擒故纵。 李克果然上了圈套,“怎么,华盛顿市不是就在华盛顿州境内吗?”他耍个花招想引诱汲潮说出与事实不符的蠢话。 《世界知识手册》上的美国地图标明,华盛顿市在美国东部沿海,太平洋岸;华盛顿州在美国西北角、大西洋岸,两者相距遥遥。汲潮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在于提醒对方,不要以为我这个预审官是只知道窝头老咸菜的土包子,你们美国的事我也很通晓呢,在我面前,用谎言是混不过去的,态度必须放老实些。 “如果你这样认为,你就根本不配做一个美国公民。” 这一招果然奏效,李克抬眼把汲潮重新打量一番,口气不象开始那样玩世不恭了。 “不,先生,我的出生地在华盛顿州。” “接着说,职业?” “学生,燕京大学中文系。” “现住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西直门内新开胡同四十八号。” “家里有什么人?” “只有妻子李尤安,她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履历?” 李克履历说的过于详细,至少用了半个钟头。说完,讨好地向汲潮一点头,“完了。”整个叙述给人的印象是坦白而真实的,他故意这样说,是为了掩盖西雅图海军部情报司那一节,他说的都是真话,唯独隔过了与埃布伦上尉的会面以及奉埃布伦上尉指示从事间谍活动。对于埃布伦上尉这一节,李克坚信除了上帝和妻子李尤安,鬼也无从知晓。而妻子李尤安那里,早在两年前接受任务时就订好了攻守同盟,就是死,也决不吐实。 汲潮当然不会轻信李克的供述。按照惯例,他开始接触实质问题。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 他说得很肯定,耸了一下肩膀,表示自己困惑不解,也因无辜而感到委屈。 “你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事了与一个留学生身份不相符的非法活动。” “天哪!”他显得更加委屈了,“您说的这些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想,一定是在什么地方产生误会了。” 建国以来,汲潮审讯过很多案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其中不乏装聋作哑、装疯卖傻、装傻充愣的,对于这些汲潮已是司空见惯,但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一个外观上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也耍起这般伎俩,汲潮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由得恼火起来。板起面孔,手指一戳,加重了语气:“别再给我来这套了,你的表演并不高明。你与中国人民为敌,从事间谍活动,你必须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上帝呀!”他几乎尖叫起来,把他的表演继续进行下去。“你我之间误会越来越深了。在美国,我感到我始终是一个最奉公守法的公民,甚至连违犯交通规则而受罚的事都没有过。现在我竟被关在监狱里,同杀人犯、抢劫犯、纵火犯、土匪关在一起。并且被看成是同他们没有区别的罪犯,这使我痛心。天知道我搞了什么间谍活动。说到与中国人民为敌,您更是搞错了。从一九四三年起,我就参军同法西斯作战,审讯过很多日本战俘。日本帝国主义是美国中国共同的敌人。我一向非常同情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来就没喜欢过国民党。先生,你肯定是搞错了。他用手指指自己,再指指汲潮,“我们,你们,敌人的不是,朋友大大的!” 这几乎就是日本侵略者“协和语”的腔调,抗战胜利前,汲潮听这种腔调听够了,今天突然又在这里听到,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嗵地在胸中燃起烈火,厉声喝道:“够了!你的表演叫我恶心!对于你的罪行,我们是清楚的!” “那很好。”李克一点没被吓倒,反而换了一副流氓腔调,“既然对我的罪行,你们是清楚的,那就请长官您先说说吧!” 完全是挑衅!这种目空一切的神态,真叫人受不了。解放前,美国大兵驾着吉普在街上横冲直撞,欺压中国人民,就是这种神态。汲潮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到一年,美帝国主义又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并不断地轰炸我国东北的城市和乡村,炮击我商船,充分暴露妄图一举灭亡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我国,推翻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的狼子野心。作为美国侵略政策的一名走卒,竟然在中国人民的审讯室里如此嚣张,非打打他的气焰不可。 怎样打气焰?对于外籍犯,二十八岁的汲潮还缺乏经验。这时他想起公安部的外国预审专家前来指导工作时的谈话。建国初期,讲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首歌中唱道“苏联是老大哥,我们是小弟弟。”那时候,几乎各个领域都有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的意见,常常被人们视为圭皋。汲潮清清楚楚记得那位叫什么“司机”(斯基)的老大哥讲授了不少闻所未闻的新知识,预审心理,讯问策略,讯问方法,以及“统觉”“再现”“心理反射”“情感移入”等等新名词,真叫人眼界大开,受益匪浅。那位“司机”大哥还很认真地强调着:“同帝国主义间谍作斗争,你们刚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们跟他们斗争多年了,有大量的经验,充分了解他们的心理特征和生活习性。据我们所知,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过优裕的生活过惯了,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吃苦。对他们一定要狠,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在精神上和体力上给他们施加压力,直到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只有这时,他们才肯说实话,记住任何怜悯和轻信都是有害的。” 是的,“斯基”大哥说得对,对妄图继续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决不该手下留情,任人宰割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思维下去,“给这家伙一点颜色看”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了。汲潮挥手猛拍桌子,厉声喝道:“站起来!” 这一喝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李克慢吞吞地站起来,脚尖不停地点着地,从镜片后面投出挑战的目光。那潜台词很明瞭:来吧,早就料到你会用这一手,我不怕,你不能把我怎么样! 面对秋山的那种感觉又重新出现了。好哇今天当然不能再使用拳打秋山那一套,但是叫你吃吃苦头还不是没办法的。干过几年公安的人都知道,对付耍刁的人犯,不打你不骂你,完全可以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施些小手段,叫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审讯桌抽屉里放着一副手铐,还是从国民党时期旧北平警察局手里接收下来的,年代久了,早已失去光泽,黑糊糊的又粗又笨,戴上它当然不如戴手镯那样舒适。这是给那些动手动脚不老实的人犯准备的。汲潮伸手提出铁铐。这一瞬间,瞥见李克脸上掠过一丝冷笑、蔑视、无畏、从容自信等等全在其中。他妈的,他倒成了迈向炼狱的英雄!真是适得其反。 触摸铁铐的手,感觉冰凉冰凉的,也清醒了汲潮的头脑。这样干,对付小毛贼尚且可以,对付具有高级学历的外国间谍则徒劳无用。“唉,说不定这小子在心里嘲笑我呢。”硬干下去,肯定会越闹越僵,不如暂且收兵,日后再作道理。 “回去好好考虑你的问题。你记住,这里不是美国,也不是国民党旧中国。” 李克转身,被卫兵押走了。从神情上看,他似乎比来时精神轻松了许多。 汲潮呆呆地站着,初战不利,心头笼罩一层愁云。 三 后半夜,预审科办公室。 审讯这批外国间谍的同志大概都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些青年人,不象往常突审第一回合下来时那样眉飞色舞兴致勃勃。他们逐个汇报着,语调中含着气愤,话里话外透着非得给这帮外国佬点厉害这样的意思。汇报完毕,十来双眼睛都转向靠房门坐着的政侦处处长邢相生,期待他给予解决难题的钥匙。 这位后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的中年人,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九日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上过中学,当过铁路工人。青年时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安吴堡青训班、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从一九四一年起从事情报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前门分局局长,市公安局科长,副处长。喝过延河的水,始终保持着延安的作风。他工作认真,人们都说他眼睛里揉不进半粒砂子。生活朴素,布衣布鞋,手拎一个变了色的白布包。 大伙都在看着他。他站起来,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就象老农在寻思这块土地能打多少谷子棒子。 “肚子闹革命了。”这是后半夜,邢相生还没吃晚饭。“汲潮,去食堂照顾个馒头什么的。” 汲潮去食堂,摸黑拿了两个凉馒头。邢相生自己倒了一碗开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别看他表面好似在津津有味地咀嚼,其实这时候问他这馒头碱大碱小,发得合适不合适,他肯定答不上来。此时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离开刚才的议题。 果然啃掉半个馒头不啃了,端到嘴边的开水不喝了。带着晋中口音的话语缓慢而清晰地送到每个人的耳朵里。 “汲潮,干预审干几年了?” “两年多了。”汲潮答。 “你们几个呢?” “跟汲潮差不多。” “咱们预审科的同志,都是相当于县分局长一级的干部,工作经验是有的,政策水平是高的。我党的政策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决不准搞逼供,决不准搞刑讯、变相刑讯。这些,都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摸索出的,并且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解放后,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靠什么?还不是靠这些正确的政策?对这点,要坚信不疑。别人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是,如果不适合我们的情况,或者干脆说那其中有些是不值得学习的,甚至应该避免的,我们凭什么要照葫芦画瓢呢?难道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平时邢处长说话直爽、明白,今天为什么变得这样晦涩不明、令人费解呢?这话外有音。汲潮突然联想起在“斯基”老大哥奢谈对“他们一定要狠,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在精神上和体力上给他们施加压力”的妙论时,邢相生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把眉头蹙成个大疙瘩,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看来,他是在拐弯抹角地提醒大家,对外国专家的经验也要一分为二,不能盲目套用。这邢处长真行,汲潮打心眼里漾出一股敬佩之情。 “初战不利,该怎么办?我看首先要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必胜的。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政策,就会用我们的武器去瓦解敌人,征服敌人。”他拍拍汲潮的胳膊,“汲潮,双枪投八路,你是相信党,你有必胜的信念。审这批外籍犯,气魄大点嘛。解放两年多,我们瓦解、征服、改造教育好了那么多反革命分子,难道今天对这些外国间谍就束手无策了?不,我看只要按党的政策办事,经过反复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也一定能把他们彻底攻下来,甚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思想来个转变。如果做到这一点,意义就大了,影响也大了。” 说到这儿,邢相生正好停在汲潮面前,“怎么样,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听懂了。”汲潮确实心里豁亮了。 “那好,”邢相生拎起布包准备走。“还有什么问题吗?”他总是这样细致周到。 “还有个问题。”汲潮说得一本正经。 “还有什么问题?” 汲潮指着啃了半个的馒头,(目夹)着眼皮灰谐地说:“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 “啊,亏你提醒。”邢相生用胳膊夹上白布包,抄起半个馒头,掰一块,塞一口,边走边塞,和同志们嘻嘻哈哈道别。 四 天亮前,汲潮跑回宿舍眯了一小觉。天亮了,同屋的朱沙他们都洗漱完毕去吃早饭,汲潮还躺在床上不想起。按惯例,对初入狱的人犯要采取连续不断的突审,在人犯站脚未稳之际打他个猝不及防,今天汲潮改变了主意:李克受审半宿,绞尽脑汁同我对抗,也够累的了,加上初入监所,生活不适,后半宿肯定睡不好,索性让他白天接着休息。我呢,审审手头别的案子,同时琢磨琢磨该对李克采取的方法。 一个茶饭无味殚思极虑的白昼终于熬过去了,接下来便是那个闷热的夏夜,那个周总理悄然而至的难忘的夏夜。 李克在《解放的罪犯》中追忆了这次审讯的情景—— 门打开了,我又被叫了出去,我神经紧张匆匆忙忙地走出门口,衬衫袖子挂在铁栓上,撕破了一大块。我在审讯员面前坐下来。他那漆黑的眼睛敏锐地看看我,说道:“你的衬衫怎么弄成这样了?” “出来时,在门上撕破的。” 他平静地看了我一会,好象在确定我是不是说了老实话。他显然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而就没有再提这件事。看得出来,他对我在监房里是否可能受到虐待表示关切,这使我消除了精神负担。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担心会受到刑讯了。 他开始向我提出问题,一个紧跟着一个,就象以前一样。我为什么到中国来,怎样来的?我和美国领事馆有过什么关系?审讯员对我过去的每个细微末节都有系统地追究着。 这一回合,汲潮事先作了精心的安排,他知道,审讯间谍特务的基本方法之一,是剥掉受审人的合法外衣,揭露其间谍特务的真面目,李克同其他间谍一样,是以合法身份、通过合法手续进入我国进行活动的,合法身份是他们的第一道护身符,他们利用这道护身符来喊冤叫屈,对抗审讯。为了剥掉李克的护身符,汲潮拟订了迂回讯问的计划,设计了三道埋伏,犹如一出好戏的三个幕次。他相信这个回合决不会再出现无功而返的结局。 这一回合的序幕,是从感情上解除李克的对立情绪。问过衬衣袖口,李克感情上的对立明显减弱,汲潮的目的达到了。于是,开始了这台戏的第一幕。 “在二战期间,你在哪个部队服役?” “我已经说不止一次了,从一九四四年起我就在海军陆战队服役。” “担任什么职务?” “日语翻译。” “从事什么工作?” “日语翻译。” “这么说,你担任的职务同从事的工作是一致的了?” “难道您认为有什么不一致的吗?” “这只有你自己知道。” 李克觉得自己反问得很妙,汲潮觉得自己正把对方引入伏击圈,双方的眼睛中都隐隐掠过一丝沾沾自喜。 “那么我问你,”汲潮站起身,踱步前,脚尖往起一踮。那时候他看过不少苏联故事片,不知不觉中也传染上一些外国动作外国腔调。 “在服役之前你干什么?” “上学。” “什么学校?” “日语学校。” “校址在哪里?” “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多市。” “那是一所什么性质的日语学校?” “普通的,很普通,就象可口可乐或者通心粉一样普通。” “据我所知,你所说的这所日语学校并不普通,是吧?它隶属于某个情报部门。” “是的,它隶属于海军陆战队。”李克不情愿地回答,神情有些紧张。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对这所日语学校的隶属部门,它的培养目标以及日语学校毕业后你实际上所从事的工作作出解释呢?” 李克翻了翻白眼球:“没什么可解释的,我学的是普通日语,毕业后我随海军陆战队到日本当日语翻译。” 第一个伏击圈已经形成,是进行突击的时候了。汲潮忽然操起日语: “高哄亚苦脑侑习嗅尼哄袄呆以马斯(你用日语谈谈你当翻译的情况)。” 能够说这样一口流利的日语,还得“感谢”两级中学的秋山与和田呢。这使李克吃惊不小,他打了个愣,磁着眼珠小心翼翼地挑选词汇,词与词之间拖着长长的“哦——哦——”说明他还不能用日语进行思维。汲潮接着问: “啊那达娃卡以空代字倒哄亚苦呆习达嘎(你在海军中一直当翻译吗)?” “唉唉,桑嫩娃啊利马习达(当然,前后有三年多时间)。” “呆娃,啊那达脑尼哄袄卡以娃啊马,流侑呆娃啊利马渗(可惜你日语说得不怎么样)。” “哈依,扫代斯(是的)。” 在他们叽哩哇啦的对话时,女记录员一直不知所措地张着嘴巴。汲潮在别人面前没有露过这一手,这同后来人们以会两口外语为荣耀不一样,那时候人们以会说外国话为隐私,怕别人从而怀疑自己的历史有问题。所以汲潮这么一说,把女记录员也吓了一跳,惊诧之间,她以目光询问这段回答如何记录,汲潮小声答道:“回头再说。” 汲潮心中荡漾着胜利的快意,眉宇间闪烁着兴奋的光彩。他心满意足地在李克身边踱了两个来回,带着挖苦的口气恢复了汉语讯问: “不可否认,你会说日语,也的确可能当过日语翻译。但是,你的日语水平如此低下,低下得令我吃惊,这就使人难以相信你能够以日语为主要职业!” “不,不。”李克找不出适当理由来自圆其说,只好缄口不语了。 汲潮心中更加得意,他按下这个伏笔,开始引诱李克进入第二个伏击圈。 “接着说,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你干什么去了?” 汲潮回到自己的座位,掏出乌木烟斗,塞上红喜牌烟丝,有滋有味地抽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退役,同我的夫人一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接着我们考取了富布赖特奖学金,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来到你们国家,我夫人进入燕京大学,我进入清华大学。” “你们进修什么课题?” “我的夫人选的是中国诗歌。我学先秦文学,专攻管子。” 汲潮用手势止住李克:“你解释一下,什么是管子?” “管子么?当然不是自来水管子喽。”李克认为正好显示一下自己的学问,以弥补刚才在日语对话中的失利。“管子,名夷吾,字仲。是你们东周时齐国的相国。管子,既是对管仲的尊称,又是对管仲著作的统称。” 在李克看来,对方可以说上一口流利的日语,却未必能对管子知之一二。他撇撇嘴,露出一个得意的冷笑。 事有凑巧,汲潮在华北文法学院读过《诸子集成》,那是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世界书局印行的八册集成丛书,囊括了先秦诸子的全部著作,《管子》在第五册中,与《商君书》《慎子》《韩非子集解》合为一册。虽说当年只顾跟周英闹“地下”了,对学业不很用心,但是毕竟听过课,读过原著,还不至于茫然无知。 “那么,我倒要请教了:孟子之论管子也,与孔子异。孔子虽于器小之讥,偶有微词,而一则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再则叹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孟子之论管子,轻薄之意溢于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与为伍之心。嘻,其过矣。”汲潮想起同周英一起听老先生讲课时的情景,不由得也背着手,迈着四方步,抑扬顿挫拿腔拿调地背诵一段。说实在的,再往下面他也背不出来了,但是面对一个外国间谍,这些也就足够了。“请解释一下,管子专家,这些话出自哪里?是什么意思?” “管子专家”目瞪口呆。 汲潮踮着脚笑了。“这段话出自梁启超的《管子评传》第一章“叙论”的第二段,意思是孔子十分推崇管子,而孟子则轻薄管子甚至羞与为伍。”他踱回到座位上,“管子专家,您瞧我说的对吗?” “管子专家”闭上双目不作回答。 汲潮的情绪越发活跃了。“那么,再请教一个问题,‘管鲍分金’这个典故是怎么回事?” 李克显然也无从回答,心情烦躁,伸出舌头不停地舔着干涩的嘴唇。 “我等你三分钟。”手表秒针嘀嘀哒哒转过三圈。“三分已过,看我回答对不对。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的一段话,我敢断言,你肯定没有读过这篇东西。” 李克闭上眼,合上嘴,一声不吭。 汲潮简直喜形于色了。“前两个不会,老马识途,总该知道了吧?” 李克睁开了眼睛,“这个当然知道,老的马,年纪大的马,认识道路。”他把双手一摊,“就是这个意思。” 汲潮笑道:“你这叫望文生意,就算你答对了,那么,出处呢?” 李克只顾翻白眼。 “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说林》。”汲潮讲述了这个典故的来历。齐桓公尝带兵攻打孤竹国,孤竹国国君派手下的黄花元帅向齐军诈降,将齐军诱入迷谷。只见四周山崖陡峭,狂风怒吼,飞砂走石,寒气逼人。齐桓公见状忙叫人去找黄花元帅,岂料黄花元帅早已不知踪影。齐军大乱,左冲右突,自相践踏。齐桓公忙叫管仲献计。管仲说,老马能记住它所走过的路,我们可以利用马的这种灵性渡过难关,齐桓公叫人挑选了几匹从孤竹国的军队中俘获的老马,解开缰绳,让它们随意行走,各军的大队人马跟着这些识途老马,终于走出可怕的迷谷,最后击退了孤竹国的军队,平定了边境的祸患。 “专家先生,您瞧我说的对吗?” 这时候,李克已经隐隐意识到自己有点象齐桓公,被审讯员诱进了飞砂走石的迷谷,进退为难。“要中他的圈套了”,他暗自嘀咕,伸出手不停地搔着耳根,以掩饰心中的不安。 汲潮大口地抽烟,大碗地喝茶,长了精神,眼见对方一步步绕进伏击圈,心中怪痒痒的。“嗯!”他使劲咳了一声,这一咳把李克惊得一哆嗦。 “上边提到的三个问题都是有关管子的常识,你这位管子专家却茫然无知。”汲潮提高了调门,毫不掩饰对李克的揶揄。“这不是很奇怪吗?看来你对管子的学问很不在行啊。” 李克尴尬地耸耸双肩。 汲潮步步为营。“你说你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了三年的日语翻译,可是你的日语却说得这样蹩脚;你说你在中国专攻管子,可是你的学业却如此糟糕。这怎么能让人相信你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仅仅是一个翻译,在中国仅仅是一名学生呢?结论只有一个——”汲潮握着烟斗的手几乎触到李克的大鼻子,“你的心思没有用到翻译工作上,你的功夫也没有使到学术研究上。你始终另有使命,你始终在从事一项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先生,不!”李克象弹簧一般站起,涨红了脸,无力地争辩着。当他遇到汲潮那含意嘲讽的目光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而失态恰好证明自己的心虚。这样一急,全身的汗腺活跃起来,汗珠从额头鬓角滴滴哒哒往下滚,在脚下浇出一片湿印。 到这时再进行政策攻心,是再适当不过了。汲潮放低了调门,听起来颇有点牧师布道的味儿。“就你的罪行来说,判你的刑,轻不了。你的问题,不是判不判刑的问题,而是多判几年少判几年的问题。多判与少判,看什么?就看你的认罪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在这个节骨眼上讲这番老生常谈,要比在一般情况下讲它效果大十倍。平时这番话是耳旁风,这时却是摧肝裂腑的重锤。李克身体摇晃了一下,口内含混不清地咕哝了一阵。然后抬起脸,露出一副可怜相: “可以让我再想想吗?” 那声调里掺杂着惶恐、惊惧与哀求。 汲潮手里有一张王牌,那是由西雅图寄来的一封信,不知埃布伦上尉和他的同事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在信封上竟然毫不隐讳地用英文写道:“李克·莱姆特上尉启”的字样。出示证据,还为时过早。巧使证据,进行暗示,却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你可以回去了。”汲潮说得满轻松,目的是松弛一下李克紧绷着的神经,目的是在这个回合的尾声再出其不意地打出个小高潮。一语双关地说道:“好好想想,不该忘的别忘了,干你这一行的,脑筋错不了,是吧,李克·莱姆特上尉。” 这一招的确收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李克显得十分震惊,慌乱间把椅子碰得东倒西歪。 五 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是最佳睡眠期,睡得早的人正是有钱难买回笼觉,睡得晚的经历前半夜辗转反侧的艰难困苦幸福地进入了大脑皮层总体抑制全眠状态。各个监房里传出形形色色的鼾声。一间十四五平米的监号,木板铺上躺着四五个以至六七个犯人。在这里,无论你出身多么高贵,家庭多么富有,职务多么显赫,生性多么高傲,一旦穿上号衣走进号房,那曾属于你的一切就全部连同你的服装一起被抛到外面了,在这里你只是一名囚犯,只剩下在阴暗的砖房里睡木板铺、啃窝头、用粗磁大碗吃熬菜汁的权利。这个罪,能受也得受,不能受也得受,概莫能非。 李克并没因为白皮肤、高鼻梁而免享这番待遇。他收监时间不长,还不习惯于此。他始终难以入睡,一闭上眼,就看见埃布伦那只棕色的多毛的大手。“这个混蛋,彻底把我出卖了!”他终于想出审讯员那句“李克·莱姆特上尉”的暗示意味着什么。自从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李克就隐匿了自己有上尉军衔这样一层身份,无论是同美国领事馆、美国新闻处的联络中,还是同英国谈判代表团、同荷兰外交官员以及其它国家外交人员的来往中都没有吐露过这一层,至于同中国人的情报眼线的接触,更是慎之又慎,决不会愚蠢到把这层秘密泄露给对方来危及自身。那么毛病出在哪儿呢……哦,坏了!去年夏季,海军陆战队情报署的混蛋们显然没有正视中国正在进行革命这一事实,竟然寄来了体格检查表,命令李克向最近的海军医院或美国公共卫生机关报到、去进行体格检查。真他妈的活见鬼,这等于无情地揭下了李克那身学者的外衣,嗣后李克还没来得及向西雅图的官僚们提出警告,几封写有“海军上尉W·A·李克启”字样的信件就接二连三地寄来了。谁能保险这些信件中的某一封不被中国当局截获?!“他妈的,这帮蠢货,拿我的安全当儿戏!”李克气得头脑发涨,四肢发木发麻。一直到天亮前,他都在低声骂着“西雅图的蠢猪”。 天亮放茅,李克穿越过道时怔住了,在大约二十米的前方一个大脑袋并且谢顶的中年汉子被警察押着走过来,他低着头,然而李克认出他是美国侨民艾伯特·凯德尔,他常常为李克传递情报给美国副领事罗杰斯和美国海军武官威廉斯,在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新闻处相继撤走之后,李克的情报关系转到英国谈判代表团,英国和美国在伦敦有一个联合情报司令部。艾伯特是李克家的常客,他知道得太多了,既使是他吐露百分之几的事实,也足够把李克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个威胁太大了。李克象受了惊吓的孩子,简直要放声大哭一场。然而他以极大的毅力克制住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流露出两人相识的迹象,无异于自我暴露。他干咳一声,以掩饰内心的波动。 李克向那边走,艾伯特向这边来。两人相遇时,艾伯特突然侧脸向李克匆匆一瞥,惊恐、失望、负疚全在这一瞥中。这是不祥的一瞥。它至少没有传递出“我守口如瓶、请放心”这样的信息。 艾伯特走过去了,李克越发不安,他不敢回顾艾伯特的背影。这时的感觉如同电梯突然快速下降造成失重一般,口干舌躁惶惶然。“这个要命的艾伯特,这个酒徒,色鬼!”他在心里狠狠骂着。 放茅回来,李克瞪着眼睛分析同艾伯特相遇这一情景。是偶然相遇,还是审讯员有意安排的?“天哪,这个审讯员真是诡计多端,他使用这个手段简直把我压垮了……” 是的,继用“李克·莱姆特上尉”敲山震虎,这又是汲潮使出的疑兵之计。这时的李克完全陷入惶恐不安、疑神疑鬼、难以自持的境地。 整个白天没有提审,班长(囚犯对监管人员的称呼)叫李克好好休息。太阳落山,几个小时难奈的闷热。树梢一颤,小凉风下来了,李克又被提审。这时,李克已开始犹豫、动摇,但是还没能下决心坦白交代。 掀门帘进屋,汲潮发现李克有时抽鼻子。 “你着凉了吧?发烧吗?” 李克不发烧,汲潮叫人去医务室取来一包阿斯匹灵,倒了一杯白开水,让李克服下。 “你的身体还可以吗?” 李克没有装假,点头表示可以受审,后来他在《解放的罪犯》中这样描述这次提审—— 我的身体倒没什么,只是审讯本身的压力很快达到我忍受不了的程度。问题一个紧跟着一个:我在领事馆的联系人是谁,我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多长时间去领事馆一次;我在北京还认识谁,我和他们的关系如何,在什么时候相聚,时间、地点、次数、见证人;我在大学里做了些什么;我到乡间旅行时还干了些什么……细致而又系统的诘问几乎没完没了。每当我的审讯员认为我要躲避回答时,便立刻改变话题,问一些我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这样始终让我掌握不住自己,而又从来不让我面临难关,同时却也不减轻他对我的压力。我发现我陷入一个实话、半真半假的话和彻头彻尾的谎话三者所组成的迷津里了。我常常无法记清我以前说了些什么,不断在细节上露出马脚。有好几次我完全否认认识某某人,直到看清了我和他的关系全然无法隐瞒时,才承认下来。也有时,我真正记不起三年前可能发生过的一些细节,这时在审讯员冷笑、指责和逼视下,我常常觉得很不好受。自始至终最使我感到不安的就是那个时常出没脑际的一个念头——我所说的大部分话,审讯员都可以用手中已经掌握的事实加以核对。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我不断感觉到审讯员冷酷而又理智的论证力量已经把我攻破了。差不多在每次审讯中,他总用一种查有实据的口气宣称,政府已经掌握了足够判我极刑的证据,抗拒交代是没有用的,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给自己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时的情况很紧迫,我知道我不能坚持多久了。终于在这一天我承认曾把情报提供给海军情报署的旧日朋友罗杰斯以及美国领事馆的其它人。 一旦下了招供的决心,反倒觉得轻松而坦然了,李克松弛一下四肢的筋骨“审讯员先生,请允许我从头说起吧。” 汲潮倒一杯水给李克,他相信经过多方努力,已经到了火候,该揭锅了。经验告诉他,这时候不能继续使用挤的手段,倒是应该采取安抚的办法,让他理清思路,慢慢道来,尽量减少遗漏和差错。他投去鼓励的目光,“别着急,慢慢说。合盘托出,招供得越多,处理得越轻。” 李克从一九四三年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多城海军情报署日语学校,说到头戴贝雷帽,脚穿GI鞋在海军陆战队服务、从事情报工作,再说到海军第十三战区司令部西雅图情报司办公室同埃布伦上尉的会面,继而谈到同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副领事罗杰斯及夫人卡蒂的联络,同美国新闻处的联络,同美国海军武官威廉斯的联络,美国人撤走后情报关系转到英国谈判代表团的情报活动。 “那时,我根本没考虑这样做可能引起一些什么后果,甚至在贵党进占北京之后,当我继续不断向美国驻北京领事馆供给情报时,也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到我这种情报活动会使我遇到什么严重危险。” 李克苦恼地闭上双眼,冥想良久,嘴里用英语咕哝了一阵。 “自从共军围城结束以来,我经常利用我和夫人李尤安进城度周末的机会,把我在清华大学跟那些同政府有联系的高级重要民主人士接触时所搞到的政治与经济的情报提供给美国副领事罗杰斯,这人原是我们在海军部情报司时的一个老朋友。一九五○年一月以后,我们怀着忧虑的心情看着美国领事馆逐步撤走。四月十日那一天,作为领事馆最后一批撤离的人,罗杰斯和他的夫人卡蒂离开了北京。我们当时在清华园内自己住宅边的田里采了一束紫罗兰去送行,眼看着火车载走了我们的人,不禁怅惘若失。 “后来我们同英国谈判代表团的关系很快建立起来,他们在美国领事馆撤离后正式接受了照管美国利益的任务。英国同美国在伦敦设有一个联合情报机构,所以我的情报关系转到了他们那里,由一个英国官员作我的情报联络员,他的名字叫阿布索伦。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阿布索伦曾劝我考虑离境的问题,但是我和李尤安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继续留下来。我们同阿布索伦的谈话是七月初一天下午在东单一家冷饮店中进行的,我们一边吃着冰激淋,一边把这个问题讨论了两个来小时。我们认为,当时留在中国的美国情报人员已经很少了,我是最后留在北京的美国情报人员中的一个,地位太重要了,在这种时候,不到紧要关头,决不能放弃。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被你们占领不久,美国新闻处的负责人曼斯菲尔德找到我,他把毛泽东大骂了一通之后,叫我安排一个机会同清华的一名教授秘密会晤,这名教授是民盟的一个负责人,我们认为他是一名民主自由主义者。这个安排的目的,在后来八月份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中说得很明白,它号召中国的民主自由主义者站起来摆脱枷锁,表示美国政府决心扶助中国现在或将来倾向于这一目的一切发展。为这一目的,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夏天起就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以图使那些民主自由主义者从共产党那里分裂出来,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所谓改革派联合成一个“第三种势力”。当时的国民党中的‘改革派’是由前上海市长吴国桢和曾在美国留学的孙立人将军等人领导的。这些人后来被蒋介石搞掉了。在拉拢民主自由主义分子的同时,我们这些情报人员又接受了任务,到共产党内部找出一切可能参加到‘第三种势力’中的分裂分子。我的任务包括在阅读报刊以及同中国人接触时特别留意是不是有任何关于王明这类人物的近况。在执行曼斯菲尔德密晤那名教授的任务时,我心里很不安,我担心这样无异于公开暴露了我的秘密身份。然而干我们这一行是有严格的纪律的,我还是偷偷访问了那位教授,那位教授也同意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吃午饭。那位教授比我们预料得更为多心眼,事后曼斯菲尔德告诉我,教授本人并没有露面,而是派去一个青年人作他的代表。 “我们在北京的直接任务是探听我们希求的同盟者的反应。由于在清华我有接触民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便利条件,所以我的活动很有收获。我们拜访各个系的教授,请他们吃饭,并且从他们中间套取情报,同时从中国学生中的情报眼线中获取情报。” 汲潮打断李克的供述,“你的情报眼线都有谁?” “第一个是乔治。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是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二战时在美国陆军中服役,是个反对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观点一致,他是我在燕京大学中最好的情报供应者。我们经常到燕京大学南门外的小镇上去吃馆子,一边吃,一边交接情报…… “在清华,我的最好的情报眼线叫王××,他提供的情报多而且质量好……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突然中断了同我的联系,我怀疑是否出了麻烦。大约是今年六月,他给我放下一张便条,说他想来看我,我考虑之后,答复同意他的要求。几天后我请他来我家吃午饭。他说他前一段时间中断了同我的联系,是受到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有了‘进步’的愿望,可是这段时间过去后,认识又有了变化,原因是他的父亲在台湾,是一个国民党官员,现在已被大陆政府宣布为反革命,留在北京的财产面临着被没收的危险,因此他决定重新回到我这方面来。此后我对他进行了考核,证明他说的不是假话,他真的恢复了原来对新政府敌视的立场。于是我又开始使用他来作为情报来源。七月初,他告诉我,他渴望同他的父亲取得联系,但是又不敢通过普通的邮送渠道给他父亲写信。为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关系,我说我有特殊渠道把信秘密送出去。他说他把信写好后就交给我,但是下一次他来时又说他打算再考虑考虑。那天我们夫妇给他新出生的小女儿买了一件礼物,在他告辞时送给他,从他接礼物时的面部表情来看,我突然产生不祥之感。他走了,一句话也没说。我回到客厅,感到忐忑不安。这个王××知道我的情况太多了。考虑再三,为了预防万一,我们把手头的情报赶快送走,把准备回国后交给海军情报署的资料烧掉,把一切可以成为证据的东西销毁。” 说到这里,这个干了十来年情报工作的间谍分子仰起脸提了一个天真的问题,“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是不是王××出卖了我?”看来他完全解除了戒备心态,这种提问惹人发笑。汲潮当然不会向他泄露实情:“任何间谍分子,从他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刻,就陷入天罗地网的包围之中。他的一切非法活动,都处在我们的监控之下。需要什么时候抓,就抓来了。”这是一种原则而策略的回答,几十年后汲潮回忆这段生活时,也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大”了。 供述——核实——审问——供述,循环往复七八个回合。李克在《解放的罪犯》中这样描述汲潮—— 由于缺少睡眠,我有些晕。但是审讯员却照样进行工作,就好象通宵不睡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似的。唯一能显示他劳累过度的迹象就是他在连续向我提出问题时,总是用一种紧张的步子踱来踱去。有时候,他从容地坐下来抽烟斗,有时候,他不停地踱来踱去,缓和一下受压抑的神经。偶而他认为我不老实时,眼睛里就闪着火光。不过,一般说来,他总是设法保持平静的语调。这个人的精神使我感到惊异。自始至终他的小书记员都坐在他旁边,匆忙地记录下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大约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二天,我费了好几个小时的工夫把我一向的活动作了一个彻底的交代。不过,我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尽量开脱自己的罪责。在我交代完之后,审讯员在椅子上也轻松了。直到这时我才看到他差不多和我一样精疲力尽了。不过只歇了一会儿,接着便把身体向前一倾,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交代?” 我踌躇了一下,最后回答:“因为我知道你掌握的不利于我的证据太多了,如果再不交代,也许会被枪毙。”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朝窗外望去,看样子他这才醒悟过来:已经是大白天了。 六 李克夫妇犯有间谍罪,但因认罪态度较好,得到从宽处理,李尤安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于一九五五年四月离开中国;李克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因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予以减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提前释放,离开中国。 一九五九年,汲潮得到李克、李尤安合著的《解放的罪犯》,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李克夫妇回到美国后,没有象某些人希望的那样立刻翻脸不认账,他们在书中公开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并对当时美国政府中某些人推行的反华政策进行批评。汲潮还读到美国一位学者的一篇评述,文中写道:“李克夫妇对我国(美国)的批评,显然是出于热爱祖国,并且是对这里所进行的一切感到痛心疾首而提出的,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对于新中国的阴谋活动,都会以失败告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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