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预审官第五章 闯中南海的人

第五章 闯中南海的人

一

　　一九五五年的第一场冬雪直到岁末才姗姗来迟。傍晚时分，当长安街华灯初上，下班的人流、自行车、公共汽车渐渐稀疏了，细绒绒的雪花从冥冥的夜空降临了。悄悄地、轻轻地、把天安门城楼、前门箭楼扮成琼楼玉宇，把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变成银妆世界。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居中南海的南端，面临西长安街。红色粉墙，黄琉璃瓦楼脊，朱漆大门。门脸和门楼各有八个挺拔的朱漆圆柱，逢年过节，门楼上还要吊起八盏大红宫灯。门楼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门眉上嵌着匾额，上写“新华门”三个金色大字，门前二十余米，左右各蹲着一尊花岗岩的狮雕，门前正中毗邻马路的方台上，高高竖立着国旗旗杆。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两名俊逸威仪的解放军战士持长枪分立门左门右，一名解放军军官挎手枪站于门里西侧。昼夜不断，精神抖擞地持枪站岗。

　　那时候，北京市的人口才二百万，白天街上行人就比现在少得多，加之新华门这一带没有居民院门，又是这样一个夜晚，冷清代替了喧嚣，白雪代替了人踪。看样子，这一夜又将同往日一样在宁静中安然度过，如果这里是舞台，就应该称作“净场”；如果这时悄悄地出现了一个角色，就应该称作“暗上”。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这里果然出现了一个暗上的角色。只见他由打东头府右街街口那个方位，远远的，黑勖(xuxu)的，踏着积雪沙沙沙蹒跚而来。看那黑影的趋向，显然不是过往行人。中国人有击打惊堂鼓告状的老传统，尤其是包黑子拥有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打龙袍铡包勉的故事在舞台上这么一演，逗得中国老百姓真地相信告状就能解决问题。于是没胆的上了县衙门，胆小的上了省衙门，胆大的就挎着小包，跑到中南海来“告御状”了。有真值得告的，有根本就不值得告的，还有无理取闹的。中南海是什么地方：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能让告状的随随便便进来吗？因此，除了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二三名三五名的便衣人员在门前路口迎拦来新华门告状的上访的各色人等，经过简单询问，按其告状内容性质，分别介绍他们应去的地方：国务院信访处，民政部信访处，法院信访处等等。今日这等雪夜，便衣人员就没有站立街头的必要了。因此，当黑影踢里沓邋地走到门右那尊石狮前时，两名门卫中的一个压着声音喝道：“站住，干什么的！”话音未落，值班室闪出两名便衣人员。便衣人员都是干部，一个中年一个青年。他们把来人拦在石狮跟前。在灯光下，看得清来者是个瘦小枯干的汉子，年纪在三十以上四十以下，獐头，鼠目，其貌不扬。头上戴一顶崭新的带沿的蓝色布棉帽，左右两扇帽耳耷拉着，象乌鸦打折了的翅膀。身穿一件半旧的黑呢子大衣，垫了肩，下摆过膝，显得又宽又长逛逛荡荡很不合体。下穿一件看不出是灰还是黑的深色制服裤，大概是毛料的，可又皱皱巴巴的。棕红色的矮腰皮鞋，由于鞋大脚小，鞋尖高高翘起，这使人想起银幕上卓别林扮演的那个滑稽的流浪汉。

　　“干什么的？”年轻的便衣问道。对他们来说，天天接待这类的人物，什么样的怪人物都见过，见的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问清身份事由，该上哪儿让他上哪儿，三言五语就打发了。年轻的便衣以为这又是一个为冤案或者为了什么待遇而希图告御状的上访者，本不想多说什么，心里盘算着看样子应该往哪里去打发。尽快打发走了，自己好回值班室取暖听收音机。不料此公说出一句令年轻便衣很是扫兴的话。他把脸左右转转，道：“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进去说。”一边说着，一边抬腿往新华门里闯。年轻的便衣横跨一步拦住去路，不免有些动怒，喝斥道：“少胡来！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吗？退回去！”他把手臂一扬，险些扇在对方的脸上。

　　来者把伸出去的左腿又抽了回来，用手挠了挠后脖梗，不知是搔痒还是习惯动作，这个动作使年轻便衣觉得那么不顺眼，不由火气大增，连连挥手喝斥：“去去去，离远点儿！”

　　来者定了定神，慢吞吞地说：“我们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不进去是不能说的。”

　　年轻便衣不耐烦了：“不能说？不能说你就趁早离开这儿，在哪儿能说你就上哪儿去！”

　　来者并不示弱，把小脖子一梗，反诘道：“哎，这位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当我是告状的是要饭的？实话告诉你，我有重要军机。照你说的，在这个地方，能说吗？出了问题谁负责？”

　　年长的便衣走上来接过话茬：“这是上级的规定，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入。你有工作证吗？”

　　“这不用你管。”

　　“有介绍信吗？”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用你管。”

　　“没有工作证，又没有介绍信，怎么能让你进去？”

　　年轻的便衣插言道：“有工作证，有介绍信也不能让你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去就进去，异想天开！快快快，躲远点儿！”他越来越不耐烦了，唾沫星子溅到对方的脸上。

　　来者有些动怒了，伸出手指戳着两个便衣干部：“我说你们这些同志啊，什么时候才能提高一下水平呢？”他摇摇头，作出表示宽容忍耐的姿态。“好了，我也没有时间跟你们费口舌了，去把你们的领导叫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年轻的便衣一指年长的便衣，说：“这就是我们的领导，有话你就跟他说吧。”

　　来者用尖细的嗓音嘿嘿了两声，作出很好笑的样子。他用手在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盒纸烟，慷慨大方地向两名便衣干部举道：“来来来，‘哈德门’的，一人一支。”年轻便衣不屑地把烟挡回。来者自己叼上一支，点燃，深吸一口，吐着烟说：“这位同志，不是我架子大，看不起你。我有军机大事在身，不便向你泄露。这样吧，你去通知恩来，他要是忙，你就叫伯渠，或者陈毅。他们两个来一个就行。”

　　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林伯渠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陈毅是外交部长，其貌不扬的来者竟用如此轻慢不恭的口吻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对于成年累月守卫在门口的两名普通干部来说，那效果是可想而知了。他们两人半张着嘴，怔怔地相视了好一会儿。那年轻的还用指甲频频搔挠自己的耳垂，试图辨别清楚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那来者喷吐着烟雾，扬扬得意地欣赏着已经收到的预期效果。

　　还是年长的干部富有经验，他考虑这个事情不能处理得太简单了，万一此公真是有来头的呢？万一此公真有什么背景呢？还是留些余地的好。“如果你的事情需要报告首长，我们决不敢怠慢。但是，你必须首先说明你的真实身份，有什么事由。只能这样。”他说得十分肯定，不容置疑；同时又滴水不漏很得体。这使来者无话可说了。只见来者背起手，在石狮前面踱了几个来回，好象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终于作出决策，停下来说：“这样吧，既然你们没有向上通报的资格，我也就不再难为你们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们，误了大事，上头怪罪下来，我可不好替你们说话。”他扬了一下手，“告辞！”

　　年长的干部追上一句：“你可以把你的地址留下。”

　　那人矜持地问道：“有这个必要吗？”说罢，一甩手，沿着原路蹒跚着走了。

　　这时是晚十点多。一个小时后，这个人又来闯中南海，而且态度强硬，不管不顾地往里闯。被拦住之后，他声言：“快去通报毛先生，蒋总统的秘密特使到了！我是蒋总统的贴身副官，受蒋总统委派，以特使身份秘密会见毛先生，有要事相商，叫他快派人来接我！”

　　二

　　此话当真，还是弥天大谎？

　　无论是哪样，都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事情交到北京市公安局，审查了三天，那位还是那一句话，是蒋总统的特使，要求尽快同毛泽东先生会晤，而且死死咬住：“不见到毛先生本人，我什么也不会透露！”

　　这事难办了，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调查核实？大陆与台湾海天隔阻，而且箭拔弩张两军对峙，双方都抱着火并的决心，怎么去调查，怎么去核实？对这位“蒋总统特使”真是干瞪眼，活没辙！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如今的汲潮已经是八个孩子的爸爸了。他作为一家之长，对这个家庭只有宏观控制和原则指导；除此之外微观细节等项一概不予过问。西北风一下来，他觉着天冷了，这才突然想起了什么，背着手来回踱着步，象个多大的干部似地问妻子杨雪芹：“孩子们的棉衣都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

　　妻子这话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这么对他说了，他就信，他就心安理得了。

　　桃花开杏花开，妻子送来了单衣，汲潮这才想起什么大事似地问：“孩子们的单衣都有了吗？”

　　“还用你问，早就做出来了！”

　　“这就好，这就好，凡是什么事，都得想在头里作在头里，到时候才不会抓瞎。”

　　这哪里象夫妻间的家常话，这纯粹是大首长给下级作指示呢。

　　这一回看见孩子们都穿上了崭新的蓝棉袄，心里高兴，同孩子们说笑几句吧，发现孩子们在爸爸面前都有些拘束，这才意识到，自己对案子太亲近了，对妻子孩子们太疏远了，不免内疚，决定星期天全家上动物园。

　　带上面包、香肠、糖三角。乘公共汽车，为了省钱到西直门就下车了，然后步行二十分钟到动物园。

　　孩子们兴致极高，蹦着跳着唱着叫着。然而汲潮发现自己精神总不够集中，孩子们跟他说这说那，他漫不经心地搭讪着，好几次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这些天他正在审理一起台湾派遣特务案，案犯在台湾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从而使预审呈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这边陷到里面拔不出来，那边预审处张昌处长又交代新任务——审清“蒋总统特使”的真实身份真实动机，这是中央领导交办的，限期审结，别的案子一律让路，台湾派遣特务案先放一边，集中精力突审“蒋总统特使”。

　　别的同志已经对“特使”审了三天，结果是一无所获。如今转到自己手里，又该想什么办法把它突开呢？

　　出了动物园，孩子们提出要去苏联展览馆逛逛。顺路，顺理成章。买了票，汲潮却变了卦：“雪芹，我看还得先抠台湾派遣特务案，不抠开他，那个总统特使也突不开。”原来在动物园这一上午他净琢磨这事了。

　　杨雪芹的心里真别扭，难得带孩子们出来玩，好不容易出来这一次，又要扫孩子们兴，太不象话了！可是她又深知丈夫就是这么一个人，审案子上了瘾，入了迷，中了魔。他要这么办，九头牛也拉不住。得了，由他去吧。实际上，汲潮也没等妻子表示出个态，就冲着进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登上车走了。

　　三

　　台湾派遣特务案是侦察部门前不久破获的一起案子。案犯是由香港来大陆的一对夫妻。

　　男的叫江海波，自称四十三岁，保定军校毕业。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营长、团长，一九四八年时授上校军衔。这一年的冬天，他所在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被解放军包围得铁桶一般。突围之中，全军覆没。他的师长吞了安眠药，他只身逃出，辗转回到北平。北平和平解放，他迁居到香港，经营小百货以为生计。这次回大陆缘由，他解释说：“完全是为了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倒是很冠冕堂皇。我们的政策很明确，无保留地欢迎港澳、海外同胞回祖国大陆游览、探亲、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你的情况并非如此吧。恐怕你还有别的缘由吧？”当时汲潮问他。

　　“当然有，不瞒您说，香港那地方，资本主义制度，人吃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滋泥。咱一个老实正经人，在那种社会里怎么能站住脚。不瞒您说，多少也有点出于无奈呀。”当时他压低了声音面有赧色地说。

　　“也许事实并非如此。”

　　“瞧您说哪儿去了？”江海波苦着脸，似有一肚子委屈。“我是满腔热情投奔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你们却不相信我，怀疑这怀疑那，把我弄到这儿来。不就历史上那个污点嘛？卫立煌那么大的战犯回来都没事，我一个芝麻粒儿大的官儿你们弄个没完没了，叫人多寒心！”当时他说这话时还簌簌地直流眼泪，挺动人的。

　　卫立煌是原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在辽沈战役后期，败局已定，蒋介石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先令卫立煌撤出，又拍电报说卫立煌“逃跑”，最后下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卫立煌就是这样一个代蒋受过的角色。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卫立煌从香港返抵广州，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热情欢迎。

　　汲潮驳斥江海波道：“对于国民党军将士，我们的政策历来是回归不分先后，对历史上的事情既往不咎。卫立煌是堂堂正正回来的。你呢，能说是堂堂正正吗？”

　　江海波把眼珠往上一翻，紧闭双唇，一言不发，那意思很明显：有能耐你就使吧，我看你能抓到我的什么证据！

　　几天来，审讯陷入僵局。怎样打破僵局，从而为审查“蒋总统特使”创造条件呢？汲潮也没想好。他在动物园琢磨来琢磨去，整个心思全都放在“蒋总统特使”身上了，等回过头来接着审江海波，就感到一筹莫展了。江海波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汲潮端着自己那个布满茶垢的大茶缸，发开愁了。两个案子堵在一起，期限又是这样紧，往常一接案子就信心十足的劲头怎么就没了呢？面对这个江海波，怎么就来不了灵感呢？时间紧迫，要不要立即提审？如果立即提审，翻来复去还是那点儿事，把案子审“硌生”了，审不能审，结不能结，旷日持久，骑虎难下。没有新证据，来回炒冷饭，这是审讯工作的大忌。但是，如果不立即提审，那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去啃“蒋总统特使”呢？

　　大茶缸放在火炉上；茶缸盖被蒸气顶得噗噗直跳。

　　“老汲。”门帘一动，进来的是小吴，她是江海波案预审组的成员，负责对江海波之妻余静娴的审理。她刚找余静娴谈话回来，脸上冻得红朴朴的，忽闪着两只大眼睛，显得很兴奋。汲潮猜想她一定是得到了不少情况，忙问：“有收获吧？”

　　“有。”她跺着脚，揉着耳朵，“快让我暖和暖和！”

　　汲潮把茶缸推给她，催着，“喝口热茶，快说。”

　　余静娴比江海波小十七岁，现年二十六，带着个三岁的孩子，同时怀有身孕，为此，没有逮捕她，当小吴和同去的民警向她反复讲明政策，并说明出于人道主义对她免于逮捕时，这个妇人眼圈红了，问：“我要是交代了，你们能定他死罪么？”小吴她们告诉她：“你彻底交代，不仅减轻了你的罪责，也有助于我们帮助教育你丈夫采取坦白从宽的态度。”

　　余静娴在政治上是个糊涂虫。上小学时被父母带到香港。中学毕业后，花了不少钱才弄到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业。教了一个学期，糊里糊涂地被解雇了。她本来读过不少李清照的词，也常常以才女自诩，不料刚走到社会就落个解雇失业的下场，不禁颓唐伤感，忧思成疾。去医院就医期间，认识了病友江海波。江海波风流倜傥，也是个多情种。两人一生二熟，余静娴倾诉着自己在人生之旅中的失意，江海波给她以理解和宽慰，并答应帮她谋求职业，与此同时，不失时机地暗示自己婚姻的“不幸”，为以后结为鸾俦埋下伏笔。这样，江海波巧妙地满足了余静娴感情上的渴求，使余静娴认为他是百觅不得一知音，终于委身于他。此后，江海波给她介绍了一个职业，当填写就职誓词时，她发现誓词中有“视机密重于生命”这类的语句，这才明白是给台湾方面当情报员。在江海波的安排下，她赴台湾受训半年。受训结束，她被台湾情报机关任命为一个情报组的少尉通讯员，负责无线电收发报。她的上司，这个情报组的组长，原来就是江海波，江海波的军衔是上校。直到这时，她才悟出江海波对她接近、向她求爱、帮她求职原来都是事先计划好有步骤有目标的行动。事已至此，悔之晚矣。台湾情报机关给他们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于是，他们奉派绕道香港，并正式结为夫妻，潜入大陆。他们在广州、上海等地同江海波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老部下接触联系，发展情报组织。在北京，他们寄居在余静娴的表姐家，不知是哪点出了毛病，暴露了身份，落了个这般下场。

　　小吴最后说：“在特务组织里，江海波是余静娴的顶头上司，许多情况许多行动对她都是保密的，因此，余静娴所知也就这些了。”小吴咕嘟咕嘟喝了几口茶，忽然又想起什么，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暖水瓶。“这是余静娴交出的，”小吴打开暖水瓶，拔下软木塞，“你猜，这里有什么鬼？”

　　汲潮接过软木塞，细细端祥，终于发现在软木塞的铝帽下有一条缝隙，轻轻撬开，原来塞心已经挖空，里面匿藏着乳白色的粉末。“这是密写药粉！”

　　暖水瓶、空心软木塞、密写药粉……汲潮终于有了主意。

　　四

　　这是一个在一般商店里都能买到的普通暖水瓶，浅蓝色铁皮，瓶身上黑白两色画着一条肥硕的鲤鱼，它圆张着嘴，摇曳着尾巴，在水草间戏嬉，得其所哉。立意虽不高妙，却也赏心悦目。汲潮盯着画面，忽然联想到鱼肠剑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好哇，就用它撬开江海波的嘴！”

　　审讯室。江海波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没等让坐，他就坐下来，抬眼瞟着审讯桌前的汲潮和小记录员，眼神里流露着随时准备应战的情绪。

　　“对自己的问题想得怎么样了？”

　　“该说的都说了，我没有什么违法犯罪的问题，有什么好想的？”

　　“你回大陆的时间不长，可能对政府的有关法令、政策还没来得及详细了解。我告诉你，我们人民公安机关是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事实，不轻信口供；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我们逮捕每一个人，都是有充分证据的，对于你，也不例外。”

　　话说得这样肯定，触动了江海波的灵魂，他眉梢微微一颤，流露出心虚与不安。“别跟我说这个。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是堂堂正正回来的爱国人士，我怕什么？”他这是在给自己打气。

　　“那好。”汲潮冷笑道，“我有责任再次提醒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汲潮端起自己的大茶缸，向江海波右侧的小茶几走去，茶几上，摆着两个相同图案的暖水瓶。他一边走一边说。“如果你老实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政府会考虑对你从宽处理。如果你放着光明前途不走，硬要走抗拒从严的邪路，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一再重复，并不要强调这话的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汲潮的目的，是通过这边说边走的表演，把江海波的注意力诱引到茶几上面。他走近茶几，打开其中的一个暖水瓶往茶缸里倒水，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我明白告诉你，我们是掌握着充分证据的！”

　　这最后一句话，收到了一语双关的效果。当时江海波随着汲潮的走动而移动自己的视线，起初他是漫不经心的，当他听到这句话，视线触到汲潮手下的两个暖水瓶，竟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那是两个一模一样的暖水瓶，浅蓝色的瓶身，一条硕大的鲤鱼圆张着嘴，摇着尾巴悠哉游哉，得其所哉……

　　“证据”的话象引信，大鲤鱼暖水瓶象炸弹，江海波的头脑轰地炸开了。他甚至不敢再偷窥一眼暖水瓶。

　　这一瞬间的种种反应，全被汲潮看在眼里。他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进行敲打：“话说到这份儿上，你也应该看清了，我们不是带盖摇胡蒙乱诈。你也该扔掉侥幸心理啦，要是在事实面前还抵赖顽抗，倒霉的只有你自己！”这话的语调提高了八度，突如其来，把小记录员都惊得一扭脸，对江海波来说就无异于炸雷了。他把头低垂得几乎贴到胸膛，长头发凌乱地耷拉下来。他失神地、语音不清地嗫嚅着：“壶，我交代，暖水壶……”

　　北平解放后，江海波携带原妻逃往香港，在香港开了个小百货店聊以为生。昔日颐指气使的上校团长，今日却要向人们点头哈腰曲意逢迎，那心里能痛快吗？借酒浇愁，酒桌上邂逅旧交林克恭。酒后吐真言，江海波表露了不甘寂寞的心迹，林克恭指点了东山再起的迷津。该林在四川时就搭上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的线，加入了军统。溃退之后，该林所在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流窜到缅甸的中缅边界一带，以种植罂粟贩卖毒品为业。不久同台湾方面接上了关系，设法投效到台湾。奉毛人凤之命来香港为台保密局招募情报人员。二人臭味相投，林克恭介绍江海波加入了保密局，并按照保密局的指示筹划潜返大陆从事特务活动。由于江海波原妻之父是个臭名昭著亲日反共分子，带她返回大陆十分碍眼，遵从保密局的决定，江海波与原妻离婚，并在与大陆有亲属关系的女青年中物色工作配偶，连真带假故作多情，终于诱得余静娴上钩。在台受训期间，保密局长亲自对他进行考察，并且面授机宜，要他“为反共复国之大业，要忍辱负重，庄重自强。一切从长计议，思虑深远，观察细致，谨慎言行，每晚反省全天经过。”潜入大陆后，先后在广州、杭州联络旧部，培养发展对象。“定居”北京后，逢人便表示“我是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到处托人找工作，蒙蔽了不少好心人。与此同时，他却在秘密筹划建立特务电台。

　　“那暖壶里藏着密写药物……”他彻底交代了。

　　把江海波的口供敲定敲死之后，汲潮悄悄地把话题引到台湾的名胜景物、风土人情、政府机关、机构设置上。他以聊天的口吻引着江海波海阔天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喝，这是碧螺春；抽，这是大前门。”他把自己舍不得享用的好茶好烟慷慨地拿给江海波，完全象公事结束后闲聊解闷的样子，对江海波所说关于台湾的一切都表现出饶有兴趣十分好奇。这使江海波解除了受审者的心理戒备，无拘无束地畅谈起来，一时忘了自己的身份。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五

　　这一次，汲潮比往常的任何案子都显得胸有成竹，杨雪芹打算下午去老二的学校开家长会，这类事汲潮历来是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听见也装没听见。这回他倒来情绪了，耳朵特别灵，杨雪芹跟她们科长请假，老远的汲潮就搭茬了：“不好安排就别去了，下午我去。”

　　“你不是正在案子上，上面催得紧。”那位科长说。

　　“下午两点开家长会，现在不到九点。上午三个小时足够了。”

　　“别瞎吹了！在你之前突了三天都没突下来，老汲呀，别栽喽！”他们是老交情，说话随便。

　　“栽不了，你等着瞧好儿吧。”汲潮大咧咧夸耀道。

　　当“蒋总统”秘密特使出现在审讯室时，汲潮的第一个印象是“不象”。这是感性的判断，从外观上看，此人不象一个总统特使这样身份的人。但是凡事都有例外，罗斯福是个瘸子，罗慕洛是个矮子，他们却是国际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在国际间谍史上，许多特殊使命的完成恰恰不是仪表堂堂的君子，反而是其貌不扬，傻不傻预不顸的角色，正是这样猥琐的外表给人以迷惑，形成一种保护色，掩护他们去完成真正的使命。

　　特使走向木椅时，挺胸迭肚，两臂甩开，高抬双脚，喳喳喳，很有一派军人的气度。

　　汲潮示意坐下。特使右脚碰左脚，鞋后跟咔地一响，打个立正，直着脖子鞠了一躬，然后扬起下巴，二目平视，两唇开合，傲然蹦出两个生硬的音节：“谢谢！”

　　坐下之后，他仍然挺胸迭肚，二目平视，两手攥拳，竖在大腿根上，这作派很象日本武士道军官。

　　以上这一切，与他那营养不良的气色形成明显的反差。

　　“你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呀？”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是从台湾来的，是“蒋总统”的贴身副官。本次潜入大陆，实为“蒋总统”亲自派遣，以“蒋总统”秘密特使的身份向毛泽东先生转达口信。想不到贵方却疑神疑鬼，这样对待我，我不能不表示遗憾！”他把手在空中挥着，象抓苍蝇似的，用来加强自己忿忿不平的语气。

　　“你说你是蒋介石派来的，你有什么凭据吗？”

　　“凭据？”他故作惊讶地耸耸肩，扭头望望小记录员，扭头望望身后的警卫，从鼻腔中发出一声冷笑，“哼，你们也太外行了。我这是秘密行动，蒋总统不想让他周围的人知道，也不想让美国人知道。为了避人耳目，他没让我带书信，只让我捎口信。给我找来大陆的服装，从头到脚不让有一点台湾货。你瞧我这一身，不解释你也许会把我当成颓废派的艺术家或者叫花子呢。你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就得这样，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以后蒋总统拉着我的手说：‘民族大业，国共前途，系你一身。来，把这杯酒喝下，以壮行色！’”

　　说到这儿，把那小记录员的眼睛都听直了。

　　“尔后由我独身一人秘密潜入大陆，连正当入境手续都不准办，怕的是有所暴露。这些都是秘密工作最起码的常识，你怎么连这点也不懂呢？给我来碗水。”

　　小记录员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一口，撇着嘴不屑地说：“白水，我在台湾从来不喝白水。有茶吗？咖啡也行。我们那边讲究喝龙井，大红袍，铁观音。”

　　汲潮打断他的话：“到了我们这儿您就别讲究了，您将就吧。”

　　“唉——”他长叹一声，似有一肚子委屈。“到哪儿说哪儿吧。”他又喝了一大口水，皱着眉头，好象十分喝不惯似的，语调也变得沉重起来。“一路上，我历尽千辛万苦，不计个人安危，为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希望你们也象我们总统那样，抛却前嫌，以国事为重啊！”他说得慷慨激昂，颇为动人。

　　汲潮还是不动声，看他不再说什么了，抬起眼皮问：“既然是这样，你可不可以透露一点蒋介石口信的大概意思呢？”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他使劲地摇着头，真让人担心那颗头会从细脖子上咕辘辘甩掉。“蒋总统”命令我，非毛泽东先生本人，对任何人都不得透露。“蒋总统”嘱咐我，转达口信之后，要认真听取毛先生的意见，再由你们秘密送我出境去香港。到香港以后，就不用你们管了。”

　　“这就难了。”汲潮把两手一摊，“你什么也不肯透露，我们怎么向上边反映？又怎么能让你去见毛主席？这样吧，你先回去想想，什么时候认为可以向我们透露了，你再来见我。警卫，带下去！”

　　“别别，你们简直是小家子气，土八路作风！”他欠欠身，好象要躲避警卫似的。“真拿你们没办法。透露吧，违背了蒋总统的训戒；不透露吧，你们又不让我见毛先生……”他搓着手，痛苦地连连摇头。

　　“这样好吗，不说原话，把大概意思透露一点儿。

　　特使犹豫了片刻，四下看看，很快地站起身，走到汲潮身边，趴在耳边悄声说：“是有关国家统一大计，国共第三次合作。”说完，他看看汲潮的反应，又坐回到木椅上。

　　汲潮用手指敲打着桌面，“这么说，你真是那边派来的？”

　　“那还能假？”他信誓旦旦地嚷起来，“这是掉脑袋的事，谁敢冒充？我活腻啦？”

　　“那好。既然你是那边派来的，我可要请教请教了。”汲潮又拿出同江海波摆龙门阵的劲头。“老蒋去台湾四五年了，他的相貌有什么变化吗？”

　　“老啦！”特使感慨地说，“头也秃了，脸也瘦了，下巴总是剃得光光的。年龄不饶人呀！”这话跟没说一样。

　　“我再请教一下，老蒋的身体有什么缺陷吗？”

　　特使一愣神，沉吟道：“没，没有明显的缺陷。总统年轻时真是仪表堂堂，如今老了，也不失昔日之风采。”

　　“老蒋的牙怎么样？”

　　“牙么——你想，七十多岁的人了，牙口能和年轻时一样吗？活动了，镶了牙。”

　　汲潮从包括江海波在内的几个在押的台湾派遣特务哪里得知，蒋介石是一口假牙。

　　“再请教一下：你们总统平时有什么嗜好？”

　　“嗜好？嗜好多了，这怎么说呢？”

　　“他好抽什么烟？”

　　“抽得不多。不过要抽好烟。云烟、骆驼、雪茄都抽点。”

　　“茶呢？”

　　“你知道，总统是江南人，对茶那是不能不喝的，龙井、大红袍、铁观音……”

　　汲潮从蒋介石的一名侍从那里了解到，蒋介石反对抽烟，他要闻出身边谁的口中有烟味，就让这人立即出去漱口。至于茶，台湾的佳茗首推乌龙茶，但蒋介石极少喝茶，一般是在桌上放一凉一热两种白水。

　　“台湾都有什么报纸呀？”

　　“中央日报，自立晚报……多啦。”

　　“中央日报是台湾的政府报纸，它的社址在哪里？”

　　“台北市中山大街。”

　　“台湾国防部地址呢？”

　　“这谁不知道？在台北市中山大道。”

　　这两样又不对了。中央日报在八德路，国防部在重庆路。

　　“台北有什么车辆？”

　　“多了，汽车、三轮车，自行车、电车。”

　　“有有轨电车吗？”

　　“有，跑起来叮叮当当的，热闹，就是有点吵人。”

　　又不对了，江海波、余静娴都说台北根本就没有有轨电车。

　　“台北有戏院吗？”

　　“有，京剧，二黄……好听。”

　　“台北也叫‘京剧’吗？”

　　“不叫‘京剧’叫‘京戏’。”

　　“不对吧，台湾管京剧不叫京剧，叫‘国剧’，或叫‘正音’” 。

　　特使一翻白眼：“对，是叫国剧，正音。”

　　“台湾的地方戏是什么？”

　　台湾的主要地方戏是北管、南管和歌仔戏，特使答不上来了，搪塞道：“总统对我们管束严，歌楼酒肆、舞场戏院一概不许去。”他怕问多了自己答不上来太难堪，就以攻为守，一翻脸，怒冲冲问道：“我身负重命，没工夫跟你闲磨牙，快快快，找个能主事的长官，立即送我去见毛先生！”

　　汲潮心中有底，有滋有味地吸着大烟斗，笑眯眯地欣赏着这个蠢货的表演。慢条斯理揶揄道：“让我们送你去哪儿？”

　　“去面见毛先生！”

　　“那恐怕办不到。”

　　“办不到？办不到就送我去香港！”

　　“这也办不到。”

　　“这也办不到，那也办不到，要你们是干嘛吃的。赶快放我走，见了毛先生我决不给你们开脱！”

　　看来这小子想来个金蝉脱壳。汲潮叭地一拍桌子，厉声断喝：“够了！整个的驴唇不对马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否则从严惩处！”

　　特使骨辘骨辘地翻着眼珠，大张着嘴，口水都流了出来。

　　再吓唬他一下，汲潮命令警卫：“不交代，押下去！”

　　特使慌了，“别别，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交代还不行嘛！”他带着哭腔，两腿瘫软，屁股一歪，从木椅上滑下。后边的警卫伸手要拉他一把，他一扭头，可能是产生了误会，噌地一步窜出老远，还频频回头惊恐张望。真是敏捷而又灵巧。那动作神态，使人联想起一只表演失败的猴子，恐惧地躲避着主人飞来的鞭打，龇着牙，撅着腚，连蹦带跳，一面回顾一面逃窜、既可笑、又可怜。在场的三个观众——汲潮、记录员、警卫都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蒋介石的贴身副官，怎么可能是蒋总统的特使？你是个蹩脚的演员，无需再表演下去了。交代吧，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实说了，您能不毙我吗？”

　　“我们是依法办事，从宽从严，要看你的态度。”

　　“行啊，反正攥你们手心儿了。”他完全泄气了。

　　“坐回去。”

　　“是。”

　　“姓名？”

　　“侯登科。”

　　“年龄？”

　　“今年三十一过年三十二。”

　　“职业？”

　　“没有。”

　　…………

　　原来，此公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小军官，解放以后安排工作当了外省某公司的营业员，因贪污公款被审查，又端出了历史罪恶，新账老账一块算，锒铛入狱判了刑。服刑期间伪装积极骗得信任，伺机潜逃。

　　“跑出以后我上哪儿？亲戚不敢收，朋友不敢留，没处藏没处躲。找了相好的，塞给我俩钱就撵我快点走。我说这怎么办呢？敢情跑出来还不如回去呢？回去吧，准得加刑，不合算。得，我上香港，上美国。怎么去？上公安局办出境手续，那不等于自投罗网么。嘿，有了：国共两党斗争，合了又分，分了又和，有多少次明里暗里的谈判？我就冒充和谈特使。要充就充大的，蒋介石副官，总统特使。面见毛先生。跟我谈，我就谈，谈完了送我出境上香港；不跟我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也得送我出境上香港。一旦到了香港，我不就好办了？就是这个主意。手里有俩钱，寄托商店，买上大衣，料子裤、皮鞋……就这么着，来到了中南海。原本以为行不行的反正你们也没处查没处问，没辙就得送我上香港，头几回审讯都对付过去了，没想到你们几位一接手，就把我问突鲁了。”

　　说到这儿，侯登科眨巴眨巴眼睛问了一句又憨又痴的话：“首长，我问一句您可别见怪，您是不是由台湾那边投诚过来的呀？”

　　审讯结束，十一点一刻，没耽误午饭，也没耽误下午开家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