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预审官第六章 伪造的总理批示

第六章 伪造的总理批示

一

　　北京西交民巷东口有一座西洋式高大建筑物，它的上面矗立着一座钟楼，巨大的时钟，东西南北四面钟盘，四对时针分别向着四个方法转动，夜以继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不停歇。从天安门广场望去，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这巨大的时针牵动着流淌的时间，牵动着生活的节奏，牵动着时代的步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错觉。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内的一个下午，当一个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时，谁也没有对他的光临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

　　“我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来人递上一个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然后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本，“请签字。”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收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点。

　　办事员看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了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达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五点四十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1960年3月18日

　　公函边白上是周总理的毛笔字：“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在另一侧批写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要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收。”

　　行长秘书看毕，不敢怠慢，先拨电话给发行局让他们留一个人不要下班，随后又向计划局局长报告了全部内容。发行局长办事从不拖拉，当即在公函上写下批示，并打电话通知发行局当班科长快办。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计划局长拿起电话问：“哪里呀？”

　　“我是总理办公室。批给西藏工委那批款子办得怎么样了？”

　　计划局长回答：“哦，是的，那笔款子我们正在办呢。”

　　对方说：“好吧，快着办。”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叫上科里的老吴，要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肯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捡拾元票，捡旧票，巧妙包装，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的一位当班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驱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坐落在麟阁路民族文化宫西侧，是一幢十层的高大建筑，外观朴素，内里不失豪华。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一楼前厅出出进进，正是人稠的时候。三位送款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只见这位赵全一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介绍信，介绍信上除“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赵全一同志……”等字样，还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送款人看过并收下介绍信，说：“款子带来了。”赵全一说：“好，这是收条，你们可以走了。”

　　送款人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这时民族宫、西单剧场、长安大戏院上的灯正闪烁着绚丽的光彩。送款人的小轿车途经天安门广场时，西交民巷钟楼上的时针刚过七点半。从“总理批示”送达中国人民银行，到把二十万元人民币送交西藏工委赵全一手中，这么多的关节，前后用时竟不足两个钟头。

　　一夜无话，其乐也融融。

　　钟楼上的时针转了一圈，次日晨，吃过早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有关负责人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么？是这么回事，昨天总理批示拨给西藏工委的那批款子，我们已按规定时间交付西藏工委了，我们想请示一下：这笔款子怎么下帐？”

　　“你说的什么款子？”

　　“就是昨天总理批示拨给西藏工委那二十万元人民币。”

　　“你等等，我去问一下。”时隔不久，话筒里有了回音。“问过了，总理没有批过这样一笔款子，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搞错了？不可能！那是周总理亲笔批示啊！”

　　“没这回事，肯定没这回事，总理根本就没作这样的批示。”

　　那边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这边如雷贯耳，呆若木鸡。

　　二

　　一九六○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首都市民，成人口粮降到二十二斤左右，青少年的口粮降到二十五斤上下。每人每月二两油，二两肉。商店的柜台空了，果店的货架空了，带有霉味的高粱面，大麦面成了家常便饭，玉米面窝头、盐水熬白菜成了令人垂涎的佳肴。六亿人民在挨饿，首都在挨饿……周总理通知厨房，他的饭菜中不得有肉食。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被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二十万元人民币！周总理能不被激怒吗？人民群众能不被激怒吗？

　　周总理指示，限期破案。

　　公安部指示，限期破案。

　　北京市委批示，限期破案。

　　非常事件，采取非常措施。北京市公安局印制了此案案情和作案人体貌特征的材料，发至全市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公社、企业事业基层单位。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非常措施。几乎是同一天，北京市七百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二十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在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愣给当成嫌疑人被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赔礼道歉。

　　人们猜测，作案者肯定属于一个严密的、高智能的犯罪集团，他们拥有伪造国务院公函，伪造周总理笔迹的技能和设备，他们熟知国家机关的办事程序，他们富于进行重大犯罪的经验，他们具有迅速转移赃款，迅速逃离现场的能力……

　　三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了一名重大嫌疑人。预审处张昌处长派人把汲潮叫来：“老汲，二十万的嫌疑人弄住了！你立即上这个案子！”一向沉稳含蓄的张昌处长今天显得喜形于色。听了这话，汲潮怦然心动，嘴里说了句“试试看”表示谦虚，留有余地，心里却暗暗叫道：“这个兔崽子，瞧我的吧！”

　　据侦查部门提供，此人：男，三十七岁，外贸部出口局干部，姓王名倬。怀疑根据：一是伪造公函中纸张与外贸部曾使用的纸张同一；二是伪造公函中的文字与王倬的笔迹相似；三是体貌特征相符；四是发案时他正好请假外出，具有作案时间。第五个根据最具印证性，在他的档案中几次出现过“赵全一”这个姓名。

　　当王倬迈进审讯室时，汲潮打眼这么一看：瘦高个儿，瘦长脸，分头，肤色黄黑，举止仪态文质彬彬。眯着一双细眼，常常低着头从眼缝里向上瞅人，这足以说明他的工于心计、诡黠奸巧；厚厚的嘴唇，向外翻露，时不时伸出舌尖把双唇舔得湿乎乎的。“妈的，这个兔崽子！”汲潮又暗暗骂了一遍。这年头，子女多的家庭，生活尤其困难，为了让孩子少受点委屈，大人从自己嘴边省粮食，该吃两碗的，吃一碗；该吃一口的，吃半口。发了工资，水萝卜，两元三元钱一斤，买！白菜帮子棉籽饼五毛六毛一斤，买！凡是能往肚子里填的，把工资花光了也得买。严重的营养不良，汲潮双腿浮肿了，脸浮肿了，从家里骑车上班并不远，却气喘吁吁出虚汗。今天早饭，一个馒头拿起来又放下，一碗棒子面粥倒回半碗喝半碗，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可这小子，一下骗走二十万！

　　问过基本情况，王倬嘟嘟哝哝地说：“我没干什么，好好的，不知为什么把我弄来？”

　　“你上过大学，又是国家机关的干部，法律政策你都懂，你想，政府能凭白无故就抓人吗？”

　　“我受过党的教育多年，我相信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他把头一歪，作出痛苦的表情，“可是我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呀！”

　　知识分子，国家干部，这是个高层次的罪犯，一般的政策教育是无济于事的，不必为此浪费口舌了，必须一针见血点他的要害。

　　“你在前几天，在三月份，都干过什么？”

　　“除了上班工作，下班干家务，别的什么也没干过。”

　　“你在上班时间都到过什么地方？”

　　“上星期到过三里河国家计委，联系工作，那里有登记。”

　　“还去过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你不说，我们也会调查清楚。”

　　“上哪去了……”他搔着头皮，显出极力回忆的样子。“啊，对了！”他一拍脑门，“我还请过假，给我母亲去看病，去的是西四人民医院。”

　　“什么时间？”

　　“上个月，不是礼拜三就是礼拜四。”

　　发案时间三月十八日是星期五，侦查人员提供，调查得知，那天下午三点半王倬向他们处长请了两个小时假，事由是陪母亲看病，于下午四时离开机关。他故意把请假日期说成不是礼拜三就是礼拜四，恰恰反映出他心中有鬼。

　　“不对吧？你们单位可是证明你请假是在另一天。”

　　到这份儿上了，他还不吐实。“那没准是我们单位领导说错了。”他说得很肯定，脸不变色心不跳。

　　“我告诉你，你在说谎！”汲潮两眼逼视着王倬。王倬缄口不语，他要以沉默来对抗。好，再换一个突破口。汲潮压低了声音，“我再问你，你叫什么？”

　　“王倬。”

　　“过去呢？”

　　“上大学之前叫王宝祥，还用过一个笔名，叫金涛。”

　　“在你填写履历时，提到过别的名字吗？”

　　侦查人员提供，王悼大学毕业后，一九四九年随南下工作团南下，中途开了小差，当时他曾给他的哥们儿伪造证明信，给这个哥儿们化名为“赵全一”。后来这个哥们跑北京来找他，他上派出所给这个哥们儿报临时户口，使用的也是“赵全一”。巧了，汲潮审过的不少案犯在作案使用化名时，常常不由自主地使用过去的名字，或使用现用名、曾用名的个别字，这是犯罪分子一种下意识心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全一”三个字正好作了王倬的勾命的阎王。点到这里，王倬的汗就哗哗地下来了，他是个鬼道人，大概意识到这小小的不慎正是丢给公安机关的一个致命破绽。然而他知道这是个掉脑袋的案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轻易招供。他把眼睛一眯，舌头一舔，闷闷地说：“没了，再没提到过别的名字。”说罢，舔舔嘴唇，眯上了眼睛，象白昼中的猫，象铁笼里的狼。

　　汲潮吸着烟斗，等待着，困难时期“瓜菜代”，这烟斗里填的不是烟丝，是烟梗加树叶，吸一口，苦辣苦辣的，喷出的烟雾又涩又呛，呛得记录员小赵直咳嗽。

　　这种人，这种神态，没有新招再审下去也是白搭。第一回合只好这样不了了之。

　　四

　　张昌处长从汲潮的神情上看出初审不利，没等汲潮汇报，他就操着曲里拐弯的山西腔抢过话头：“莫忙莫忙，有了辙嘞，二十万从王倬的西小屋起出来咧！”

　　“是嘛！”汲潮大喜过望，心里真佩服那帮干侦查的哥们，又准又快又利索，破这个案子，他们是头功，庆幸之余，忽发奇想：也上窝赃现场瞧一圈，那将给审讯收集不少“子弹”呢。

　　李广桥胡同在后海附近，王倬的家就在这个小胡同的一所小院里。这种小院并非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后海这一带，因湖泊岸柳，风景宜人，明清数百年中主要园林都被皇家占用，清恭王府、清醇王府等高门大院规模恢宏的贵族府第错落有致，布下了后海一带景物建筑的基本格局，殷实人家的四合院，分别以贵族府第为中心，辐射状向外层铺开。到后来，四合院之间的空隙上又盖起了小院，这种见缝插针的低门小院，以及被打了矮墙分割肢解了的四合院，便是五十年代平民百姓的“邸宅”了。王倬同老母、妻子、四个子女一家七口就住在这类的小院里。

　　后海一池春水，波光粼粼；岸边杨柳依依，多情地扭动腰肢。空气湿润润、甜滋滋，沁人心脾，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可惜无暇领略。拐进胡同，几个居民一见来了两个民警，不等问路，就主动指点王家的所在。可见街坊邻居已经风闻。“吱呀”一声推开窄门板，扑鼻而来的是焚烧纸张的糊味和来苏水的气味。小院地上堆着烧过的煤球和炉灰，堆着从屋里倒腾出来的纸张书本、盒子罐子、布衬垃圾，小风一吹，纸灰纸屑打着旋在半空飞舞，这一切表明这里发生了不测。

　　从西边一间屋里，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穿过打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老婆婆在向一名民警哭诉，那是王倬的老母在向公安局的同志交代帮助儿子窝赃的情况。

　　“那天下午傍四点他就骑车回来了。当时我正在小厨房做饭。我说，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他说，今儿我有事。不多时又见他换上平时不穿过节办事才穿的料子服，灰人字呢大衣，拎着皮包又要走。我问，你又出去干嘛？他说，妈您别操心。做完饭我和孩子们都吃了，也不见他回来。约摸九点多，他上我屋要水喝，咕嘟咕嘟喝了两大碗。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干什么去了？他说，开会去了。我说，你还没吃饭吧？他说，我不吃了。撂下碗一抹嘴就走了。后来我寻思，不吃饭怎么行啊？就上他的屋里，一进门把我的魂儿都吓出来了，一炕的票子，全是拾块的。我问，这些钱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借的。我说，这得有几百？他说，多。我说这有几千？他还说，多。我说，这还能有几万？他说，还得多。我一听，头发都发炸。我说：‘你这是穷疯了？借这么多钱，几辈子能还清啊！快给我送回去！’他哪儿听我的？急扯白脸地冲我横：‘妈这你甭管，送回去，送回去不是送死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妈你甭替我瞎操心！’那些日子他老心神不定的，我说这准是让钱这东西整得走火入魔了。果不其然，连着好几天让我用炉子烧票子。蜂窝煤炉子，烧不了几张就把煤眼堵住了。他又让我早上生煤球炉子烧，光早上不行整个白天都得烧。一个小煤球炉子，一天能烧多少，还得哆哆嗦嗦怕来人，门口一有动静就吓得这心口扑通扑通的。烧票子烧得满院子都是纸灰味。街坊该问了，这家又没死人又没作忌日，烧的哪门子纸？为这，他买来药水让我洒，说洒了就没纸糊味儿了。哪知道这味儿顶不下那味儿，两味加一块更呛人，更叫人起疑。这是造的什么孽哟……”

　　一个糊里湖涂的老妪，摊上这么个儿子，也真够叫人可怜的。

　　那边王倬的屋子里，同样传出一个妇女的抽泣声。那是王倬的妻子被责令写检查和检举。

　　开初，这个妇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各单位传达发动群众缉捕作案分子的通报，夜里王倬突然把她推醒：“哎哎哎，你瞧我象不象通报上的那个人？”妻子作梦也不会想到与自己同床共枕多年的这个人会干出那番震惊全国的大事，她睡意正浓，嗔怪道：“三更半夜，开的什么玩笑！”王倬却是一本正经：“你瞧我象不象嘛？”妻子越发不耐烦：“我瞧你象，你快去投案吧！ 简直疯了，一天到晚累得要死还有闲心开玩笑！你这熊样，能有那能耐倒好了！”

　　“谁知他那是梦中吐真言呀！”王倬妻两眼又红又肿，象两只熟透了的桃，一见汲潮他们进来，忍不住哭出了声，抽抽搭搭倾诉着她的不幸。看样子她是无辜的。

　　民警给汲潮看了刚刚搜出的一些物证，其中有一张折皱的纸，上边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这是王倬用毛笔写的，是他为作案作准备。”接着他又指着一块赃糊糊的旧桌布说：“瞧，这是刀痕，是刻制‘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假印鉴时留下的。”

　　转过厕所，来到西小屋，民警指着挖开的一块地皮说：“就在这儿，起出了十九万三千多元，你瞧，埋得并不深。”

　　离开王家小院，汲潮感慨万千：“大学毕业，国家机关二十级干部，挺好的一个小家庭，好日子不往好里过，财迷心窍，最后落个家破人亡。唉，这是什么人性！”

　　走着走着，汲潮心头一亮，来了灵感：“刚才那位民警说：“埋得并不深”，就用这句话，敲开王倬的嘴！

　　二次提审，王倬还是那样故作镇静，装出一副忍辱负重的样子。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一直在考虑，能想到的全想到了，可是我……啧，唉——”他仰天长叹息，然后苦笑着摇摇头。“你们逮捕我，当然有你们的根据，可是从我内心讲，我确实问心无愧呀！”

　　“王倬，你是个知识分子，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不用多说，你什么都明白。没有确实的把握，我们是不会把你弄到这儿来。启发你交代，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如果给你这个机会你不要，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到时候追悔莫及。”

　　“瞧您说哪儿去了，咱受党教育多年，能办那种事吗？能不懂政策吗？甭管干了什么？坦白从宽，交代了，结了。藏着窝着，没那个必要，也藏不住！”

　　瞧，他倒说得头头是道，你说气人不气人！

　　“王倬，”汲潮伸出手指点着他狠狠地挖苦道：“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呀。你干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倒霉的下场也是你咎由自取。你自作聪明，又可悲可笑。你也不想想，让你的母亲和老婆跟你受牵连，你不是挺讲孝心吗？”这句话，是暗示老母已经检举了他，为了让他领悟，汲潮稍停片刻，然后走近了，放低声音：“你那东西藏不住，你埋得并不深呀！”

　　轻轻两句话，如重磅炸弹，炸开了花岗岩的脑袋。只见王倬嘴唇哆嗦起来，长脸抻得更长了，象哈哈镜中的面孔。那变化怪吓人的，叫汲潮心里都一激愣。汲潮趁热打铁，再拧一扣，鼻腔冷冷哼了一声，立起身，仿佛不耐烦要草草收场似的。王倬不知是计，倏地立起，急呼道：“同志别走，别走，给我一个机会行不行？”

　　汲潮没吱声，立在那里，冷冷地盯着王倬。王倬整个面孔都歪了，象心脏病人那样脸色煞白，大汗珠子扑哒扑哒往下掉。舌尖忘了舔嘴唇，大厚嘴唇干裂着向外翻，哆嗦了半天，挤出几个字：“能算我主动交代吧？”

　　“想交代了么？交代什么？”这声音冰冷犀利，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令王倬无法回避，不寒而栗。

　　“交代那个案子……”这声音空空洞洞，仿佛是颤微微一个躲躲闪闪的幽灵。

　　那个案子是我作的。

　　现在我心里乱得很，能不能让我从头说起？

　　我的大学，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上的，那正是一个人有所追求的时候，我看人家经商、办实业，当官发财，心里就盼着自己也有他们那样的一天，干大事，拿大钱，发大财，享大福。在大学里我跟同学办个杂志，心想发行十万二十万的，说不定能发起来。不料杂志出了没人买，发行不出去，创刊号也就成了终刊号，连本儿也搭里头了。不甘心。北京解放后，我把家里的金戒指交给王远泽，当初我们一块南下，一块开回来。我让他上西北卖了戒指买银元，倒腾银元给我赚钱。没想到这小子也是个半吊子，钱没赚下来，金戒指倒让他卖了当路费了。后来我说干脆来个无本万利的，画人民币，印假火车票，这玩艺儿来的快。等弄出来自己也瞧着不像，没敢出手。后来参加了工作。我瞧我这个小职员儿起早贪黑地这么干，挣那俩钱养活这几口人还紧紧巴巴的，人家大干部一月顶我好几个月的，坐汽车，孩子上寄宿学校。这胡同里有个教授，独门独院，那房子真气派！一走到他的门口我就眼气，什么时候我也住上那样的房子？不行，我还得想辙。前几年国家颁布了科技发明创造奖励条例，我说这个好，无本万利，我就选个一鸣惊人的，选世界科技三大难题之一，发明“永动机”。这东西要是弄成了，我就是发明家，就会世界闻名，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资料、书籍没少买，业余时间全搭上了，熬得我好几次闹眼，还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终于制成了。谁知成果报到科学院，人家回答说永动机这东西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可能的，选这个题简直是异想天开，从人家那口气看，好象是拿我当成不是疯子就是傻子。瞧我怎么这样倒霉！真是，慢走一步穷赶上，紧走一步赶上穷，不紧不慢朝前走，一步走进穷人坑！当官我是没门儿，当发明家人家又不承认，干脆，我来邪的，学骗术！那以后我就开始研究骗术，古代的，外国的，土骗子，洋骗子，我都研究。南下时我开回来，伪造过路条，伪造过介绍信，都成功了，干这玩艺成功系数大，就干这个。

　　在我们单位，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批示。总理的批示，下边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叫总理给我批钱？那是不可能的，用总理的名义行骗，准能畅通无阻。今年二月，我们处长曾拿过一张普通纸写的信，上边是一位首长给副部长随便写的几个字，让办一件事，就这么几个字，那么一件事就办成了。这回我明白了，敢情上边写信写字用纸也不是特制的呀，行，有你写的就有我写的。我就写它一个批示，让人民银行批给我一笔巨款。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作准备。有一回上公安部礼堂看电影，看舞台两侧挂着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和周总理的题词，我当时就找了一张纸铺在膝盖上，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练得能够以假乱真了，又练伪造公章，公章练象了，就开始进一步工作。从北海后门小百货店买来刻刀、毛笔；在王府井买的蜡纸、刻笔、印泥。刻字钢板不是买的，上街道上借的。信封是从部里边找的，原是国务院来函信封，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收”等其它字都是铅笔字，橡皮擦掉铅笔字，旧信封当新信封用。公文纸好办，我们处里就有，随使随拿。

　　三月十四日、十五日两个晚上，我全在练习书写假批示和假介绍信，同时构思具体行动目标，行动方案。十六日，是星期三，晚上，我决定了行动时间。为什么确定三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星期四不行。因为这天晚上我们单位是学习时间，我要不参加，会引起别人怀疑。星期六也不行，这天下午许多单位也是学习时间，我要在这个时间去银行提款，就显得很个别，同时如果银行不能及时付款，时间一长我就可能露馅儿。所以说只能选择星期五。

　　头一天，三月十七日晚上和夜里，我着手正式制作公函和介绍信。按照惯例，我先用钢笔在公文纸上写了要求拨款的请示，然后模仿周总理的口吻、用毛笔模仿周总理字体在边白上写下总理批示。信封写上速办、限时等字样。这是交涉提款时用的。提款时还得用介绍信，介绍信是用钢笔在一张白纸上写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按我事先见到过的样式，制成方形的。制法是先在蜡纸上刻好，然后在蜡纸上涂上红印油印上的。

　　您问我设计假公函的根据和考虑，我的根据和考虑是这样：写拨款是毛主席的意思，表明有来头，谁敢怀疑？谁敢不从？写拨款是为了修缮寺庙，并且要求在当晚九时西藏活佛讲经会上摆出，这符合当前报纸广播报道过的这类消息，也符和当前政策。去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的消息西藏活佛的活动是当前国内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这样，晚七时送现款的理由是充分的，人民银行肯定能深信不疑。

　　拨款数为什么写15万元至20万元，因为款子少了用不着由国家总理来审批，也用不着惊动毛主席他老人家。提两个数额，因为在国家机关下级向上级提这类建议，请示，按惯例都提两个或更多几个方案，供上级权衡定夺。为什么要写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影片？那是为了在附注中要求提供旧票和捆得好些制造前提。新票有号码，或许号码还挨着排着，这种票没法花，一花就被查出来。捆得结实规整是为了便于包装运输。末尾写上“七时多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所）”我是考虑，七时是单位下班之后不久的时间，人民银行的人急着下班，这时候办事必然草率疏忽，送到民族饭店，那是因为国家民委就在民族饭店后边，西藏工委的人来京办事，住在民族饭店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去过民族饭店，这类大饭店有个共同的特点，只要穿得好，象个大干部或象个大机关的干部，在那里就畅行无阻。单位名称的来历？说实话，我也没仔细调查了解，蒙着来；自从去年平息西藏叛乱，西藏工委这个词就不绝于广播、报端。宗教事务所是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推想出来的。我上下班每天都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前经过。为什么要用赵全一这个名字，直到昨天您问我还用过什么名字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在半夜，思维开动起来信马由缰，不由自主信手拈来。谁知让你们从我的历史材料中了解到给开小差的王远泽起用过赵全一这个化名，这是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授人以柄，命里注定。

　　是的，我的行动方案是够周密的，所以行动起来我信心十足。

　　三月十八日下午上了一会儿班，我估摸着时间差不离了，一看表，三点半。我找到处长，说，我母亲这两天身子骨不怎么合适，早就说瞅瞅，工作忙，就这么拖着，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误了，今天要是调得开，我就带老太太上趟医院。说到这个份儿上，处长还能不答应？傍四点，我骑自行车离开单位，到李广桥胡同家里大约是四点十分。经过小厨房，老太太正在低头做饭，我没惊动她。把自行车放在窗户下边，就进了我的屋。上大机关进大饭店衣帽仪表就是通行证。我换上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面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照镜子一瞅，心说行。这时候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紫皮练习本权当收发文本，把制作的公函、介绍信等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袋，这种大信袋国家机关都有。临走又想起那么多票子得准备条绳子，抽了条绳子卷巴卷巴塞进手提包。那时也不知怎么想的，大概是没见过太多的票子，只准备了一个手提包来装钱。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我妈说什么？对了，记得我妈先问我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说今儿有事要办。后来临走时她又问我怎么又出去，我说我有事，你别操心。说真的，我看着我妈那么大岁数了，头发花白了，还在吭哧吭哧为这个穷家操劳，我心里不好受。当时离开家门，从窗户里看见我妈那苍老的面容，她还是象小时候那么对我牵肠挂肚的，当时我鼻子一酸，心里暗下决心：妈，这次我回来，就用不着您这样跟我受穷了，用不着您穷缝穷补穷算计了，咱们也下馆子，吃大菜，吃烤鸭。让您老人家过几天松心日子。

　　您说我老婆？实话跟您说，我们俩脾气个性不大相投，她上班远，一星期回家一次，她就知道惦记孩子，心里没我，也没她婆婆。这事我还真没敢跟她说，要是跟她说了，她非坏我的菜不可。不过到了今天这份上，倒悔不该当初跟她说了，当初要是跟她说了，八成她准跟我反对，一闹腾，我就干不了这件事了，竟把我救了。唉，现在想起来，对她，我也真有愧！

　　好，我接着往下交代。刚才说到骑自行车离开家门，这工夫来到西交民巷，抬头一看钟楼上的大钟，时间是五点三十分，我说等等，等到五点四十，我就走进人民银行总行东部大门。门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国务院的，送一个急件。警卫让我去传达室。我说传达室在哪儿，警卫一指，在院子东南角。进去一看，屋内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四十来岁的传达员问明我是干嘛的，指给我收文件在西部。我这又出大门往西，走进西边大门，才弄明白这边是总行办公的地方，东边是对外营业的。警卫问明来历，让我进大门到传达室。传达室里有一个中年男子，长得挺富态，他让我进里边找秘书室。到了秘书室，一见这里光线暗淡，我心中窃喜：你越看不清，我越容易糊弄过去。我把装有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对，是假公函，我把装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行落款摆正在年轻的收发员面前。他收了文，在我的发文本上签了字，我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他们银行又是怎么汇报的，怎么研究的，怎么决定的，那就不关我的事。反正当时我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总算走出来了，下边就瞧你们人民银行的了。

　　给我口水喝，谢谢。

　　离开西交民巷，骑车来到麟阁路民族文化宫。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前存了自行车，拎着提包走向民族饭店，一边往上走，一边默默数着台阶，为的是自我调解紧张的心理：这一步迈进去，等着我的是大捆大捆的钞票，还是端枪亮铐的公安警察？这一切，在当时都来不及细想了，饭店一排三扇门，灯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转门门口站着一个男服务员，四十来岁，人长得挺帅，头发挺亮。我心说不知这小子看不看证件。这时候打门里出来一帮人，我稍稍迟缓一下，身后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来，这样我正好混在这帮人中间往里走。我成心侧侧头，好象是同他们互相关顾的样子，这是成心给那服务员看的，让他误认我同这帮人是一块儿的。从服务员面前经过时，我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皱皱眉头，对出入转门的人太多表示不满，好象我是多大的干部，不习惯这种人多拥挤的场合。那服务员也真灵，朝我歉意地一笑，还帮我停了一下转门。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进了民族饭店。这时是六点二十左右。

　　进门就是前厅，右首有个存衣处，我把大衣脱下，存在存衣处里。一个胖乎乎娃娃脸的姑娘接过大衣，递给我一个塑料的取衣牌，并且用悦耳动听的声音嘱咐说：“您拿好。”我也没说声谢，象大干部那样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就走向前厅的大沙发上坐下。四周环视，熟悉一下场地。起身到总服务台前去打电话。电话打到银行总机，叫他接行长办公室。嘟，咔，那边拿起电话，是个男的，问我是哪里。我说我是总理办公室。他的口气马上和蔼起来。我说那笔款子怎么了，他说，哦，是，我们正在抓紧办。我说可别耽误了。他说不能耽误不能耽误。我说那好，接着就把电话挂了。这时我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方口气谦恭而肯定，完全听不出有什么怀疑打什么埋伏。看来等待我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坐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西单、西四两个出租汽车站要出租车，打算收款之后用汽车往回运，两个地方都说眼下车忙派不出，我问什么时候有车，回答都是不知道。这也是我事先计划不周。我一边在沙发上坐着，一边用眼梢瞄着每一个进门的人。要是来送款的，我就去接款，要是来警察，我就先上楼，再找机会从旁门溜。要是来便衣？嗐，当时我还真没想那么多。后来我干脆就闭目养神，管他妈警察不警察！胜者为侯败为贼，是侯是贼由他去，命中注定我管不了！就这么一直等到七点半。

　　傍七点，转门里转进两个人，一个是三十来岁的男的，一个是年轻女的，都是干部模样，他们走向总服务台，向服务员打听“西藏工委赵全一”，我向他们后边和门外边都看了看，看来不是诱捕我的，我心说，二位，你们真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叫你们这时候送来，就准时候送来，看看没问题，我扯扯衣服走上前说：“二位同志找西藏的赵全一同志么？”那男的问：“您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就是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说着我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章的介绍信，他们看后，就抬进来两个麻袋，说：“全在这儿啦。”我又给了他们一个收条，同他们握握手，还说：“辛苦了，谢谢！”还说了些什么，具体我忘了，反正弄得挺象那么回事的，让他们乘兴而来，乘兴而去。

　　他们走后，我把麻袋拖到西边便门旁，好家伙，死沉死沉的，要是别的肯定拖不动，可这全是钞票呀！那天也是邪门了，全身上下怎么就生出了神来之力，两个麻袋愣这么一拖就拖过来了。到存衣处找到娃娃脸姑娘取来大衣，拿大衣把两个麻袋盖上，然后又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要车，还是没有。我问还得等多少时间，他回答“说不准，你爱等多少时候就等多少时候”我说我是国务院的，他回答：“你是国务院的，国务院有的是车，跟我们这儿添什么乱？”得，老太太吃炒面——干噎。我心里急，怕这么一来二去让人家起疑，就上前厅的邮亭买了一张《北京晚报》，一边假装悠闲自得看晚报，一边挖空心思想主意。没汽车，找三轮儿，邮亭里有个年轻妇女，高个儿，我说“劳驾您给我照看一下，这里全是重要文件。”那妇女说：“没问题，您尽管放心。”我走出民族饭店，到大街上找三轮儿。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来一辆，那小子瞧我有急事，一张嘴就是三块，整个儿敲竹杠，倒不是舍不出这三块钱，当时瞧他那贼眉鼠眼的，我忽然领悟到：不能要车！三轮儿不能要，汽车也不能要。他们把我带麻袋这么一拉，就等于把我的行踪告诉了他们，等以后公安局破案，好揭发我。于是，我到民族宫礼堂前取了自行车，骑过来放在民族饭店东台阶下。进大厅一看，邮亭那位妇女还对我说：“您回来啦？文件在这儿呢。”两麻袋都挺好。我先把小一点的那个从东边便门搬出来，然后又去搬大个的，搬到门口时，一个四十多岁的服务员还给我帮忙，替我推开了门。我用带来的绳子把两个麻袋对嘴栓好，架到车座上。顺便说明一下，我那个杂牌旧车，没后车架，只好架到车座上推着。这时，下班的高峰期已过，街上的行人不多了，我推车过了西单剧场，进入西单北大街，到西四往东拐，路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然后奔后海李广桥胡同，在路上总共用了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

　　到家后，我把自行车放在窗根，先到我母亲屋里喝水，母亲问我哪儿去了，我说开会去了，等到十点半钟，估摸我妈、孩子们都睡了，我悄悄把两个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装进我那个黑铁皮箱子，剩下还有十来捆，我就搁在铺上，用包袱皮包上。这时候我母亲进来了，我说妈您还没睡？她问我：“深更半夜的你鼓捣什么呢？”我说：“妈，我给您借来点儿钱。”妈问我借了多少！借几百？我说少。她说借几千？我还说少。她说：“您还能借几万？”我说。“几万？不止几万。”我妈一听就急了，她说她听了头发都发炸，说：“你这是穷疯啦？”我说：“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您甭管钱是怎么来的，反正您用不着跟我再受穷了，该过几天松心日子了。”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打那以后不仅一点没松心，反而一天到晚心惊肉跳，让我妈也跟着活受罪。实话跟您说，我母亲可是个安份人，她打那起就没完没了地埋怨上我了，埋怨得我心神不宁。我把两个麻袋烧了，把制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烧了，把绳子烧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条一条地烧了……三月二十三日，下班一进家门我妈就说：“今天有人来查卫生了，到处乱瞅。”我心里一惊，忙问：“查卫生的人，您过去见过吗？”我妈说：“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我说：“坏了，准是公安局扮的。三月二十六日，我的单位也传达了那个通报，叫大家检举。那天我带的窝头，搁在暖气片上烤着，烤出了味儿，班上一个同事是山东老乡，满口山东腔，他冷丁问道：“王倬，你低头耷脑默默寂寂是烤什么呢？”我听了一惊，慌忙回答：“我没、没考虑什么。”大伙儿听了一阵笑。

　　机关反右倾，都写大字报，我不敢写，怕认出我的字迹。同事问我：“老王，你怎么不写大字报，你怕什么？”一句普通的话吓得我出了一身汗。我费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变了形。

　　这时候我越想这事越要坏菜，为了保险，我把钱藏到西小屋，还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里。思来想去，藏不住，还是烧吧，往炉子里烧。我拿出一百元钱给我母亲：“妈，这点钱您拿着过日子，日后不定要出什么事，我可孝顺不了您老人家。”我妈一听这话，当时就哭了，我看老人那伤心的样儿，我也哭了。

　　一百块钱，老人没敢花。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我连着两个晚上在院子里生煤球炉子烧票子。小煤球炉总共只这么大，一晚上能烧多少张？连烧两天也就烧了两千来元。我说：“妈，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门来接着烧。”我妈叹了口气，接着烧。二十九日、三十日，我看这么烧进度太慢，在西小屋地上刨坑埋了。

　　您问我一共烧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烧，统共烧了八千块钱多一点。

　　花了多少钱？给我妈那一百她没敢花。为了起早烧炉子，我花二十来块钱买了一个闹钟，早晨早早地叫我。烧票子到处都是纸糊味儿，我花八块来钱买了两瓶来苏水，洒屋里院里遮糊味儿。其它嘛，一分钱没敢花。

　　唉——弄了二十万，不敢花一分，吃不下睡不着，见谁都疑心是在观察我、跟踪我、议论我，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神经绷得要断弦，整个就跟鬼催的一样。弄钱之前想得挺美，弄了钱如何如何享受，可是真的弄来钱，唉，这叫干什么哟？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呢。如今我交代了，倒觉得轻松多了，该判该杀，由他去！操他妈的，钱这东西真叫人走火入魔！

　　您容我喘口气。首长，瞧这意思我是没有活的命了，一是我惦记我老母，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二是您容我个工夫，给我个地方，让我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吧！

　　五

　　没想到王倬这个文弱人，痛哭起来还真有点惊天动地，电闪雷鸣的气势，胸部一起一伏象拉风箱，他的嘴张得大而又大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渲泄那回肠荡气的悲哀。那样子，象是在大口大口地呕吐，那声音，象是受了伤的一只牤牛。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王倬便是因欲利而招致杀身之祸，因垂死而悲痛伤心。看着这副惨状，汲潮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就在一旁等着，让他哭个痛快哭个够。

　　等王倬的哭由雷阵雨转大雨再转小雨多云了，汲潮开言道：“得了得了，你这个人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把手铐给他戴上。”

　　警卫给王倬戴上手铐，押出预审室。

　　王倬失魂落魄地向监房走去。

　　汲潮曾经请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要不要给王倬戴手铐、戴脚镣。冯基平答复：“这案子不戴，什么案子戴？戴，手铐脚镣都得戴！”

　　为了证实王倬的口供，汲潮同小赵顺着王倬作案的路线又走访了一遍。

　　他们乘车来到西交民巷大钟楼下，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保卫处干部的陪同下观看了总行院落，先东部，再西部，而后传达室，秘书室，小赵一拉汲潮的衣角：“瞧喂，这里跟王倬说的一样。”

　　这工夫保卫干部把与此案有关的同志都请来了。汲潮向大家出示王倬的照片。秘书室管收文的那位同志一拿过照片就惊叫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小子！”他用手戳着照片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我当时还真当他是国务院来的呢。收下文件以后我还专门瞅了他一眼，见他穿着呢子大衣，心说到底是国务院的交通员，穿得都比一般交通员强得多。”

　　行长办公室的那位秘书说：“当时快下班了，一看送来了国务院的公函，还写着急件限五点四十分之前送到等字样，我就迅速剪开，掏出来，一眼就看见总理批示。我见过总理的字，写得象，让人没法怀疑是冒充的。当时我想这事可不能耽误，快，这就马不停蹄找局长作了汇报。”

　　秘书看了一眼局长，局长把话头接过来。“听秘书这么一说，我也知道这事可延误不得，拿了公函也没仔细看，就给发行局打了电话。”

　　汲潮问：“后来你是不是还接到过一个催办的电话？”

　　“是接过一个催办的电话。”

　　汲潮请保卫干部拿来收录机，把事先带来的王倬录音装上。这是汲潮让王倬按那个电话的内容复述一遍，录下来的。咔，放录机转动了。“人民银行总行吗？我是总理办公室。那笔款子办得怎么样了？可别耽误了……”

　　听着这录音，局长说：“是他，电话里就是这个声音。”说罢，脸上隐隐透出赧色。

　　汲潮摁下开关，“请接着介绍吧。”

　　发行局的科长开始回忆：“一接到电话我们就立即开车到北京分行去提款，很快装上车。送款的路上我们还紧张地看表，怕误了时间。”

　　另一位送款人说：“我们一进民族饭店大厅，就觉得里边乱哄哄的，人们大都穿着料子服。我们正在打听赵全一时，他朝我们走来了。我们也没怀疑他，把二十万元钱人民币就这么交给他了，他给了我们介绍信，开了收条。当时我觉得介绍信是不是简单了点儿：可又一想，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可能就是这么个写法。这样的介绍信是能随便开出来的吗？也就不多想了。返回的路上我俩还说，好紧张啊，总算完成任务啦！”

　　最后，局长作了总结：“我警惕性太差，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离开西交民巷，来到民族饭店，前厅里果然有个邮亭，邮亭里果然有个高个子妇女。在门口，也有一位四十多岁的服务员。在存衣处，娃娃脸的女青年正在忙着为客人存衣取衣。汲潮请饭店保卫干部把他们请到一起，出示了王倬的照片，播放了王倬的声音，他们都作了肯定的答复。他们回忆：那天饭店里接待着三个大型会议，来来往往，开会宴请，特别忙乱，“我以为他是开会的，他往外搬麻袋，我还主动帮他开门。”

　　回到预审处把情况作了汇报。邢相生副局长思忖良久，说：“有口供，有赃款，有银行和饭店的旁证，认定王倬是主犯，肯定是不会错了。可是我们事先曾经还有一种估计，此等大案非一人所能完成，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设备齐全、手段高超的智能化犯罪集团。怎么能证实是王倬一人单枪匹马，而非犯罪集团团伙作案呢？”

　　张昌道：“这倒是个问题。对王倬的所有社会关系我们已派人调查了。坐飞机，乘火车，东北西南都去了，过几天许能有结果。”

　　“老汲，你再想想办法，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告诉你们，周总理一直很关心这个案子，公安部、市委也很关心。过几天领导同志要听咱们的汇报，老汲，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想想看吧。”

　　六

　　预审处会议室。

　　今天来听案情汇报的，除了有关副局长、处长，还有两位高级首长。一位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副市长、赫赫有名的秘密工作专家刘仁，一位是公安部副部长，久负盛名的保卫工作专家杨奇清。这两个大人物的莅临，足以说明对王倬一案的重视程度，同时也给汇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两个可不是外行领导，不是热热闹闹、云山雾罩就能对付过去的，任何细微末节上的纰漏，任何逻辑推理上的偏颇，任何语言词语上的含混，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避不过他们的眼睛。当刑侦处的同志汇报了侦破经过，张昌处长汇报了审讯情况，刘仁开始发问了。这个胖老头从十六岁起就参加了革命，十八岁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北平，天津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秘密斗争是他的拿手好戏，被捕坐牢是他的家常便饭，从抗日战争起，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晋绥中央局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华北局城工部长。如今他主持着北京市的日常工作，说话带着四川腔。“原来估计是个组织严密、设备齐全、手段高超的智能团伙作案，从你们谈的情况看却是王倬一人所为。那么，你们有什么实据能够排除团伙作案，证明确系王倬一人所为？

　　汲潮开始汇报：“证明此案不是团伙犯罪，而是王倬一人所为，我们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我们对王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进行了调查，东北的，西北的，北京的、天津的，上海的，出动调查人员近二十人，调查对象三十四个，结果无一具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三十四个人全部排除。”

　　“那么，伪造总理笔迹、伪造公函信件是需要一定的设备和相当技术的。王悼供认是他一人所为，没有别人的帮助，对这点，你们是怎样证实的。”问这话的是杨奇清副部长，还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中央保卫局长是罗瑞卿同志，副局长就是杨奇清。红军到达陕北，罗瑞卿调红军大学当校长，杨奇清就主管保卫局的工作。国共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保卫局改称为保卫部，杨奇清任部长。如果说刘仁是插入敌人内部的一支锐利的矛，那么杨奇清就是护卫在自己营门的一张坚固的盾。杨奇清干惯了保卫工作，养成了对案情细节特别注重的习惯。

　　“这就是我们要汇报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汲潮不慌不忙地答着，解开材料袋的绳子，象变戏法似地一边说一边往外掏东西。“王犯供认伪造文件的工具分别买自北海后门百货店和王府井，我们照他说的买来了毛笔、钢板、蜡纸、刻笔、刻刀、印泥。请看，这些就是我们买的工具。让王倬在审讯室当场制作，我和小赵一分一秒地给他计算时间，王倬伸手拿起工具，毫不迟疑地制作起来。迅速而娴熟自如，先拿哪件，后拿哪件，先写什么后刻什么就象事先经过排练一样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这小子是有歪才，模仿总理字体，贼象，真到了以假乱真，真假难分的水平。据我们计算，结果如下：

　　“在十行公文纸上伪造公函，用毛笔书写‘总理批示’——六分钟；在蜡纸上刻制‘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小方章，用印泥把它印到介绍信上——二八分三十秒；书写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一分钟；书写信封，装入公函，粘上信封——一分钟；从笔记本上撕下横格纸，用钢笔书写收款白条——一分钟；加上中间零星歇气的十来分钟，整个伪造过程用了五十七分三十秒。请看，这是他作案时用的原件，这是他在审讯室里制作的复件、真是维妙维肖，毫无二致！”

　　不等送到面前，刘仁就起身前来观看。他在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曾安排专人从事伪造文件的工作，伪造良民证，伪造身份证，用来掩护同志，蒙蔽敌人南来北往开展斗争。

　　杨奇清接下来问了第三个问题：“银行送款，两个麻袋，两个人，还得一辆小汽车。王倬一人，一辆自行车，单枪匹马，把两个麻袋的钞票运回去，这可能吗？会不会有人帮忙？”

　　对这个疑问，他们也用现场重演的方法作了回答。汲潮往下叙述了那次实验的经过。那天，他们选择了同时同样的地点，不同的是，填满两个麻袋的不是钞票，而是重量相同的书本杂志。推来王倬的那辆破车，让王倬当场表演。当时人们都犯愁，这么两个大麻袋，这么一辆没挡泥板，没后车架，晃晃悠悠的光屁股车，能架上去吗？岂料王倬这小子满肚子转轴，只见他把两个麻袋口扎上，嘴对嘴，用绳子连结起来，然后推倒在地上。推来光屁股自行车，将车歪倒，绕过来两手抓住一个麻袋，憋足气，咬紧牙，说声：“起！”就把麻袋搭到车座上。

　　“你就这么推着走的吗？”汲潮问。

　　“就这样，一直推回家。”王倬道：“不信我再给您推一遍。”这家伙真是恬不知耻。

　　不能让王倬演练，我们自己来。李科长自告奋勇，推着麻袋光屁股车，从民族饭店推到李广桥胡同王倬家，总共用了一小时二十来分钟，比王倬用的一小时四十分钟少二十分钟。

　　汇报了上述情况，汲潮说：“看来没有别人帮忙，完全由王倬一人运回家是真实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用的时间有多有少呢？”杨奇清副部长问道，不等汲潮回答，他自己作了解释，“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们侦查人员实地演习，没有思想负担，还有点好奇凑热闹轻松愉快，自然也就用的时间少。王倬则不同了，他心情极度紧张，担惊害怕，瞻前观后，左顾右盼，每走一步都要掂量掂量，这样的走法，自然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大家看看这样认识对不对。”

　　汲潮他们也是这样分析的。

　　七

　　经审判，王倬被判处死判。

　　对于犯有窝赃罪的王倬之母，有人估计要从严惩处，事实上法院给予从轻发落，后来汲潮听说周总理对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还是不要重判，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

　　这一年的秋天，汲潮领着孩子们在后海漫步赏月，湖光月影岸柳婀娜。他指着李广桥月光下那片小房，感慨地说：“人哪，什么时候也不该把钱看得过重。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钱，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钱而取义也。”

　　这以后不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发行了侦破审理王倬一案的纪录片，孩子看后问汲潮：“爸爸，电影上拍的审讯王倬的镜头里，怎么没有你呀？”

　　汲潮笑答：“镜头上没有你爸，那肯定就是没有你爸呗。”

　　其实汲潮心里明白，那是对侦查人员采取的保护措施。电影上那个预审员，只不过是由一位演员充当的替身。

　　“爸爸，那你玩了命地干了半天就算白干啦？”

　　“干公安么，就得这样隐姓埋名。当英雄，也得当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