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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预审官第八章 缄默的死囚

2002-12-1 11:00| 发布者: 艾群/杨雪

第八章 缄默的死囚

  六十年代,北京东安门大街内有一家不挂招牌的商店,门面整洁,装饰典雅,玻璃窗后挂着窗帷,玻璃门后挂着门帘。尽管这里是市中心,附近店铺鳞次栉比,街上游人顾客擦肩接踵,但是这家商店却与众不同,顾客稀少,有时甚至达到门可罗雀的程度。唯其如此,它给一般过往行人造成一种神秘的印象,中国人从孔夫子那里继承了“知天命,不逾矩”的好传统,非礼勿视,绕道而行,知情的,知道这里便是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友谊商店,不敢染指,侧目而过;不知情的,以为这里是外交机关什么的,探头探脑,避之唯恐不及。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天气晴朗,几朵白云点缀着蓝天。玉兰花开了,宝气中飘散着阵阵幽香。再过一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届时将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等地举行盛大联欢活动。早在几天前,天安门广场以及各主要街道都挂上了彩旗,摆上了鲜花,工厂,学校跳的唱的加紧排练文艺节目。这一年“五·一”节的主题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中国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团结。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岂料,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当此时,友谊商店门前夹竹桃旁逡巡着一个人,看上去年不过二十几,蓝裤蓝褂,解放鞋,体态削瘦,身高适中,肤色黑黄,相貌一般,与来来往往出出进进的游人顾客没什么区别,是个普通人中的普通人。但是,如果哪一位行者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个普通人中的普通人有些异常,他的神情十分紧张,面部肌肉时不时抽搐两下,两唇干燥、舌尖不停地舔着上牙,双手背在身后,提着个小书包,这小书包,不情愿被别人看到。书包并未装满,却显得沉甸甸的,可能是一两件金属器具。他那双眼睛就更特别了,死死地盯着友谊商店的玻璃门,每隔两三秒钟就神经质地眨眨眼;如果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的眼神含着阴森,透着恐怖、露着杀机,带着一死相拼的绝望,象身负重伤的斗牛,象被逼进陷阱的野狼。这个时候谁要是无意中看上他一眼,谁就会不寒而栗打个冷战,甚至会惊恐地尖叫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会发生嗣后那件震惊国内外的血案了。

  十一点四十七、八分,这时汲潮恰好在北京西城一个商业区的一家信托商店里刚刚卖掉祖父舍不得穿的那件皮夹克,打算用这钱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大儿子交伙食费,给上中学的两个女儿各买一条布裙,其余所剩交给老伴聊济无米之炊,正当他数着钱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东城区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前的那个人已经等不及了,他提着小书包快步走上台阶,推开玻璃,侧身跻进,右手向小书包里伸去。

  商店柜台里摆着服装、化妆品等高级生活用品,摆着景泰蓝,牙雕等高级工艺品,珠光宝气,琳琅满目。进门者扫了一眼,掠过一丝惊讶好奇的神色。此刻,商店门厅的电话机旁站着一名妇女在打电话。她三十多岁,洁白的皮肤泛着微红。金发,蓝眼,高鼻梁,早早地穿上了色彩艳丽的连衣裙,耳环、项链、戒指闪闪发光。如果有国际交往的经验,可以辨认出这名妇女身上具有日耳曼人的种种特征。她身边放着刚刚购来的物品,打电话给什么人,大约是请对方派车来接之类无关紧要的事情。对话中偶或加上一两句幽默,冲着话筒咯咯咯地抛出一阵悦耳的笑声。她雍荣华贵心满意足,当然不可能料到几秒钟后将有可怕的事情降临到她的头上。

  与此同时,前厅那头走来一个四十来岁的黑人,鹤立鸡群的大高个,一头棕黑的卷发,大眼睛、宽鼻翼,厚嘴唇,腰板挺得笔直,白色短袖衫,打着领结,居高临下地浏览着柜台向前走。倘若要辨认出他属于西部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班巴拉族或者颇尔族,非得具有高深的人种学知识不可。他轻松愉快,心情很好,显出初来乍到的顾客所流露出的好奇神色。当然也不会料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

  十一点五十分,当那位惬意的妇人挂上电话,转身来抱她的提包时,提小书包的那个人从小书包里提出一把一尺来长、四寸来宽的菜刀,一个箭步跃上,寒光一闪,手起刀落,嚓,正好劈在那妇人的脸部,那妇人尖叫一声,摔倒在地。鲜血从她的面颊淌出。所幸是行凶人并没有跟上去继续加害,他拎着刀,转过身,大概是想夺门而逃,恰巧那名愉快的黑人正好迎面走来,既然相遇,就毫不客气,刀光血影,猝不及防,愉快的黑人象打嗝似地哦了一声,双手捂着脖颈,当即跪倒,指缝中淌出殷红的血。

  次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条消息,称一名歹徒刀伤二命,受伤者分别是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马里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巴卡里·特拉奥雷先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先生的夫人。

  当此时,商店工作人员一面抢救两名受伤顾客,并送往医院急救,一面询问凶犯体貌特征。马罗夫人背对歹徒,只觉凶犯在后侧一闪,面目没有看清,仅能说出:“是个中国人,中等个……”特拉奥雷与凶犯打个照面,印象深刻:“青年人瘦、蓝衣服……”

  这时凶犯早已夺门而逃。商店工作人员奔出门外,大呼:“抓凶手!抓凶手!”

  那凶犯挥着胳膊舞着刀,在东安门大街上奔跑,街上的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刷地让开了一条道。那凶犯正求之不得,张着大嘴向前逃跑。待闻听“抓住他!抓住他!”的喊声时,小伙子,大汉子各自借助自己手中的提包,器皿、工具作武器,争先恐后地追向凶犯;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呼叫着助威,有的向附近的公安机关跑去报案。六十年代中期,学了雷锋学了王杰,人民群众中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加上人多势众,互相壮胆互相鼓励,正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句话所描绘的一样,一人跑众人追,那情景真是壮观。

  凶犯跑起来有个特点,好象是一腿长一腿短,一窜一窜的。同时越跑身体越摇晃,跌跌撞撞,趔趔趄趄,形同醉汉一般。

  来的早,不如赶得巧。迎面的一个小伙子有个机灵劲儿,不知是不是受过有关训练,他没有硬碰硬地扑向凶犯,他随机应变来了个以柔克刚,只见他后撤几步,让开路,待逃犯从他面前跑过时,他轻轻地一伸右脚,叭,正好绊在逃犯的左腿腕上,马失前蹄,咕咚,逃犯象扔出的面粉袋一样直挺挺地扑倒在马路上。追赶的群众一涌而上,夺刀的,扭胳膊的,掏绳子捆手腕的,乘机打一拳踢两脚的……你推我搡送进了东安市场派出所。

  报案群众尚未叙述完案情,却见凶犯双目紧闭,牙关紧咬,象一团泥瘫倒在地上。民警给他摸摸胸口,试试鼻息,号号脉博,“坏了,快送医院,许是服毒了!”

  二

  此事非同小可,马里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分别照会中国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中国政府作出真实的解释,而且要严惩凶手。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急忙驱车到医院看望受害者。特拉奥雷裹着纱布,躺在病床上,满脸的不高兴。等陈毅副总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歉意和慰问之后,特拉奥雷毫不客气地质问道:“我是为了马里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亚非各国的友谊而来的,昨天我才下飞机,今天就遭此不幸,太遗憾,太遗憾了!”他对中方送上的慰问品不感兴趣,继续表示他的不满。“我过去没有来过中国,这是第一次,到中国还没有两天,我不认识任何中国人,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中国人,没有伤害过任何中国人;我更不认识凶手,更没伤害过凶手。他为什么要杀害我?为什么?!”

  在探视期间,特拉奥雷的情绪一直安静不下来,屈辱、愤怒使他久久地焦躁不宁。

  对这个事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的严重性,没有谁能比陈毅更了解其严重后果了。作为中国外交的重大战略部署,周恩来总理于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访问了包括马里共和国在内的非洲九国,提出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勾画了中国同非洲各国家相互关系的基本格局,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中、非友好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大事。而中国同马里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是这个外交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一环。马里共和国早在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就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一。砍向特拉奥雷的一刀,可以说就是砍向中马友谊的一刀,不夸大地说,这将给中马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给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谊蒙上一层阴影。这个事件造成的恶劣后果,在第二天的国际新闻媒介中即反映出来,那是陈毅所担心的,又是无法避免的。上述的一切,就是这位以诗人风度著称的副总理急如星火赶往医院探视的原因。“特拉奥雷先生,对您提出的这些疑问,我们会给明确答复的,我和我的政府也正在急于弄清凶犯的情况,一旦有眉目,我们会立即告知先生的。但是无论如何请先生相信,中国政府对发展同贵国的友好关系是真诚的,对于发生这样不幸事件深感歉疚,我们热切希望中马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受这一事件的影响。”

  “副总理阁下,”马里大使迫不急待地提出他的问题,“不知贵国警方将于何时能把凶犯捕获归案?”

  “我正想告知特拉奥雷先生和大使阁下,无端砍伤先生的凶犯在企图逃离现场时被在场群众抓获,目前正在接受公安机关的审讯。”

  “副总理阁下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凶犯的情况和背景?”

  就在谈话期间,陈毅副总理的随从人员还在通过医院的电话同有关方面保持着联系,急于得知关于凶犯的情况,但是联系的结果使他们大失所望。陈毅副总理只好不情愿地答道:“目前尚无更多的情况。对凶犯的审查一旦有了进展,我们会随时告知先生和阁下的。”

  这样的回答,未能消除对方的狐疑。大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要求:“我要求立即会见凶犯,当面对他进行质询。希望副总理阁下作出安排。

  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目前对凶犯的情况知之甚微,更为严重的是凶犯的生死尚难预料,怎么能作出那样的安排呢?陈毅副总理只好借助于他高超的外交艺术手段,委婉地劝阻了马里大使。同时作出承诺:“我们将尽快作出安排。”

  对另一受害人马罗夫人的探视,情况的复杂性并不亚于前一个。自从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中苏之间爆发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论战波及中国同一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友谊商店里凶犯的一刀,正砍在点子上。外交方面的应急工作不说,仅蜂涌而来的各国驻华记者就足够外交部招架一阵子了。

  三

  汲潮奉命火速赶往北京市公安医院,刚才卖夹克的那点儿高兴劲儿顿时雪化冰消。

  一进急诊室,汲潮就凉了半截。只见凶犯直挺挺地躺着,二目紧闭,牙关紧咬,脸色腊黄,脉博疲弱,奄奄一息。医生们正在抢救。

  “大夫,他是不是服毒了?”

  “是的。”

  “有危险吗?”

  “你不是看见了?”

  “请千方百计把他救活!”

  “还用你说,局里、市里,连中央都下了话。这小子也真够派儿的。”医生挪榆着。

  “那就拜托了。”汲潮还不放心,“大夫,请问有多大把握?”

  “这我可不敢说,管生死簿的阎王爷,咱们只能碰运气。”

  说话间,凶犯忽然轻轻舒了一口气,紧闭的双目微微睁开,第一眼就同汲潮的目光相遇,在这一瞬间,汲潮看到那双混浊的眼球里有一种震颤的光亮倏然一闪,那大约是灵魂回归后对死亡的恐惧。好,只要他有求生的意念就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赶快发问

  “你叫什么?”问得很急。

  “一竖一横。”答得很慢。

  “什么一竖一横?”

  “站着是一竖,躺倒是一横,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二十年,爷爷又是一条好汉!”两唇开翕,掠过一丝残酷的冷笑,让人看了悚然心跳,言毕,眼皮垂落,双唇抿合,长出一气,浮现出死亡的神态。冷漠,没有一丝血色。任你千呼万唤,他置若罔闻,绝无反应。他在等死,或者说他的灵魂已经死去。

  汲潮急出了汗,一把抓住主治医生的手:“不能让他死!大夫,快想办法,输血,我有!”这个见多识广的预审官居然语无论次了。

  “洗胃,高锰酸钾!主治医生下了命令。医护人员七手八脚,架起洗胃器,撬开嘴巴,把整整两大瓶的紫色溶液灌入凶犯的喉咙。但见凶犯胃部腹部逐渐加快了蠕动,翻过身,哇——紫的,黄的,黑的、绿的咕嘟嘟喷了出来,满满接了一痰盂。

  化验结果出来了;胃里含有大量鲁米钠溶液。

  凶犯开始调正呼吸。这时汲潮发现,他的肤色黑中透黑,说明承受过紫外线成年累月的照射。他的臂膀肌肉丰满,手指的骨节粗壮,手指手心布满黄色的厚茧,指甲外沿有残破的豁口。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经常暴露在阳光下的体力劳动者。在他张开嘴喘大气的时候,汲潮意外地发现这个人的上牙是双排。这个双排上牙的生理特征,给调查凶犯的身份提供了依据。

  市局领导来电话了,听完汲潮的汇报,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能让他死,不能让他伤,破一层皮不行,掉一根汗毛也不行!知道为什么吗?老汲?受害人和他们的国家要咱们作出解释,国际舆论要咱们作出解释,他要是完了,咱们可就说不清了,人家爱怎么造谣就怎么造谣,咱们活没辙呀,明白没有,老汲?”

  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仅送给汲潮参阅的一些外国报刊摘要就明白无误地写着这样一些别有用心的恶毒文字:

  “中共向以社会治安良好夸耀于世,唯独在专供外国宾客使用的商店里发生如此血案,很难让人相信没有深刻的背景……”

  “中共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他们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反对种族歧视,然而这一血案的发生,令世人翻然领悟,这不过是娓娓动听的欺人之谈,他们同那些在南非、在美国大搞种族歧视,大肆迫害黑人的种族主义者和三K党徒们如出一辙……”

  “中共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目共瞩,北京友谊商店中那杀气腾腾的一刀,耐人寻味……”

  “血案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中共方面仍然拿不出关于凶犯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材料,这不能不让世人疑窦丛生……”

  在汲潮接听市局领导的电话时,就完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向局领导保证:“明白了,请领导放心,说个玩笑话,就是拿我的命换他的命,咱也是在所不惜!”

  凶犯脱离危险后,首先关押在功德林看守所,这里是由一所老式监狱改装的,犯人多,狱内设施不够理想,汲潮转了一圈,觉得不行。哪里的设施好呢?他一上午拨了七八个电话,打听了解,最后决定上炮局警法科,骑车到那儿一看,还真行。汲潮同这里的负责人是老交情,“你把这间橡皮房给我腾出来,隔壁的房子也腾空,我有个重要犯人搁这儿,你还得给我保密。”

  “是个要犯?叫什么?”

  “一竖一横。”

  “姓十?姓丁?”

  “唉,我要知道他姓什么就好喽!”汲潮着急地叹道。

  老朋友第一次看到汲潮这样焦躁不安。

  橡皮房,室内上下左右前后六面都贴上厚厚的一层橡胶,犯人要是想撞头自杀,不管使出多大的劲,脑袋也象皮球撞在面团上一样,撞不坏碰不破,败火去痒解闷儿倒不错,寻死算是休想。

  上工厂订做一副包塑料的手铐,两天交货,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上装甲兵部队,有换下来的坦克帽没有?多少钱?给你。干什么用你就别管了。东奔西颠三天半,终于给“一竖一横”办齐了行头,等给他披挂整齐往橡皮房里一搁,瞧吧,头戴坦克帽,手卡塑料铐,想逃脱,想寻死,纵然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化也是枉然。汲潮进门瞧着“一竖一横”的这副扮相,扑嗤一声也乐了。“委屈委屈你吧,谁叫你捅那么大漏子呢!”

  橡皮房是里间,汲潮叫三名看守员剃了头,穿上破褂子、脸上涂了土,扮成犯人,与“一竖一横”同住里间,目的是监护他,免得发生意外。外间搭块木板,汲潮抄来一套黑不溜秋的公被,就住这儿了。门外,专派持枪警卫日夜轮番站岗。扮犯人的站岗的都暗暗诅骂汲潮“就你老汲会来新鲜的,让我们哥们受这份洋罪!”

  一切安排就绪,汲潮带着记录员开始审讯了。

  “你叫什么名字?”

  “一竖一横……”

  还是那一套,再问别的,二目紧闭,一言不发,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他根本就不想活了,从什么宽,从什么严,一切都无济于事。整整问了两天,连罪犯的基本情况还没问出。

  毛病出在哪儿?无论是李克、哈利德,还是侯登科,王倬;尽管他们各有一套对付审讯的狡猾伎俩,最终还是被降服了,就在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求生的欲望。有求生的欲望就好办。就能够在利与害面前加以选择。这个“一竖一横”可不同了,他没有求生的欲望,万念俱寂,心如死灰,你有千般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二个字:等死。其奈若何?

  囚犯在里间一声不吭,汲潮在外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预审工作干了十七年,审理大小案件百余起,曾经克敌制胜的十八般武艺今天却一一失灵,自己栽面子不说,何以向上级交待?何以向国际舆论拨正视听?

  对面屋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正在由王双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汲潮可是个对党忠心不二的人,凡是党的指示,他绝对执行;凡是党的号召,他绝对响应。大约从一九六五年起吧,全国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甲种本,乙种本也是翻了一遍又一遍,学习心得也是写了一本又一本。好吧,毛主席著作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就用毛主席著作攻克这“一竖一横”!他找来甲种本、乙种本和一二三四卷,看见别人拿过一本红皮的《毛主席语录》,这小红书当时在书店里买不到,哪儿出的?解放军。好,上解放军总后勤部找了个熟人,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揣在兜里,骑着自行车从西郊万寿路往东北城炮局返回,真是“心中升起红太阳,浑身上下有力量”。到了炮局,整个翻了一遍,选出十几个段落,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步枪刺刀……作好计划,先念哪一段,后念哪一段,步步为营,前呼后应,层层逼进,刺刀见红。筹划好了,那也真是豪情满怀、信心倍增。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一定叫“一竖一横”彻底见原形!

  押来囚犯,汲潮正襟危坐,怀着虔诚的心,轻轻翻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认真朗读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读完之后,偷眼瞧瞧“一竖一横”但见他大约对这位预审员的举动大惑不解,眼大无神,眼珠子骨碌骨碌地转着。然而当时汲潮却往好的方面理解了:行,毛泽东思想就是威力大,他开始解冻了,趁热打铁接着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不错,“一竖一横”注意听了。

  接下来是《毛主席语录》第十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一竖一横”挪动挪动身体。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预计这段的效果应当是潸然泪下,再看“一竖一横”,二目双闭,是不是触动了灵魂?细听,不对,那鼻腔里发出轻微的鼾声。他是在装睡,岂有此理!汲潮憋了几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叭地一拍桌子:“你给我站起来1”

  记录员吓了一跳,里间的三个假囚犯也凑到门边探头探脑。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这个孬种,装什么熊?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国庆。”

  啊,终于开口了!

  这应该归功谁呢?

  “家住哪里?”

  “……”

  “工作单位?”

  “……”

  一连串的问号,一连串的休止符。

  但是毕竟抠出了他的姓名。

  四

  把杨国庆押进里间,汲潮躺在铺板上挖空心思想办法。遇到问题从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他坐起来,拉开灯,翻阅《毛主席语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是呀,对于心如死灰、决心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杨国庆,难道仅仅用一般化地诵读《毛主席语录》就可以奏效吗?应针对他的特殊心理,使用特殊办法,不正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吗?是的,杨国庆抱着一死了之的念头,解决的办法,不应该是唤起他生的欲望吗?这样吧,选几本书给他,在寂寞中他若能选中哪一本读起来,就能摸出他的一些兴趣爱好,顺着这渠道,逐渐敲开他的心扉。对,摘下他头上的坦克帽,取掉他腕上的手铐,让他全身放松,消除抵触情绪后,再给他身边放上书籍。

  汲潮扒在门上的观察孔看着,

  起先,杨国庆对身边的书籍睬也不睬,渐渐,他的目光滞留在书籍上,在封皮上扫来扫去。有门儿!他终于耐不住寂寞的煎熬,经不住书籍的诱惑,尽管是迟疑地,伸出了他的右手,那只曾刀伤二命的罪恶的手。在几本书中翻来翻去,总算选中了,黄色封皮,画着两个脑袋,双双张大他们的嘴。晤,这是《笑语与幽默》。他看了,感兴趣了,脸上淡淡浮出一丝浅笑。

  第二天,另外三个囚犯相继被“提”审了,橡皮房只剩下杨国庆一人。无人打扰,正好安静看书。

  汲潮悄悄走进橡皮房。

  “什么书,这么有趣,让我也看看。”这话说得很随便,就象朝夕相处的老朋友。“嗅,是挺有意思。”看了二三页之后,汲潮开始小声读出了声,先读了一则《贵贱棺材》,说的是一个顾客来到棺材铺,问:“老板,这口棺材和那口棺材价钱相差一半,可是细看之下,没有什么不同啊。”老板打开棺材盖说:“请躺到里面试一试,贵一倍的棺材,睡起来要舒服多啦!”

  杨国庆嘴角一动。

  “影院里常有戴帽的女观众,屡禁不止。经理终于想出一个妙方,在开映前打出字幕:‘本院为了照顾衰老高龄的女客,允许她们照常戴帽,不必摘下。’通告一出,所有女帽统统摘下,无一戴着。”

  杨国庆咂着嘴唇想了想,脸上浮出一丝苦笑。

  “赛聪明。一个市民和一个乡民同坐大车。市民想打乡民的主意,提议:‘咱们打赌吧,谁问一样东西,对方不知道,他就给对方一块钱。’乡民说:‘你们城里人比我们乡下人见识广,这样赌我是要吃亏的。要是我问,你不知道,你输给我一块钱;你问,我不知道,我输给你半块钱,你看怎么样?’市民自恃见多识广,吃不了亏,答应了。乡民问道:‘什么东西三条腿在天上飞?’市民答不出输了一块钱。然后,他向乡民提问这同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乡民老实承认,‘这半块钱给你!”

  杨国庆回味片刻,眉梢一挑,“哈哈……”终于发出一串笑声。在这短暂的笑声中,汲潮看到的是一副并不凶恶的普通青年的面孔。抓住机会,提问!不,再沉一沉,让他心灵门窗的缝隙再开大些,让保险系数再大些。

  “这些笑话都不错。第一个是中国的,第二个是德国的,第三个是非洲的。被你砍的外国朋友,一个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个是非洲国家马里共和国的。马里位于西部撒哈拉沙漠南缘,七百多万人口。从笑话就可以看出马里人民,是智慧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这个国家的人民同中国人民互相尊重,十分友好。摆脱殖民统治之后,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宣告独立,改国名为马里共和国,仅一个月后,即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就同我国建交。这样一个友好国家的友好使者,下飞机的第二天,就遭到不幸。马罗夫人,人家是驻在我国的外交官夫人,无端挨了一刀。”

  杨国庆没有拒绝听这些话,他低下头,用手指在橡皮地板上划来划去,是自责?是良心发现?汲潮没有继续说下去。“接着看吧,这些书都不错。你还想看什么,我可以给你去借。”

  从观察孔看到,杨国庆又选了一本蓝皮书,那是《世界之谜》,记叙了当前世界上流行的种种奇事:不明飞行物、百慕大三角、金字塔、尼斯湖之怪等等。汲潮记得内容提要中写着“既有科学分析又有故事情节,适合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只见杨国庆津津有味地读着,仇恨、疯狂、绝望之色全然褪尽,俨然是一个工余时间或放学之后找个墙角就看书的小青年。如果他不被罪恶的欲念所驱使,或许他正是这样一个知识的渴求者。

  第二天,橡皮房里又剩下杨国庆一人,汲潮拿来几本书放在他身边。“《世界之谜》看完了?”

  “看完了。”话中没有抵触情绪。

  “喜欢看什么书,说话,我给你弄。”

  “……”

  “你有二十岁吧?”

  “虚岁二十。”

  “哦,正是好时候,”汲潮踱着步,仰脸发出感叹,“真快呀,一晃二十多年了,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还在伪政府里当警察,国民党部队里当小军官呢。”

  这个预审员居然有这样的经历,杨国庆禁不住好奇地问:“你也干过伪事?”

  “出身不由己,前途在个人,你有兴趣听,我就给你往下说。”汲潮讲了打日本教官秋山,打伪政府宪兵,讲了手持双枪投八路,还讲了奉我党冀东军区情报科之命潜回北平途中的两段小插曲。

  “穿上大棉袍,戴上毡帽头,揣上边区票,步行二百里,就到了京东三河县。在三河县与通州接壤处,我投宿一家小店,自称是跟车的,半道闹病误了路,明天进城追车。老店家也不多问,老是笑模笑样的。唠起嗑来言说这里的地名‘马起乏’的来历:‘唐朝初年这里有一个劫龙寺,寺内老方丈有匹千里驹。唐王李世民东征路过,战马卧地不起。李世民向老方丈借千里驹,不借。李世民怒杀老方丈,举火焚庙,却见战马昂然而起,由此得名‘马起乏’。第二天,摸黑起早,搁下店钱,不辞而别。觉着是朝西而去,走到日头露脸,一看又回到了店前。认准正面又走下去,走着走着,又回到小店前面。这是怎么回事?

  “准是‘鬼打墙’了。”杨国庆不由自主脱口而出。

  汲潮也不搭话,接着往下说。“老店家一撩门帘出来了,‘小伙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瞧你就不是跟车的主儿,是什么,你知我知。’他笑模笑样的,‘你瞧我给你指指路:顺这儿下去,有座小土庙,庙门冲南。再往西走,是潮白河,过河就是通州。”

  杨国庆又搭茬了:“通州就是通县。”

  “先前叫通州,现在叫通县。”汲潮自管往下说。“摸着石头过的潮白河。河那边有国民党兵检查,查出边区票还了得?就地埋了。过河到了通州火车站,傻眼了,没钱买票了。把毡帽头摘下来,在手上掂着,嘴里吆喝:‘哪位要,便宜!’那会也不管寒碜不寒碜了,扯着脖子吆喝。有个小青年搭茬了,就你这岁数,就你这个儿。”说着看了杨国庆一眼,杨国庆正听得入神。“那小子说:‘你卖它干什么?’‘回家,钱包丢了,没钱买票,困在这儿了。’那小伙子挺仗义,掏钱买了票,也没要我的毡帽头。一块坐车到前门车站下车。”

  “车站不是在建国门、永定门吗?”杨国庆又搭荐了。

  搭茬就好,就怕你不搭茬。“那是以后,原先火车站是在前门。分手后,我说我得酬谢酬谢人家。按他说的找到前门午牌楼,嘿,是个摆鲜货摊的,正卖柿子、红枣、大鸭梨。瞧我来了,西服革履,龇牙笑了:‘在通州我瞧你就不是一般人,八成你是这个——’他用手比划个八字,这不能跟他说实的。就说:‘哪里,哪里,八路的不是,锡铺的干活。得了,咱们找地儿吃点喝点。’前门大酒楼。你猜他说什么?‘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谁还能没有落难的时候?八路也好,锡铺也也,往后咱们就算是朋友了。’”

  汲潮收住话头,叼上大烟斗叭哒叭哒抽烟、

  杨国庆等不及了:“到后来又见过他没有?”

  先是独角戏,后是说相声一个逗哏一个捧哏,到后来简直就是二人转,两个人一问一答地聊开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人世悲欢,理想爱情……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越聊越热闹。

  聊着聊着,第五天头上,正聊到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对不对时,杨国庆冷丁冒出一句:“我这个事,还有活的过儿吗?”

  按照职业习惯,汲潮答曰:“那就得看你的认罪态度了。”

  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用语,说出之后,汲潮心里也明白,杨国庆这个案子,完全“够刀”(杀头即死刑)了,想求不死,希望渺茫。

  五

  死囚终于吐实了。

  杨国庆,现年十九岁,北京市顺义县人,捕前住宣武区板章胡同二十号。其父在解放前当过伪乡长、还乡团团长,杀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六人,一九五三年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解放后,杨国庆的学习和劳动都得到人民政府的合理安排。但是他却对政府和人民怀着仇恨。早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他就伙同另外三人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密谋破坏。一九六六年二月,这个反革命集团被破获,同伙三人都受到应有的惩处。只因杨国庆交代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年纪较轻,政府对他作了宽大处理。然而他却不思悔改,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作案前到东城区八面槽日用杂品商店买了一把菜刀,来到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前,企图“制造国际血案”“挑起国际纠纷”“败坏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出身不由自己,道路可以选择,你选择了一条什么路?”

  汲潮拿着那把菜刀找到八面槽日用杂品商店,找到四月二十九日上午卖给杨国庆菜刀的女售货员,核实买刀情节。那位女售货员一听这菜刀闯了这么大的祸,吓得直哭。

  “当时我还专门替他挑了一把好的,特别快。”

  “你看是这把吗?”

  “是,就是这把……”女售货员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

  杨国庆是一人作案还是有个集团,有共犯?汲潮和局里的同志们调查了杨国庆所有的社会关系,一个个找到曾与杨国庆在一起干活的,现已各奔东西的临时工,最后排除多人作案的可能。临时工提供,杨国庆行凶前曾向工友透露,“要给政府捅个大漏子,让政府不好交代!”

  供词砸实以后,受害人也痊愈了,在警法科,安排了受害人同杨犯的会面。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陪同,马里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和受害人特拉奥雷走进会见室,汲潮先向他们介绍了案犯情况和作案缘由。

  杨犯被押进来了。

  特拉奥雷蓦地站起来。

  杨如实供述了作案缘由。印证了汲潮的介绍。“我只是为了个人复仇,给中国政府捅个大漏子,让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不好交代。当时我是遇到了你,如果是遇到了别人,也会砍别人。”

  一切猜疑,误解,谣言顷刻间焕然冰释。

  特拉奥雷的声音有如隆隆闷雷,他用右手加重着自己的语气。“我是奔着马里、中国两国的友谊而来的。你想破坏马、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痴心妄想。别说你没杀死我,就是你杀死了我,也达不到你破坏马、中友谊的目的。”他举起长臂,猛地向下一砍,当时汲潮心里直担心,可别动手打犯人呀。其实不然,那确实是一个劈砍的动作,作为这个动作的说明,特拉奥雷引用了一句古诗,叫人听了由衷地感动,“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说得好:抽刀断水水更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一条消息。

  “新华社十三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十三日下午举行宣判大会,判处持刀杀伤外国朋友的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

  “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参加了今天的宣判大会。”

  十三日下午,杨国庆被押送去工人体育馆接受审判。囚车内除了几名持枪警卫和押送民警,杨国庆的对面还坐着他的预审员汲潮。汽车嗡嗡响,汲潮知道,再有个把小时,十九岁的生命就将告别这个世界。十九岁,几乎仅仅是人生的序幕,真正的生活还在后面,多少人生的甜果美酒还没有品尝,真可惜。

  抬眼看看杨国庆,他除了因恐惧而表现出的惊慌失措,没有其它任何表情。他一定是猜到了自己的结局,脸色蜡黄,大汗淋漓,他简直已经不知道留恋、忏悔和伤感,随着汽车的颠簸,他就那样上下晃动着。无可奈何地走向人生的终端。

  一声刹车,汽车戛然而止。趁着身体的摇晃,押送人员用威武有力的大手扭住杨国庆的双臂,提起,一推,就到了车门。在被迫跳出车门的一刹那,杨国庆蓦然挣扎着扭过头来,含着泪水向汲潮投出最后的一瞥,是乞求,是哀告,是伤感,抑或对人生的留恋?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一个行将毙命的灵魂的呐喊,全在这匆匆的一瞥之中。

  我不是曾经问过你:我这个事还有活的过儿吗?

  是的,你问过我。

  当时你不是回答:那就要看你的认罪态度了?

  是的,我当时是那样回答的。可是,可是法律无情啊!

  汲潮木然地回报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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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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