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预审官第九章 创巨痛深

第九章 创巨痛深

一

问：姓名？

答：你们都知道。

问：年龄？

答：四十三。

问：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吗？

答：不知道。

问：不知道？你是反革命，现行的，自己的问题自己会不知道？

答：我确实不知道。

问：政府的政策知道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这样的回答，循环往复，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构成了汲潮生命的基本形式。然而，当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六月中旬一个夜晚，汲潮的审讯室里再一次重复这个枯燥而又枯燥，呆板而又呆板的程式时，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问与答的位置对换了，汲潮坐到了受审席上。

　　还是在杨国庆案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国的气候就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头一年十一月各家大报刊载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转年又刊出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的文章。汲潮接手杨国庆案子之后，北京大学又闹出一张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最令人震惊的是到了五月中旬，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组。六月初的一天，作为政治运动，汲潮在一家电影院里看供批判的影片《早春二月》，片中的女主角含情脉脉给男主角递毛巾，正是好看的节骨眼上，放映突然停止，黑古隆冬地插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市委，撤销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原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汲潮的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接下来银幕上男女主人公再动情的离愁别绪，他也看不懂，看不清，看不见了。等到六月十三日那天押送杨国庆去工人体育馆，宣判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讲话里，谈着谈着杨国庆案件忽然话锋一转，文不对题地号召“猛烈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猖狂进攻”。那以后北京市公安局里的大字报战就愈演愈烈，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副局长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冯邢反革命集团”，在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长长的名单中，汲潮有幸叨忝其末，于是从坐了十七年的审讯席上走下来，走了七步或者八步，落坐到受审席上。

　　汲潮在冯基平、邢相生手下审了那么多大案要案通天案，要想构陷其罪还不容易？

　　“汲潮，你可以谈谈冯基平，邢相生怎样指使你通敌卖国的。”

　　“…………”

　　“为什么不说话，你是聋子还是哑巴？”

　　“冯基平、邢相生没有通敌卖国，他们更没有指使我通敌卖国，我本人也没有通敌卖国。”

　　“李克、哈利德是不是你审的？”

　　“是我审的。”

　　“在审讯中，你们都密谈了些什么？”

　　“没有密谈。审讯内容全部记录在案，你们可以去查。”

　　“是谁指使你对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李克，哈利德宽大无边，从轻处理，放他们回国的？”

　　“公安局只管预审，起诉归检察院，判决归法院。你提的问题，可以请检察院或法院回答。”

　　“不用你给我说这些，公检法该干嘛我懂。公检法一丘之貉，都是藏污纳垢的反革命黑窝子。”

　　“你说的没道理，没根据。”

　　“放屁，老实交代，李克、哈利德离开中国时，你让他们带了几封密信？”

　　“密信？”

　　“你还想抵赖吗？我们这里有揭发材料，书证、物证、人证俱全。”

　　“请把这些证据拿出来。”

　　“拿出来？拿出来就晚了。”

　　“晚了我也承认。”这是学的麻子村黎明黎小四的招数。

　　“汲潮，实话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是在可划可不划之间。关键是你的态度，看你能不能同冯基平、邢相生划清界线，能不能反戈一击。”“明白了，就算我态度不好吧。”

　　北京公安局军代表，后来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刘传新听了审讯汲潮的汇报，把桌子拍得山响，涨红了脸吼道：“汲潮，敌我矛盾铁定了。先抓起来，再正式逮捕！”

　　预审结案，够格的就应该填写《提请批准逮捕书》。汲潮填写过的《提请批准逮捕书》摞起来够一本几十万字的书那般厚了，这回好，轮到他的名字填到提请逮捕人的栏目里，这一张《提请批准逮捕书》整个把一个人的历史颠倒过去了，把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的历史颠倒过去了。

　　《提请批准逮捕书》呈报多次，一本一本又一本。这期间大会批斗冯基平、邢相生，汲潮是场场不拉的大配角，跪着听批判，趴着磕头向毛主席像请罪，批斗完了游楼，游楼完了游街，头上戴着高帽子，手里提着小铜锣；边走边喊：“我是反革命！”当当当。“我是走资派！”当当当。

　　游完了，干活。什么活重，什么活没用，就干什么。石头，从东搬到西，从西搬到东。挖坑，一天挖十个，临下工再填平。第二天接着挖，挖了填，填了挖……不准回家住牛棚。吃饭，一月二十八斤粮食十二元不给吃饱，本来又打篮球又长跑的魁梧个儿，这回饿得瘦成个大螳螂。

　　那天正来回搬石头，黄昏朦胧，就见妻子杨雪芹远远地顾盼踟蹰。汲潮心说是不是给我送吃的来了？不象。送烟来了？也不象。等行人稀疏了，瞅个空子她登登跑过来，伸着脖子给汲潮留下一句话：“可千万别用报纸擦屁股呀！”就这么一句话，登登登又赶紧跑了。

　　这叫一句什么话？十年之后的人绝对不会理解，然而在当时的汲潮来说，听了这样一句话，比给他送来大白馒头，粉条炖猪肉、喝一口热辣辣的二锅头，心里还美、还热，还受感动。

　　为什么？那时候的报纸上天天有语录，有红太阳的光辉形象，当大便纸，要是扯巧了擦巧了，那还不灭门九族？要不当时汲潮感动得热泪盈眶地叹道：“还是结发夫妻好哇！”

　　逮捕不成，刘传新发狠地说：“汲潮，不抓起来就算便宜他了，非给他戴上反革命帽子不可！”

　　这帽子可不是惯常人们说的：“扣帽子、打棍子”的那个帽子，不是政治帽子，是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监督管制的一个级别一个层次。一般的地富反坏分子不戴帽子，称地主。反革命。严重的，戴帽子，称戴帽地主、戴帽反革命分子。当时汲潮就荣获了这样一个尊号，戴上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接着是大会宣布：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地点：房山县良乡公社。

　　
二

　　汲潮是专政对象，双开除。妻子杨雪芹是改造对象，强迫退职，给一千元退职费，子女退学，一块到大兴县采育公社小皮营大队插队。这个地方位于北京的东南角。与河北省廊坊地区接壤，水瘦山寒，生产凋敝，生活贫困，日工分值才一毛多钱，人人穷得叮当响，连生产队长都欠队上一千多元，有些社员常常夜里敲门找杨雪芹借钱，一千元退职金差不多借光了。

　　一间小屋，一铺凉炕。没有玻璃，窗户钉着化肥袋；没有桌椅，搬块石头坐着。熬了一年又一年。这年深秋，杨雪芹在场院上搂麦子，就见来了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人是七处的（预审处），杨雪芹寻思准是老汲有信儿了。等吉普车走了，队干部偷偷向她透露：“你们掌柜的快回来了。”

　　“怎么回来？”当时已有落实政策甄别平反的社会新闻了，杨雪芹净往好里想，满以为汲潮能落实政策。

　　“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

　　杨雪芹就觉得刷地一下从脚后跟凉到后脑勺，难道说这就算定案了？

　　社员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直替她高兴“这回可好了，掌柜的要回来喽！”

　　然而寒露霜降小大寒，八月十五十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还是杳无音讯遥遥无期。贫穷劳累，郁闷成疾，干一天活，饿着肚子，排着队在队房子里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革命的歌声响入云……”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大出血。从医院治病回来，房东大娘给炕洞里烧了把柴禾，围着被子卧在炕头，越想心越惨，想哭都哭不出来。

　　房东大娘心真好，隔着窗户叫：“他大婶你睡下了吗？寻思你还没吃饭，我这有碗元宵。”

　　杨雪芹挪动挪动身子没起来。房东大娘又说了：“他大婶，身子骨不合适就甭起来开门了，你把东边这块化肥袋掀开，我顺着窗口给你端进去。”

　　这元宵还能吃得下吗？噗簌噗簌往碗里掉眼泪吧。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这天头午杨雪芹下地干二茬活，正要锁门，就见大道上尘土飞扬，一辆绿色吉普车颠簸着驶进村来。她心里一动，扛上锄杠又放下，销上的房门又打开。站在门里往外看，莫不是老汲让押解回来了？

　　吉普车先上队部，又从队部转回来，远远地停下，先下来的是一位军代表，再下来的是两个干部，最后下来的是汲潮，扛着小铺盖卷，铺盖卷上拴着个旧草帽，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假军装，袖口大襟破了也没缝，小绿帽子上别着毛主席纪念章，左胸脯上别着毛主席纪念章，兜口里鼓鼓囔囔塞着红宝书和毛选四卷合订本。社员们闻听老杨大婶家掌柜的回来了，忽拉拉跑来一大片，追着围着看。惨到这份儿上了，还有人羡慕，就那么豁着嗓说：“瞧人家老杨大婶的掌柜的，还戴着手表呢！”

　　队干部跟上来了，军代表说，按革委会决定，汲潮送到这来，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最近一两天安排个群众大会吧，向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宣布一下。”

　　军代表扭过头来又冲汲潮训道：“好好劳动，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彻底改造。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们走了。”

　　“您先别走。我有话要说。”

　　“现在我们已把你交贫下中农了，有话你跟他们说吧，今后与我们无关了。走。”

　　军代表一甩手走了。

　　两个干部中有一个姓何的，原来也是七处的人，他故意慢走两步，悄声说：“老汲，有什么话说？”

　　“我提个问题：我这个事能不能上诉？”

　　何同志悄悄鼓励道：“能，干嘛不能？现在有好些人给上边写信呢？给毛主席，给周总理！”

　　好容易盼来了团聚，却是一夜没合眼，也不觉着高兴，也不觉着不高兴。长夜绵绵。忧思不断。

　　“雪芹，我越想我这事越没道理，这不是党的政策。我得向上申诉。不过，申诉起来可是有两种可能，一种结果是平反冤案；另一种结果是定个死不悔改，反攻倒算的罪过，最后关进监狱。”

　　“咱们再想想……”

　　鸡叫天亮。汲潮下了决心：“周英那案子，都多少年了，他儿子还上诉呢？”

　　周英被押回原籍当作反革命处决之后，他的妻子被调出公安局，调来调去，后来听说嫁人了。周英老母挪到女儿那里住，文化革命了，被造反派哄出来了，流落街头，后来蓬头垢面饿死在闹市之中。就这样，周英的儿子没断了向上写信申诉。周英对汲潮影响太大，在这艰苦的抉择中，他又求助于周英的冥灵。

　　“雪芹，我申诉，你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你写，我给你抄！”

　　写了几个晚上，抄好了，投到公社信筒里，正松口气满怀希望，公社干部把信又送回来了，好心地说：“给中央领导写信，得由公社领导审看了内容再研究决定允许不允许寄，你这个没经审批，不能寄。这信是送到我手里了，要弄不好，说不定罪加一等。”

　　寄信都寄不出去。这时正好大儿子来探亲，杨雪芹连夜敲了队长的门：“他大伯，明天有进城的大车没有，我们老大进趟城。”

　　第二天老大进城，在前门邮电局挂号寄了信。这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从城里带回来一个消息：“爸，妈，有件大事跟你们说，你们可得保密：林彪摔死了。”

　　妈妈赶快上来捂儿子的嘴：“可不敢胡说！”

　　汲潮倒来了精神：“去，上公社打四两二锅头，买半斤猪头肉！”

　　接下来是落实政策，粉碎“四人帮”，彻底平反，恢复工作，著书立说，在陈宝琛的协助下写作，出版了十万言的《预审员札记》。

　　一个悬心十余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周英的案子弄清了。汲潮的心情如同拨云见日，悲喜交加，老泪纵横。

　　周英的父亲是冀中一带有名的土匪，心狠手毒，人称周二黑。日本来了，土匪改编成伪军，周二黑当上伪军司令。周英十八岁那年，周二黑给周英一个伪军大队长的头衔。当时周英已结识了我地下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周英携带武器投奔了革命，在我冀东军区敌工部领导下从事敌工工作。周英父亲周二黑在北平德国医院住院，被日本宪兵弄去崩了，据说是伪军之间内讧搞的借刀计。解放后，搞镇反，周二黑活动地区的群众对周二黑恨之入骨，加上有的干部不能严格执行政策，竟然迁怒于周英，指鹿为马，把周二黑的历史罪行全算到周英头上，父债子还，子代父罪。周英遭逮捕后，高喊“冤枉，不服”，怎奈胳脯扭不过大腿，周英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当地政府就拿他当了周二黑。枪声一响，一位忠于革命的热血青年饮弹而亡。

　　每思至此，汲潮就如芒刺在背，夙夜忧叹，痛心疾首。

　　
三

　　海外来鸿，汲潮的两个叔伯妹妹于四十年代迁居美国，现在旧金山，大的叫汲慕枝，小的叫汲慕玲，小时候由汲潮领着她们玩耍。大陆门户开放，慕玲代表姐俩来看哥哥。在她们的心目中，大哥是个才气横溢、前途无量的有为青年，飞抵北京，到宣武区里仁街汲潮的两间小屋一看，怎么也没想到大哥的家境竟是如此贫寒。

　　自从参加革命，汲潮的手头就没富裕过。子女多了，更是寅吃卯粮穷困拮据，八个子女，汲潮十七级，月薪九十九元，杨雪芹十八级。僧多粥少，原来父母给的那些家底全变卖了。每回卖箱子卖皮袄卖毯子，孩子们就特别高兴。明天就开学了，孩子们的学费还没着落。汲潮也不假思索，象领导作指示似地，把手一挥：“卖。”卖什么，能卖的东西就剩两个樟木箱子了。让老大借个三轮车，拉出去，三十元钱一个，卖了六十元。这还挺不好意思呢。邻居问拉箱子干嘛，汲潮倒挺会编；“家里东西太多，摆着没用，给他舅拉去。”

　　窗帘撕下来给孩子做夹被；沙发套拆了给孩子做短袖衫。一九五八年孩子们一人一件海军服，那是杨雪芹娘家陪嫁的被里拆开做的。孩子们都象雨后的小树苗似的，嗞嗞猛窜高，哪儿有钱年年买棉衣？把身长写笔记本上，短的接长，瘦的加肥。修鞋热闹，串起来，一修一大嘟噜。最怕下雨，孩子们光着脚，有的披块塑料布，有的顶把蒲扇，缩着脖，窜着蹦着。有一回汲潮穿上一件浅格衬衫，这屋出那屋进，觉着挺美，殊不知那是杨雪芹把自己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拆了做成的。晚上睡觉，大联铺上一溜小脑袋瓜。打夜班处里发一个面包当夜餐，汲潮把自己那份交给杨雪芹，杨雪芹用纸包了连夜跑回家，把面包放在大铺前，写张条子留下，“孩子们，请吃吧！”第二天天亮孩子们一睁眼，哈！两个大面包，喜出望外。

　　文化革命，机关里租借的桌椅床铺都收回去了。家中面徒四壁。造反派来抄家，没什么可抄的，发现一个白茬木箱子，以为里边准藏着金银珠宝，打开一看，全是荞麦皮。

　　跟汲潮一块审哈利德案的有一名预审员，是从天津抽来的，名叫李文达，一边审案一边给汲潮画个像，特别点染那撮小黑胡。后来李文达写了名扬中外的《我的前半生》成了作家，当了局长。有一回汲潮外出调查，赶在前门一家饭馆吃点儿，楼下是便餐，楼上是大菜，李文达以局长兼作家的身份宴请贵宾，楼上摆酒席，楼下汲潮吃的两个烧饼一碗豆腐脑。李文达看见了，心里怪不落忍，连连叫道：“老汲，你怎么吃这么简单？”这“简单”二字是“寒酸”的委婉说法，怕说直了伤了汲潮的面子。李文达连拉带拽，“上去上去，咱们一块进餐！”汲潮一抹嘴：“赶这儿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其实呢，他暗里知道自己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紧。

　　清贫，却很愉快；夫妻恩爱，全家和睦。

　　慕玲妹妹跟大哥说些悄悄话。“大哥，你跟着共产党，忠心耿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到头来又挨整又受穷，说心里话，你不后悔吗？”

　　汲潮衔着大烟斗，眯眼看着缕缕蓝烟，若有所思。这时候屋里没别人，兄妹俩，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无需顾忌。

　　“妹妹。还记得咱们爷爷吗？那老爷子放着日本人给的高官不做，宁肯当寓公受穷，你说他后悔吗？”

　　慕玲从小就生活在爷爷跟前，在他心目中，那老爷子是一株从不肯弯腰的参天大树。“爷爷，他至死也不曾后悔。”

　　“我也是一样。”

　　妹妹感动了，小时候，这个性格耿介的大哥就那样令人钦佩，半个世纪过去，他还是那样令人钦佩。“大哥，你真是爷爷的孙子！”

　　这就是汲潮，汲潮就是这样。

　　他就这样背着一只手，靠窗站着。衔着心爱的大烟斗，透过袅袅的蓝烟，凝视着繁华闹市，沉缅在无尽的回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