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预审官后记

后记

　　汲潮同志是公安战线上的一位奇才，一名高手。早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就不胜区区向往之至。一九八五年我在采访一个案子的时候有幸结识了他，当时他已离休，促膝谈心，立刻被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所吸引，此后我便成了汲潮家的常客，时不时地前去叨扰。当我应编辑之约，为写这部稿子作准备时，又三天两头地往汲潮家里跑，断断续续有二个多月的光景。这期间汲潮的脑血栓疾患又有所加重，（他于一九七七年患脑溢血，作了开颅手术）多亏北京晚报侯秀芬同志介绍了总后的一个医院，每周三次去注射蛇毒，几个疗程下来，明显好转。那些天杨雪芹同志又跌折了腿，打了石膏卧床疗养。就这样，这位颀长身躯，乐观健康的老人还架着双拐挪出屋来加入我们的谈话。

　　仓促成稿之后，我带着稿子再次走访了汲潮同志，请他提意见。他沉思良久，说：“非常感谢你！看了稿子，使我又回到那日夜战斗的岁月，回想起许多往事，更加思念很多老领导和与我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同志。其实，我所做的全部工作仅仅是他们光辉业绩中很微小的一部份。现在，有些老领导和老同志如冯基平、邢相生、吕岱、闵步瀛、赵霖、张延圣、李春本、郑英峰等，已经相继辞世，我时时在怀念他们。还有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如焦昆、张烈、杨毓秀、白萍、张昌、张振声、张书双、谢如峰、朱沙、李英古、王维基、马大年等都还健在；不少比我年轻些的同志他们现在也都是五十大几了，现在还战斗在公安战线的预审、侦察、教育等各个岗位上，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我也很想念他们，并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我请汲潮同志谈谈预审工作的经验。他对我说：“预审员在审案时，一定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代表着国家，一言一行都必须十分慎重。应有高度的责任感。搞好预审工作有三条：第一，你自己要坚信党的政策；第二，要让人犯也相信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第三，还要让人犯相信你这个人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只有这样，人犯才会在政策和法律的感召下交代问题。还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要让你的对手对你有诚恳、真挚感，觉得你确实不是欺骗他。特别是对一些青少年，应该对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抱着惋惜的态度，要立足于教育、挽救，要有耐心、爱心，使他们知错认罪。你知道那起法籍华人少年米邱尔·金的案件吗？那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因被指控用刀伤害某使馆秘书的女孩下肢而被拘传。经过审查，案情被否定了，是女孩出于少女的某种心理自伤后诬告米邱尔·金。但是审查中也查明米邱尔·金有很多坏习气，逃学、吸烟、喝酒、追逐妇女等。这个顽皮甚至素有流氓行为的小家伙，经多次耐心教育后痛哭流涕，决心彻底改悔，在最后一次审讯后他竟有些不愿离开审讯室，他红着脸欲说又止，我见他很难为情的样子望着我，就问他还有什么事，这个小家伙说‘你真像我的父亲，他就像你这样教育过我’。在他要走出审讯室时又满脸稚气地小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有个外籍少年朋友偷了友谊宾馆解放军的一支手枪，藏在家里。’根据这个线索，我们破获了这起悬而未决的窃枪案。”

　　忽然，汲潮同志像想起一件大事，对我说：“艾群同志，这本书有个问题！”

　　我一愕，是不是有哪件事写错了，忙问：“怎么？什么问题？您说吧！”

　　好像是在故意“卖关子”，汲潮笑笑：“这本书中写的全是过五关斩六将，咋没有走麦城？”

　　我有些不解。

　　“我也走过麦城啊！那是六十年代初期。“五·一”前夕，市局某派出所被盗走二支手枪。这件事震动全局。当时外事活动频繁，‘五·一’节又要举行庆祝活动。发生这样事还得了？市局组成专门班子，周总理、陈老总指示务必尽快查清破案。侦察工作大面积深入细致地展开了。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终于发现了作案人——公安局的一个干部。市局和预审处的领导把预审任务交给了我。证据可谓确凿，被盗的手枪也已起获。按说，突破这个案子，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事出意外，案子棘手得很，被抓的人对一切提问都一推六二五，凡是有关重要情节，不是‘我不知道’就是拒不作答。讯问已经进行多次了，毫无结果。一连几天几夜，能够使用的各种讯问策略方法，都试用过了，可是被审人仍是纹丝未动。我心急如焚，一筹莫展。任务急、时间紧，无奈何，把案子转交给老金同志，没料到，案子一到老金的手里，很快，案犯就如实招供了。我纳闷，处里不少同志也莫名其妙。你看我不是走麦城，‘栽’了吗？”汲潮哈哈大笑起来。

　　“杨大姐，您对汲潮同志最了解啦，您还有什么补充？请您也谈谈。”我转过头问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杨雪芹同志。

　　杨雪芹同志稍加思索，对我谈了以下几段感人至深的话：

　　“我同老汲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我觉得能促使他在工作上取得一点成就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他对革命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襟怀坦白，刚毅、坚强，从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记得五十年代初的一次评奖活动，他曾被评为全局的模范，全处上下意见一致，已经算定下来了。我为他高兴，心想辛辛苦苦、忘我工作了几年，这次会使他精神上得到莫大鼓舞与宽慰。为此，当模范去市局开大会那天，我特意急急忙忙跑向他的办公室兼宿舍，一来想看看他的喜悦样子，二来也想分享一下幸福与快乐。跑到他的办公室所在的跨院门口，看见一辆送模范的吉普车正停在院里，可是上车的模范却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位同志。我心中纳闷，猛然间又恍然大悟：是他的出身历史使他得不到这个荣誉！我含着眼泪；轻轻地缓缓地推开他的办公室房门，想安慰他几句，没想到，推开门一看，他正在若无其事、聚精会神地坐在办公桌前审阅案卷，研究案情。看他那副神态，我顿时放下心，又不觉一笑：‘用不着我去安慰，倒是他安慰了我！’

　　“老汲从不计较个人的进退荣辱，往往主动把方便让给别人。一九八二年前，老汲即将离休了，正赶上一次调级。那次调级面较大，大概是百分之四十，他科里的同志一致同意推荐老汲提级，可他自己硬是不同意，说：‘我已经要离休了，提不提级无所谓，应该把这个名额留给在职的同志。’同志们再说，他几乎要翻脸。大家只好尊重他个人意见。他当时是行政十五级，说实话，提不提这一级，在政治待遇上可是个大坎，有很大差别。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老汲现在还是按十五级享受着处级待遇。对此，他至今无悔、无怨。

　　“老汲一生为人严肃、认真、耿直、豪爽，生活上又很马虎，所以有时给人以生硬、不懂人情的印象。其实，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也颇晓得儿女情长。他的字写得相当潦草，龙飞凤舞，可是他还颇讲文理，有时还吟诗填词哩。这点，很多与他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还想不到哪！当文化革命中他在良乡集训队被隔离审查时，我被‘下放’到大兴县小皮营生产队劳动时，我们彼此挂念，难得会面，只能靠孩子们传些书信。一次，他在来信中写诗一首：

　　记否？

　　那年林下黄昏，

　　情窦初开时。

　　原野无声水悠悠，

　　惆怅晓风残月。

　　离别，

　　两地思悠悠，

　　重逢似初识。

　　如今俱是华发人，

　　相见语何少。

　　我在复信中也和诗一首：

　　朝朝盼君归，

　　夕夕送日没。

　　思君不见君，

　　老泪纵横落。

　　模糊泪花里，

　　君来脚步急。

　　缘何华发多，

　　体态忒减弱。

　　问寒未及暖，

　　奈何鹊桥撤。

　　别情苦凄凄，

　　更加风雪恶。

　　相扶出门去，

　　跌跌复坐坐。

　　问君再归时，

　　掩面答莫！莫！”

　　听了杨雪芹同志的叙述，我倍加感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怀着难以控制的感情，辞别了两位老人。“愿你们晚年幸福、愉快！多保重！老同志！”

　　在这里，对汲潮同志杨雪芹同志给我的帮助和支持，深表感谢之情，祝愿汲潮、杨雪芹同志健康长寿。

　　向读者作两点说明：

　　一、汲潮同志一再表示，审理每一个案子，决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包揽胜任，每个案子都是集体协作审理的，应该把其它同志们的功绩也写上。但是由于体裁和篇幅的限制，我不能人人落笔面面俱到，希鉴谅。

　　二、鉴于公安工作的性质，同时考虑到表述的方便，本书中若干人物使用了化名，若干时间，地点作了调整。

　　书中涉及的一些人物：

　　刘仁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残酷迫害，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逝世。

　　杨奇清同志，一九七八年逝世。

　　冯基平同志，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逝世。

　　邢相生同志，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逝世。

　　刘传新，于粉碎“四人帮”之际自尽。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