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旧城改造之一

　　请留下最后的老北京

　　最后的老北京，是二环内仅存的一千四百条胡同，无论它们是身处“保护区”之内，还是之外；最后的老北京，也是像孟端胡同45号院或麻线胡同3号院那样美丽的“孤岛”，都绝不能以“迁建”的名义，被金钱利益摧毁。北京旧城的格局和尺度，也是最后的老北京，像旧鼓楼大街和德内大街等，都绝不可以被随意拓宽。

　　保护的前提是保存，这本不需要商量，也不需要论证。就像一朵美丽的花儿，大家都知道它美，我们便不需要请谁来“论证”它究竟美或不美，以及是否有存活下去的权利。这也就像北京老城本身，它既然已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东方历史名城，也是国务院在1982年规定保护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对它的重新论证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回顾十年以来的拆城，哪一个工程项目不是通过“多方论证”而实施的呢？这岂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去否定当年国务院对这座古城的定性吗？

　　保护的前提是保存，而保护的前景其实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因为只要不再继续在北京老城的身体上做“规划”，只要宣布它将被整体封存下来，再坚定地像去年那样实施“标准租腾退”，把包括经租产在内的私房产落实给它们法定的主人，老城一定会“以不动带万动”，该拆违的拆违，该修房的修房，该卖房的卖房，从而过不了几年，一个恢复了原貌的老城便会重新被淘洗出来，即便它只是在原老城一半的疆土上。

　　最后的老北京，是表面上陈旧，骨子里灿烂的一座宫殿。它也是北京人的家：北京的胡同没有门牌，只有张宅、李宅或者孙宅。它们不需要“危改”，只需要关上几十年都在敞着的门。最后的老北京，是一个需要第二次“和平解放”的北京，从对它的重新规划中解放出来，从认识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从众开发商的手中解放出来。

　　请留下最后的老北京———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留给全人类。

　　□华新民（北京作家）

　旧城保护并非反对城市建设

    对北京旧城保护者来说，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已受到重创的保护对象，而且来自于社会上的误解。当他们的声音无法传递到外界时，在很多普通市民眼里，旧城保护就被简化为“不让拆旧屋子”，他们也干脆被认为是“城市建设的反对者”。

　　应该承认，多数旧城保护的反对者，对旧城保护的历史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比如，北京目前所要保护的旧城范围，在城市规划中所占比例非常小，远没到可以阻碍北京城市建设的地步；旧城中的居民之所以居住条件非常差，重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标租房”与“经租房”的出现，导致房屋产权不明晰，或者产权没落实到真正的产权人手里，造成房屋维修无人负责，加上人口越来越多，居住条件就越来越差。这显然与旧城保护无必然联系。

　　对这些历史背景不了解，从字面意思简单化理解旧城保护，自然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专家提出旧城保护要从理清产权入手；更不可能理解，北京市城市功能过于集中在城四区，也是旧城保护的“大敌”。因为城市功能集中于中心区导致市民不愿也无法迁往郊区。郊区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生活不便，而且有可能面临在大人失业、孩子失学和无法承担的交通费用之间选择的困境。

　　在这些“常识”之上，我们才能理解，旧城保护不仅是对一段人文历史的保护，更是对市民现实生活的关照。从城市管理的角度上讲，把集中在旧城中的市民迁往郊区，就必须提供他们财力所能承受的住房，并建设完善的配套设施。而产权理清后，业主即使无力维修，也可以出售出租房屋，让购买者和承租人承担维修费用。毕竟，北京古老的四合院具有巨大吸引力。这一切，对渴求新居的市民来说，都是福音而非“噩耗”。

　　没有这些“常识”，旧城保护就没有讨论基础。当旧城保护的倡导者遇上误解时，作为传递信息重要渠道的媒体，就应当起到解释和沟通的作用，向市民传递足够的信息，让市民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旧城保护。误解的天敌是公开与透明，媒体理应也完全可以在旧城保护上发挥更大作用。

　　□江新（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