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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庙碑亭新考

2002-12-1 11:00| 发布者: 陈平

    命建筹划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始建动工于嘉靖十年(1531年)春、建成竣工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的北京历代帝王庙①,在历经近百年的废置失修、占为它用后,终于修缮一新、恢复原貌,并于2004年4月28日向社会正式开放了。开放后的历代帝王庙要想发挥好其功能,就必须首先做好对其自身的研究。正是在这里,还存 在一些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景德殿两侧的四个碑亭,就是有待研讨的话题之一。?
  一、旧见重提?

  笔者曾于四年前刊一小文②,对帝王庙碑亭作过一番初步考察。当时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古今图书集成》载《帝王庙总图》、《乾隆京城全图》载《帝王庙图》、《大清会典图》载《历代帝王庙图》和《日下旧闻考》一书中与之相关的文字,及帝王庙现存四碑亭实物。其看法大致是:?

  帝王庙明嘉靖初创时的规制无图传世,但从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帝王庙总图》(图一)看,在景德殿东西两侧还绘有互相对称的两座碑亭。查景德殿两侧四座碑亭碑文,正东碑亭,阳面为乾隆五十年二月下浣《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满汉合文,阴面无字;正西碑亭,乃无字碑;东南碑亭,阳面为雍正十一年《御制历代帝王庙碑》,阴面是乾隆五十年《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西南碑亭,阳面为乾隆二十九年《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阴面为乾隆二十九年《历代瞻礼诗》。从碑文纪年判析,正东与西南两碑亭建筑时间应不早于乾隆二十九年,雍正年间可能已建成的只有正西与东南两座碑亭,但二者并不严格对称。《总图》将它们绘成严格对称格局,不免小有舛误。据《日下旧闻考》引《同野集》,明人萧端蒙在帝王庙于嘉靖十一年初成时,也曾撰有《京师新建帝王庙碑》文一篇。今该碑石已亡而文独存,明代不知置此碑于庙中何处,有没有建过碑亭?一般皇帝御书之碑方建御碑亭,萧端蒙系明代臣工,其碑当无建碑亭之理。即使曾建碑亭,也应与景德殿两侧四御碑亭异制。看来,这四座御碑亭(含正西无字碑)均非明物,当皆属清建。清雍正七年至其十一年大修时,又增建了正西与东南两座碑亭。正西碑亭的无字碑,或与唐武则天置于乾陵功过任后人评说的无字碑功用相仿。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乾隆京城全图》之《历代帝王庙图》(图二)中,绘有景德殿正西与东南两座碑亭,正东则有碑而尚未建亭。从亭内碑文推断,西南碑亭当建于乾隆二十九年,正东碑亭当建于乾隆五十年。这样,在嘉庆年间修成的《大清会典图》的《历代帝王庙图》(图三)中,就组成了景德殿两侧的四座碑亭。这也就是《大清会典图》所附《历代帝王庙图》中所描绘的场景。?
 
  二、新考略述?

  如果情况确如我在四年前发表的那篇小文中所说,“帝王庙明嘉靖初创时的规制无图传世”的话,我前面所列“旧见”勉强还说得过去,还不失为一家之言。但令我懊悔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日前,我在观看历代帝王庙管理处制作的有关专题电视片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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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古今图书集成》附《历代帝王庙总图》

          
             图二 《乾隆京城全图》的《帝王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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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大清会典图》附《历代帝王庙图》

          
             图四 《明会典》附《今帝王庙图》

 
  放的有关展览中,均看到了《明会典》所载《今帝王庙图》(图四)。经查,这张图应出自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一书。该书,商务印书馆曾于1936年出版过排印本,中华书局1989年10月又出版过商务排印本的影印本,应当不难查找。而且,中华缩印本在我所图书室开架书中就有陈列。惜乎我当年“查书不到、治学不精”,将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遗漏了。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编纂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至十五年(1587年),仅上距嘉靖十一年(1532年)帝王庙落成之期44年。可以说,该书所载《今帝王庙图》,应当就是帝王庙明嘉靖初创时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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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该图不难看出,在明嘉靖初创时,帝王庙景德殿两侧就有正东与正西两个碑亭存在。而我旧文中帝王庙“四座御碑亭(含正西无字碑)均非明物,当皆属清建”的看法,就有些靠不住了。成书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帝王庙总图》所列景德殿正东、正西两侧的两座碑亭,最大的可能应为明嘉靖以来的旧构(不排除中间曾经有过修缮)。该图所承继和反映的,正是明嘉靖初创时帝王庙碑亭原始的和真实的场景。我四年前那篇小文中关于帝王庙碑亭的说法,有必要作通盘的重新考虑和修正。根据我现在的思考,帝王庙碑亭的演进大势,似可作以下描述:?

  从明嘉靖朝帝王庙初创,到清雍正朝《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之前,帝王庙景德殿正东和正西两侧,一直就存在有严格对称的两座碑亭。而且,这两座碑亭及亭内碑刻一直到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大修帝王庙之前,均为明嘉靖时的旧构原物。其中碑亭古建部分,中间或曾有过修缮;而亭内碑刻,却是百分之百的明嘉靖帝王庙初创时的“原装”。其正西碑亭内的碑刻,就是自明嘉靖朝一直完好保存至今的“无字碑”。四年前拙文中提出的正西碑亭及碑刻应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旧见,是错误的,现在正式宣布放弃。其正东碑亭内的原碑刻,我现在认为:极有可能就是《日下旧闻考》引《同野集》所过录的那座明人萧端蒙于嘉靖十一年撰文的《京师新建帝王庙碑》。过去拙文所谓“萧端蒙系明代臣工,其碑当无建碑亭之理”的旧见,也应予以推翻和放弃。萧端蒙碑文中,有“臣窃以为兹举也”之语。从口气看,该碑文应为奉旨代帝而作,故而为其碑建亭也未尝不可。正东、正西两碑亭内碑石的形制、纹饰,与建于清代雍、乾年间的东南、西南两碑亭内碑石,有着明显的差别。这一点,也可以帮助证实我的上述看法。其一,正东、正西两亭碑石的体量(包括碑身、碑座、兽),均明显要大于东南、西南两亭内碑石。其二,正东、正西两亭碑首龙头均作圆雕外突,而东南、西南两亭碑首龙头均为平面浮雕(图五)。其三,正东、正西两亭碑座螭兽周身均雕刻有精细逼真的鳞片,而东南、西南两亭碑座螭兽周身均不雕鳞片(图六)。其四,底基海水江崖的状态、纹饰,正东、正西与东南、西南碑亭也有很多细部差别。我认为:这些差别,应不是同时代的不同做法所致,而是因时代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风格的反映。正东、正西碑亭内碑石所代表的,应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皇家碑刻作风;东南、西南碑亭碑石所代表的,则是清代雍、乾年间的皇家碑刻风格。有的读者或许会问,正西碑亭内矗立的是一通“无字碑”,反正没有明确纪年,明代、清代可以由着你说;而正东碑亭碑石所刻《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明明记录着该碑应制作于乾隆五十年二月下浣日之后,为什么这座碑石的风格你却说与明嘉靖年间所造正西碑亭的“无字碑”基本相同呢?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谈到乾隆五十年对正东碑亭及碑石的改造时,将再细加分析和解释。?

  清代对帝王庙碑亭布局的首次改变,出现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的那次重修中。这次,仅仅是在景德殿的东南方增建了一座御碑亭。亭内碑石阳面上镌刻的,则是作于雍正十一年的《御制历代帝王庙碑》。当时对正西、正东的两座明代碑亭和碑刻,均原封不动,作了很好的保留。关于这一点,《大清会典》在记录历代帝王庙的古建布局时曾说:“历代帝王庙在阜城门内,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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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西碑亭碑首立雕龙头

        
             东南碑亭碑首浮雕龙头

          图五 正西与东南碑亭碑首龙头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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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西碑亭碑座有鳞片螭兽

        
             东南碑亭碑座无鳞片螭兽
           图六 正西与东南碑亭碑座螭兽比较图

 
  庙门三楹,左右门各一,前石梁三。景德门五楹……。正中景德崇圣殿四九楹……。

  两庑各七楹……,前燎炉各一。殿前御碑亭一,殿后祭器库五楹,均南向。”请特别注意这段文字中的“殿前御碑亭一”这句话。从这句话,我们首先可以分析得出,上述《大清会典》所描述的,应是清雍正十一年重修帝王庙以后,而乾隆二十九年、五十年再修帝王庙之前的建筑布局。如果它所描述的是乾隆二十九年重修以后的布局,就不应只说“殿前御碑亭一”,而应把西南碑亭也算上,说成“殿前御碑亭二”。如果它所描述的是乾隆五十年又修之后的布局,则应把经乾隆五十年改造的正东碑亭也算上,说成“殿前御碑亭三”。雍正十一年增建东南碑亭后,帝王庙景德殿前明明共有碑亭三座,为什么《大清会典》却只说“殿前御碑亭一”呢?很明显《大清会典》的编纂者不认为当时正东、正西的两座碑亭是“御碑亭”,至少不是他们大清皇帝撰文的“御碑亭”。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清雍正年间帝王庙景德殿正东、正西的两座碑亭,是明朝遗留下来的碑亭。显然,《古今图书集成》所附《历代帝王庙总图》,应是清雍正十一年增建东南碑亭以前的原貌。如果有一张图描绘雍正十一年以后的雍正朝历代帝王庙的建筑布局,其碑亭就应有正东、正西和东南三座。这一点,我们在完稿于乾隆十五年的《乾隆京城全图》的《帝王庙图》(图二)里,也可以窥见其中消息。该图在正西与东南各有一碑亭,正东虽无亭却有碑。而这,正潜含着原先在正东就有碑亭的痕迹。这一点,《明会典》与《古今图书集成》所附两《帝王庙图》均可为证,只不过乾隆十五年以前已将正东碑亭拆去而尚留其碑而已。?

  清代对帝王庙碑亭布局的第二次改变,应出现在清乾隆十五年《乾隆京城全图》完稿之前。在与乾隆十五年相临近的两三年(乾隆十三年前后)里,完成于乾隆二十九年的那次对历代帝王庙的大修估计已经酝酿启动。为给这次大修完结后乾隆帝撰写的御制碑文建造碑亭,负责工程的官员首先就打起了景德殿正东碑亭和亭中萧端蒙撰文的《京师新建帝王庙碑》的主意。他们的第一个方案,是先将这个碑亭拆除,将萧端蒙撰文的《京师新建帝王庙碑》移走,再将乾隆御制碑立在萧碑的旧址上,最后再将碑亭建好罩上。可是在正东碑亭被拆除以后,只剩萧端蒙撰文的《京师新建帝王庙碑》光溜溜地矗立在那儿时,施工方案似又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决策者或又决定暂停实施该方案,转而将乾隆这次的御制诗文碑的碑亭改建在了与雍正十一年《御制历代帝王庙碑》碑亭相对称的景德殿西南方。这就是后来建成于乾隆二十九年的西南碑亭。而正东那块光溜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萧端蒙撰文的明嘉靖十一年造《京师新建帝王庙碑》,一直要等到后来人们想把乾隆五十年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碑亭建在那里时,命运和地位才发生了再一次的变化。因此,在乾隆二十九年至五十年这20年间,历史上还应有过一个帝王庙有正西、西南、东南三座完整的碑亭,并外加正东一块光碑的有趣阶段。只是那一段尚不见有图存世,而只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推测之中罢了。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我在四年前那篇小文中仅凭借《乾隆京城全图》附《帝王庙图》里只见正西与东南碑亭,就指责《古今图书集成》附《历代帝王庙总图》作正东、正西两碑亭严格对称格局有舛误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原先要将乾隆二十九年御制诗文碑及碑亭建在正东萧端蒙碑及碑亭旧址上的计划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呢?因无确凿的文献记载,我们现在还只能作一些推测。很可能是原先未引起人们足够注意的萧端蒙碑,在碑亭被拆除以后才引起了人们的足够的注意和重视。这么好的东西,将它毁于一旦未免可惜。于是,或是官员下令,或是皇上下旨,原定方案就被暂停搁浅了,萧端蒙碑文也就露天多矗立了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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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对帝王庙碑亭布局的第三次改变,应出现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这年,乾隆朝对历代帝王庙的大修竣工了,乾隆帝为这次大修御制的诗刻碑文也都雕成了。但碑立在哪里,碑亭又应建在何处呢?最后,有关方面放弃了毁正东明碑亭于其原址改建新碑亭的旧方案,而将乾隆二十九年御制诗文碑的新碑亭改建在了景德殿的西南,恰好与立雍正十一年御制碑的东南碑亭对称的地方。亭内石碑的体量、形制与纹饰,也都采取了与东南碑亭内雍正十一年御制文碑大致相同的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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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对帝王庙碑亭布局的第四次改变,应当出现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这年春天,乾隆帝在历代帝王庙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亲祭盛典。盛典过后,乾隆帝仍余兴未了,又挥笔写下了《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和《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两篇御制文,并下令皆要勒碑上石。有关臣工先将《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文刻在了东南碑亭雍正十一年《御制历代帝王庙碑》后空白的碑阴,从而形成了碑阳为父雍正碑文、碑阴为子乾隆碑文的东南碑亭内的“父子碑”,一时传为美谈。可是还有一篇乾隆五十年《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御制文往哪儿搁呢?放在正西的“无字碑”上肯定不行,而西南碑亭碑阳为乾隆二十九年《御制重修历代帝王庙碑》,碑阴是乾隆当年的《历代帝王庙瞻礼诗》,东南碑亭阴、阳两面也都挤得满满的,全都没有空地方。再找第五处建碑亭,也没有余地。怎么办呢?这时,有关人员又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乾隆十五年以前就已把碑亭拆除、光溜溜矗立在景德殿正东位置上的明萧端蒙撰文的《京师新建帝王庙碑》上。不如还按原计划将萧碑连身带座全部移走,然后再仿照正西碑亭明碑式样雕造一御碑(含碑身、碑座),将乾隆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记》文镌刻在上面,立在萧碑原址,最终再加建碑亭,将其罩上。那么,为什么这次人们不干脆将萧碑碑文铲平再刻上乾隆御制文,以萧碑原石作乾隆御碑呢,这样不是更省事吗?为什么还要费尽心力地去仿制正西碑亭的明碑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萧碑是臣工撰文之碑,其碑首、碑身、碑座装饰图案、形制等均与帝王的身份不合,规格大大偏低。这从《乾隆京师全图》之《帝王庙图》中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那块被拆去碑亭、裸立在正东位置上的萧碑,碑首没有立雕之龙头,基座也不是庞大的螭兽。因此,我的看法倾向于,现在位于正东碑亭内的那通乾隆御碑,从碑首、碑身到碑座螭兽底座海水江崖,都是清乾隆后期仿明碑的杰作。其目的,是与正西碑亭明无字碑保持严格的一致,以满足对等的等级理念,达到对称和谐的美学效果。?
以上,就是我对历代帝王庙碑亭布局演进过程所作的最新思考,发表出来仅供学界品评和有关部门参考。?

  ①近来,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历代帝王庙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这种说法虽不能说错,但却不免失之于含混。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最初应酝酿于明嘉靖九年。这年,右中允廖道南奏:“今之郊祀,列历代帝王一坛于五岳四渎之间,是跻人鬼于天神地祗。南畿(南京)历代帝王庙每岁致祭,宜归本庙。”嘉靖帝览奏,“命建庙于北都致祭”。同年,礼臣又上奏说:“营建庙宇非旬月可完,若候庙貌完备,诚恐缓不及事,有误春祭。合于嘉靖十年(1531年)暂于南京本庙权添春祭一祭。”嘉靖帝闻言又降旨说:“来春暂于(北京大内)文华殿设坛(祭历代帝王),朕亲一举。”事实上,终嘉靖九年,历代帝王庙工程未曾动过一锨土。不仅如此,甚至连庙址都还未最后选定。因此,不宜笼统地说“历代帝王庙建于嘉靖九年”。据《明实录·世宗实录》,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丁酉(十二日),工部才将阜成门内保安寺故址作为新选定的帝王庙庙址上奏呈入并得到嘉靖帝的认可。因此,历代帝王庙工程实际动工的最早日期,不得早于嘉靖十年正月丁酉日(即十二日)。而帝王庙的竣工落成日期,《明会典》的记载是“嘉靖十一年夏”。因此,帝王庙建造年代怎样表述才算准确,有关部门似还需仔细斟酌。我建议,最好改成“历代帝王庙建成于明嘉靖十一年”。?

  ②陈平:《全国唯一的历代帝王庙》,《阜景文化街——北京西城名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12月北京第1版。?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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