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城垣和城门，是明代永乐年间在元代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历经清代、民国至北平解放至今，已有590余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许多城垣、城门大多已不存在，它们的位置已为现代化道路和立交桥所取代，仅以城垣或城门的名称存在于车站名及路牌上，许多人已不知各城垣、城门的形制及位置了。?
老北京城是以紫禁城(宫城)为核心，外围皇城、内城(大城)和外城(重城)等四道城池组成。?
紫禁城(宫城)?
紫禁城位于皇城中心稍偏东南，其东、西城垣为元代宫墙旧线，南、北城垣均较元代宫墙南移500余米，紫禁城垣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呈矩形，墙体内外侧各用四进砖，约2米厚，内实夯土，城墙高9.9米，墙基厚8.62米，顶阔6.66米，两侧收分0.98米，城垣顶外侧筑雉堞墙及“品”字形垛口共高1.34米，厚0.37米，内侧筑女儿墙，城垣顶部海墁城砖，稍向内斜，可于女儿墙下沟眼泄雨水。东、西、北垣外距城根约16米为护城河(筒子河)，河宽52米，深4.10米，河总长3300米，南垣午门外水道为暗沟。?
南垣正中为午门，明永乐始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雷火烧午门，三十七年(1558年)重建，万历元年(1573年)重修午门正楼，清顺治四年(1647年)重建，嘉庆六年(1801年)重修午门，城台为“凹”形，台高13米，开3个外方内圆的券洞门，两侧开左、右掖门各一，城楼由正楼、朵楼、阙楼组成，正楼9间，台基四周围白石栏，重檐庑殿顶，铺黄琉璃瓦，前后出廊，楼宽61.97米，进深5间27.97米，通高37.95米，左、右两掖明廊各三间，折向南四隅各建一重檐四脊攒尖顶方亭，亭间联以长庑。午门内侧城台左、右各有3段3折马道。?
午门外正南面有端门，形制略同天安门，午门外东、西两侧有左、右阙门，均为砖木构宫门形制，端门、左、右阙门均为午门之拱卫。
北京城垣和城门位置示意图?
神武门(明玄武门)为宫城北垣门，与午门同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城台与城墙同高，高约9.9米，深约19米，辟3个外方内圆之券洞门，城楼为重檐庑殿顶，铺黄琉璃瓦，连廊面阔7间，进深3间，城楼四周围白石栏，楼内原设宫城之更鼓。神武门城台内侧左、右各有两段登城马道，门北筒子河以涵洞暗沟通水，神武门与北上门(1956年拆除)之间形成小广场，现神武门与景山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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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西华门为紫禁城东、西垣城门，位于东、西垣近南端，东、西相对，城台、城楼形制与神武门略同，惟东华门之门钉为72个，或因帝后出丧均出此门之故，其它三门门钉均为81个，东华门东对玉河之“皇恩桥”及桥东之皇城东门，东安门。西华门西对中南海之西苑门。
紫禁城四隅有角楼，筑于城角方形墩台上，建筑平面为曲尺形，两层台基，周围白石栏，角楼为三重檐，多角、多檐、多山花、多脊、四面显山、十字脊，中心置鎏金塔式宝顶，朱红三交六磖菱花隔扇，造型秀丽复杂，由地面至宝顶通高27.5米。 ?
皇城
皇城是保护紫禁城外围的城墙，皇城内大部为苑囿、皇家庙宇、内官衙署、库藏、局作、明 代不许百姓居住，清代允许满族居住。? 皇城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墙垣较元代萧墙向外扩展，周长近22里，呈不规则方形 ，西南缺角。墙用明城砖砌筑，抹麻刀灰，涂红土，顶复黄琉璃瓦，墙高6米、墙基厚2米， 顶厚1.7米，皇城北垣长约2460米，位于今平安大街中段之地安门东、西大街南侧一线，东 垣长约2150米，位于今东皇城根北口至今贵宾楼对面一线。西垣长约2644米，初建时因西长 安街西端有元代“双塔庆寿寺”(1955年4月拆除)故西垣自西皇城根北口至灵境胡同向东南 斜至今府右街中段再南至府右街南口，形成皇城西南之缺角。南垣长约1650米，自今府右 街 南口至今北京饭店迄西一线，南垣正中为天安门，天安门前复筑“T”形宫廷广场，正对天 安门正中为千步廊之通道，道内东、西建廊房各110间，又东、西折有北向廊房各34间，皆 为连檐通脊、硬山、灰筒瓦顶、红墙(千步廊于1914年拆除，其东、西复墙于1958年拆除)。 千步廊南端为中华门(明为“大明门”、清为“大清门”)，门为砖石结构，青白石须弥座， 红墙、五楹，中辟三券门，单檐歇山、飞檐重脊，顶复黄琉璃瓦，门前置石狮及下马碑，中 华门南隔“棋盘街”与内城正阳门相对(中华门于1959年拆除，1976年于此建毛主席纪念堂) 。长安街东、西两端有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二门形制与中华门略同，此二门南各与千步廊 东西两端相接，封闭“T”形广场，禁民通行，1912年12月将长安左、右门石门槛拆除，191 3年1月1日长安街正式通行，长安左、右门于1952年拆除。在长安左、右门外乾隆二十五年 曾建砖石琉璃门各一座，辟三方门，称“东三座门”、“西三座门”，1913年为开通长安街 ，将此东、西三座门改建为红墙、黄琉璃瓦歇山小式顶之三孔券门，仍称东、西三座门(此 二门于1951年拆除)。中华门、长安左、右门及东、西三座门均属皇城正门天安门的拱卫门 。皇城南垣于1912年拆通南池子、南长街处二豁口，并于1917年建红墙黄琉璃瓦木梳背式顶三孔券门各一座。1913年将南海南垣中段开缺口以短墙接南海“宝月楼”之两侧，将宝月楼改称“新华门”。现皇城南垣尚存南池子南口、南长街南口及中南海之南墙等数段。?
皇城北垣于1913年拆通厂桥处豁口，1916年拆通北箭亭处豁口，1922年11月将北海辟为公园，于北垣偏西处辟北海后门，1926年陆续拆除北垣东、西墙，仅存北海后门两侧小段墙垣。皇城东垣，于1913年拆通翠花胡同西口对面皇城墙之豁口，1917年7月张勋复辟，讨逆军拆菖蒲河一段城垣攻张勋宅，1924年将东垣南段拆除，1926年拆东垣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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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西垣于1913年拆西安门南侧豁口，1917年拆通枣林街豁口及灵境胡同一带城垣，1924年拆西垣北段，以皇城砖修“大明濠”下水道，现灵境胡同南口处之府右街至府右街南口尚有皇城墙遗存。
皇城四门
天安门(明“承天门”)皇城南垣正中门，门外有金水河，建汉白玉石桥5座，称“金水桥”( 明初为木桥，景泰始易为石桥)，另在东、西两侧近长安左、右门处各建石桥一座，称“公生桥”今之七座桥均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重建，公生桥对南面之千步廊之公生门(公生门于1914年与千步廊同时拆除)。?天安门城楼，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天顺元年(1457年)七月曾被焚，成化年间重建，明崇祯末年(1644年)又被焚。原城楼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城台高十余米，城台涂朱，辟五券门，中门为皇帝出入，其它四门亦按官品等级规定出入，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外绕汉白玉石栏，重檐歇山顶、铺黄琉璃瓦，通高33.7米。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后改称天安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重修，后经多次修葺。解放后，对天安门及广场多次修缮、扩建，对城楼历年均有修葺，1969年12月15日天安门城楼重建，更换梁柱构件，于1970年4月7日竣工，1999年对广场更换花岗石路面，铺草坪，并对城楼进行修葺。?
地安门(明“北安门、俗称“后门”)，位于皇城北垣正中，南对景山、北对鼓楼，始建于永乐十八年，清顺治九年七月重建，改称地安门，为砖木结构之宫门式建筑，面阔七楹，三明间为通道，设朱红大门三对，左、右两暗间为值房，地安门内左、右侧各建雁翅排房(排房于30年代拆除，地安门于1954年拆除)。?
东安门，位于皇城东垣中间偏南，始建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门内对玉河之“皇恩桥”与紫禁城之东华门相对，东安门形制与地安门略同，按：东安门原在永乐十五年所建之皇城东垣，其址在玉河之西，玉河即元之通惠河，明初仍为货运进京城“海子”(积水潭)之水路，因距宫城近，喧嚣之声闻于宫禁，宣德七年(1432年)将皇城城垣东移至河东，将此段玉河隔
于皇城之内，城内水运遂废，于新东垣重建东安门，玉河之西旧东安门址处建东安里门。东安里门为红墙，黄琉璃瓦歇山小式顶，三方形门，于1925年拆除，东安门于1912年2月27日由袁世凯策动曹锟兵变“壬子兵变”时焚毁。?
西安门，位于皇城西墙中段偏北，因有太液池相隔，距紫禁城较远，并且与东安门不相对衬，门之形制与地安门、东安门略同，西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门内曾有明代玉熙宫之棂星门(今文津街西口处)，清将棂星门改建为砖石琉璃花壁方形三座门称“外三座门”，又将明代之“乾明门”(团城以东)改建为砖石琉璃花壁之三座门，为“内三座门”(此二门均于1956年拆除)，西安门于1951年因摊贩不慎失火，焚毁。西安门有楠木模型存世。
北京内城(大城)
北京内城城垣是明初在元大都城城垣基础上改建和扩建的，洪武元年八月(1368年)，徐达攻 下元大都城，为防元军反攻，命华云龙等修整大都城西、北城垣，改“大都城”名为“北平 ”，改北垣之“安贞”、“健德”门为“安定”、“德胜”，并在北垣南五里修建一道土城 垣，为北城垣之第二道城防。因不拆原北垣，故土方不敷，在城垣夯土内多充填元代碑碣、 石刻、建筑构件等。此道土城西侧正值积水潭水面故向南稍斜，形成内城西北之缺角。洪武 四年六月(1371年)北平地震，是年改建北平城，以北垣南五里之土墙加高加宽为新建之北垣 ，辟二门，仍名“安定”、“德胜”，废原大都北垣及东西垣北端城段及“安贞”、“健德 ”、“肃清”、“光熙”等四门。并将东、西、南、北四垣外侧加基石、砌砖。永乐元年(1 403年)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大雨坏北京城垣，发军民修筑，本年议迁都北京， 先以北京为“行在”，筹建北京宫殿、皇城。由于宫城、皇城向南扩展，永乐十七年(1419 年)十一月将北京南城垣南拓约2里，重建南城垣，仍辟三门。并将四面城垣外侧加筑墩台， 城垣外侧砌砖石，正统元年(1436年)修筑京师九门城楼、箭楼、角箭楼、城垣、桥闸。正统 十年(1445年)将城垣内壁加砌砖石，内城始基本完备，以后明代各朝均有修整内城城垣之记载。，以顺治初及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及水灾后、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之修缮规模较大。内城城垣内为夯土芯，内、外侧均以条石为基，上砌城砖，因历代修缮，所砌城砖有多至四重者。城垣顶面海墁城砖，呈外高内低，外侧砌雉堞垛口，二层外有回廊，三明间前后装修菱花隔扇门窗，两侧次间为红垩砖墙，城楼连城台通高40.96米。?
瓮城，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5米，北端二角为直角接南城垣，南端二角抹圆，瓮城墙体，形制与城垣略同。?
箭楼，在瓮城南端，正统元年(1436年)建，箭楼城台南端凸出瓮城近10米，城台高约12米，正中辟券门，与城门相对，门洞内设“千斤闸”，箭楼面阔七间，宽62米，进深20米，北出抱厦五间宽42米，进深12米，箭楼通进深32米，抱厦辟过木方门三，两侧上方各辟箭窗1孔。箭楼为重檐歇山顶，铺灰色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饰绿琉璃瓦脊兽，通高38米，箭楼南、东、西三面辟箭窗，南面四层每层13孔，东、西侧各四层每层4孔，连抱厦2孔共有箭窗86孔。?
闸楼，建于瓮城东、西两侧，瓮城开券门，券门内有“千斤间”，券门上筑闸楼，闸楼面阔三间，单檐歇山小式，顶铺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饰绿琉璃脊兽，闸楼外侧正面设箭窗二排共12孔，内侧 正面辟过木方门，两侧各开小方窗1。?
瓮城内于城门两侧东建观音庙，西建关帝庙(“文革”中拆除)，瓮城外，东、西两侧曾为东、西荷包巷均为商肆，箭楼前护城河上建单券石拱桥，桥面分三路，中为御路。桥南有六柱五楼之“正阳桥牌楼”(五牌楼)。正南遥望天桥及外城永定门。?
正阳门自明正统元年重修、增建后，历朝都有不同规模的修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箭楼火灾，后重修。清代沿明旧制，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箭楼火灾，次年修复，因复用被火之券洞，修后，券洞经压出现裂缝，返工重修，督工大臣英廉、何癋罚俸赔工料之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箭楼火灾，当时因鸦片战争后，清廷人力物力困乏，需银68800两，重建箭楼所需用三丈四尺多长之大木柁，无力筹办，只得将西郊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之大梁拆下使用，至咸丰元年(1851年)始竣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外老德记洋药房，火延正阳门外大片商铺，正阳门箭楼及东、西荷包巷被火。同年八国联军炮火摧毁正阳门箭楼，城楼受损。1900年冬正阳门城楼，因洋兵在楼内燃火取暖，将城楼全部焚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陈壁奉旨重修正阳门城、箭楼，时工部收存各城门工程档案均被洋兵所毁，复建正阳门城楼只得按崇文门规制放大修建，崇文门箭楼亦被八国联军焚毁，复建正阳门箭楼即按宣武门箭楼规制放大修建，重建城、箭楼所需巨大木料，由袁世凯部下张广建从山东筹办，据《正阳门工程奏稿》载：重建正阳门城箭楼总共用银四十三万三千两。?
1900年后正阳门城楼及东侧城垣为美军兵营及使馆边界，美军在城楼及城垣设岗，民国后每至“国庆”(十月十日)，北洋政府军仅可在正阳门站岗一日，市民十分愤懑，后几经交涉，始于1919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于11月1日美军交还正阳门城楼。?
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德国工程师罗克格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拆除瓮城后改造正阳门箭楼，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以为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原箭楼与瓮城衔接处塑补半月形西式图案，箭楼第一、二层箭窗加水泥遮阳，抱厦两侧各增加4个箭窗，故箭楼箭窗即成为94孔，所有箭窗均改成玻璃窗，箭楼内也有很大改动，曾辟为“国货陈列馆”，后又辟为剧场、影院，箭楼南之三路石桥亦将中间御路拆通，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增加了西洋色调。
1949年北平解放后，正阳门箭楼曾作为检阅台、解放军首长在此检阅解放军入城式。?正阳门城、箭楼于解放后多次维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拨正加固，1957年城、箭楼装设避雷针，1976年唐山地震，正阳门城、箭楼受损，1976年至1978年对城、箭楼进行大修。1989年对箭楼进行修缮，1990年1月对外开放，199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大修，于1993年对外开放。?
崇文门，(俗称“哈德门”)位于内城南垣东侧，西距 正阳门3里，元代称文明门，元代之文明门约在今崇文门内大街北口处，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南垣南拓时重建，仍名“文明门”，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改称“崇文门”。位于今崇文门内大街南口。?
城门城台高10.20米，基宽43.45米，城台基厚28.55米，城台顶面宽38.35米，城台面进深23.80米，内侧券门高9.49米，宽6.95米，外侧券门高5.60米，宽6米，城台内侧左、右有马道1对，宽4.85米。?? ??
北京正阳门与箭楼瓮城未拆除时情景(1915年拆除瓮城)
城楼形制小于正阳门，面阔五间，连廊通宽39.1米，进深三间，连廊通进深24.3米，城楼连城台通高35.20米，城楼形制为重檐三滴水，歇山式屋顶，楼阁式建筑，顶铺灰色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饰绿琉璃脊兽，梁柱为红色，施墨线旋子彩画，城楼一层为红垩砖墙，灰下肩，四面明间辟过木方门，二层有回廊，明间前后为隔扇门窗，两侧暗间为红垩砖墙。?
瓮城为长方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78米，北面二直角接城垣外侧，南二角抹圆，瓮城西侧辟券门，券门上建闸楼，瓮城西北角建关帝庙。崇文门箭楼，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炮火，仅存城台，1901年英军将铁路修至正阳门东侧，拆通崇文门瓮城，拆瓮城西侧之闸楼，及关帝庙，为了崇文门通行，将箭楼城台中间辟券门。?
崇文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各朝均有修缮记录，清代沿明旧制，历朝亦有修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曾大修城楼，民初拆除箭楼城台及券门，民国十年(1921年)曾对城楼进行修饰。崇文门一带，自元代因通惠河货运而成为商业繁盛地带，明代拓南城后，即将“京师税务衙门”设于今崇文门外大街路东、上三条与上四条之间，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设“宣课分司”，弘治六年(1493年)将九门课税统由“崇文司”监管，清沿明旧制，设“监督署”专收货税，清代崇文门除收税外，还代宫廷变卖人口和财物，清旧例，王公大臣获重罪，抄家籍没财产、家奴、人口一律归内府，如内府不需用则交崇文门税所变卖，银交“广储司”。崇文税署虽名义上列归户部，实际由宫廷控制。崇文门税务机构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始撤销。崇文门外吊桥东北桥翅曾有径1米之铁龟，传为镇水之物，附近有镇海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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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于1950年拆除崇文门瓮城东、西两侧之铁路洞子门及残存瓮城，并在城楼西侧城垣开豁口，城门楼于1959年拆除。宣武门(俗称顺治门)位于内城南垣西侧，东距正阳门3里，元代为“顺承门”约在今西单北大街南口与宣武门内大街北口交汇处，明永乐十七年将南垣南拓时重建仍名“顺承门”，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改称“宣武门”。位于今宣武门东西大街交汇处。城门城台高10.40米，底基宽43.80米，城台顶面宽38.00米，城台面进深?23.80?米，内侧券门高8.50米，宽6.90米，外侧券门高5.50米，宽6.05米，城台内侧左、右有马道1对，宽5.10米。城门形制与崇文门略同，面阔五间，连廊通宽约32.6米，进深三间连廊通深23米，城楼连城台高约33米。瓮城为长方形，南北长83米，东西宽75米，北端直角接南城垣，南端抹圆，瓮城东侧辟券门上建闸楼，瓮城东南侧建关帝庙(关帝庙于1927年拆除)。?
箭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顶铺灰筒瓦、绿色琉璃瓦剪边，饰绿琉璃脊兽，箭楼面阔七间，宽36米，进深三间14米，北出抱厦五间面阔27米，开过木方门三，进深7米，连楼通进深21米，通高30米。箭楼南面辟箭窗四层，每层12孔，东、西两侧各辟箭窗四层，每层4孔，抱厦东、西两侧各辟箭窗1孔，全楼有箭窗82孔，箭楼建于明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1439年)，宣武门箭楼于1927年拆除，仅存城台及瓮城闸楼券门，城台及瓮城于1930年拆除，1931年竣工。?
闸楼，建于瓮城东侧券门上，闸楼面阔三间，单檐歇山小式，顶铺灰筒瓦饰灰瓦脊兽，正面辟箭窗二排，每排6孔，共12孔，闸楼西侧背面明间开过木方门，两次间各开方窗1，闸楼于1927年拆除。?
宣武门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时均曾修葺，清代沿明旧制，历朝均有修缮。民国十年(1921年)曾维修城楼，1944年有修缮城楼记录。民国十九年1930年拆除瓮城及城台时，将距城门10米之五座砖砌方台拆除，砖台高约1.5米，砌四级城砖，上覆巨石，该五座砖台系因宣武门地势最低，暴雨时，雨水汇积城门，以此五砖台侧水之深浅，水逾台级数，以定开城门泄水之标准，应为明、清时泄洪报警设施。?
解放后于1950年在宣武门东侧城垣处开豁口，以利通行，城楼于1965年拆除。?
内城东南角箭楼，位于内城东、南垣交角处，东临通惠河，西邻北京站，城台为方形，台高12米，城台之西北角与内城东南垣角相接，台底基长39.45米，顶长35米，角箭楼交角正楼平面为曲尺形，正楼背面有交角抱厦亦呈曲尺形，正楼外侧两长面各长35米，中辟过木方门，抱厦两窄面各为2.75米，角箭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顶铺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饰绿琉璃脊兽，屋顶两条正脊相交处，起东、南两个歇山结构，使正脊相交处呈十字交叉，中间装火焰宝珠式绿琉璃宝顶，宝顶高1.3米，东南角箭楼通高29米，角箭楼东、南两长面各辟箭窗四层，每层14孔，西、北两窄面各辟箭窗四层每层4孔，全楼共设箭窗144孔。角楼城台内侧筑马道一对。?
东南角箭楼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兴工，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竣工，明嘉靖、隆庆、清乾隆朝均有修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炮火对东南角箭楼破坏很重，清末曾作修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曾维修东南角箭楼。?
1981年和1988年国家对内城东南角箭楼两次全面整修。?
朝阳门(齐化门)位于内城东垣南侧，今朝阳门立交桥处，原为元大都东垣之南门“齐化门”。明洪武元年(1368年)、洪武四年(1371年)修补沿用，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葺，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改名“朝阳门”，城楼形制与崇文门略同。城门城台基宽41.10米，城台基厚?27.35?米，城台顶宽34.7米，城台顶进深21.50米，城台高11.70米，内侧券门高8米，宽6.4米，外侧券门高6米，宽5.10米，城台内侧左、右马道宽5米。?
城楼面阔5间，连廊通宽31.35米，连廊通进深19.2米，连城台通高32米。?
瓮城为正方形，西端接东垣二直角，东端二角抹圆，东西长62米，南北宽68米，于瓮城北侧辟券门，券门上建闸楼，瓮城内西北建关帝庙(闸楼及关帝庙于1915年修环城铁路时拆除)。1915年在箭楼后部两侧建“之”字形砖蹬道。朝阳门箭楼略同于宣武门，城台高?12.5?米，面阔七间32.5米，进深三间18.5米，后出抱厦五间阔27米，正面开过木方门3个，抱厦进深6.5米，箭楼通进深25米，共有箭窗82孔。箭楼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之日、俄军炮火摧毁，1903年后重建。?
朝阳门在明、清历朝均有修葺。明、清两代，京城食米皆从南方经运河运至东便门外大通桥，再用车马运至朝阳门内各粮仓，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疏浚朝阳门外护城河。并设水关于朝阳、东直二门，节省大量陆路运输，南粮及货物可自朝阳门入仓储。朝阳门多为粮食入城之门，券门内曾有石刻谷穗标记，1900年亦被八国联军所毁。朝阳门瓮城及闸楼于1915年修环城铁路拆除。?
1950年于朝阳门城门北侧城垣开豁口，以利交通。于1953年将朝阳门城楼拆除。1957年将朝阳门箭楼拆除。?
东直门位于内城东垣北侧，原为元大都东垣中门“崇仁门”，城门位于今东直门立交桥西，明洪武元年(1368年)、洪武四年(1371年)均修补沿用，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葺，改称“东直门”，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成化九年城楼曾被火，后重修。清嘉庆三年(1798年)曾重修城楼，明、清两代历朝皆曾修葺。城楼形制与朝阳门略同，尺度略小。?
城门城台底基宽39.95米，底基厚?28.8?米，城台顶宽35.20米，顶进深22.90米，城台高11.58米。内侧券门高7.70米，宽6.35米，外侧券门高5.25米，宽?5.30?米，城台内侧左、右马道宽4.8米。?
城楼连廊，面阔31.50米，连廊通进深15.30米，连城台通高34米。?
瓮城为正方形，四隅均为直角，东西长62米，南北宽68米，瓮城南侧辟券门，券门上建闸楼，闸楼形制同朝阳门。瓮城西北角建关帝庙，1915年因修筑环城铁路将瓮城、闸楼拆除，于箭楼后部两侧建“之”字形砖蹬道。?
箭楼形制与朝阳门略同，1927年将箭楼拆除，仅存箭楼台基，台基于1958年拆除。?
东直门明、清间南方木材经运河运京均储于东直门外，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于东直门外建水关，管理进京货物。清代于东直门外设为“春场”，每至立春时顺天府尹于此鞭“春牛
”“打春”。?
1950年在东直门城门北侧开豁口，以利交通，1965年拆除东直门城楼。?
内城东北角箭楼，位于今东直门北大街北口与安定门东大街东口交汇处，形制与内城东南角箭楼相同，建于明正统元年至四年(1436-1439年)，明、清各朝均有修葺，1915年修建环城铁路时在内城东北两角城墙各打洞子门，将东北角箭楼与城垣分开。1920年将东北角箭楼拆除，仅存城台。1953年拆除城台。?
安定门，位于内城北垣东侧，原在今安定门立交桥正中处，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下元大都城，同年九月改大都为“北平”，将原元大都北垣东侧门“安贞门”(原址在今安定门外小关)改名“安定门”，命指挥华云龙，修整元大都旧城垣，另在北垣南五里另筑北土垣，以为北城垣之第二道防线。洪武四年(1371年)改建北平城垣，废元大都北垣及北垣之原“安贞”、“健德”二门，以新筑北土垣加高加宽，东侧门仍称安定门。永乐七年(1409年)，修安定门城楼及城垣，正统元年至正统四年(1436-1439年)修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安定门城楼形制与朝阳门略同，城楼台基底宽40米，台基厚27.5米，城台顶宽35.80米，城台顶进深22.85米，城台高11.13米，内侧券门高10米，宽7米，外侧券门高5.5米，宽5.6米，城台内侧左、右马道宽5.25米。?正统六年(1441年)安定门城楼失火，当年修复，明、清历朝均有修缮，道光六年(1826年)安定门城楼失火，后修复。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攻占安定门，城上悬英、法旗，不准中国居民出入。《北京条约》后，至1860年11月5日，始将安定门交还清廷。?
安定门城楼面阔五间，连廊面宽31米，进深三间，连廊16.05米，连城台通高33.13米。?? 尽管长度相当，所著起止与原载尺度之书并不相符。其后凡以“周十八里有奇”与“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并录的著作，按实际尺制折算，“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已超过二十里，远非“十八里有奇”所能括定。?
因“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著于《乾隆会典》，“三千三百四丈三尺六寸”著于《国朝宫史》，两书俱诞生于乾隆朝，其间差异是否因乾隆朝增建“三座门”之故，就需通过具体考察来判断了。以《国朝宫史》的记载核算：?
(1)3304.39+471.36=3775.75?
(2)3304.39+155+167.51=3626.9?
(3)3304.39+471.36+155+167.51=4098.26?
以上，(1)是以《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围墙”加大清三门垣长；(2)是以“皇城外围墙”加东、西三座门垣长；(3)是以“皇城外围墙”与大清三门及东、西三座门垣长累记。得结果均与《乾隆会典》记载的长度不符。说明后修诸书于“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下记载的外三垣尺度，并非包含关系；“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下记载的外三垣尺度也不存在递加关系。?
由于外皇城早已拆除，以旧民国《北平实测图》计量，皇城四垣呈如下情况：?
北垣长约2506米；?
东垣长约2756米；?
西垣曲折较多，总长度约3274米；?
南垣(未计两长安门内所狭天安门及其两侧垣墙长度)约1701米；?
合计10237米。?
我国对明、清尺制的换算，目前通用丈折3.2米。国家计量总局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图集》收录明代“营造尺”两种。一尺为1956年山东梁山宋金河支流沉船内发现的明骨尺，长31.78厘米；另一尺为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牙尺，长32厘米。两种尺制分别折算官修书籍中的紫禁城尺度，以31.78厘米的尺制更符合现行紫禁城实测尺度?〖HT6”，6SS〗⑥〖HT5”，5SS〗。按该尺制折算上述皇城计量：?
北垣约合七百八十八丈五尺五寸；?
东垣约合八百六十七丈二尺一寸；?
西垣约合一千零三十丈二尺一寸；?
南垣约合五百三十五丈二尺四寸；?
合计三千二百二十一丈二尺一寸。上述四垣长度总计比《万历会典》记载的“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仅短四丈七尺三寸。计量结果表明，《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周长虽然是以大明门六门为起止，实际长度只与天安四门为周回的垣墙长度相当。?
“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首见于《国朝宫史》，因其原述为“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其下续记“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正南榜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故有必要对《宫史》的记载作一考察。?
前算图量，皇城周长10237米，以目前通用的清代尺制每丈合今3.20米折算，约三千一百九十九丈六寸，由于图量南垣未包括狭于两长安门以内的天安门及其墩台两侧垣墙长度，该段长约364米， 折清制一百一十三丈七尺五寸，二者相加得三千三百一十二丈八尺一寸。扣除古今丈量误差，与《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接近。?
另法折算：?
图量，大清门至两长安门各长760米；总计1520米。合清制约四百七十五丈。虽与《宫史》所称“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的记载未能尽合，扣除古今计量误差，仍属一致。但以《宫史》记载的“三千三百四丈九尺四寸”与“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相加，实得“三千七百七十五丈七尺五寸”，比《乾隆会典》记载的“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多一百一十九丈二尺五寸，该长度恰与两长安门所狭天安门及其墩台两侧垣墙长度相当。清《内务府奏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挑挖“天安门前金水河一道，东西长一百二十丈”亦与上述长度一致，说明《乾隆会典》中的皇城尺度记载既不包括两长安门以内的天安门及其两侧垣墙长度，也不包括新增建的东、西三座门垣墙长度。?
那么同样成书于乾隆朝的两部官修书，各自尺度是在怎样基础上产生的呢??
按《乾隆会典》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国朝宫史》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座门及其垣墙的营竣时间，《清高宗实录》无明确记载。《日下旧闻考》卷九《案语》称：“乾隆十九年，于东西长安门外增筑围墙，各设三座门”。《国朝宫史》的记载则为：“正南榜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两书记载差异为：《旧闻考》仅于“乾隆十九年”下记载三座门及其垣墙“增筑”。《宫史》的记载却可作两种理解：一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重建大清三门及千步廊；“工竣”(即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增建“三座门”。一为工程的兴作及其竣工均在“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之间，只是施工顺序为重建大清三门及千步廊在先，增建三座门及其垣墙在后。以《旧闻考》于“十九年”下统载其事校考，则属后者。总之，三座门的起建时间和竣工时间为其间主要焦点。?
《乾隆会典》虽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取材下限则为乾隆二十三年。因此，《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决定于两个历史条件：一是取材时限距《乾隆京城图》的完成时间最近、测据最新；二是重建大清三门和三座门的增建尚未完工。因此，只要能确定《乾隆会典》的记载产生于“三座门”诞生之前，即使《会典》所书尺度并非源于《京城图》的测绘，也可以肯定未包括两“三座门”的垣墙长度，这一点可经过如下计算得到证实：?
以《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分别减大清三门垣长和东西三座门垣长，为?3656.5?-471.36-(155+167.51)=2862.63。结果并不是《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围墙”长度。反之以《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围墙长度减去两长安门内所狭天安门及两侧垣墙长度再与大清三门垣长相加，3304.39-113.75+471.36=3662，则与《乾隆会典》的记载大体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会典》以及其后成书的《国朝宫史》对皇城尺度记载的不同在于：《会典》的取材时间表明，《乾隆会典》中的皇城尺度是在重建大清三门及新增建的“三座门”竣工之前，《宫史》的纂修时间则表明，《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城尺度已是相关工程竣工以后。而且从《宫史》的具体记载还可以看出，计量增建的“三座门”垣长时，不仅对重建的“大清”三门和以“天安四门”为周回的皇城做了一次新的测度，对“紫禁城”的记载也使用了新的尺度取则。因此，在清代官修书的修纂中，自《国朝宫史》以后，不仅出现了皇城四门；大清三门；两长安门至东西三座门等不同区域的垣长记录，还出现了紫禁城“内围墙一千六十八丈三尺”的新记载，打破了以前各书或沿抄《万历会典》尺度，或承袭《明史》尺度的局面，既反映了清代官修书籍的修纂变
也反映了《宫史》另有取咨的原因。?
以上比较为笔者据旧民国5000比尺图所作计量，不是原皇城的实际勘测。虽力求精细，由于季节温差、纸张涨缩等因素，该图标定“比尺”与笔者所用“比例尺”存在约千分之二误差，与另一“比例尺”的误差约千分之二稍强。三者均非精确可凭之物，只是假此提供一种可供比较的方法。?
通过几种不同对比可以发现：清代官修书所记皇城尺度有如下关系：?
1.乾隆《会典》记载的“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是清代所测从大清门，历长安左、右门，绕东安、西安、地安外六门的垣墙长度。即以大清门为起止点绕皇城一周的外围总长。该尺度不包括两长安门间所狭天安门及墩台两侧垣的长度，也不包括后来建成的东、西“三座门”垣长。这也是《乾隆会典》的记载中，尚无“三座门”名称的原因。?
2.《国朝宫史》所记“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是后来所测以皇城正门“天安门”为起止，历东安、西安、地安、四门为周回的皇城长度；“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是大清门至两长安门环抱千步廊和“T”字形广场的围墙长度；“一百五十五丈”是长安左门到东“三座门”的增建垣墙长度；“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是长安右门至西“三座门”的增建垣墙长度。?
故清代官修书籍中，比较清楚反映皇城各部尺度关系的著作实际只有《国朝宫史》一部；比较准确记录皇城外围总长的著作为《乾隆会典》。其后所修诸书虽各有禀承之源，反不如首记相关尺度的两部著作易于考察。虽然如此，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承明代皇城体系的清代，除增建东、西三座门以外，其它虽如《天咫偶闻》所云：“俱如明旧”。为什么起于大清门的《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为“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起于大明门的《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只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呢??
四、从《万历会典》的记载与宣德朝的皇城拓展看明初皇城周长
《万历会典》和《乾隆会典》虽然都是以大明门(大清门)为起始记载皇城周长，尺度却相差四百三十余丈。其中原因既与乾隆朝增建三座门无关，清代又未对原有皇城进行改筑，因此，只能从其它方面寻找原因了。综明清两代历史考察，皇城的最初变化实际发生在明代，时间均在宣德朝。一次是汉王高煦谋反，宣宗御驾亲征将其押解回京，拘于西苑，拓展西部皇墙，并营造高煦禁居于西安门内；一次是宣德七年，“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黄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尽管皇城东西两墙的拓展并未留下长度记录，却是永乐营建北京宫殿以来的惟一历史变动，也是认识《万历会典》中皇城尺度成因的重要线索。《万历会典》的修纂，是以“两朝旧本(即《弘治会典》与《嘉靖会典》，其中《嘉靖会典》未刊行——笔者注)，校订补辑”而成编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条件繁多”而“体例宜有变通，事目不无增损”。其中对于“册籍散亡，无可考据者”，采取“或缺疑，或从旧，不敢臆说”的编纂原则。目前所知，《会典》中的“京城”记载辑录于《工部志》，皇城与紫禁城的取材虽未得其详，宫殿建筑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增项。从《明宣宗实录》对皇城拓展的记载看，由于当时没有进行新的测度，《万历会典》的重编仍只能取录较早案牍，也是《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与清代实际继承的“皇城”之间存在重大尺度差异的 原因。即《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实际是宣宗朝拓展皇城以前的垣墙长度，《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则是清代继承的皇城尺度，即明宣宗拓展皇城以后的垣墙长度。这种由于取材不同所导致的记载不同，是官修书籍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如：清代官修书籍记载的皇城周长以“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与“十八里有奇”并载；明初徐达增筑北城垣，大多数官私著作都是以“南北取径直”为记载；清代所修三部《大清一统志》均将徐达筑城时间的洪武“元年”书为“九年”以及《光绪顺天府志》仅取《日下旧闻考》所引《春明梦余录》中的皇城尺度为记载等，都反映了官修书的取材特征。因此，以明清两代官修书籍的修纂特点及其承沿关系考察，由于《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是宣德朝拓展皇城以前的早期记录，《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为清代继承的皇城尺度，使明、清官修书籍对皇城尺度的
记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却又极其相似的情况：《乾隆会典》的记载，由于并未加记后来曾建的“三座门”垣长，反映的实际是清初以来继承于明代的“皇城”外围长度；《万历会典》的取材由于没有包括宣德朝拓展的皇城长度，正好保留了永乐朝初建北京时的“皇城”长度。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程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