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修书中的《洪武北平图经志书》、《工部志》等均已亡佚；《永乐大典》曾辑《顺天府志》20卷，由于《大典》罹难，主修《光绪顺天府志》的缪荃孙从《大典》劫余中仅辑得其中的7—14卷。虽称《永乐顺天府志》，由于《大典》成书时“北京宫殿”尚未正式动工，因此，缪氏所辑虽失原书首尾，与“北京宫殿”的营建并无直接关系。其后，景泰朝所纂《寰宇通志》、天顺朝修《明一统志》，对皇城的记载均只寥寥数语；《弘治会典》不载皇城尺度；万历《顺天府志》无皇城相关著述。因此，现存明代官修书籍中明确记载皇城规制的著作实只万历朝所修《大明会典》一部。由于这一原因，清早期官修书籍对皇城的记载大多沿袭《万历会典》体例，直至中期才开始发生变化。本文即是明清两代官修书籍对皇城记载的承沿及其尺度关系的探讨。故本文大要为：1、本文所据明、清官修书籍及其版本；2、明、清官修书籍中的皇城记载与变化；3、几种不同皇城尺度的比较；4、从《万历会典》的记载与宣德朝的皇城拓展看明初皇城周长。
一、本文所据明清官修书籍及其版本
本文所据官修书籍以成书先后为序，同书之不同版本按行世时间为序，并附说明如下：?
第一、《大明会典》，始修于弘治十年(1497年)，十五年(1502年)告成，正德四年(1509年)校刊，凡一百八十卷。故是书行世后，有人称其为《弘治会典》，也有人称其为《正德会典》。本文简称《弘治会典》。嘉靖朝续修《会典》五十三卷，未颁行，后万历四年(1576年)重修《会典》，成二百二十八卷，计一百四十册。北京图书馆藏万历朝所修二百二十八卷本共三种，两足一残。一足本注为万历十五年(1587年)刊，九十六册；另一足本仅署万历，不著年分，六十九册。其残本存二百零六卷，计一百二十六册，该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缮本书目录》注为“万历十年”刊，经核查，“十年”为“十五年”的误书。其九十六册本、一百二十六册本虽分册不一、且版式迥异，但均定为“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本文除注明版本来源外，一率简称《万历会典》。第二、《大清一统志》自康熙朝始修，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增辑重修。康熙朝所修第一部《一统志》当时未刊行，该书现存钞本不分卷，仅余“盛京”、“海城”、“盖平”、“金州”四地卷帙。其正式刊本成于乾隆八年(1743年)，九年始行，书载下限或康熙或雍正因事而有增补。为区别俱刊行于乾隆朝的这两部《一统志》，始修于康熙刊行于乾 隆初者，本文简称为《康熙一统志》；乾隆本朝续修并成书者简称《乾隆一统志》。其中《乾隆一统志》始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迄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五十五年(1790年)刊行。故宫博物馆图书馆登录为乾隆五十年殿本，取则与北京图书馆对万历《会典》的识定相同，即以成书时间为版本年代的根据。世称此本为乾隆五十五年本者，是以刻刊时间为据。嘉庆朝增辑《大清一统志》开馆于嘉庆，成书于道光，纂至嘉庆末，本文简称《嘉庆一统志》。
?
第三、嘉庆《国朝宫史续编》，书首有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二月《进书表》，故知成书时间应大体在此前后。然其书卷六《训谕》所辑《谕旨》实止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七月，可知十一年所进者并未获刊行，后来还做过修改和补充，故其书收载下限实在书首所列进呈时间以后。原书旧无刻本，故宫博物院存钞本多部，1932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据懋勤殿藏钞本排印，改名《清宫史续编》，书口为《国朝宫史续编》；1987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出校点本仍称《国朝宫史续编》，故本文以两书并列。
现将所据官修书籍及其版本胪列于下：?
《寰宇通志》：?
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刻本；故宫博物院藏《玄览堂丛书续编》南京中央图书馆1947年景印明初刻本；?
《明一统志》：?
首都图书馆藏明天顺五年(1461年)内府刻本；陕西三秦出版社景印明天顺五年司礼监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弘治慎独斋刻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大明会典》：?
北京图书馆藏正德四年(1509年)刊180卷54册本，简称弘治《会典》；故宫藏明刻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十五年(1587年)内府刻228卷96册本，简称万历《会典》；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十五年内府刻126册本；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69册本；故宫博物院藏天
启元年(1621年)刻12册本；江苏广陵出版社1987年景印明刻本；?
《顺天府志》：?
清缪荃孙辑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北京图书馆藏本，称《永乐顺天府志》；中国书店1959年景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刻本，称《万历顺天府志》；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抄本，称《康熙顺天府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十二年(1886年)黄绫石印本，称《光绪顺天府志》；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印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排印本；?明史》：?
上海开明书店景印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中华书局1974年校点本；?
《畿辅通志》：?
北京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内府刻本称《康熙畿辅通志》；北京图书馆藏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本，称《雍正畿辅通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北京图书馆藏光绪十年(1884年)刻本，称《同治畿辅通志》；宣统二年(1910年)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景印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重印本；?
《大清一统志》：?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九年(1744年)殿本，简称《康熙一统志》；北京图书馆藏乾隆内府抄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五十年(1785年)殿本；简称《乾隆一统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故宫博物院藏道光内府朱格稿本，存425册，简称《嘉庆一统志》；故宫博物院藏道光朱格誊清本，存556册；北京图书馆藏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清史馆进呈本；
《大清会典》：?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内府刻本，简称《康熙会典》；故宫博物院藏雍正五年(1727年)殿本，简称《雍正会典》；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殿本，简称《乾隆会典》；故宫博物院藏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殿本，简称《嘉庆会典》；故宫博物院藏嘉庆二十三年刻本；故宫博物院藏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殿本，简称《光绪会典》；金陵古籍出版社景印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古今图书集成》：?
中华书局、巴蜀书社景印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雍正四年(1726年)内府铜活字本；?
《皇朝通志》：?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光绪八年(1882年)浙江书局刻本；光绪上海《图书集成》局排印本； 《日下旧闻考》：?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殿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
《国朝宫史》：?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呈朱格钞24册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故宫博物院藏嘉庆十一年(1806年)进呈朱格钞36册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校点本；?
《清宫史续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2年据懋勤殿钞本排印本。?
《国朝宫史续编》199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二、明、清官修书籍中的皇城记载与变化
景泰《寰宇通志》卷一：“城之中为皇城，宫阙壮九重之固，市朝从万国之瞻，庙社尊严，
池苑盛丽，诚万万年太平之基。”?
天顺《明一统志》卷一：“皇城在京城之中，宫殿森严，楼阙壮丽，邃九重之正位，迈往古之宏规，允为亿万斯年之固。”?
按：明初南京宫殿，以“宫城”为“皇城”，宫城之外没有外禁垣。洪武十年(1377)改造“大内”宫殿，将洪武六年(1373)修筑的“内城”改为外禁垣。外禁垣确立以后，宫城与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一直沿续到永乐“北京宫殿”的营建。正统以后开始出现“内皇城”和“外皇城”的划分，宫城称“内皇城”，外禁垣称“外皇城”。嘉靖以后，宫城改称“紫禁城”，外禁垣称“皇城”。故《寰宇通志》和《明一统志》均以皇城为统称，不加区分。万历《大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七：“皇城起大明门，长安左右门，历东安、西安、北安三门。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
按：万历《会典》为目前所见最早记载皇城规制的著作。以大明门，长安左、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六门统括皇城规制。周长“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
康熙《畿辅通志》卷一：“皇城在京城之中，宫殿森严，楼阙壮丽，邃九重之正位，迈往古之宏规，允为亿万斯年之固。”?
按：康熙《通志》修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不数月成”。作为清代最早记载皇城的官修著作，尚抄《明一统志》记载。?康熙《大清会典》卷一百三十一：“皇城起大清门，历长安左、右门，东安，西安，地安三门。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
按：《康熙会典》，创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6)，成书于二十九年(1764)。是清代第一部明确记载皇城规制的官修著作。以《万历会典》记载稍事更改：
1.改“大明门”为“大清门”；?
2.改“北安门”为“地安门”；?
3.移“历”字于“长安左、右门”前。?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皇城起大清门，历长安左、右门，东安，西安，地安三门。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皇城在京城中，宫殿森严，楼阙壮丽，居九重之正位，迈往古之宏规，允为亿万斯年之固。”?按：《古今图书集成》始修于康熙朝成书于雍正朝。分摭《康熙会典》和《康熙畿辅通志》两书记载，改《通志》“邃九重之正位”为“居九重之正位”。?
雍正《大清会典》卷一百九十七：“皇城起大清门，历长安左、右门，东安，西安，地安三门。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 按：《雍正会典》成书于雍正五年(1727)。皇城记载袭承《康熙会典》。?
雍正《畿辅通志》卷十一：“皇城起大清门，历长安左、右门，东安，西安，地安三门，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正南曰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自大清门之内曰天安门。天安门之内曰端门，左曰左阙门，右曰右阙门。按地安门，旧为北安门，本朝顺治九年改今名。天安门旧为承天门，顺治八年改今名。”
?
按：雍正《通志》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皇城记载在本朝《会典》基础上增记端门，左、右阙门三处门禁；并加载“北安门”与“承天门”改名事。?
《明史·地理志》：“官城之外为皇城，周十八里有奇。门六，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门，西转曰长安右门。”
?
按：按《明史》纂修，肇始于顺治，其间几经辍弛，历经95年方始告成，乾隆四年(1739)刊行。其《地理志》记载的明代皇城为“门六”，“周十八里有奇”。是清代第一部以里制记载皇城周长的官修著作。?
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一：“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缭墙袤三千二百二十五丈有奇。正南曰大清门，少往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旧为北安门，顺治九年改今名。自大清门之内曰天安门，旧为承天门，亦顺治九年改名。天安门之内曰端门，端门之内，左曰阙左门，右曰阙右门。”
?
按：《康熙一统志》世无刊本，现存抄本不分卷，仅存“盛京”等四地卷轶。该书于雍正朝重加修辑，乾隆八年(1743)告成，九年刊行。皇城记载变化如下：?
1.天安门改名时间记为“顺治九年”，与雍正《通志》所书“顺治八年改今名”不同。?
2.皇城尺度的记载，对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已有取咨并与《康熙会典》及《雍正会典》所录明记尺度并书。其中改《会典》原书“周围长”为“缭墙袤”，去“九尺四寸”尾数，为清代首部去掉尾数的官修书。
?
乾隆《大清会典》卷七十：“正阳门之内为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阑，左右石狮各一，下马石牌各一。门之内千步廊，东西向，各百有十间，又折而北向，各三十四间，皆联檐通脊，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门各三阙，东西向。两门之中南向者天安门，为皇城正门。皇城之制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以砖，朱涂之，上覆黄琉璃。城四门，南即天安，北曰地安，东曰东安，西曰西安。”?
按：《乾隆会典》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取材下限乾隆二十三年。皇城记载有两大变化：??
1.首次将“天安门为皇城正门”列于皇城规制中。?
2.皇城门禁分述大清三门与天安四门规制。尺度则仅书“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
《皇朝通志》卷三十二：“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自正阳门之内正南曰大清门，东南曰长安左门，西南曰长安右门，东西向，两门之中南向者为天安门，是为皇城正门。天安门之内东庑为太庙街门；西庑之中为社稷街门；正中南向者为端门。 端门内东西庑，西向者为太庙右门，又北为阙左门，西庑东向者为社稷左门，又北为阙右门，阙左门外西向者为太庙西北门，阙右门外东向者为社稷东北门。皇城之正东曰东安门，正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
按：《皇朝通志》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撰。与雍正《畿辅通志》相校，增记太庙右门、西北门；社稷左门、东北门。周长惟取《明史》及《康熙一统志》所载“周十八里有奇”一项。?
《国朝宫史》卷十一：“皇城外围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又，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正南榜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
按：《国朝宫史》始修于乾隆七年(1742)，二十四年(1759)详校重编，二十六年(1761)再校，三十四年(1769)告成。皇城尺度分别记载为：“外围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有天安、地安、东安、西安四门”；“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是清代首部分别记载皇城各局部尺度的官修书。?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缭墙袤三千三百四丈有奇。正南曰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旧为北安门，顺治九年改今名。自大清门之内曰天安门，旧为承天门，亦顺治九年改名。天安门之内曰端门，端门之内，左曰阙左门，右曰阙右门。”?
按：《乾隆一统志》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五十五年(1790)刊行，有如下两点需特别说明：
1.《康熙一统志》中的皇城尺度摭取于《万历会典》。《乾隆一统志》虽改用《国朝宫史》记载、去“三尺九寸”尾数，并与“周十八里有奇”同书并载，所列门禁则从前《志》，而非《宫史》所书范围。?
2.天安门“顺治九年改名”仍从旧《志》。?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三引《春明梦余录》：“皇城外围墙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其门凡六，曰大明门，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曰东安门，曰西安门，曰北安门，俗呼厚载门，仍元旧也。墙外红铺七十二。”?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九引《大清一统志》：“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缭墙袤三千三百四丈有奇。正南曰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大清门内曰天安门，天安门之内曰端门，端门之内，左曰阙左门，右曰阙右门。”“臣等谨按：国家定鼎燕京，宫殿之外，环以紫禁城。紫禁城外，重以皇城，?以砖，朱涂之，上覆黄色琉璃瓦。城四门。正南门于顺治元年上大清门牌额。天安门为皇城正门，明曰承天门，顺治八年重修工成，改定今名。地安门明曰北安门，亦顺治九年改定。”《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九引《大清会典》：“皇城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上广五尺二寸。”?
按：《日下旧闻考》乾隆三十九年(1774)敕纂，五十二年(1787)刊行。于不同卷次分引《春明梦余录》、《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三部著作，故皇城周长有三种不同记载。
1.该书所引《大清一统志》为《乾隆一统志》；所引《大清会典》实《乾隆会典》简缩，将原《典》所载城门改名事改著于《按语》中。
2.皇城规制，明、清官修书籍有“四门”和“六门”两种记法。按明、清两代各书通例：皇城“四门”指承天(天安)、东安、西安、北安(地安)；“六门”则为大明门(大清门)，长安左、右门，东安门， 北安门(地安门)。《旧闻考》按语将“顺治元年上大清门牌额”，夹书于“城四门”与“天安门为皇城正门”间略感语焉不详，不若移书于“城四门”前或书于文末清晰。?
3.《旧闻考》所引《一统志》及《会典》虽均为乾隆朝所修之书，两书所载皇城尺度的不同，《会典》文下无案语，《一统志》案语下未作说明。
?
嘉庆《国朝宫史续编》卷五十一：“皇朝宫殿，居都城正中，环以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以砖，朱涂之，上覆黄色琉璃瓦。城四门，南曰天安，北曰地安，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垣周四百
七十一丈三尺六寸。南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外垣周一百五十五丈。西为长安右门，外垣周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此皇城外郛之制也。”?
按：《宫史续编》旧无刊本，取材下限嘉庆十五年(1810)。皇城尺度除取《明史》以降诸书“周十八里有奇”记法，并改《宫史》原载“三千三百四丈三尺六寸”为乾隆《会典》所用“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增记垣墙高广，余承《宫史》体例。
?
嘉庆《大清会典》卷四十五：“皇城，其门七，环于皇城之南者，其门三。皇城之制，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以砖，涂朱，覆黄
琉璃瓦。周六门，南曰天安，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地安。天安门之内重以端门，端门之内，东曰阙左门，西曰阙右门。天安门之外环以城，制与皇城同，正中曰大清门，东曰长安左门，西曰长安右门。”?
按：《嘉庆会典》成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首开“皇城，其七门”说。周长禀承《乾隆会典》“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记载。按各书通例，南“三门”为大清门及长安左、右门。是书“环于皇城之南者其门三”载于文首，门名书于段末。虽文称“周六门”，实记天安、地安、东安、西安者四。以四门与前三门合，符“七门”之数；以四门与端门、阙左门、阙右门合亦符“七门”之数。
?
嘉庆《会典事例》卷六百六十二：“皇城居都城之中，垣周十八里有奇，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以砖，涂以朱，覆以黄色琉璃瓦。其门凡四，南曰天安门，北曰地安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垣周四百七十二丈三尺六寸，南为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门外垣周一百五十五丈。西为长安右门，门外垣周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
按：1.《会典》云“皇城，其门七”，“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事例》云“垣周十八里有奇，“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其门凡四”，周长改《宫史续编》“广袤”为“共”，其下分记大清门至长安左、右门垣长；东、西三座门垣长。体例虽与《宫史续编》相近，记述则略有不同。?
2.大清三门垣长，《宫史》及其《续编》均著“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事例》则为“四百七十二丈三尺六寸”。?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皇城在京城中，周十八里有奇。缭墙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正南曰大清门，少北曰长安左门，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旧为北安门，顺治八年改今名。天安门之内曰端门，端门之内左曰阙左门，右曰阙右门。” 按：《嘉庆一统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收载下限嘉庆二十五年(1820)。皇城尺度改《乾隆一统志》“三千三百四丈有奇”为《会典》记载的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增记城“高一丈八尺”。天安门改名事更《乾隆一统志》“顺治九年改今名”为《雍正畿辅通志》所书“顺治八年改今名”。?
《同治畿辅通志》卷十二：“皇城居都城中，周十八里有奇，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以砖，涂以朱，覆以黄琉璃瓦。其门凡四，南曰天安门，北曰地安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垣周四百七十
二丈三尺六寸。南为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外垣周一百五十五丈，西为长安右门，外垣周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大清会典》)。天安门之内左曰阙左门，右曰阙右门，天安门旧名承天门，顺治九年改今名。地安门，旧名北安门，亦顺治九年改名(《大清一统志》)。大清门牌额于顺治元年改定(《日下旧闻考》)。”?
按：1.《同治畿辅通志》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为辑录旧载之作。皇城记载注引《大清会典》者，实为《嘉庆会典事例》之文，故天安门外周垣亦书“四百七十二丈三尺六寸”；注引《大清一统志》者未用《嘉庆一统志》记载，而是以康、乾两《志》为据，故天安门与地安门改名时间仍为“顺治九年”。?
2.故宫原内阁大库所存旧档中，有清《宫阙名》一通，载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丛编》第一辑，原册无档名，所记多为顺治朝更改宫殿额名之事。其中顺治九年(1653)件中：?
一件为：“天安之门〓前件〓原系承天门于〓年〓月改”。?
一件为：“地安之门〓前件〓原系北安门，于八年九月十八日改”。?
按：《雍正畿辅通志》及《嘉庆一统志》记载，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在“顺治八年”。与《清世祖实录》卷六十记载：顺治八年九月“壬辰，改承天门为天安门”同。又，《清世祖实录》卷六十六：顺治九年七月“丙子，皇城北门工成，名曰地安门”。其中顺治八年“九月壬辰”即《档册》所书“地安之门”“八年九月十八日改”。原《档》虽天安门改名时间空阙，地安门改名时间与《清世祖实录》记载的天安门改名时间一致。以此校考，承天门改名天安门的时间应以《雍正通志》及《嘉庆一统志》记载为确；《康熙一统志》、《乾隆一统志》、《日下旧闻考》、《同治通志》所记“九年”有误；北安门改名地安门的时间属《档册》誊抄之误。?
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二·宫禁上》：“皇城在京城中，围径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自正阳门之内曰大清门(《皇朝通志·都邑略》、《会典事例》六百六十一)，顺治元年定鼎燕京上大清门牌额。东南曰长安左门，西南曰长安右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正北曰地安门，旧为北安门，顺治九年改今名(《日下旧闻考》三十三)。大清门在正阳门内，门三阙……。左折而北者东接长安左门，其右折而北者西接长安右门，门各三阙，东西向，门外下马石碑各一，东西缭以红墙。其长安门内正中南向者为天安门，顺治八年改今名，是为皇城正门……(《旧闻考》九、《会典事例》六百六十一)。?
按：《光绪府志》刊行于光绪十二年(1886)，十五年(1889)重印，宣统二年(1910)再印。是书与《同治畿辅通志》同属摭录旧著成者。其中《光绪府志》纂修序云：“为设局纂修顺天府志，仰祈圣鉴事。窃查同治十年十二月，直隶总都李鸿章恭折具奏，于保定省设立志局，重修《畿辅通志》，奉旨允准在案。现在《通志》将次告成，必得《顺天府志》纂有专书，方能采辑，以弁《志》首。查《顺天府志》，自前明万历癸巳年府尹谢杰等修辑后，迄今未续修，文献无征，曷以信今传后……。”
1.《府志》所记“皇城在京城中，围径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自正阳门之内曰大清门”， 注引《皇朝通志》与《会典事例》。考《皇朝通志·都邑略》，周长仅“周十八里有奇”一项，无“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记载。皇城记载惟“自正阳门之内，正南曰大清门”语，与《府志》“自正阳门之内曰大清门”略合，?
2.清代于《会典》以外另纂《事例》始于乾隆朝，称《则例》，嘉庆朝改称《事例》。嘉庆以后所修《会典》与乾隆《会典》略有不同。《乾隆会典》中的“皇城”记载，《则例》中不重录。嘉庆以后则并见于《事例》中。因《府志》成书时，《光绪会典》尚未刊行，故 所注《会典事例》应为《嘉庆会典事例》。然考《嘉庆会典》及《事例》，所记皇城尺度均为“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无“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记载，且《事例》的记载在“卷六百六十二”，非所注“卷六百六十一”。“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乃《万历会典》及清早期官修著作沿用尺度，非《皇朝通志》及《嘉庆会典事例》内容。?
3.顺治元年“上大清门牌额”见于《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九按语；地安门“旧为北安门，顺治九年改今名”载于《雍正畿辅通志》及《嘉庆一统志》，《府志》注引《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三者无所引内容。?
光绪《大清会典》卷五十八：“皇城，其门七，环于皇城之南者其门三。皇城之制，广袤三
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以砖，涂朱，覆黄琉璃瓦。周六门，南曰天安，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地安。天安门之内重以端门，端门之内，东曰阙左门，西曰阙右门。天安门之外环以城，制与皇城同，正中曰大清门，东曰长安左门，西曰长安右门。”?
按：《光绪会典》刊行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皇城记载禀承《嘉庆会典》原文。?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三：“皇城居都城之中。垣周十八里有奇。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八尺。下广六尺五寸。上广五尺三寸。?以砖。涂以朱。覆以黄色琉璃瓦。其门凡四。南曰天安门。北曰地安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垣周四百七十二丈三尺六寸。南为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门外垣周一百五十五丈。西为长安右门。门外垣周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
按：《光绪会典事例》，“皇城”记载禀承《嘉庆会典事例》原文，故天安门外垣周长尺度的记载亦为四百七十“二”丈三尺六寸。?
从以上各书的皇城记载可以看出，自《万历会典》以“大明”六门为起止记载皇城周长“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以来，清代又续成多种体例与尺度记法，综扩起来为如下9种：
?
1.沿袭《万历会典》“周围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记载，改“大明门”为“大清门”：《康熙会典》(康熙二十九年)；《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雍正会典》(雍正五年)；《雍正畿辅通志》(雍正十三年)；《光绪顺天府志》(光绪十二年)。?
2.“周十八里有奇”，“门六”：《明史·地理志》(乾隆四年)。?
3.以“周十八里有奇”与“缭墙袤三千二百二十五丈有奇”并载，“门六”：《康熙一统志》(乾隆九年)。?
4.皇城周长改书为“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文首载大清，长安左、右三门；城书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乾隆会典》(乾隆二十五年)。?
5.分载皇城四种局部尺度，其中：“外围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长安门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国朝宫史》(乾隆三十四年)。 6.以“周十八里有奇”与“缭墙袤三千三百四丈有奇”并载，“门六”：《乾隆一统志》(乾隆五十五年)。?
7.以“周十八里有奇”与“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兼录并载，“城四门”。另记“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垣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长安左门，外垣周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垣周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国朝宫史续编》(嘉庆十五年)。?
8.前云“皇城，其七门，环于皇城之南者，其门三”，“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复云“周六门”，实记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嘉庆会典》(嘉庆二十三年)、《光绪会典》(光绪二十五年)。?
9.“周十八里有奇，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其门凡四”。“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垣周四百七十二丈三尺六寸”，“长安左门，外垣周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垣周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嘉庆会典事例》(嘉庆二十三年)、《嘉庆一统志》(道光二十二年)、《同治畿辅通志》(光绪十年)、《光绪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
〖HS3〗〖HT4”H〗〖JZ〗
三、几种不同皇城尺度的比较?〖HT5”，5SS〗
现存明代官修书籍中，最早著录皇城尺度的《万历会典》虽然是以“大明”六门记载皇城周长，实际规制则是“承天门为皇城正门”，大明门为皇城外禁门。前者为进出皇城的交通正途和宣读诏书、发布政令的所在；后者非重典而不行，常时不启。故无论《弘治会典》还是《万历会典》，除皇帝“祭天”、“纳后”、“亲征”以及帝后“梓宫发引”等极少数吉、丧大典是经“大明门”出入而制有仪注外，其他《典例》皆围绕“承天”四门制订，不涉大明门名。包括皇帝“视学”、“阅武”等均从长安门出入；守卫制度中的“夜巡铜铃”也是由南至北，“每更初自长安右门发铃，传递至长安左门止。次日纳铃于长安右门第一铺，夜递如初”?〖HT6”，6SS〗③〖HT5”，5SS〗，并不从大明门前通过。这也是作为皇城出入口标志的“华表”为什么置于“承天门”两侧，而不是大明门左右的原因?〖HT6”，6SS〗④〖HT5”，5SS〗。?
由于大明门与承天门的制度与功用不同，《万历会典》对皇城规制的记载，不仅是《明会典》中惟一不涉及承天门，仅以大明，长安左、右，东安，西安，北安六门统述皇城规制的著述，对清代皇城的使用及官修书籍的成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禀承于明代皇城体系的清代，虽然将“大明门”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北安门”改称“地安门”，皇城制度及其使用仍是以天安门为皇城正门。只是由于东安、西安、地安三门走向开放，“紫禁城以外，牵车列阍，集止齐民”?〖HT6”，6SS〗⑤〖HT5”，5SS〗，才形成了仅南部“大清门”一线沿袭明代体制的变化。?
以皇城外围“六门”为起止的皇载体系肇始于明代。清代虽如《天咫偶闻》所云“俱如明旧，惟改大明门为大清门”，但《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为“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清代则有7种不同记法：一种是“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一种是“周十八里有奇”；一种是“周十八里有奇”与“三千二百二十五丈有奇”并记；一种是“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一种是分列皇城四种局部尺度，其中：“皇城外围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一种是“周十八里有奇”与“三千三百四丈有奇”并记；一种是“周十八里有奇”与“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并记。?
尽管长度相当，所著起止与原载尺度之书并不相符。其后凡以“周十八里有奇”与“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并录的著作，按实际尺制折算，“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已超过二十里，远非“十八里有奇”所能括定。?
因“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著于《乾隆会典》，“三千三百四丈三尺六寸”著于《国朝宫史》，两书俱诞生于乾隆朝，其间差异是否因乾隆朝增建“三座门”之故，就需通过具体考察来判断了。以《国朝宫史》的记载核算：?
(1)3304.39+471.36=3775.75?
(2)3304.39+155+167.51=3626.9?
(3)3304.39+471.36+155+167.51=4098.26?
以上，(1)是以《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围墙”加大清三门垣长；(2)是以“皇城外围墙”加东、西三座门垣长；(3)是以“皇城外围墙”与大清三门及东、西三座门垣长累记。得结果均与《乾隆会典》记载的长度不符。说明后修诸书于“共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下记载的外三垣尺度，并非包含关系；“广袤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下记载的外三垣尺度也不存在递加关系。?
由于外皇城早已拆除，以旧民国《北平实测图》计量，皇城四垣呈如下情况：?
北垣长约2506米；?
东垣长约2756米；?
西垣曲折较多，总长度约3274米；?
南垣(未计两长安门内所狭天安门及其两侧垣墙长度)约1701米；?
合计10237米。?
我国对明、清尺制的换算，目前通用丈折3.2米。国家计量总局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度量衡图集》收录明代“营造尺”两种。一尺为1956年山东梁山宋金河支流沉船内发现的明骨尺，长31.78厘米；另一尺为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牙尺，长32厘米。两种尺制分别折算官修书籍中的紫禁城尺度，以31.78厘米的尺制更符合现行紫禁城实测尺度?〖HT6”，6SS〗⑥〖HT5”，5SS〗。按该尺制折算上述皇城计量：?
北垣约合七百八十八丈五尺五寸；?
东垣约合八百六十七丈二尺一寸；?
西垣约合一千零三十丈二尺一寸；?
南垣约合五百三十五丈二尺四寸；?
合计三千二百二十一丈二尺一寸。上述四垣长度总计比《万历会典》记载的“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仅短四丈七尺三寸。计量结果表明，《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周长虽然是以大明门六门为起止，实际长度只与天安四门为周回的垣墙长度相当。?
“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首见于《国朝宫史》，因其原述为“有天安、东安、西安、地安四门”，其下续记“天安门外东、西、南三面围墙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正南榜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故有必要对《宫史》的记载作一考察。?
前算图量，皇城周长10237米，以目前通用的清代尺制每丈合今3.20米折算，约三千一百九十九丈六寸，由于图量南垣未包括狭于两长安门以内的天安门及其墩台两侧垣墙长度，该段长约364米， 折清制一百一十三丈七尺五寸，二者相加得三千三百一十二丈八尺一寸。扣除古今丈量误差，与《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墙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接近。?
另法折算：?
图量，大清门至两长安门各长760米；总计1520米。合清制约四百七十五丈。虽与《宫史》所称“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的记载未能尽合，扣除古今计量误差，仍属一致。但以《宫史》记载的“三千三百四丈九尺四寸”与“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相加，实得“三千七百七十五丈七尺五寸”，比《乾隆会典》记载的“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多一百一十九丈二尺五寸，该长度恰与两长安门所狭天安门及其墩台两侧垣墙长度相当。清《内务府奏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挑挖“天安门前金水河一道，东西长一百二十丈”亦与上述长度一致，说明《乾隆会典》中的皇城尺度记载既不包括两长安门以内的天安门及其两侧垣墙长度，也不包括新增建的东、西三座门垣墙长度。?
那么同样成书于乾隆朝的两部官修书，各自尺度是在怎样基础上产生的呢??
按《乾隆会典》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国朝宫史》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座门及其垣墙的营竣时间，《清高宗实录》无明确记载。《日下旧闻考》卷九《案语》称：“乾隆十九年，于东西长安门外增筑围墙，各设三座门”。《国朝宫史》的记载则为：“正南榜曰大清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两书记载差异为：《旧闻考》仅于“乾隆十九年”下记载三座门及其垣墙“增筑”。《宫史》的记载却可作两种理解：一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重建大清三门及千步廊；“工竣”(即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增建“三座门”。一为工程的兴作及其竣工均在“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之间，只是施工顺序为重建大清三门及千步廊在先，增建三座门及其垣墙在后。以《旧闻考》于“十九年”下统载其事校考，则属后者。总之，三座门的起建时间和竣工时间为其间主要焦点。?
《乾隆会典》虽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取材下限则为乾隆二十三年。因此，《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决定于两个历史条件：一是取材时限距《乾隆京城图》的完成时间最近、测据最新；二是重建大清三门和三座门的增建尚未完工。因此，只要能确定《乾隆会典》的记载产生于“三座门”诞生之前，即使《会典》所书尺度并非源于《京城图》的测绘，也可以肯定未包括两“三座门”的垣墙长度，这一点可经过如下计算得到证实：?
以《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分别减大清三门垣长和东西三座门垣长，为?3656.5?-471.36-(155+167.51)=2862.63。结果并不是《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围墙”长度。反之以《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城外围墙长度减去两长安门内所狭天安门及两侧垣墙长度再与大清三门垣长相加，3304.39-113.75+471.36=3662，则与《乾隆会典》的记载大体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会典》以及其后成书的《国朝宫史》对皇城尺度记载的不同在于：《会典》的取材时间表明，《乾隆会典》中的皇城尺度是在重建大清三门及新增建的“三座门”竣工之前，《宫史》的纂修时间则表明，《国朝宫史》记载的皇城尺度已是相关工程竣工以后。而且从《宫史》的具体记载还可以看出，计量增建的“三座门”垣长时，不仅对重建的“大清”三门和以“天安四门”为周回的皇城做了一次新的测度，对“紫禁城”的记载也使用了新的尺度取则。因此，在清代官修书的修纂中，自《国朝宫史》以后，不仅出现了皇城四门；大清三门；两长安门至东西三座门等不同区域的垣长记录，还出现了紫禁城“内围墙一千六十八丈三尺”的新记载，打破了以前各书或沿抄《万历会典》尺度，或承袭《明史》尺度的局面，既反映了清代官修书籍的修纂变
也反映了《宫史》另有取咨的原因。?
以上比较为笔者据旧民国5000比尺图所作计量，不是原皇城的实际勘测。虽力求精细，由于季节温差、纸张涨缩等因素，该图标定“比尺”与笔者所用“比例尺”存在约千分之二误差，与另一“比例尺”的误差约千分之二稍强。三者均非精确可凭之物，只是假此提供一种可供比较的方法。?
通过几种不同对比可以发现：清代官修书所记皇城尺度有如下关系：?
1.乾隆《会典》记载的“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是清代所测从大清门，历长安左、右门，绕东安、西安、地安外六门的垣墙长度。即以大清门为起止点绕皇城一周的外围总长。该尺度不包括两长安门间所狭天安门及墩台两侧垣的长度，也不包括后来建成的东、西“三座门”垣长。这也是《乾隆会典》的记载中，尚无“三座门”名称的原因。?
2.《国朝宫史》所记“三千三百四丈三尺九寸”，是后来所测以皇城正门“天安门”为起止，历东安、西安、地安、四门为周回的皇城长度；“四百七十一丈三尺六寸”是大清门至两长安门环抱千步廊和“T”字形广场的围墙长度；“一百五十五丈”是长安左门到东“三座门”的增建垣墙长度；“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是长安右门至西“三座门”的增建垣墙长度。?
故清代官修书籍中，比较清楚反映皇城各部尺度关系的著作实际只有《国朝宫史》一部；比较准确记录皇城外围总长的著作为《乾隆会典》。其后所修诸书虽各有禀承之源，反不如首记相关尺度的两部著作易于考察。虽然如此，却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承明代皇城体系的清代，除增建东、西三座门以外，其它虽如《天咫偶闻》所云：“俱如明旧”。为什么起于大清门的《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为“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起于大明门的《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只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呢??
四、从《万历会典》的记载与宣德朝的皇城拓展看明初皇城周长
《万历会典》和《乾隆会典》虽然都是以大明门(大清门)为起始记载皇城周长，尺度却相差四百三十余丈。其中原因既与乾隆朝增建三座门无关，清代又未对原有皇城进行改筑，因此，只能从其它方面寻找原因了。综明清两代历史考察，皇城的最初变化实际发生在明代，时间均在宣德朝。一次是汉王高煦谋反，宣宗御驾亲征将其押解回京，拘于西苑，拓展西部皇墙，并营造高煦禁居于西安门内；一次是宣德七年，“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黄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尽管皇城东西两墙的拓展并未留下长度记录，却是永乐营建北京宫殿以来的惟一历史变动，也是认识《万历会典》中皇城尺度成因的重要线索。《万历会典》的修纂，是以“两朝旧本(即《弘治会典》与《嘉靖会典》，其中《嘉靖会典》未刊行——笔者注)，校订补辑”而成编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条件繁多”而“体例宜有变通，事目不无增损”。其中对于“册籍散亡，无可考据者”，采取“或缺疑，或从旧，不敢臆说”的编纂原则。目前所知，《会典》中的“京城”记载辑录于《工部志》，皇城与紫禁城的取材虽未得其详，宫殿建筑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增项。从《明宣宗实录》对皇城拓展的记载看，由于当时没有进行新的测度，《万历会典》的重编仍只能取录较早案牍，也是《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与清代实际继承的“皇城”之间存在重大尺度差异的 原因。即《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实际是宣宗朝拓展皇城以前的垣墙长度，《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则是清代继承的皇城尺度，即明宣宗拓展皇城以后的垣墙长度。这种由于取材不同所导致的记载不同，是官修书籍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如：清代官修书籍记载的皇城周长以“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与“十八里有奇”并载；明初徐达增筑北城垣，大多数官私著作都是以“南北取径直”为记载；清代所修三部《大清一统志》均将徐达筑城时间的洪武“元年”书为“九年”以及《光绪顺天府志》仅取《日下旧闻考》所引《春明梦余录》中的皇城尺度为记载等，都反映了官修书的取材特征。因此，以明清两代官修书籍的修纂特点及其承沿关系考察，由于《万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是宣德朝拓展皇城以前的早期记录，《乾隆会典》记载的皇城尺度为清代继承的皇城尺度，使明、清官修书籍对皇城尺度的
记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却又极其相似的情况：《乾隆会典》的记载，由于并未加记后来曾建的“三座门”垣长，反映的实际是清初以来继承于明代的“皇城”外围长度；《万历会典》的取材由于没有包括宣德朝拓展的皇城长度，正好保留了永乐朝初建北京时的“皇城”长度。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程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