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新街头暗号

   　前言
     还记得20世纪八十年代么？

　　 一场石库门与四合院的对话，掀起了当时人们对人才地理的热情，一时之间，关于南人与北人的说法，关于林语堂的“中国人”言论，都在媒体和市井间辗转着。

　　21世纪了。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早已不再是仅限于阅读层面上的趋势问题。

　　在缤纷炫目的城市霓彩的障雾中，中庸嘻喧的大多数掩盖压抑了一些鲜闻隐现的声音。假如说，当年，石库门与四合院第一次揭示了所谓城市人血液中流淌的东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那么，这个夏天，有人呐喊。

　　上海是工人新村在作怪，石库门没什么。

　　北京独有的六环线，是城市很现代的标志，其实和皇家意志一脉相承。

　　北京当年南下干部的那批大院，比四合院更影响北京人的地域文化性格。

　　广州，其实是骑楼，而不是凉茶，展现了广州人的交易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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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张闳、朱大可、北京的北村、广州的张柠。

　　他们在梯度踏勘城市灵魂―――

　　一种呼之欲出的“新冲突”，“大争鸣”，将在我们城市的纵横街市中枝蔓延伸……

　　　正文：城市秘密(3)——北京的新街头暗号：环线和大院

　　《象形城市》连日来在新浪网上做了一个趣味调查，是否存在新品种北京人？――“环线人”，响应的网友还不少，这个称号的审核资格是这样的，不管是因为堵车还是工作需要，平均每天在北京六环线上呆三小时以上，可算“环线人”。

　　这群人口头禅更多地是“堵着呢”，他们在环线上最常做的事是听交通台、发手机短信，他们随身必备报纸杂志，他们更多地采用环线加地铁的交通解决方案，他们经常夸张到提前半天出门。

　　“在路上”――如此哲学的生存状态，环线人体会深刻。

　　《象形城市》采样了作家北村的“环线生活标本”。

　　北村：“没在家是很痛苦的。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典型的白领。一个部门经理，他没买车，因为单位有车在那个区域来帮助他，他是这样，早上七点多很累的感觉起来，迷迷糊糊的起来刷牙，面包咬了两口，左手就拿包了，车就开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把他载到单位，到了单位以后就九点了，然后就开始工作一会就中午了。吃一个饭以后，瞌睡一打，打几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醒过来了，经常工作要下班的时候非常忙，经常工作到六点半，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家里，如果你想在家里吃饭，八点了，八点以后在家里好好吃个饭洗个澡，这个时候再拿起遥控器想看看电视，一边按一边眼皮就打架了，然后就睡觉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很多白领的生活，所以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大家都出来玩的时候，街上很空没什么车，因为大家要睡觉，这种生活是不是非常人性化，这是值得怀疑。在十几年前我们文化大讨论的时候，有个词叫“异化”，人性的异化，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是瞎讨论的，根本没有切肤之痛，没有体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工业社会的基本形态没有形成，好了现在有点模样了，在都市村庄里面有点呈现了，我们立刻遭遇，现在对我来说是切肤之痛，感受非常深刻。在环线上在路上，我经常开车，办件事情的时候，从城里回来，我在环线上开车，一个人边听音乐，有种感受非常复杂，有一种非常酸楚的感觉。我看着外面没有声音，到处都是车人，然后我们在孤独的开着车，这种状况就是都市里的村庄，北村痛感的，其实是北京之大。

　　所有的机会在北京，所有的剧情在这里上演，北村曾一度回到福州，顿感失去了城市观察者的身份，但回到北京，他又在环线上找不到自己。

　　北村：“在环线上，朝外开，几分钟就到了农村，这边是高楼，那边是农村，很有趣，我们看电影或者看挂历上经常会有“香港夜景”或者“北京夜景”这样的地方，看见的都是大楼，尤其晚上的时候，全是灯，数都数不过来，那些窗口的灯太多了，太小了。你想你只不过是一个小窗口里边的那一个，这个感觉非常可怕。这个让人感觉没地位，没有尊严，真的。所以我为什么不喜欢住单元房，我宁愿在农村住破房子，有天有地。”

　　环线，首先应证了北京之大。

　　当然，他在环线上又很容易找到自己。真正使用环线的大多数是外地人、在北京做生意的人，北京的白领，普通北京市民一天的生活半径是非常窄小的，地铁、自行车、公交车足以解决他们的欲望。

　　这样看来，环线，又应证了北京当下的城市特质。

　　北村：“有了环线，才有了外地人，真正意义上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北京人，北京最近不是有个绿卡出现了吗，这是一个标志，使得北京从过去含义上的北京成为现在的含义的北京，它促进了这种交流，所以这个舞台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来自各地的人都参与这个游戏，创造一定的成果出来，就是城市的实质。”

　　最有意思的是，六环线应证了北京的历史积淀。

　　在北京，环线很合理地长成了现在的模样。与其他城市不同，它恰恰呼应了北京老城区结构，呈单中心、向外一圈圈蔓延，过去核心部分是二环以内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老城区，三环是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内产生的，所以在三环边还有一些机关学院，因为北京近三百万流动人口中，有180万人是常年在京经商打工的，这180万人大都生活在西三环和南三环的城市边缘地区，所以目前城市中心区已扩展到四环，四环成为一个未来北京自由经济的带状标志，五环六环现在暂时还没有发展起来，总之，类似紫禁城和外城的划分，如今的六环线似乎传递着历史的偶合。

　　——问：环不是均匀的环，“东尊西贵，北贫南贱”。环线现在还有这个差异吗？北村：……有，这就是所谓的“中心外移”的说法。过去北边是上风水，很显然的，到了长安街往南，是天桥，杂耍艺人都在那个地方。现在很奇怪，历史和现代交织在一起，非常矛盾，互相纠缠，很自然的，城市中心点就开始移动。这几年所居住的地方是在东北部，以望京为代表。

　　在北村心目中，环线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符号、城市化高度发达的标志，居然是这个城市文化性格的流露，是解读这个城市秘密的工具。

　　北村十分饶舌地就此说了很长时间，大意就是在北京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环线看上去无中心，好像是一个迷径，这不同于迷宫，迷宫是人设置出来的，最后还能找到它的答案。这个迷径就是几乎会消失在它里头。

　　北村：“在它里边生活，在里边做事情、个人交往，有的时候会掉到里头去。为什么呢？按道理来讲，一个非常方正的地方，它应该是及其有秩序的。它应该找到章法。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里边做事情不是太了解，和北京的生存状态，和它一些很奇妙的奇异的规范和法则相对应，它这种格局并不是真正一种有序的格局，有个中心，那个中心很神秘。这个区域里所谓的秩序实际上并不是有迹可循的。”

　　北京新街头暗号(II)——拆墙大院

　　有人打了个比喻，环线如同一根根项链一样，把大院串了起来，有人又说，大院就象一个个水泡，环线一扎，水花四溅。

　　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多：首先当然是胡同多，据说真正的老北京仍然在这里延续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就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据说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或州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而在北京人心目中，紫禁城就是最大的大院。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表现的最典型，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就是办公的，后三殿就是皇帝和大家起居的地方，而恰恰解放以后的这种大院正好是把由皇城到县衙然后到解放以后的形式，它都是这么演变过来的。”(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巍)

　　区别于《茶馆》《龙须沟》里提到的大杂院，也不同于老百姓的四合院，我们所指的北京大院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和中央各部委或所属的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绿化极好的小道、没有挂牌的大门、森严的警卫、高大院墙、成片联结是大院的标志；“小城市”，食堂澡塘操场商店应有尽有，包办吃喝拉撒是大院生活的写真。

　　、高巍笑着说：“我们胡同里条件比较好的家庭，都以嫁到大院里作为一种挺好的婚嫁方式。”他顿了顿转而又说：“航天工业部大院居民孟翠彦：那个露天电影场挺大的，也能盛一千来人，这个院挺多的，它是露天的，坐的都是木头的，一排一排木头的当时就是那个条件吧，当时来讲还算是条件好的，一般单位还没有那条件呢”

　　真正让大院风光一把的是南下干部和文革时的部队大院，有趣的是，那时的无比张扬几乎也是它走向衰落的开始。我们从一些影片中仿佛可以摸索到大院曾经的影子——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群部队大院里的少年，他们的青春，却在目空一切的大院优越感和张扬的野性中荒废的了……

　　学者朱大可欣欣然说到大院文化：“王朔的作用把北京的大院文化推到了它的极点，大院文化的特点是大部份的居民都是干部，这是第一，第二都是外地干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奇怪，他们都具有外地人的那种移民的某种特色，同时他们又尽力的学习原先的民族文化当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组合成了一种新的大院文化。”

　　信息经济学家姜奇平从另一个角度说起大院文化：“大院文化从本义上来说，在北京是一种外来文化，与北京土著不一样，它是进京机关部队大院干部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造反的心态，他自己什么也不是，他还要砸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小孩不知从哪来的痞劲，最典型的就是你丫别跟我装孙子，稍微高我一点都不行，你要有什么价值高于我的，我就要啐你。”

　　“有趣的是机关里的人对家长的升迁比较敏感，经常容易提到某个人，谁的爸爸又升了什么官的，有什么职务变动了……”(人民网杨堪)

　　大院文化随着大院的一些特色语言(交女朋友――拍脖子)铭刻在北京人的心中。

　　1994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特别是沿街的建筑一律取消围墙，一种开放自由的信号从大院中释放出来。

　　1999年，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提出了“拆墙透绿”的建议。大院逐渐透明起来，“自然绿”映衬着”部队绿”。

　　高巍：“比如说在青河镇这个地方，是二炮的司令部，原来的二炮机关里的大礼堂或其它娱乐设施等都是为内部服务的。前一阵子我去看，它对社会公开了，包括游泳池、礼堂放电影和其他娱乐设施，这一点比原来开放多了。”

　　其实，正是拆了墙的大院，是我们心目中的北京新街头暗号，一方面是墙和疆界的概念在消失，权威性在消解，另一方面区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小区院墙在兴起，大院里沉淀的一些命题正和市民生活有所保留地融合。

　　“比如说90年代初，连续的新闻媒体报道，北大推倒院墙办公司，实际上都是一种需要对外开放，跟社会交流的一种愿望，因为大家都是凭借自己的智力或体力干活吃饭，从心理上没有对权威者的那种崇拜了，就是靠自己的劳动来享受生活，我觉得这是多元化社会以后使得大院文化消失的一个最根本的经济基础。”高巍分析道。

　　而作家北村不同意，他认为：“你把墙推倒了，我认为这不是他们观念有什么变化，我认为这是外力强加给它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件什么事情，你必须走出大院到环线上去，这样你才能够抓住很多机会，因为这个法则是适用的棋盘是这么大的，不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

　　经济信息学家姜奇平分析大院文化的延伸：“第一就是甲A赛场上的京骂，还有一种就是新新人类的，现在小孩觉得大人算什么呀，你是大人你会上网吗，你知道什么叫哈韩吗，你们什么都不懂，都老掉牙啦，这其实也是一种小人物的心态，只是具有现代性了。”

　　作家北村又说：“现在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环线已经把这些大院都洞穿了都破壁而入了，环线把很多东西都联系起来了，只不过在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得找到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什么地方，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

　　撇开大院文化的“主脉”不谈，大院文化的变迁如今还有一脉，就是乐于生事的房地产商们，扬言要再造大院居住文化，这是后话了……

　　当城市的清风破墙而入，吹醒大院新绿的时候，环线已经成为北京新的文化地标。它像曾经作为老北京文化载体的胡同、四合院一样，其所蕴育出的京味文化，正在慢慢的退向城市社会的边缘，成为衬托强劲的新北京文化的模糊背景。环线和大院，向我们展示着这个城市的庞大，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行走其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到达自己的目标，这是后现代异化的源头，但也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