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改进小组

一、建国初期的相声危机

　　北京解放以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原来的“耍贫嘴”、“骂大会”的生意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但很多演员还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里面掺杂着不少侮辱劳动人民、羡慕富贵权势的内容。演出中陈旧低俗的气味浓重，演员口沫横飞、五官挪位的江湖气也没有改变。社会舆论不断地批评相声低纸庸俗，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相声面临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谢纯一在《我对于“相声”前途的展望》一文中说：

　……由于各段子的胡说八道，相沿的相声流品日下，多半是演员们为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于是形成了撒村，骂大街，父子玩笑，甚至祖宗奶奶的胡骂一气，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的成了社会上的垢病。倘若有人说“听相声去”，就有人批评他“低级”，尤其是演员们自己还常说“相声就是无招对的瞎说”，又有各学校里对学生有过禁听相声的告诫，那时候相声这门玩意儿，简直的成了洪水猛兽了，就是我本人原是曲词编作者，可是我也瞧不起相声。

　　于世德在回忆录《我这半辈子》中提到刚解放时相声演员出丑的情况：

　一次，演唱“拆唱八角鼓”的两位演员在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前使用相声
“垫话”《反正话》垫场，用谩骂博取笑料。如：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等，结果被观众轰下台去。自轻自贱，咎由自取。

　　这件事现在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实在发生的。回忆录中还描写了1949年末相声受指责的情况：

　　十一月的某天，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在散会做小结说：“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鼓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捧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演员认为她是政府干部，是代表政府的，这个“唉”声对大家震动很大。摆脱危机，推陈出新，是相声的唯一出路。

二、相声改进小组成立经过

　　面对上述情况，演员的情绪也低落下来，对自己的艺术失去了信心，有人甚至要改行。也有一部分演员不甘心。他们参加过1949年8月11日开办的北京市戏曲演员讲习班，通过学习，那些有觉悟的相声演员有了以相声为社会服务的信心。其实，解放前也有创作改编和表演积极因素的相声的传统，从“穷不怕”、“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张杰尧，到常宝堃、侯宝林，都搞过。只是在解放前，没有正确的方向，也没有组织起来。为了彻底改变相声被冷落的状况，他们从1949年冬季开始酝酿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成立改进相声的团体。

 　1949年12月底，著名作家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相声演员侯一尘、侯宝林等得知以后，马上到他居住的北京饭店找他。他们知道老舍熟悉民间说唱艺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自己创作和表演过“抗战相声”，并深信老舍一定能帮助他们出主意改变相声的现状。老舍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答应为他们改编传统相声。

　　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一文中描写了他们访问老舍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底，侯一尘打听到老舍先生已自美国归来，下榻北京饭店。第二天，侯宝林、侯一尘、刘德智、罗荣寿、于世德等往访。当谈到大家思想消极时，老舍对刘德智说：“你说了好几十年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啦？我同意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伙抱成一个团儿，都出主意——改嘛！”接着又说：“早些时候有段相声说‘这个庙’、‘那个庙’的叫什么来着？”侯等回答：“《地理图》”老舍说：“对。还有《报菜名》……”一连气提了十几段相声。在历数了这些传统节目之后说：“依我看，这些东西把骂大街、贫嘴废话去掉，加上些新内容、新知识，既有教育意义，还有笑料，大家照样受欢迎。”最后他自告奋勇地说：“大家回去，把这些本子找来，我给改改，先蹚蹚道儿，改出几段大家先演着，不过大家都得动手才行哪！”拜访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相声艺人访老舍》的消息。老舍在两个月内改出了《贾博士》、《维生素》、《两条路线》三段相声。从此以后，老舍就成了这些相声演员的引路人。

　　同时，罗常培、吴晓铃、吕叔湘等爱好相声的语言、文艺工作得也加入了改进相声工作的行列。

　　在相声演员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配合下，掀起了改进相声的高潮。孙玉奎、刘德智、侯宝林、侯一尘、高德亮、罗荣寿、高凤山、佟大方、全常保、常宝霆、于世德等十一名相声演员作为发起人拟出了以下四个步骤：

1.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把全体相声艺人团结一起，从事改进工作。

2.成立相声大会，一面改进，一面实习，所有收人，作为演员生活费。

3.成立识字班，消灭文盲，并进行时事教育。

4.使各人的文化、政治水平逐渐提高，随之而彻底改造相声，以达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之目的。

　　他们的计划得到全体相声演员的运行，经过签名以后，又经北京市曲艺公会协助，相声改进小组便于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宣布正式成立。

三、相声改进小组的组织和活动

　　相声改进小组的活动主要在组织演员学习、改进旧相声和创作新相声以及演出、出版等方面。

1.学习工作

　　1949年8月到11月，北京市成立戏曲讲习班，前后搞了两期，在北京的大部分相声艺人都参加了。1950年又成立了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相声改进小组的领导人如侯宝林、常宝霆、罗荣寿、孙玉奎、全常保等都参加学习，以求深造。

　　《相声改进小组工作总结》说：“从1950年3月起，小组每天上午组织学习一小时，包括政治、识字、名词解释、时事解说等内容，并由小组发给每人识字课本一本、笔记本一本、金星钢笔一支。小组组织的相声大会两次赴天津演出，把艺术不够纯熟的儿童演员成员留在北京，成立短期讲习班。教相声的教师有刘德智、于俊波，并由孙寿齐教京剧，汤金澄教口技。学员有于世德、赵春田、赵振铎、于连仲、于春藻、贾振良、黄德义、孙宝奎、辛宝珊、王学义、赵世忠等。通过学习，小组成员的觉悟程度普遍提高，都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员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把讽刺对象转向帝、封、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此外，小组中刘德智、于俊波、郭启儒、侯宝林、孙玉奎、常宝华等人在一起对相声历史进行研究，根据老艺人讲述的情况，明确了历代相声艺人分为朱绍文、阿彦涛（阿刺二）、沈春和等三大流派，师承相传六代。

2.改进工作

　　对于相声改进工作，小组采取“兼筹并顾”的办法，一方面改编旧的，一方面创作新的。小组在每天上午活动，讨论新旧相声段子，哪些段子能说，哪些段子不能说，哪些段子要修改。大家集思广益，认真讨论。他们停演了《反正话》、《六口人》等拿父母、夫妻开玩笑的低级、庸俗的段子和《怯拉车》、《怯洗澡》等挖苦劳动人民的段子，又停演了《学聋哑》等拿残疾人开玩笑的段子。有些段子则由演员自己进行修改。沈公《相声老前辈——罗荣寿》一文中说：

　　有时仅仅改动一、两个字，一两句话，就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用。例如，传统段子《卖布头》在夸白布时，曾有一句是：“亚赛头号的洋白面。”这“洋白面”的“洋”字，显然是半殖民地旧中国崇洋媚外思想的反映。罗荣寿每演到这里就不舒服，他想，我们中国自己产的“头箩面”也就是高白面，一点也不比洋白面差，何必非用“洋”字？于是他把“洋”字改成“高”字，这句话就成了“亚赛头号的高白面”。一个字的改动虽小，但足见其爱国主义感情之深。在这个段子里，还有同样问题的词句，如“德国青，德国染”以及嘲讽煤炭工人味道的词句“东山送过炭，西山挖过煤”等，他都一一作了删改。使这个段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收到了更好的舞台效果。

　　老舍等文艺工作者也经常提供他们改编和新创作的段子，在作家与演员的结合上，起了模范作用。另外还有许多文艺工作者经常予以协助。小组开始活动仅十个月，改编与创作的新旧相声就有三十二段，改进相声已初步打下基础。

3.演出工作

　　有了一定的学习成果和适合表演的段子，经过小组研究，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名义组织一个团体。经北京市文艺处批准，小组从1950年3月2日起，在前门外大礼纱帽胡同路北新华游艺社演出相声大全。孙玉奎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始末》中提到相声改进小组相声大会的情况：

　　新华游艺社是三间二层的楼房，能容纳一百多观众，我们采取不售票，观众听了走时收钱的办法。演出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中间不休息。演员都是小组成员，有侯宝林、郭启儒、孙玉奎、全常保、刘德智、于俊波、谭伯如、佟大方、于连仲、于春藻、常宝霆、常宝华、白全福、罗荣寿、高德亮、赵连升、于世德、赵春田，还有汤金澄的口技、高凤山的快板、孙宝才和王文禄的双簧。小组在后院有一间办公室兼休息室。关于演出收入，新华游艺社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归小组。小组的收入除去很少的办公费以外，都分配给演员。演员的分配以分数计算，最高和最低相差六倍，侯宝林拿最高的，是12分，常宝霆拿10分。除此之外，都在8分以下，我也是8分。新华游艺社开始演出相声大会以后，北京市各曲艺场所就没有相声了，观众听相声只能到新华游艺社来。这样，新华游艺社的观众日渐增多。演员收入除侯宝林、孙玉奎等比在西单游艺社演出时挣得少，其他演员都比别处挣得多，能够维护生活。

　　后来有由外埠回来的艺人也纷纷加入组织，阵容愈来愈强，从四月起，每周又在各剧院加演一两次，使大家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

　　小组演出，设立了监听制度。演出时由刘德智等在后台监听。凡是说得不对的及迷信、色情、谩骂等词句都记焉，告诉演员，有的问题集体讨论修改。

　　为了互相学习，交流经验，相声大会于五月和七月两次到天津演出，受到各界群众的欢迎，日夜客满。在此期间，团结了部分天津的相声演员，随同回北京参加演出。

　　1950年8月改选，侯宝林当选为第四届组长。改选以后，侯宝林提出取消演出股，用北艺社的名义组织相声演出。北艺社是侯宝林主持的班社。常宝霆、常宝霖、常宝华、全常保等去了天津，剩下的人都归北艺社，九月上旬开始在王府井凤凰厅演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广泛开展宣传，小组也及时编节目参加宣传演出。一些积极的演员自告奋勇地参加了1951年3月出发的中国人民赴朝后方宣传队，赴西北、西南、中南、华北、东北等地宣传演出，小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他们演出的《如此美国》、《圣诞节攻势》等节目受到欢迎。

4.出版工作

　　在小组的努力和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相声改进小组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机关、团体、工厂、学校邀请小组去演出，还索要相声本子。于是小组向各书店接洽出版相声段子，到1950年10月底，就出版了以下几种：

三联书店出版的：

《对口相声》……老舍著

（其中包括《改编文章会》、《改编菜单子》、《改编绕口令》、《两条路线》）

《新西江月》……席香远、孙玉奎著

（其中包括《新西江月》、《新绕口令》、《思想改造》、《自我罪受》）

《纸老虎》……席香远、孙玉奎著

（其中包括《纸老虎》、《如此美国》、《拥护和平》）

来薰阁出版的：

《新八扇屏》……席香远、孙玉奎著

九洲书店出版的：

《美的研究》……侯宝林著

青年出版社出版的：

《一贯道》……孙玉奎、侯宝林著

　　1951年1月，相声小组成立一周年之际，小组编了一本《北京相声小组一周年特刊》，第一篇是罗常培的《相声的来源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还载有李甦、谭伯如等人的文章，小组的一年工作总结，最后附相声作品《一贯道》。

四、相声改进小组的解散

　　参加抗美援朝后方宣传队的小组成员回来以后，因原来的演出团体、游艺社都停演了，大家商量如何重新搞起来。侯宝林等提议成立北京市曲艺工作团，于是1952年1月成立了民营公助的北京市曲艺工作团，负责人为曹宝禄、侯宝林、孙玉奎。当年11月，北京市成立了京、评、曲八个团。都是民营公助。曲艺成立了三个团，以王世臣为首的（以鼓曲为主）为曲艺一团；以曹宝禄为首的（以曲剧为主）为曲子艺二团；以孙宝才、高凤山为首的（以相声为主）为曲艺三团，俗称“相声大会”。相声改进小组成员参加到曲艺团三团后，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动取消。

五、小结

　　相声改进小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中国社会迎来重大转变，旧的相声面临危机奄奄一息的时候，团结艺人的学习、改造，在老舍等文艺工作者的指引下，自力更生摸索前进，改编和创作了许多相声，还培养了一批年轻演员，为新相声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不过，也是因为历史环境的约束，它也给相声带来了“左”的影响。后期的一些相声作品，有过于强调相声的政治宣传作用而忽略艺术、娱乐作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