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楼盘少现南城,跨国商号少来南城,修地铁城铁,北边已经热火朝天,南城还是悄无声息。一批在它怀抱里长大的孩子,也纷纷在东移或北漂。那承载过无限温情记忆的南城,此刻略显寂寞。 枣林前街边的电影院 有人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 广安门电影院就在枣林前街,没有一棵枣树,却有一排杨树,树阴浓密。两个大大的橱窗里,超人披着红斗篷,像一架大客机一样冲着人行道飞过来。这,可是我第一个爱慕的异性,虽然并不是正常的人类。电影票一块钱,雪糕五角,少吃两根儿雪糕,可以多看一次英俊的王子,他在彼岸弄他的笛,我在此岸织我的锦。 小时候我住在黑冶大院儿里,离电影院非常近。暑期里有些蝉鸣,有些槐花香气,还有没写完的暑假作业。我吮着冰棍儿,和几个孩子一起扎进影院,放映大厅很阴凉。木头椅子硌着屁股。靠近通道的地方,一阵一阵传来卫生间的异味。 老妈常对现在六十块钱的票价表示愤慨,并且怀念三角五分的黄金时代。谁还记得佐罗挥剑而出时童自荣带鼻音的声音?满头珠翠的杜十娘站在船头凄苦地笑……现在每当电视里出现潘虹的清朝太后或者商界女人——脂粉和眼线都粗重得像要掉下来时,老妈都会长叹一声,重提翠袖单薄的美人当年。她年轻秀丽的眉眼让我同样年轻秀丽的妈妈坐在影院里落了多少泪。其实,更令人悲伤的,是远逝的青春岁月,吹弹得破地站在仓皇狼烟之中,清冷冷、俏生生。 老妈切切怀念着一些莫名的东西,比如海报。是老妈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又脏又破,大得吓人。油彩很重,一个黑色卷发的姑娘,掐着腰,生硬的风情万种,面部基本没有特征。如果不是下方中规中矩地印着“叶塞尼娅”,便看不出来是哪个角色。那时候的油彩海报,既不精美,也不气派,似像非像的人像,就能在马路旁骄傲地聚集所有的目光。 后来,我离开了那条马路。当我无数次怀念了影院旁边冷饮店里的冰棍儿后,终于再次回到那里。一块美容美发的广告牌,一块洗浴桑拿的广告牌,全都巨大花哨。“广安门电影院”这几个字,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紧着眉眼,让我毫不留意地走了过去。没了冷饮店,有了咖啡屋,里面很挤…… 我们从生活的樊笼中伸出手臂,却发现,触手之处,也是一样的局促。 走在广安门与菜市口之间 小时候我家住在广安门和菜市口之间。陶然亭公园离那儿不远,是我周日常去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秋千和滑梯,玩累了就吃糖葫芦。我从不知道,我身边是两个恋人的墓碑,相偎依着。四周枯枝的影子在风里晃动,划在墓碑上面,像写过滚烫情信也写过激扬文字的笔触。 还有法源寺。寺院里有很好闻的香气,有许多的佛像。我有时候会系着红领巾在法源寺的银杏树下捡果子玩儿。好像还有一个老和尚告诉过我,“那叫白果,可以止咳的。”我的记忆太模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跟银杏树一样老的和尚,他有没有跟我说过话,都记不清了。像早上洗脸的时候想起夜间的梦,如一团烟,不过是几个眨眼,便成了虚空。 我上的学校名字叫登来胡同小学。那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府邸,有飞起的檐角,彩色的琉璃瓦。登上青石台阶,在回廊下绕着穿行。一根一根的大红漆柱,像红珊瑚簪子插在俏女子的鬓间,让那古朴端庄的地方,无端端地流动起韵味。当我的中学时代在一栋灰色大楼里缓慢度过时,那些阳光下的青砖碧瓦,就自然地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幅伤心的铜版画,用刀斧凿刻的姿态,让不懂人生苦楚的孩子初尝落寞滋味。 小学的时候,没少组织去天坛旁边的自然博物馆看恐龙。每一次孩子们都呀呀叹息着,半懂不懂地趴在玻璃橱上听讲解员阿姨说着冰川纪、三叶虫……那些远古的生物,隔着冰冷的玻璃,傲慢地听着人类杜撰它们的心情故事而不置一词。 我小时候的南城,是在妈妈的手心里攥着的。我没看过平房里的土暖气,也没见过捆上麻绳以防冻裂的自来水管。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南城人,对南城的历史仅限于要买门票的场所。 现在,老妈闲着没事儿还是去报国寺的小古玩市场。有时候她会买一张脏兮兮的据说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回来,然后抱怨邮市的低迷,想当年如何如何红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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