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北京什么样？

　　作为人类文明的足迹，城市承载了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信息，包括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比“文物”和“建筑群”有更重要的价值。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ICCR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及修复中心)理事、ICOMO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吕舟教授这样对记者说。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保护和发展、本土风貌和现代建筑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我们怎样才能将历史文化传承下去，保护好自己的城市文化？就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建筑界、学术界有关人士。

　　城市建筑：古今可以对话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近年来常常“客串”建筑界，这位曾在《人民日报》上连发两文强调“建筑是艺术”的学者，就住在北京劲松某区那片毫无美感的住宅楼里。白发飘动之间，他忍不住对记者慷慨陈词。

　　“西方的城市都有很好的规划，有的是自然形成的，建筑与建筑之间互相关照的意识比较强，如果这里有一个好的建筑，不会弄一个太大的大厦来压倒它。”

　　记者问：“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或传统建筑，本身就已形成一种审美上的反差效果，怎样才能融入既定的城市文化环境中呢？”叶先生说：“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有一种‘对话意识’，即新的建筑尊重原有的存在，在高度、尺度、体量上都采取让的姿势。”

　　他拿出一些欧洲建筑的画册给记者看：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十分雄伟、威严，而设计新颖的路德维希.瓦尔拉夫美术馆，却仅以两层楼的高度出现在它面前，丝毫不对“长者”造成威逼或挤压；法兰克福是文化古城，也是金融中心，美茵河畔十几个楼没有互相“争吵”，而是形成一个建筑群，像很多竹笋在挺拔向上，非常协调；巴黎这座城市几乎都是由19世纪的建筑组成，蓬皮杜艺术中心却如同一座裹在脚手架中的未竟建筑摆放其中，既不以突出的身材破坏城市固有的天际线，又不以特大的个头吓坏近邻，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了巴黎城市文化的特点：浪漫、潇洒、悠闲和自在。

　　叶先生说，北京的建筑本是以低矮、灰暗的平房来衬托皇家建筑的巍峨和庄严的，这在美学上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如果建新的建筑，在高度、体量和色彩上就要尽量让位于主体建筑，这样才能保持古都的格调和神韵。但前些年在“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下，北京也出现了一些“假古董”式的高楼大厦，它们对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加照应，使首都的历史文化形象遭到严重的“毁容”。

　　要保护整个城市，而不是单个的建筑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提出了对重要的城市规划范例的保护问题。吕教授认为，从那时起，国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历史城市保护的热潮。

　　对于历史文化城市的保护，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对整个城市加以保护，像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罗马、德国的吕贝克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是成片成地段地保护，而不是只保护有文物价值的单个建筑。因为城市的一切，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国家城市的历史街区和地段往往保护得很好，如德国的海德堡一直是德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其中心街道很窄，现在成了步行街，保留得很完好。在奥地利的小城因斯布鲁克，整个古城都原封不动地被保留，然后再到城外去建一个新城。巴黎由于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每年吸引的参观者达7000人之多，成了作家和艺术家向往的艺术之都。

　　叶廷芳先生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着“保个不保片”的误区：周围没有环境，没有历史氛围，只将文物古迹作为一种单体来保护，就成了“孤家寡人”。像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民房本来能对主体起很好的衬托作用，后来都拆光了。过去拆除北京的城楼也是从个体来考虑，实际上楼在那里，城市才是一个整体。

　　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定位

　　有人说，中国城市建设的弊病就是它的趋同性。其实，中国人的智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但中国的建筑师往往有一种“工匠心态”，最常见的表现是：习惯于复制和重复作业，或是奉命行事，因而阻碍了创作思维的活跃。叶廷芳先生这么认为。

　　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吕舟教授强调说，比如北京，2008年的北京，未来的北京，该以什么样的特色、性格站在世界的面前？所有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到了城市的独特性，真正懂得了哪些是反映城市灵魂、体现城市文化的区域，那么，其他区域就要服从于保护对象。

　　对于有些人所说的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问题，吕教授反问道：“难道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摩天楼吗？西方很多城市，比如欧洲的几个首都，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北京旧城能得到完整保护的话，同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叶廷芳先生建议，每个城市都应通过规划和设计，找出自己的个性来。如可以通过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借助山势、水流，制造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也就是说，城市建设要懂得充分利用环境，像悉尼歌剧院，如果不是在海边，就不会有这种效果：那帆的形状，既像远航，又像归航，有一种动势。中国的重庆也很有立体感。

　　作为国际知名的古迹遗址保护专家，吕舟教授反复强调，所有历史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的不可再生。对它们有选择地加以保护，就是保护一种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实物地证。他认为，发展和保护毫不矛盾，因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