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皇帝编纂【附译文】
目录
雍正上谕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曾静供词二条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内阁九卿奏本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
雍正上谕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诸王大臣奏请应将诽谤皇上的曾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以昭国宪，以快人心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曾静供词二条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雍正上谕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曾静著述 归仁说
附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雍正上谕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副都统海兰等奏折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
刑部侍郎杭奕禄等奏折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湖广总督迈柱奏折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二、曾静等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雍正上谕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广西巡抚金奏折三条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有悖逆言论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雍正上谕 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湖南人为什么非要将曾静沉潭溺死
雍正上谕 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雍正上谕 朱轼等编纂的驳吕留良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雍正上谕
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忍，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乾隆上谕
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张熙缉拿进京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雍正上谕二份
【原文】
一、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代代地传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代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原文】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原文】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译文】
从前在康熙年间，各处有奸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如此，真是屈指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代，遇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代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匿姓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盅惑人心。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遇上改朝换代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况且明朝代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骚挠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算，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有杀良民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惨状。并且没有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礼，更是历史上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代，凡是经查实确是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代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用它当作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传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
【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译文】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
中国历代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原文】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受圣祖皇帝付托重任，而登上皇位。自登基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王，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下尽诚心，好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一个人流离失所。每天一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辛苦，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淳厚。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谁知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荒谬攻击猖狂到极点。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不疾首痛心，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事。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据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而逆贼所以敢于肆意诽谤的，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在捏造谣言，摇动广大百姓的心思，盅惑人。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之礼。那时皇父健康欠佳，静养病症于畅春园内。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前面，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统治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
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都在寝宫外边守候。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仆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宫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和第九子允，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死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
再四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
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
的话。母后平素就有个痰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便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能够病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朕平常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痛哭号，几次昏倒于地。几个月以内，连遇二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朕于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不过房屋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岂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吗？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以谋杀兄长的罪名。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
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后，因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心中实不忍按父王谕旨办。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所以朕想把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安静地守法过日子。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都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
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源。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咸安宫的大臣等，到太医院选择技术高明的医生数名，听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二阿哥感谢朕的深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是有罪的人，能够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
又对他的儿子弘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力尽心，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尽到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上，口中念着佛号。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的。到了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其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去办理丧事。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赐赏也特别丰厚。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这真是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这样地诽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之想，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允结成死党。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也和阿其那差不多。允狂悖糊涂，允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开。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使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父王曾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其他非常忿恨和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以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不能一一枚举。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的时候，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十分傲慢无礼。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因为他们平常本来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心，则其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定，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不会赦免的道理。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往大同办事，原打算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使他们改过自新。谁知道他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照常悖逆扰乱。在外边寄书信给允，公然在信里d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等话。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其他还有很多不法的地方，举不胜举。允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允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为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因为父王年龄已高，知道允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肇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他在军队里贪婪淫纵，作了很多坏事。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把他召回京师。他在朕的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官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
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呢？允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留他在京师，所以让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亵渎于朕。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
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竟敢用镇魇的邪术害人。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搞镇魇的事，恳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因而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处理发表意见，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同时仍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了不忠不孝的大罪，还怎么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面，使朕得享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缺陷了。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等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
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比例，加到六分至七分。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备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代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原文】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代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代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代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译文】
从前在康熙年间，各处有奸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如此，真是屈指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代，遇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代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匿姓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盅惑人心。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遇上改朝换代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况且明朝代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骚挠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算，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有杀良民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惨状。并且没有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礼，更是历史上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代，凡是经查实确是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代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用它当作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传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
【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译文】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
中国历代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阴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代，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尽。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代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阴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代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
【原文】
二、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上谕：朕荷上天眷佑，受圣祖仁皇帝付托之重，君临天下。自御极以来，夙夜孜孜，勤求治理，虽不敢比于古之圣君哲后，然爱养百姓之心，无一时不切于寤寐，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殚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意谓天下之人，庶几知朕之心，念朕之劳，谅朕之苦，各安生业，共敦实行，人心渐底于善良，风俗胥归于醇厚，朕虽至劳至苦，而此心可大慰矣。岂意有逆贼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而于我朝极尽悖逆之语。廷臣见者，皆疾首痛心，有不共戴天之恨，似此影响全无之事，朕梦寐中亦无此幻境，实如犬吠狼嗥，何足与辩？既而思之，逆贼所言，朕若有几微愧歉于中，则当回护隐忍，暗中寝息其事，今以全无影无声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而逆贼之敢于肆行诬谤者，必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捏造流言，摇众心而惑众听，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如逆书加朕以谋父之名，朕幼蒙皇考慈爱教育，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此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朕在藩邸时，仰托皇考福庇，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此亦朕之兄弟及大小臣工所共知者。
【译文】
皇上谕旨：朕蒙受上天的爱护和保佑，受圣祖皇帝付托重任，而登上皇位。自登基以来，每天从早到晚孜孜不倦，谨慎地追求把国家治理好。虽然不敢自比古代的圣明君王，但爱护和抚育百姓的心思，没有一刻不牢记于梦寐之中，没有一件事不竭力求其处理得周详，抚育百姓下尽诚心，好像保护婴儿一样。不惜劳苦自己一人的身体，以使全国百姓得到安宁；不惜用尽最大的心思，以安慰全国百姓的心愿；务必使每个百姓都受到恩惠待遇，不使一个人流离失所。每天一直到深夜还在勤劳，往往顾不上吃饭睡觉。以为天下的百姓大概可以知道朕的心意，想到朕的劳累，体谅朕的辛苦，而各安生业，共同诚恳做事，使人心慢慢走向善良，社会风气达到淳厚。这样朕个人虽然至劳至苦，而心中却可以得到很大安慰了。谁知有逆贼曾静，派他的门徒张熙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劝他起来造反。书信中对朕大加诬陷诽谤，而对我朝更是荒谬攻击猖狂到极点。朝廷内的臣子见到这书信的，没有不疾首痛心，感觉对逆贼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像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即使朕在做梦时也没出现过这种幻境，所以逆贼的攻击，实在和狗吠狼嗥一样，不值得一驳！但后来又仔细想了一下，逆贼所说的话，朕如果稍微有一点亏心事在其中，则应当回护隐忍下去，暗中平息这事。而今逆贼说的全是无影无据的话，强加到朕头上，而朕自以为本心可以无愧于天，可以无愧于皇父，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把事实告诉普天下的亿万臣民。而逆贼所以敢于肆意诽谤的，必然有更大的奸佞之徒，暗地在捏造谣言，摇动广大百姓的心思，盅惑人。如果不把他们的无耻谣言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他们不是会更加猖狂地公开造谣吗？比如叛逆书信里强加于朕谋杀皇父的罪名。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原文】
朕在身为亲王的时候，上托皇父的荫庇，安享荣华福贵，安分守礼，不随便交接一个私人，不干预一件国家政事，除了依礼制进见皇父问安问饮食以外，丝毫没有沽名钓誉和别的企图，这也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们所共知的事实。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予，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末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唯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皆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而逆贼忽加朕以谋父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伏惟母后圣性仁厚慈祥，阖宫中若老若幼，皆深知者。朕受鞠育深恩，四十年来，备尽孝养，深得母后之慈欢，谓朕实能诚心孝奉。而宫中诸母妃咸美母后，有此孝顺之子，皆为母后称庆，此现在宫内人所共知者。及皇考升遐之日，母后哀痛深至，决意从殉，不饮不食。朕稽颡痛哭，奏云：“皇考以大事遗付冲人，今圣母若执意如此，臣更何所瞻依，将何以对天下臣民，亦惟以身相从耳。”
再四哀恳，母后始勉进水浆。自是以后，每夜五鼓，必亲诣昭仁殿，详问内监，得知母后安寝，朕始回苫次。
【译文】
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的前几天，朕奉皇父的旨意，代替皇父到南郊行祭天之礼。那时皇父健康欠佳，静养病症于畅春园内。朕请求到身边侍候，皇父以为南郊祭天典礼十分重要，应当到斋宫里进行斋戒，朕因此遵命住入斋宫戒斋。到十三日那天皇父派人到斋宫通知要召见朕。朕未到畅春园之前，皇父已经命令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阿其那、塞思黑、允、公允、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人来到御床前面，告诉他们说：“皇四子人品贵重，非常相似朕躬，一定能担负起统治国家的重担，现在让其继承皇帝之位。”
当时，只有恒亲王允祺因为冬至，命令其去东陵祭祖，没有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贝子允?都在寝宫外边守候。等到朕急驰来到问安以后，皇父告诉病症日益加重的原因，朕含泪劝慰。这天夜里戌时，皇父驾崩。朕哀恸号呼，真是痛不欲生，隆科多便宣布皇父遗诏。朕听说之后，惊恐恸哭，昏仆在地。诚亲王等向朕叩头，劝朕节哀。朕才强打起精神办理大事。这是当日的情形，朕的各位兄弟和宫女太监，以及当时在宫中行走的大小臣子侍从，都亲眼见到这事。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满语：猪、狗的意思。这里指康熙的第八子允和第九子允，他们因与雍正争夺皇位失败，被雍正禁锢，并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译者注）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而逆贼忽然加给朕以谋死皇父篡夺帝位的罪名，这真是朕在梦寐之中，也想不到会有人如此诽谤造谣的。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到了皇父驾崩升天的时候，母后哀痛到极点，决心随皇父殉葬，不吃不喝。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儿，如今圣母又决心从死，使臣儿更没有任何依靠了，怎样对得起天下臣民？也只好以身随着皇父皇母于地下了。”
再四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念头，勉强进了点饮食。自此以后，每夜五更，朕必定要亲自到昭仁殿，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才回到守灵的地方。
【原文】
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于予政事也。”
后朕每奏事，母后辄喜，以皇考付托得人，有不枉生汝，勉之莫怠之慈旨。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举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朕向来有畏暑之疾，哀痛擗踊，屡次昏晕，数月之内，两遭大事，五内摧伤，几不能支，此宫廷所共知者。朕于皇考、母后大事，素服斋居，三十三月如一日，除祭祀大典，及办理政事外，所居之地，不过屋宇五楹，不听音乐，不事游览，实尽三年谅阴之礼，此亦内外臣工所共知者。至于朕于现在宫中诸母妃之前，无不尽礼敬养，今诸母妃亦甚感朕之相待，岂有母后生我，而朕孺慕之心，有一刻之稍懈乎？况朕以天下孝养，岂尚缺于甘旨而于慈亲之前，有所吝惜乎？逆贼加朕以逼母之名，此更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书加朕以弑兄之名。当日大阿哥残暴横肆，暗行镇魇，冀夺储位，二阿哥昏乱失德。皇考为宗庙社稷计，将二人禁锢。此时曾有朱笔谕旨：“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此广集诸王大臣特降之谕旨，现存宗人府。
【译文】
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
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怠”
的话。母后平素就有个痰病，又因为皇父丧事，心中悲痛不能释怀，便于癸卯年五月旧病复发。朕亲自侍奉汤药，希望能够病好起来，不料却一天比一天加重而至病危逝世。朕平常便有怕热的老病，这时哀痛哭号，几次昏倒于地。几个月以内，连遇二次大丧，内脏受到严重伤害，几乎支持不下来。这是宫廷内的人都知道的。朕于皇父和母后的大丧期中，素衣素食，三十三个月如一日。除了祭祀大典和处理政事以外，所住的地方不过房屋五间，不听音乐，不作游览，谨守居丧三年的礼制。这也是内外臣子和侍从们所共知的事。至于朕在现在宫中的各位母妃的跟前，没有不尽礼敬养，诸母妃也十分感谢朕对她们的厚待。岂有母后生下我来，而朕仰望敬爱的心思，能有一刻松懈的吗？逆贼强加给朕以逼害母后的罪名，这更是朕在睡梦中也难想到，竟会有人诬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书中强加给朕以谋杀兄长的罪名。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
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
【原文】
朕即位时，念手足之情，心实不忍，只因诸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固结党援，往往借端生事，煽惑人心，朕意欲将此辈徐徐化导，消除妄念，安静守法，则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厚加禄赐，为朕世外兄弟，此朕素志也。所以数年以来，时时遣人赉予服食之类，皆不令称御赐，不欲其行君臣之礼也。二阿哥常问云：“此出自皇上所赐乎？我当谢恩领受。”
而内侍遵朕旨，总不言其所自。及雍正二年冬间，二阿哥抱病，朕命护守咸安宫之大臣等，于太医院拣择良医数人，听二阿哥自行选用。二阿哥素知医理，自与医家商订方药。迨至病势渐重，朕遣大臣往视，二阿哥感朕深恩，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
又谓其子弘皙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及二阿哥病益危笃，朕令备仪卫移于五龙亭。伊见黄舆，感激朕恩，以手加额，口诵佛号。以上情事，咸安宫宫人、内监百余人，皆所目睹者。及病故之后，追封亲王，一切礼仪有加，且亲往哭奠，以展悲恸。其丧葬之费，动支库帑，悉从丰厚，命大臣等尽心办理，封其二子以王公之爵，优加赐赉。今逆贼加朕以弑兄之名，此朕梦寐中不意有人诬谤及此者也。又如逆贼加朕以屠弟之名，当日阿其那以二阿哥获罪废黜，妄希非分，包藏祸心，与塞思黑、允、允结为死党，而阿其那之阴险诡谲，实为罪魁，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狂悖糊涂，允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以致皇考忧愤震怒，圣躬时为不豫，其切责阿其那也则有“父子之情已绝”
之旨。其他忿激之语，皆为臣子者所不忍听闻。朕以君父高年，忧怀郁结，百计为伊等调停解释，以宽慰圣心，其事不可枚举。及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朕即位以后，将伊等罪恶，俱行宽宥，时时教训，望其改悔前愆，又加特恩，将阿其那封为亲王，令其辅政，深加任用。盖伊等平日原以阿其那为趋向，若阿其那果有感悔之心，则群小自然解散。岂料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译文】
朕即位后，因怀念同胞手足之情，心中实不忍按父王谕旨办。只是因为几个兄弟中如阿其那等，心怀叵测，结党营私，往往借端生事，煽动扰乱人心。所以朕想把这些人慢慢地开导，消除他们的错误野心，安静地守法过日子。那时，二阿哥也就可以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并给以丰厚的俸禄，作为朕的世外兄弟，这是朕的一贯志愿。所以几年以来，常常派人去送给他饮食衣服等用品，并都不让告诉他是皇上御赐，为的是不想让他们行君臣之礼。二阿哥常问送东西的太监，说：“这是皇上颁赐的吗？如果是，我应当行君臣之礼，跪拜谢恩。”
而太监们总是遵照朕的旨意，不告诉他这些物品的来源。到雍正二年冬天，二阿哥生病，朕命令护卫咸安宫的大臣等，到太医院选择技术高明的医生数名，听从二阿哥从中选择，给他看病。二阿哥平常懂得一些医理，便自己和医生商量决定药方。等到病势逐渐加重以后，朕派大臣前往探病。二阿哥感谢朕的深恩，曾哭泣流涕地称谢说：“我本是有罪的人，能够获得善终，这都是皇上保全的恩惠。”
又对他的儿子弘说：“我受到皇上深恩，今生无法报答，你应当竭力尽心，继续完成我这个没有尽到的志愿。”
等到二阿哥病更加危险沉重的时候，朕命令用仪仗护卫他移居于五龙亭。他见了天子专用的黄轿，感激朕的恩德，用手加在额上，口中念着佛号。以上情况，咸安宫里的宫女、太监共一百多人，都是亲眼看见过的。到了他病故以后，又追封为亲王，一切礼仪都提高规格，并且朕还亲自前往哭吊祭祀，以抒发朕心中的悲痛。其丧葬费用，准许动用国库，一切务必丰厚，命令大臣等尽心去办理丧事。又封赐他两个儿子为王公的爵位，赐赏也特别丰厚。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兄之名，这真是朕在睡梦之中也不会想到有人这样地诽谤到这种地步的。又如逆贼加朕以屠杀兄弟的罪名。当时阿其那因为二阿哥犯罪而被废黜，便产生了非分之想，暗中包藏祸心，和塞思黑、允、允结成死党。而阿其那尤其阴险诡诈，实在是个罪魁祸首；塞思黑则是个狡猾奸顽的人，也和阿其那差不多。允狂悖糊涂，允卑鄙可恶，都受到他们的笼络，遂结成一团牢不可开。于是他们结交匪人，蛊惑人心，而希望冒险一番或能侥幸成功的小人，便都乐意被他们使用，私下里互相吹捧谋夺皇位，竟然完全忘掉君臣大义，以致父王忧愤震怒，时常被气得病倒。父王曾痛切地责备阿其那，有“父子之情已经断绝”的话。其他非常忿恨和激烈的话，都是臣下所不忍听闻的。
朕以父王年岁已高，心怀忧结不畅，千方百计从中调停解释，用来宽慰父王圣心，这种事例多得不能一一枚举。等到父王驾崩那天，朕正在悲痛的时候，塞思黑突然来到朕的跟前，大刺刺地伸长着腿坐在对面，态度十分傲慢无礼。他的内心想些什么真无法测度。如果不是朕镇定忍耐，必然会引起事端。朕即位以后，把他们的一切罪行都加以宽大不究，时时教训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又特别加恩把阿其那晋封为亲王，让他辅政，加以重用。因为他们平常本来以阿其那为核心，如果阿其那真有改悔之心，则其小集团自然就解散了。岂料阿其那叛逆的心十分坚定，以为没有达到他平日梦想当皇帝的目的，心中的怨恨更深。而且他也知道自己以前的一些作为，以及得罪于父王的地方，是决不会赦免的道理。因而便运用狠毒残忍的心，肆意猖狂横行，扰乱国政，颠倒国纪朝纲。甚至在朝廷之上群臣面前，诅咒谩骂朕以及国家社稷。这是朝内群臣所共同亲见的事，没有人不对这种犯上的狂徒气愤不已。
【原文】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在外寄书允，公然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等语。又与伊子巧编格式，别造字样，传递京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诡计阴谋，甚于敌国奸细。有奸民令狐士仪，投书伊处，皆反叛之语，而伊为之隐藏。其他不法之处甚多，不可胜数。允赋性狂愚，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听其指使。昔年因阿其那谋夺东宫之案，皇考欲治阿其那之罪，允与塞思黑在皇考前袒护强辩，致触圣怒，欲手刃允。此时恒亲王允祺抱劝而止。皇考高年，知伊愚逆之性，留京必致妄乱启衅，后因西陲用兵，特遣前往效力，以疏远之。
伊在军前，贪婪淫纵，恶迹种种。及朕即位，降旨将伊唤回，伊在朕前放肆傲慢，犯礼犯分，朕悉皆曲宥，仍令奉祀景陵。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伊之院中，造作大逆之言，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之母为太后。允见书，将大逆之语剪裁藏匿，向该管总兵云：“此非大事，可酌量完结。”即此，则其悖乱之心，何尝改悔耶！允无知无耻，昏庸贪劣，因其依附邪党，不便留在京师，故令送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伊至张家口外，托病不行，而私自禳祷，连书雍正新君于告文，怨望慢亵，经绪王大臣等以大不敬题参。朕俱曲加宽宥，但思若听其闲散在外，必不安静奉法，是以将伊禁锢以保全之，伊在禁锢之所竟敢为镇魇之事，经伊跟随太监举出，及加审讯，鉴鉴可据。允亦俯首自认，不能更辩一词。从前诸王大臣胪列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大罪十四款，又特参允镇魇之罪，恳请将伊等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朕再四踌躇，实不忍，暂将阿其那拘禁，降旨询问外省封疆大臣，待其回奏，然后定夺。仍令太监数人供其使。令一切饮食所需，听其索取。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夫以皇考至圣至慈之君父，而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则伊等不忠不孝之罪，尚安有得逃于天谴者乎？
【译文】
从前朕派遣塞思黑往大同办事，原打算是拆散他们的小集团，不让他们聚在一起，也许可以使他们改过自新。谁知道他坚持作恶，不肯改悔，照常悖逆扰乱。在外边寄书信给允，公然在信里d机会已失，悔之无及”
等话。又和他的儿子巧编了一些暗语，或造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字样，传递京中的信息，并把这情报缝到骡夫的衣服和袜子夹层里。诡计阴谋，比敌国的奸细更狠。有个奸民名叫令狐士仪，投书信到他那里，内容都是鼓动反叛的语言，而他却对令狐士仪进行包庇隐藏。其他还有很多不法的地方，举不胜举。允本性狂妄而愚昧，和阿其那关系尤其密切，一切听阿其那指挥。当年因为阿其那谋夺东宫的案件，父王准备处治阿其那的罪行。允和塞思黑在父王面前为他辩护，以致触怒父王，打算亲自拔刀杀死允。这时被恒亲王允祺抱住劝说，才平息下来。因为父王年龄已高，知道允愚昧而忤逆的个性，如留在京师，一定要肇起祸端，后来因为西方边境战事，才特派他前往军营出力，用以疏远他。他在军队里贪婪淫纵，作了很多坏事。到朕即皇帝位以后，才下了谕旨，把他召回京师。他在朕的面前，仍然十分放肆傲慢，违犯礼仪和名分，朕都一一宽大不究，仍然派他奉祀景陵。竟然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信到他家的院子里，内容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话，竟称允为皇帝，而称塞思黑的母亲为太后。允见了这书信，把其中大逆不道的话剪裁下来收藏，向管理这案的总兵官说：“这不算大事，可以酌情完结案子。”
从这一点来看，他悖乱的心思，何尝有一点改悔的意思呢？允既无知又无耻，昏庸贪劣。因为他依附于奸党，不便留他在京师，所以让送他到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出口居住。他到张家口外，便托病不行，而暗中禳祷诅咒，接连在告文中书写雍正新君名字焚化，表现了他的怨恨和亵渎于朕。经诸王公大臣发现，以犯大不敬罪上本参奏他，朕都加以宽容原谅。但想如果让他在外随意游荡，一定不能安分守法，所以才把他禁锢起来，以保护他不再生出是非。
他在禁锢的地方，仍然不安分，竟敢用镇魇的邪术害人。经跟随他的太监发现检举，便加以审问，证据确凿，允也低头承认了这事，无法作一句辩解。以前诸位王公大臣共列举了阿其那大罪四十条，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条，允大罪十四条，又特别参奏允搞镇魇的事，恳求把他们立正典刑，以彰明国法。朕心中再四踌躇，确实有些不忍用刑。因而暂时把阿其那拘禁起来，又下谕旨给各省总督、巡抚，让他们对处理发表意见，等他们回奏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同时仍派了太监数人，供阿其那使唤，一切饮食用物，听凭他随便索要。不料这时阿其那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去。塞思黑从西宁移到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也受到阴司惩罚而死。像皇父那样非常圣明非常仁慈的君主，尚且切齿痛心于阿其那、塞思黑等人，那么他们犯了不忠不孝的大罪，还怎么能逃掉上天的惩罚！
【原文】
朕在藩邸，光明正大，公直无私，诸兄弟之才现实不及朕，其待朕悉恭敬尽礼，并无一语之争竟，亦无一事之猜嫌，满洲臣工及诸王门下之人，莫不知者。今登大位，实无丝毫芥蒂于胸中，而为报怨泄愤之举，但朕缵承列祖皇考基业，负荷甚重，其有关于宗庙社稷之大计，而为人心世道之深忧者，朕若稍避一己之嫌疑，存小不忍之见，则是朕之获罪于列祖皇考者大矣。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若朕心以此为讳，则数年之中，或暗赐鸩毒，或遣人伤害，随时随地皆可陨其性命，何必咨询内外诸臣，众意佥同而朕心仍复迟回不决，俾伊等得保首领以殁乎？至允、允将来作何归结，则视乎本人之自取，朕亦不能予定。而目前则二人现在也。朕之兄弟多人，当阿其那等结党之时，于秉性聪明，稍有胆识者，则百计笼络，使之入其匪党，而于愚懦无能者，则恐吓引诱，使之依附声势，是以诸兄弟多迷而不悟，堕其术中。即朕即位以后，而怀藏异心者，尚不乏人，朕皆置而不问。朕之素志，本欲化导诸顽，同归于善，俾朝廷之上，共守君臣之义，而宫廷之内，得朕兄弟之情，则朕全无缺陷，岂非至愿。无如伊等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皇考，以致自速冥诛，不能遂朕之初念。此朕之大不幸，天下臣庶，当共谅朕为国为民之苦心，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译文】
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正直无私，诸位兄弟的才能和见识，实在不如朕。他们待朕都恭敬尽礼，并没有一句话争论，也没有一件事猜疑，满洲的臣下和侍从和诸王属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朕今天登上皇帝之位，实在没有一丝一毫芥蒂存在心里，而对他们做出报怨泄愤的行为。但是朕既然承袭了列位皇祖留下的基业，担子是很重的，其中有关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而受到人心和世道深为担忧的事，朕如果为了避免自己的嫌疑，存在着一点小不忍的私心，那么反而使朕大大得罪于列位皇祖在天之灵了。古人有“大义灭亲”的说法，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是这样。假如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不死，将来也未必不明正典刑，但是二人之死确实是受了阴司惩罚，这是很多人亲眼见到的，朕还没有来得及对他们执行诛杀。至于朕秉公执法，锄恶除奸，本来便不怕杀了他二人被别人说闲话。如果朕心中存有不敢公开杀他们的心思，那么在拘禁他们的几年里，或暗用毒药，或派人伤害，随时随地都可以害他们性命，何必发旨征求内外大臣们的意见呢？大家意见一致认为该杀，而朕内心仍然迟疑不决，仍使他们得以保全头颅落个全尸而死！至于允、允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则要看他们本人的表现，朕也无法预定，而这二人目前还活着。朕的兄弟很多，当阿其那等结党营私时，对于头脑聪明，稍有胆识的，便千方百计地去笼络，使他加入他们的匪党；对于懦弱无能的，则采用恐吓和引诱的方法，使他去依附他们，以壮大声势。因此诸位兄弟大都受到他们的迷惑而不省悟，落入他们的圈套。即使在朕即位以后，而心中包藏着叛逆之心的，还不止一二人，朕对这些都置之不问。朕的一贯志愿，是希望化导他们顽固思想，一同归于善美。使朝廷里面，共同谨守君臣的道义，而在宫廷里面，使朕得享兄弟之情，那么朕就不会感到有什么缺陷了。这难道不是朕最大的愿望吗？无奈他们恶贯满盈，获罪于上天和皇父，以致自己加速自己受到鬼神的惩罚，不能顺遂朕当初的心愿，这是朕的一大不幸。天下的臣子百姓，一定要谅解朕这种为国为民的苦心。现在逆贼强加给朕以杀弟的罪名，这一件事，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朕不打算辩解，也决不接受这种诬谤的说法。
【原文】
至逆书谓朕为贪财，朕承皇考六十余年太平基业，富有四海，府库充盈，是以屡年来大沛恩泽，使薄海黎庶，莫不均沾。如各省旧欠钱粮，则蠲免几及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粮，则每年减免额赋六十余万两。地方旱涝偶闻，即速降谕旨，动帑遣官，多方赈恤，及灾伤勘报之后，或按分数蠲除，或格外全行豁免。今年又降谕旨，被灾蠲免分数，加至六分七分。至于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建造工程，备办军需，恩赐赏赉，所费数百万两，皆内动支帑项，丝毫不使扰民。
夫以额徵赋税，内库帑金减免支给如此之多，毫无吝惜，而谓朕为贪财，有是理乎？只因从前贪官污吏，蠹国殃民，即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朕心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属浩荡之恩，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资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存，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将奇贪极酷之员，照例抄没，以彰宪典，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赋私之物，不能入已，无益有害，不敢复蹈故辙，勉为廉吏，此朕安百姓，整饬吏治之心。今乃被贪财之谤，岂朕不吝惜于数千百万之帑金，而转贪此些微之赃物乎？
至于属员，虚空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者，盖以上司之于属吏有通同侵蚀之弊，有瞻徇容隐之风，若不重其责成，则上司不肯尽察吏之道，而侵盗之恶习无由而止。是以设此惩创之法，以儆惕之。俟将来上官皆能察吏，下寮群知奉公，朕自有措施之道。若因此而谤为贪财，此井蛙之见，焉知政治之大乎？至逆书谓朕好杀，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
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各省爰书及法司成谳，朕往复披览，至再至三，每遇重犯，若得其一线可生之路，则心为愉快，倘稍有可疑之处，必与大臣等推详讲论，期于平允。六年以来，秋审四经停决，而廷议缓决之中，朕复降旨，察其情罪稍轻者，令行矜释，其正法及勾决之犯，皆大逆大恶之人，万万法无可贷者。夫天地之道，春生秋杀。尧舜之政，弼教明刑。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但罪疑惟轻，朕心慎之又慎，惟恐一时疏忽，致有丝毫屈枉之情，不但重辟为然，即笞杖之刑，亦不肯加于无罪者，每日诚饬法司，及各省官吏等，以钦恤平允为先务。今逆贼谓朕好杀，何其与朕之存心行政相悖之甚乎？
【译文】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是贪财的人。朕继承了父王六十多年的太平基业，富有整个国家，各地国库充盈，所以几年来屡次施加恩泽，使全国黎民百姓没有不得到利益的。比如各省过去欠的钱粮，就豁免了几乎有几千万两。江南、江西、浙江等省的浮粮，则每年减免田赋六十余万两。有的地方偶然发生旱灾或水灾，便立刻发下谕旨，动用国库，派遣官员，多方面地去赈济抚恤受灾百姓。
到灾情详细报来以后，根据情况或按比例减除田赋，或完全豁免。今年又降下谕旨，将遭灾地区减免赋税比例，加到六分至七分。至于南北的黄河和运河的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以及各省的建造工程，备办军需，以及特恩赏赐等，共需花费几百万两银子，一律动用国库开支，丝毫不准向百姓征收，以防扰害百姓。征收赋税向来都有定额，国库和皇室内库的库藏减免和动用如此之多，没有一点吝惜，竟然说朕贪财，难道有这个道理吗？
只是因为从前贪官恶吏祸国殃民，即使把他们处以极刑，也不足以抵得上他们的罪恶。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他们，朕心中实在有些不忍，所以宽大处理免去死罪，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如果又听任他们把贪婪得来的财物养肥自己身家以及留给子孙，那么国法何在？人心如何以此为戒？况且对犯法的人原来就有抄没家产的定例，所以要把奇贪极酷的官员，照例抄没家产，以申国法，以惩贪污。并且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赃私的东西不能侵吞归己，否则无益有害，而使他们不敢重蹈覆辙，努力去作一个廉洁官吏。这是朕为了爱护百姓、整饬吏治的措施，如今竟被作为贪财而进行诽谤。岂有朕不吝惜千百万两的库金，反而去贪这些微小的赃物吗？
至于下属官吏亏空赋税钱粮，有责令上司分赔的原因，是因为上司和所属吏员，往往有通同作弊侵吞，或者包庇宽容的邪风。如果不追究他的责任，则上司便不肯尽力监督手下的办事官吏，而侵吞公款贪污盗窃的歪风也没办法制止。所以才设立这种惩办方法，以劝戒警告他们。等到将来上官都能认真监督下属，下属都知道廉洁奉公，朕自有新的措施。如果因为这一点，便诽谤朕是贪财的人，这实在是井底之蛙的见解，怎能知道政治手段的高深博大啊！
至于逆书又攻击朕生性好杀。朕的本性是最仁慈的，不但不肯随便惩罚一人，即使在走路时，草木蝼蚁，也都不肯去践踏伤害。自即位以来，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各省上报的犯人口供文书以及法司定罪的意见，朕总是反复阅看，往往看二三遍。每遇到死刑重犯的案件，如果从中可以找出他一线生机之路，朕心中总是十分愉快。如果稍有可疑之处，一定和大臣们仔细商量推详，务必求得判刑公平适当。
六年以来，每逢秋季判决死刑犯时，有四次下谕停止执行，而在朝廷内讨论暂缓处决的犯人时，朕又降旨，考察其中罪行稍轻的，命令可以不杀。其被正法和勾决的犯人，都是大逆大恶，法律上万万难以宽大的人。天地的规律是春生秋杀，尧舜的政治，是把刑法当作教育的辅助工具。朕治理天下，本来不肯以妇人般的小恩小惠，而废弛三尺刑法。但是对判刑都要从轻处着想，朕心中是慎之又慎的，唯恐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致使产生一丝一毫冤屈的情况。不但对于死罪重刑是这样，即使判杖打的，也不肯随意加到无罪的人身上。每天都告诫司法官员和各省地方官吏等人，要以体恤百姓处理公正为第一要紧的事。现在逆贼说朕生性好杀，怎么和朕的存心以及实行的政治相差得那么远呢？
【原文】
又逆书谓朕为酗酒，夫酒醴之设，圣贤不废。古称尧千钟，舜百，《论语》称孔子惟酒无量，是饮酒原无损于圣德，不必讳言。但朕之不饮，出自天性，并非强致。而然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陛见。一日忽奏云：“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
朕因路振扬之奏，始知外闻有此浮言，为之一笑。今逆贼酗酒之谤，即此类也。又逆书谓朕为淫色。朕在藩邸，即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以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在逆贼既造流言，岂无耳目，而乃信口讥评耶！
又逆书谓朕为怀疑诛忠。朕之待人，无一事不开诚布公，无一处不推心置腹，胸中有所欲言，必尽吐而后快，从无逆诈，亿不信之事。其待大臣也，实视为心膂股肱，联络一体，日日以至诚训诲臣工。今诸臣亦咸喻朕心有感孚之意。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朕之所诛戮者也。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鄂伦岱、阿灵阿实奸党之渠魁。伊等之意，竟将东宫废立之权，俨若可以操之于己。当阿其那恶迹败露之时，皇考审询伊之太监，比将鄂伦岱、阿灵阿同恶共济之处，一一供出，荷蒙皇考宽宥之恩，不加诛灭。而伊等并不感戴悔过，毫无畏惧，愈加亲密，鄂伦岱仍敢强横踞傲，故意触犯皇考之怒。当圣躬高年颐养之时，为此忿懑恚恨，臣工莫不切齿。阿灵阿罪大恶极，早伏冥诛。伊子阿尔松阿，仿效伊父之行，更为狡狯。朕犹念其为勋戚之后，冀其洗心涤虑，以盖前愆，特加任用，并令管理刑部事务。而伊逆心未改，故智复萌，颠倒是非，紊乱法律。一日审理刑名，将两造之人，用三木各夹一足，闻者皆为骇异。
又与鄂伦岱同在乾清门，将朕所降谕旨掷之于地，其他狂悖妄乱之处，不可殚述。朕犹不忍加诛，特命发往奉天居住，使之解散其党羽，尚可曲为保全，岂料二人到彼全无悔悟之念，但怀怨望之心，而在京之邪党，仍然固结，牢不可破。朕再四思维，此等巨恶，在天理国典，断不可赦，于是始将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老奸大蠹，罪恶滔天，实逆党之首恶。隆科多则罔上欺君，款迹昭著。二人皆伏冥诛，未膺显戮。
逆书之所谓怀疑诛忠者，朕细思朕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之外，并未诛戮忠良之大臣。想逆贼即以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为忠良乎？天下自有公论也。又逆书谓朕为好谀任佞。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以忠谠为先，以迎合为戒。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
以上诸条，实全无影响，梦想不及之事，而逆贼灭绝彝良，肆行诋毁者，必有与国家为深仇积恨之人捏造此言惑乱众听。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之奸党，被朕惩创拘禁，不能肆志，怀恨于心，或贪官污吏，匪类棍徒，怨朕执法无私，故造作大逆之词，泄其私愤。且阿其那、塞思黑当日之结党肆恶，谋夺储位，也于皇考则时怀忤逆背叛之心。于二阿哥则极尽摇乱倾陷之术，因而嫉妒同气，排挤贤良，入其党者，则引为腹心。远其党者，则视为仇敌。又如阿其那，自盗廉洁之名，而令塞思黑、允、允贪赋犯法，横取不义之财，以供其市思沽誉之用。
且允出兵在外，盗取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前允之子供出，阿其那亦自认不讳者。又如阿其那残忍性成，逐日沉醉。当朕切加训诫之时，尚不知改。伊之护军九十六，以直言触怒，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亦以直言得罪，痛加楚，推入水中，几至殒命。允亦素性嗜酒，时与阿其那沉湎轻生。允又复渔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淫荡，军前之人谁不知之？
【译文】
又逆书说朕性好酗酒。酒是祭祀和宴会必须设备的，即使是圣贤，也不废止饮酒。古时称“尧千钟，舜百”。《论语》里也说孔子“唯酒无量”。所以饮酒本来就对圣人的道德没有什么损害，所以不必讳言。但是朕的不喝酒，却是天生的习性，并不是强制不喝。前年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进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完全不像喝过酒的。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有传闻皇上饮酒的说法？”
朕因为路振扬这次启奏，才知道外边有这种不实的传说，因一笑了之。现在逆贼诽谤朕酗酒，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又逆书说朕好色贪淫。朕在身为雍亲王时，便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便不好色。即位以后，皇宫内的宫女很少，朕常自以为天下人不好色的，没有能比得上朕的。“远色”
两个字，朕完全可以自信。而且诸王公大臣和侍从们也都共知。而今却诽谤朕好色，不知所好的什么色？所宠的又是什么人？逆贼既能制造流言蜚语，难道就没有一点耳目，便要信口胡绉加以讥讽吗？又逆书里说朕生性好怀疑而滥杀忠良。朕待别人，没有一件事不是开诚布公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推心置腹的。胸中想说什么话，必定要全部吐露出来才感到痛快，从来没有作过欺诈和不讲信用的事。至于对待大臣，确实把他们当成心腹和臂膀，结成了一个整体。天天用至诚来教育臣子和侍从，如今诸臣也都了解朕的这种用心，都非常信服。
至于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则是朕下令处死的。年羹尧受到父皇和朕的深恩，竟然忍心背负，胸中怀有不轨的想法，几乎要发动叛乱，他的贪赃和残暴的罪行，经大臣们参奏，都有九十二条之多。根据国法，应处以极刑，而朕念他在西藏、青海的战功，从宽处理，让他自尽。他的父兄都没有受处分，他的儿子流放到边远地区，现在已经开恩放回。鄂伦岱、阿灵阿则确实是奸党的主要头目。他们的想法，把东宫废立的权力，好像就操在他手里一样。
当阿其那罪行败露的时候，父王审问其宫中的太监，太监才把鄂伦岱、阿灵阿共同作恶的事一一招供出来。蒙受父王的开恩宽大，没有加以诛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恩悔过，丝毫不害怕，反而更抱成亲密的一团。鄂伦岱仍然十分强横傲慢，故意去触父王的怒。当父王年龄老大需要静心休养的时候，为了这事心情十分愤恨，而臣子和侍从对他们无不切齿痛恨。阿灵阿罪大恶极，早已受到阴司的惩罚而死。他的儿子阿尔松阿却仿效其父亲的行为，更加狡猾奸诈。朕还想到他是有功勋的皇戚后代，希望他能洗心革面，以弥补从前的过错，特地加以任用为官，并让他管理刑部事务。而他叛逆的心一点不改，故态复萌，颠倒是非，混乱法律。有一天审问案件，竟然不问是非，用大刑把原告和被告各夹住一只脚，听到这事的人没有不骇异的。又和鄂伦岱一同在乾清宫门外边，把朕所下的谕旨掷到地上，其他狂妄忤逆的事还很多，不能尽述。
朕还不忍对他诛杀，特下令流放到奉天居住，使他们的党羽分散，还可以保全他们不再犯罪。而他们在京的党羽，仍然结成一团，牢不可破。朕再四地思考，像这种大恶的人，在天理和国法上都是绝对不可赦免的，于是才把他们二人正法。至于苏努，则是个老奸巨滑的贼子，罪恶滔天，实是逆党的头号恶人。隆科多则欺君罔上，罪状所列条款都十分明白。二人都受到阴司冥诛病死，并没有受国法处以死刑。
逆书里说的所谓朕生性好疑而诛杀忠良，朕细想朕除了对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三人以外，并没有杀过任何忠良大臣，因想逆贼大约是把年羹尧、鄂伦岱、阿尔松阿、苏努、隆科多等当成忠良吧！这一点天下自会有公平的舆论。
又逆书中说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朕身为藩王达四十余年，对于人情事故知道得十分详细，对于进谗言和谄媚的世俗习惯，早已十分清楚其虚伪并十分讨厌其卑鄙，不像那些还在童孩时便当了皇帝没一点阅历的人。所以自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的文章，都抛弃不采用。不过臣子们的奏章和官员们的履历，都沿用过去的老模式，夹杂一些颂扬皇帝的词句，凑合成文章。朕总是一看即带过，不再留意。并天天训谕大小官员和侍从，要敢于直言朕的缺点和过失，详细议论政事上出现的错误和不足。要以忠言为第一，以迎合皇帝心理为戒。所以内外诸臣，都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口头说出，恐怕被朕所讨厌轻视。现在逆贼说的所谓朕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证实一下吗！
以上各条，实际上全是毫无根据梦想不到的事，而逆贼等灭绝良心，猖狂进行诋毁，必定是对国家心怀深仇积恨的人所捏造的，以图惑乱百姓视听。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一伙的奸党，因被朕惩办拘禁，不能任意胡为，所以才怀恨在心。或者是贪官污吏、流氓无赖等匪徒，怨恨朕执法无私，所以才捏造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谣言，以泄他们的私愤。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当年结党营私，谋夺皇储位子，对父王则时刻怀着忤逆背叛的黑心，对二阿哥则极尽动摇陷害的手段。他们怀着嫉妒心理，排挤贤良。凡参加他们小集团的，便看成是心腹，疏远他们的便被看成是仇敌。又如阿其那自己假作廉洁以沽名钓誉，却去指使塞思黑、允、允等去贪赃枉法，夺取不义横财，以供他赏赐别人，施加小恩小惠以博取名誉使用。
而且允领兵在外，盗取军需银几十万两，多次派人私自送给阿其那，供他挥霍，这是前些时允的儿子招供出来，阿其那也自己承认了事实。又如阿其那性格十分残忍，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朕对他恳切地训诫，他仍不知道改悔。他的卫士九十六（人名）因为直言触怒了他，被他立刻用刑杖打死。长史胡什吞也是因直言得罪了他，便痛加鞭打，并推到水中，差一点死去。允也性喜饮酒，时常和阿其那在一块豪饮不顾性命。允又好色宣淫，不知检点。身为领军统帅，还取要了青海台吉的女儿和蒙古女子多人，留在军中供他淫乐。军队里的人哪个不知此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