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望康熙,在他丰碑式的功勋前礼拜后,我不禁仰天长叹了。如果说,中国近代以前的发展在康熙治下达至辉煌的巅峰,那么,中国历史的悲剧色彩也极浓重地涂抹在康熙身上。作为一位杰出的君主,康熙调整了前朝不合理的土地和分配关系,发展了农业生产,扩展了疆土,统一了各民族,“文治武功俱佳”。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调整能量”释放完毕,政策边际效益渐渐收缩以后,伴随着康熙本人的逐渐老去,国内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再呈动荡之势。其时各地贪官污吏横行,肆恶虐众,东南沿海“海寇”骚扰不断,湖南、广东、四川等省矿民动辄“聚众几万至十余万,强梁争竞”,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康熙难有往日的英奋进取,他想的更多的是“守成”和“传位”。为制止矿民闹事,康熙43至58年,他将上述各省的矿业“逐一封闭”,造成矿业生产严重衰退;为杜绝“海寇”和防范西方势力渗透,康熙56年又宣布“禁海”,使沿海数省“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作业”;同时在文化领域采取镇压措施,大兴文字狱。由康熙肇始的“禁海”闭关政策,自此被清朝定为“国策”,及至乾隆,都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种夜即自大式的骄傲,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颟顸和保守,加固了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而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昂首迈向政治舞台,“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旧格局渐被打破,全球第一次被纳入同一时空中。英、荷、法等国占得先机,他们率先异军突起了,其最有战略眼光、也最富扩张性的人士的目光,已在向遥远的东方张望。这时的中国,非常需要一位俄国彼得一世式的人物,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祖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谦虚自省,放下泱泱大国的架子,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敞开大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产品,同时效法西方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在这个“世界史的关键时期”不致落伍,才能使中国免遭日后的侵略和欺辱。可是,尽管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几乎处于同一时代,两人却迥然相异。为真实了解西方,彼得大帝亲赴英、荷等国考察,回国后仿效西欧,强力改革,励精图治;而康熙此时却闭关自守,盲目乐观,欣赏自己的长寿和多子多孙,说与历代帝王相比,“在位久者,朕为之首”,除了“传位”之事让他苦恼,似乎一切都好。强大壮阔的中华帝国,就这样在歌舞升平、其乐陶陶的沉醉中一天天走向衰退,一步步落后于他人。事实证明,有清一朝衰败乃至最后没落的祸根,恰恰是在其最“圣明”的康熙皇帝执政期间种下的——历史上还有比这更具有悲剧意味的事情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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