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1976年天安门事件经过--革委会主任口述

　　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1月，是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4月，是载入史册的天安门事件爆发。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
承受着空前的震动。

　　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是我深深感觉到的。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嫉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后来，报纸上对各国的唁电只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

　　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

　　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

　　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但基层组织没有照办，依然纷纷去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洪流只能宣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

　　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指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4月4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

　　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

　　“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

　　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

　　我还说：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

　　我还汇报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说：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

　　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

　　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是同意这个建议的。

　　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看了这个条子后，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

　　我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

　　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江青指着我严厉地说：“你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吴忠，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吴忠在电话中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我问这个人在哪里演讲。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演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

　　这时，江青大发雷霆了。她借机发难说：“吴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讲坛吗？”

　　江青随后举起手，看着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12点，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

　　江青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们想办法。”

　　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

　　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

　　会议沉默了一段时间。

　　华国锋也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当时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另一种选择就是激化矛盾，尖锐对立。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

　　早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地让邓小平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

　　王洪文问：能调多少？

　　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

　　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

　　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开了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

　　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我说：政治局已决定晚8时出动民兵，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

　　我们三个人当即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

　　这时，政治局找我，继而又找吴忠，要求汇报情况。迫不得已，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

　　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很不满意，说怎么搞的。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

　　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

　　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

　　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

　　“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强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

　　正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人民终于胜利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洗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洗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了，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