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系网探微

    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清代后五朝是道光一系的天下，不但因为奕詝、载淳、载湉、溥仪，是道光嫡派，而且，道光兄弟辈多以道光的子孙承嗣。
　　绵恺是道光帝旻宁三弟，封惇亲王，承嗣无人，即以道光第五子奕誴过继承袭亲王。道光四弟绵忻，封瑞亲王，

　　其子奕誌无嗣，又以奕誴之子载漪袭封端郡王。道光第七子奕懁之子载涛曾作过道光五弟惠亲王绵愉子奕谟的嗣子。到了光绪朝，载湉之弟载沣袭醇亲王爵，弟弟载涛先袭绵愉子奕谟，后袭钟郡王奕詥，载洵则承袭端郡王之爵。似乎有一点俗话所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爱新觉罗王朝家天下的“官”系网的纲，就是这样地布下自己的网络。

　　一门贵幸

　　叶赫那拉氏家惠征的大女儿，在咸丰元年入宫，充实咸丰皇帝后宫的阵营。从此，叶赫那拉氏家庭作为戚族与爱新觉罗家族攀上了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过了11年，因为咸丰帝去世，母以子贵，叶赫那拉氏贵妃升为皇太后，而且垂帘听政，被加上了“慈禧”二字封号。娘家的门楣顿生光辉，弟弟桂祥按照惯彻成为三等奉恩公，享受了公爵的尊荣和待遇。在此以前，慈禧的妹妹做了咸丰帝七弟醇郡王奕懁的福晋，双双与奕懁兄

　　弟婚配。同治帝死后，按慈禧的旨意，醇亲王奕懁长子载湉当了皇帝。慈禧以伯母、姨母、太后的身份继续临朝。奕懁这个小叔子、妹夫、皇帝生父当然会全心全意为儿子帝位效力的。当朝天子，就是叶赫那拉氏桂祥的嫡亲外甥，又是慈禧的侄儿、外甥。　　

　　血浓于水，上一代是椒房之亲，下一代也亲上加亲，桂祥的女儿按照慈禧的旨意让光绪选为皇后，叶赫那拉氏家又成椒房之亲。光绪帝死后，侄女儿也成皇太后。不过，侄女儿却没有姑妈的才干和气魄，也生不逢时，没有垂帘听政。叶赫那拉氏家族，出了两个皇太后，醇亲王奕懁一支，出了两个皇帝，全靠了婚姻，这一条扯不断的红丝线!

　　重臣网结

　　荣禄，为慈禧亲信重臣，在官场大网上是个网结。荣禄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其辛勤结网分不开。

　　首先，荣禄是忠烈之后。他的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道光年间，征代张格尔叛乱时阵亡。父亲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伯父天津镇总兵长瑞，咸丰元年在围堵太平军永安突围战中同日阵亡，父亲赐谥勤勇，伯父赐谥武壮，并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以此得荫生。叔父长泰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镇压捻军阵亡，当时被看作“一门忠萃”。咸丰皇帝在长瑞、长寿死后曾以“忠贞世笃”褒扬，也曾亲自召见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忠烈之后，例为各朝看重、倚信。　　

　　荣禄的远祖费英东，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天下的开元无勋。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

　　其次，荣禄两个妹妹，一嫁给晚清旗人中惟一的状元崇绮，另一家给宗室昆冈。这两个妹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荣禄的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的福晋。荣禄的继配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时称“大王爷”。月下老把荣禄自己和妹妹以及两个姑娘，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成了懿亲，有“阀阅世家，连渊贵胄”之称。　　

　　第三，官场连结。荣禄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师傅的李鸿藻，换了兰帖，结成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都可与荣禄拉上关系。荣禄外放西安将军后，就是通过李写信给陕西巡抚直隶同乡鹿传霖，两人得以和睦相处。庚子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作过渡，军机大臣与总督之间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　　

　　荣禄的最后十年，朝中有人，又与外官如张之洞，刘坤一交好。直督袁世凯是其武卫军时的下属，小站练兵的荐主，查办案件，又是荣保袁过关。荣禄晚年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这些都与他的官场网络很有关系。

 　　师生

　　科举考试，秀才、举人甚至天子门生的进士，都有启蒙师、座师、房师。作为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学政，会试的总裁、同考官，殿试的读卷官，将其录取者视为门生。一名翰林，做一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次数的积累，成为文职官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国史馆所修官员传记，将这种记录载入传主的传文之中。大学士周祖培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起，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各三次。大学士祁隽藻自道光七年(1827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历充拔贡会考阅卷大臣一次，复试宗室举人阅卷大臣四次，复试顺天举人阅卷大臣二次，补行复试顺天等省阅卷大臣五次，复试新贡士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一次，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七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二次，考试试差阅卷大臣二次，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三次。其他屡司文柄的大学士朱风标、贾桢等人的传记中，都有同类记载。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的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　　

　　翁同龢每年春节，奔波于东城、西城拜年，其中不少是老师。他当了同治、光绪的师傅之后，年年仍上门拜年。老师、师母生日，同门门生一起拜寿，老师、师母的丧事，门生是治表重要成员。翁氏日记中此类记载反映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曾国藩系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薛氏本人尚未列入，后世者学有的统计则超过薛氏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左衡芳、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留意于曾国藩鉴识、使用、培植人才的气度、方法，是很自然的。幕僚制度本身的演变，倒是值得探究的。幕僚古已有之，在汉代就见于记载。官僚们为要办理朝廷赋予的各项事宜，又没有相应的官派人员，就自辟幕僚，帮助处理。幕僚与幕主关系比较自由，他们不是隶属关系，幕僚去留自主，幕主采纳意见则留，否则就去而他就，曾氏幕僚人物也有这种情况。在祁门大营，当军事最困难的时候，幕府人数寥寥，曾氏也只得听之任之。　　

　　到清末，曾国藩幕府时传统幕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曾国藩幕府的，固然不乏古典色彩，但入幕之宾中，很多是翰林，或者是朝廷正式官员，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在镇压太平军的特殊时期，曾国藩以书生将兵，异军突起，许多秀才、贡生出身人员闻风影从。另一方面，许多人随幕曾氏多年，随着军事胜利，被曾国藩推荐保举赏以官职，有的成了方面大员，有的仍留在幕中，就不再是传统的幕主宾僚关系，已有隶属的色彩了。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人，多系曾国藩保举或应朝廷咨询而由曾氏推荐的。　　

　　幕僚是以此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既然可由曾氏保荐进入仕途，独立做官，又何乐而不为呢?著名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以诸生应聘入幕十余年，同治八年(1860年)做了磁州知州。曾国藩空手起家，当然需要网罗各种人才，在血火交织的枪林弹雨中，只能容纳真才实学甘苦与共的人才，蠢才庸懦之辈，投机取巧的是很少参与胜败难卜的军旅生涯的。

　　水涨船高，随着曾国藩地位声名的飞腾，入幕之宾，也一个个青云直上，

　　督抚提镇，尚侍藩臬，遍及天下。湘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大网形成了，幕僚们感戴荐主、幕主曾文正公。生前身后，歌功颂德，曾氏声名之隆，与此大有关系。　　

　　湘系集团的崛起，幕僚的衍化，也与朝廷的扶植密不可分。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胤禛在三月给吏部的上谕中就说，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晚清各帝既没有给督抚衙门增加编制，幕僚的延聘也只能听凭古老传统。批准曾氏的举荐，授予幕僚官职，则是出自朝廷的权柄。官场的“官系网”织成，朝廷也是织工。
　　乡情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按照朝廷意旨，以息事宁人手法，处分了天津有关官吏和百姓，对法国则委曲求全。朝中弹章纷纭，众口交诟。北京湖广会馆，把曾国藩写的匾额拆除焚毁。表示了以曾氏为羞的姿态。群谤丛集，众口铄金，曾氏愧悔无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乡党之责，或者出于乡情，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乡土观念，在社会中，在官场上，成为一种看不见的联系纽带。　　

　　曾国藩虽然因天津教案不能见容于乡党，而结成曾国藩为首领的湘系，就是靠着浓厚的乡土观念。湘军，兵源来自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乡籍最多，人们以“湘军”称之，就释放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曾国潘的幕府80余人中湘籍占1/4，作为基本阵营是不可忽视的。湘军将帅，从创始到第二代如刘坤一等，基本上都籍隶湖湘。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发展，遍布天下，后来成为督抚提镇，由军而政，形成庞大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　　

　　乡土观念中添加了官场基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李鸿章出于曾国藩湘军幕府，所建淮军，所成淮系，主要的士兵来源、将领幕府也都以皖籍为主。　　

　　盘踞皖北多年，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叛降无常，双方皆有封赠，但始终不离本土的苗沛霖集团，提供了乡土观念的另一种倾向。叛降数次，忠的信仰似乎不起多大作用，乡亲不以此责难，苗氏拥兵自重，在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凭藉乡土，存在多年。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清末，两江总督习惯地成了湘系的禁脔，自曾国藩以后，左宗棠、刘坤一、曾国荃、沈葆桢等都是湘系人物。直隶总督的交椅成了李鸿章的官场专座，一坐就是20多年。当王朝把国脉朝命无可奈何的靠在地方实力派上时，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命运就不能维持多久了。

　　北洋系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朝廷也好，官场也好，都将他看作是淮军的领袖。关于中堂脾气的传说很多，相传挨了李中堂的骂，就等于领了当官的委任状，因而部下多以挨中堂臭骂为乐事。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翰林。到19世纪70年代，不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是文华殿大学士，位居首辅的当朝一品重臣。乡梓前辈，翰苑巍科，骂一声后生小子，似乎与礼不悖。但以此为乐，则反映了派系内部维系着森严的等级辈分。时人笔记，多认为李氏引用乡亲不分良莠，是淮系衰微的原因，是他不如曾国藩的地方。　　

　　李鸿章长期任北洋大臣，却没有培植起北洋观念，袁世凯只不过任了六七年的北洋大臣却高高擎起了北洋的旗帜。“北洋将领”、“北洋陆军”、“北洋军人”、“北洋实业”等等，像商业广告一样盈盈溢耳，人人耳熟能详。袁世凯的军队，兵源多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数省，幕府人物也不局限于一省，颇像开放型制。但北洋观念，却成为连结这个庞大集团的津梁，一直延续到民国北洋政府的覆灭。　　

　　袁世凯不学有术，连个秀才也没考中，后来以军干禄，其手段却远超过一般科举正途出身的书生们。他用贿赂把滋禧、奕劻及宫中太监头子李莲英等买通为其所用。金兰拜盟与徐世昌、载振等成了把兄弟。他大量地保荐推举手下的将领武士、僚佐宾客升迁官职，显然是个大荐主；袁氏30多个子女的婚姻，使他与张百熙、周馥、张人骏、吴大澂、端方、孙宝琦等人都有姻娅之好。清末官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成了盘根错节的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