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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徽班进京说起 民国时期的旅京皖人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佚名

  这些年,安徽的小保姆和装修队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其实,自明清定都北京以来,尤其是在民国初年,皖人便曾颇具有声势的活跃在京城的政、军、财以及文化界。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为安徽凤阳人,这里姑且不谈,清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不仅创造了京剧这一国粹,也开创了皖人旅京之先河。这一文化交流现象也许并非偶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我 国封建时代一直实行盐业专卖,而自明中叶起,盐业几乎为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垄断。到乾隆时,徽商已雄踞金融界霸主地位。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均由两淮豪富盐商接待,其场面之奢华可想而知,难怪乾隆爷乐此不疲。这样下有徽商的经济支持,上有皇帝的眷顾,徽班进京水到渠成。

  降至19世纪中叶,内外交困,国运式微。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作为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战场,安徽从军者众多;另外由于邻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出国留学者在国内各省中也位居前列。

  这期间皖人的杰出代表是李鸿章。李合肥所率淮军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在“中兴名臣”曾国藩辞世之后,他内办洋务、外主外交,主持朝政达20年之久。所谓“位高而谤生”,对其毁誉,至今不绝。不过观其画像,长身、削面、隆鼻、峻目,不似无骨之人,而且还得周旋于一个至今尚不得庐山真面目的慈禧太后周围,其中酸苦,恐难为外人道也。

  进入民国时期,旅京皖人更是名人层出,渐成气候。

  名气最大的当属“民国功之首、罪之魁”的段祺瑞(合肥人)。段祺瑞早年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北洋军官有很多是其弟子,尤其是军事学造诣被同辈推为第一,因而当时在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联合诸将领,电逼宣统退位,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民国成立后,任第一任陆军总长,不久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天津。后来他领兵败“辫帅”张勋的复辟而任总理。由于滥借外债,弄得民怨沸腾,终于被迫与总统黎元洪一起下野。

  段祺瑞虽出身行伍,却操行端正,亦粗通文事,为人简洁直率。他与袁世凯是多年交情。传说袁氏称帝时,段曾想与诸将通电反袁,袁世凯听说后笑着说:“芝泉走则走矣,何出恶声哉?”只此一言,段祺瑞便乖乖的走了,由于他在反袁斗争中不积极,因而时人颇有微词。

  当时政坛另一风云人物王揖唐也是合肥人。他虽出身行伍,却独辟蹊经,专组政党。先是发起共和党一党,后又成立安福俱乐部,并被推为众议院议长。

  秉承徽商理财传统,建德人周学熙、合肥人龚心湛曾先后任民国政府财政总长。二人均勤朴、果敢,推行减政节让等措施。然身处乱世,难免为人所忌,最终也只能独善其身而已。

  宁国人许世英是个特别人物,此人“不满四尺,白面浓须,附权势,名节不修”。虽位尊司法总长,却纠集一帮狐朋狗友嫖宿妓家,不料被巡警所辱,舆论大哗。京城里呆不下去,他跑到福建,但英雄本“色”不改,竟在山脚下专造一屋,聚众招妓取乐。结果又遭弹劾。好在负责调查此事的王祖同亦为皖人,竟网开一面,免予追究。

  从军者已登政治舞台,留学者已渐渐学成归来。这学贯中西、风华正茂的一代,以大学和报刊为阵地,以口舌为利器,开创了中华史上一场空前的波及道德、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怀宁人)和胡适(绩溪人)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1917年,陈独秀自上海赴京就任北大教授,《新青年》随同北上。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鼓舞,北大新思潮非常活跃,陈独秀的《新青年》周围集结了一大批以北大教授为主的思想精英。一校一刊一批人,影响遍及全国,极大地推动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胡适留美期间即以通信方式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后受陈独秀邀请,放弃近在眼前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提前回国,就任北大教授,当时年仅27岁,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虽只是提出文字和文学的改革主张,却事实上成为这场运动的导火索和宣言书。

  与陈独秀的豪放、激烈以及不拘小节不同,胡适为人平和、儒雅,对一些传统的东西抱有脉脉温情,因而尽管身为新文化运动战将,却能得到包括许多封建大老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和青睐。“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尽人皆知的名言。由于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陈独秀和胡适后来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陈独秀于1920年离开北京再赴上海,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而胡适继续在北大进行他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工作,后曾任北大校长和驻美大使。

  然而,革命派也好,改良派也好,他们共同主张的民主和科学,都与当时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格格不入。而此时正好是段祺瑞和王揖唐主政时期。于是,当初无意中选择了从军或留学两条不同人生之路的皖人,此时的的确确是“秀才遇着兵”了。独秀先生便常常奇怪,老乡被自己痛骂一顿后还能派部下请自己过去“坐坐”,适之先生也常常发现,突施几箭后对方喊叫的口音竟和自己差不多。这种巧合历史上确实不多见。

  安徽人口众多,自然条件较差,北部平原多水灾,南部山区少田地,历史上又多兵祸,所以历史上皖人外出经商、从军、求学以及现在的打工也多有不得已的因素。然而正是这种困境激励了旅居外地的皖人更加奋发图强,这或许也正是汤因比所说的“文明挑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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