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对比分析乾隆华盛顿同时实行的权力移交，或有助于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和特色
从500年前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开始，实行大一统皇权专制二千年以上的中国，再不能沿着既定轨道维护其统治，在东南亚的朝贡国，从明代起就逐步被殖民者蚕食。就全球而言，有两种对人的神经有刺激作用的植物，将世界联系得更紧密，同时也搅动得更为不安。其一是含有咖啡因的茶叶，主要产自中国；其二是含有吗啡的罂粟，主要产自印度。中国的茶叶引发北美大陆独立战争，与中国的皮货生意诱引商人到俄勒冈寻找货源，成为美国最早占有西部的依据……不妨说，地球上如果没有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鸦片战败后，福建巡抚、五台徐继畬（1795-1873）从美国传教士嘴里知道，没有皇帝，国家可能治理得更好。半个世纪后，此信念深入人心，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今天仍实行共和制。1987年费正清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追溯到1848年徐继畬“迷恋美国”的第一本系统世界地理著作《瀛环志略》……不妨说，如果没有美国，也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但也不可否认，东西两大国人民和领导者的价值观念、政治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至今截然不同，受着各自传统的制约。美国建国初期，恰逢中国大清帝国由盛转衰。中国执政最长的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1711，9，25－1799，2，7，下简称帝）和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2，22－1799，12，14，下简称顿）在上上世纪末移交权力的活动，几乎同时进行，他俩又同一年去世，相映成趣。乾隆创造的太上皇模式，在清末又演变为慈禧的母后垂帘模式这种“非常之道”，加上宣统朝的隆裕太后与摄政王的非常关系，影响中国政局50余年。慈禧与同治帝、光绪帝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义和团盲目排外等不幸事件，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华盛顿揭示的，“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及在制度设计中如何限制人性这恶的一面，发挥人性善的一面，实在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一“头等大事”，往往被天花乱坠的政治宣传故意掩盖。将乾隆华盛顿同时实行的权力移交，进行对比分析，或许有助于认识我们的基本国情和特色。
移交权力的序幕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帝下令解散耶稣会。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专卖鸦片烟，并对中国走私贸易，埋下了以后鸦片战争（史家也称为通商战争）的导火线。12月16日，北美殖民地波士顿士民组成的茶团（Tea Party，也译为茶叶党），伪装成印第安人，闯到英国货船上，把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倾入海港，倾茶事件成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线，因而独立战争也可称为茶叶战争。
乾隆四十年，1775年。4月19日，波士顿北部莱克星敦的民兵打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枪。6月16日，顿被大陆会议选为大陆军总司令。9月10日，阿桂率清军攻入四川大金川敌巢，从1746年开始的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成为帝十全武功之两功。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后来成为美国国庆节。《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利，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12月26日，帝命收缴销删“抵触本朝”书籍，读书人人人自危。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帝在到盛京谒祖陵回銮时，锦县生员金从善道旁递呈词，请公开立太子。此言违背皇祖、父秘密建储之制，金被杀。帝谕立太子之弊后，宣示：“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遐闲。……今朕春秋六十有八，康强尚如昔时，自当代上天爱养亿兆，董治百官，自期无负祖宗付托之重，必不敢遽释仔肩。”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4月19日北美八年抗英战争胜利结束，遣散军队后，顿12月25日解甲归田。6月17日，帝赐予明抗清名将袁崇焕裔孙官职。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2月11日，帝第六次南巡，6月10日回京。2月22日，美国商人的“中国女皇号”商船，持有国会颁发的航海护照，从纽约出发，同年8月28日到广州，第一次在广州升起美国国旗，运入棉花、皮货，运出茶叶、瓷器，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利润高达25%，掀起“中国热”。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5月13日至9月18日，顿出席费城制宪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主席。13州中的12个派的55名代表中，29人受过大学教育，一半以上是律师。代表们惟恐产生君主政体，以审慎态度讨论了有关总统的条文。当有人提议把总统任期从7年改为“在他表现杰出期间”时，有代表反对说：“所谓有杰出表现的全国行政长官不外乎是终身全国行政官的动听一点的说法而已。”有人还挖苦总统任期15年的提案：“最好是20年，因为这是国王执政的平均年限！”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力主对总统的弹劾权，指出：“如果不保留弹劾权，那就只有靠暗杀来摆脱一个腐化的最高行政长官了。”宪法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经过近四个月工作，最后一天参加会议的42名代表，除3名拒绝之外，39名代表在这4页羊皮纸文件上签了字。约翰•亚当斯说过：“一年一次的选举告终之时，即暴政开始之日。”各州宪法对官员任期也有甚至更严格的限制。这些开国先贤认为防止专制比珍惜经验更重要，决心防止因存在一个永久性的或世袭的官吏阶级而产生的弊害，哪怕牺牲行政效率也在所不惜。35届总统肯尼迪只有巡逻艇长领导十几个水兵的经验，在总统职位上也照样干行很好。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4日，顿被全票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4月30日顿宣誓就职并向国会两院发表演说。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顿再次当选后，3月4日在费城宣誓就任总统。英王派出以马嘎尔尼为首的“祝寿团”，成员近百人，加上其他共八百多人带着六百箱礼物访华，以期使中国这个“庞大帝国成为我们本土和印度产品的市场，使这些产品销售兴旺，而提供欧洲投资每年所需不少于一百四十万镑的财源。”9月14日，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马嘎尔尼等，还举行八万军队、一万二千名官员的阅兵盛典。但对英王信件和使团谈判中提出的派使驻京、增开口岸、北京设立商行、割让沿海岛屿、广州拨地居住、减轻税收、允许传教等要求，帝以其不识天朝体制，妄行乞请，而严加拒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根本不理睬对方的要求，中国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
移交权力的宣布
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起，在年节、庆寿宴会、恩科、恩赉、巡幸、祭祀、普免、加授等活动中，都加入“归政”的宣示。天无二日。乾隆六十年九月三日（1795，10，15）册立皇十五子顒琰为皇太子的谕令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清高宗实录》第1486卷，第10页。转引自孙文良等著《乾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1796年9月17日，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前，发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宣布退出候选总统的行列。演说祝福：“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使你们获得把你们的宪法介绍给其他各国的荣誉，使这部宪法为那些对之还十分陌生的国家所赞美、爱慕和采用。”（《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3页）并忠告：“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就完全可以使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的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华盛顿选集》第320页）
权力移交仪式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2，9），举行授受大典。皇帝侍太上皇帝到奉先殿行礼，接着太上皇帝御太和殿，亲授“皇帝之宝”国玺，皇帝下跪接受。太上皇帝受贺毕，还宫。皇帝即位，奉太上皇帝传位诏书，颁行天下，恩赏臣民不等。乾隆传位诏书宣布：“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初五举行的千叟宴上，太上皇吟诗：“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高宗实录，第1494卷，第12页）初十，白莲教在湖北起义。太上皇把三十八岁的嘉庆仍当小孩看，处处不放心。正月，接见朝鲜冬至使时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使臣回国，向国王报告：皇帝“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观于此亦可见其人品矣。”朝鲜君臣得出结论，庆贺中国皇帝万寿节，只贺太上皇圣节就可以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4916页）
1797年3月3日晚，顿举行告别宴会，气氛庄重热烈。宴会快结束时，华盛顿举杯，向着亚当斯、杰斐逊、各国使节及其夫人们，用激动的口气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以公仆的身份为大家的健康干杯，我真诚地为大家的健康干杯。祝大家无比幸福。”话音刚落，欢乐气氛烟消云散，英国公使夫人竟凄然泪下。4日，新总统约翰•亚当斯宣誓就职，顿以愉快、坦然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接任者进入总统办公室，他把身上的重担撂给了亚当斯。亚当斯事后描述交接的历史性场面道，昨天“真是一个庄严的场面。将军的光临使我感动万分，他的表情同天气一样安祥开朗；对于我，他似乎是享受了一次胜利，我好像听他说‘唉，我堂堂正正地卸任，你堂堂正正地就职，看我们两人谁最幸福!’仪式结束，他走过来，热情地祝贺我并希望任职幸福、成功和荣耀。”（转引自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9日，顿全家离开首都费城，15日抵达家乡弗吉尼亚州的芒特弗农。顿从纷扰的政治舞台上从容不迫地走下来，慢慢地消失在普通百姓中。
乾隆的亿万斯年构想和美国定期修改宪法的原则
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八日颁布训谕，宣示了在太上皇位上“年登九秩，即可得六世来孙（任注：四世为曾孙，五世为玄孙，六世为来孙）”，“岂不更为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的美好构想。并要求子孙恪守他这一模式亿万年不动摇：“我子子孙孙缵膺统绪，倘亦能如朕之享国绵长，举行归政典礼为太上皇者”，“实我大清亿万斯年之福”。（高宗实录，第1481卷，第13—14页）他不仅要管自己生前的中国，也为死后亿万年的中国规定了“皇图永固，帝道遐昌”的构想。
从徐继畬起，中国一些学者最欣赏的美国成功之处，是制度设计的数字化。如前所述，制宪时开国先贤就斤斤计较总统任职的年限。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论证，造反是政府健康的必不可少的良药，有助于公众精神保持活力，但它要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因而最适用于其政府有专制倾向的国家，对于自由国家则可将基本契约更新，而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地球用益权属于生者，死者对之既无权力，又无权利。任何一代人都不能制定有效期长于该代人寿命的法律。如果一代人约束下一代人，那么，统治国家的是死人而不是活人。由于环境改变，人改变，一定要使政治制度也随之改变。杰斐逊建立这个命题后，就着手确定一条法律或一部宪法可被视为表达社会意志的精确期限。他利用M•巴方的统计表，发现任何一个已知社会里，21岁以上的人有一半再活18年8个月就会死去。因此，他推理说，任何一个社会制定的宪法、法律，或订立的契约，有效期都不得超过19年。这样，如果社会要坚持公正政府据以建立的原则，就应该每19年将根本法修改一次，至少要给予修改机会。他主张专利权的授予期定为19年。（梅里亚姆著：《美国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9-80页。）
退位之后是否掌握迷恋权力
嘉庆帝只接到一颗“皇帝之宝”的国玺，毫无权力。整个国家陷入停滞状态，“盖太上皇，诸凡事务不欲异于前日，故自下举行甚难云矣。”嘉庆帝形如傀儡，“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8页）尽管年迈的乾隆自我感觉良好，表示要自强不息，却得了健忘症。“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同上，第4953页）老门神难以捉鬼，迷恋权力者看守不住权力。健忘的乾隆继续“乾纲独揽”，不肯发挥年富力强的嘉庆帝作用之际，和珅乘机舞弄权柄。乾隆让他专断六部中的吏、刑、户三部。乾隆身体欠佳，批摺字画偶有不真之处，和珅竟敢“口称不如撕去”，由他另行拟旨。训政期间，乾隆的很多谕旨是由和珅传达的，“而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同上）
1799年接近总统选举，联邦党人因党内分歧和声望日衰，有人又想请出顿竞选总统，顿坚决拒绝。7月21日，他从芒特弗农农场致乔纳森•特朗布尔州长：“如果确实有人想要我来作他的继任者，则我感到十分遗憾。这不仅是因为我热切地希望在我退休期间能够宁静地住在这里，度过余年，除非奉召保卫国家(那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从公众的利益考虑的。虽然我有充分理由感谢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但我并非不知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缺陷。我这样做将是可耻的，因为尽管这是我国同胞的愿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当选并任职，但另一个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却会因此去职。……如果我参加竞选，我就会成为恶毒攻击和无耻诽谤的靶子，不但会被加上摇摆不定的罪名，而且还会被诬为怀有野心，一遇时机便爆发出来。总之，我将被指责为昏愦无知的老糊涂。”（《华盛顿选集》第359页。）
同一年撒手人寰，各自创造的纪录
嘉庆三年十一月中旬，乾隆为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而“以勤致疾”，有时“昏眩”，不能如前临朝，而有机会还“训政无倦”，召见臣工如常。嘉庆四年正月初一，乾隆御乾清宫接受皇帝及诸王贝勒文武大臣庆贺。初二，“圣躬不豫”，早晨仍作《望捷诗》一首。嘉庆侍疾养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释”，似乎因未能举行“九旬万寿庆典”而遗憾。傍晚病情加剧。初三日（1799，2，7）辰刻“驾崩”。“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皆曰此近百岁老人常事。且今新皇帝至孝且仁，太上皇真稀古有福之太平天子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78页）乾隆逝世后，照例发布《遗诏》，提出丧制悉遵旧典，二十七日而除。嘉庆遵旨，为乾隆成敛，梓宫置于乾清宫正中，陈奠举哀。嘉庆本人及诸王贝勒文武大臣等，公主、福晋及侍卫以上的妻子等，俱成服按班次举哀。嘉庆表现出比其他人更为悲痛。为乾隆所办的丧事基本上是按成例，也不甚铺张。同年5月11日，为乾隆上尊号，称“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这是根据谥法“肇纪立极曰高”而提出的。后世合称“高宗纯皇帝”，或简称“清高宗”。同年九月十五日，乾隆被葬于裕陵。乾隆帝终身掌权，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父死当天即位，以乾隆为年号执政60年，在太上皇位上4年，创造实际掌握中国政权跨65个年头的空前纪录（1735,9,20-1799,2,7,实际执政63年又4个月另12天）。
1799年12月13日上午10点至下午3点，顿骑马顶着风雪巡视了农场，晚上得了急性咽喉炎。恐怕晚上打扰别人，14日上午他才让请医生治疗。下午，顿请夫人取出两份遗嘱，让她把其中的一份烧毁。对医生们说：“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你们最好不要再为我麻烦了，让我安安静静地去吧！”晚上10时，顿最后说：“死后葬礼不要过分，3天后下葬”，心脏停止跳动。18日，顿的葬礼在芒特弗农举行。在礼炮声中，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护卫队走在前面，后面是四名牧师，两名仆人牵着顿生前使用的马匹，驮着将军的手枪、枪套，顿的遗体由军官们抬着缓缓向前，后面跟着家属、好友，最后是送葬队伍。当牧师带领大家唱起葬礼曲、念了祈祷文之后，人们把顿的遗体安放进墓穴。人们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顿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美国全体民众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这位开国元勋，为后任们留下轻易不敢逾越的首任四年，再任八年，二任之后引退的任期大限。
在位时是否受到监督制约
乾隆在位时，向他提建储建议的秀才金从善被杀头。1886年弹劾权臣和珅的家人刘全逾制不法的御史曹锡宝，1887年弹劾和珅亲信、直隶总督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都受到严厉惩处。皇清的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毫无纠错能力。人民起义此伏彼起。
美利坚民族格外珍视民主传统。先辈们是不堪忍受专制压迫才来到新大陆的，“五月花”号公约就是他们希望的统治原则。他们非常担心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被专制、独裁取代的悲剧在新大陆重演。对民族有大功的人最可能异化为对民族有大罪的人。刚任总统后，顿有一辆精致的专用马车，尽管不能与后世的空军一号媲美，仍受到民主人士非议：“华盛顿并不反对在共和政体上装点君主制的色彩”，君主制的浮夸虚饰和好出风头已“越过大西洋牢牢埋藏”于美利坚共和国之中。顿的左右手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争吵，也以是否有人正在玩弄各种手法使美国走向罪恶的君主制度的深渊为焦点。据说得到财政部资助的《合众国报》每期都颂扬财长汉密尔顿的天才和德性。有人讽剌：如果华盛顿是这个国家的“国父”，汉密尔顿就是他的“长子”了。杰斐逊和麦迪逊另请人办了反对派的《国民报》，揭露专制阴谋。顿第二任就职前十天，是他62岁生日，首都费城举行庆祝仪式，教堂每半小时响起钟声，海湾舶船彩旗飘扬，两院成员和数百公民等待总统会见……弗雷诺主编的《国民报》抨击这种君主式的生日闹剧已由一些邪恶之人为了邪恶的目的以极大的努力加以推行。人民已经克服了感情上的脆弱开始带着自由人的气概对政府的宴会和其他庆典感到厌恶。就连被怀疑为推进君主制的汉密尔顿，也不赞成举行隆重的、有群众参加的顿的第二任就职仪式，建议总统只需在各部门的首长面前宣誓就职即可，杰斐逊表示同意。顿被限制在参议院的小房间里，心头火起，发表了几句演说就以最快速度离开会场。他事后写信发牢骚：“在我任职期间，我就把自己视为公仆。如果他们在此期间，进而将我称为他们的奴隶，我亦无异议。”顿在任时还被舆论和报纸说成是“政治伪君子”、“政治老糊涂”、“傲漫的专制君主”，不是“国父”而是“后父”。（均见余志森上书）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元首。正是有了高度民主权利意识的美国人民，才造就了不敢侵犯人民权利的美国元首。
元首生命结束是否成为政策变更的契机
乾隆这位东方巨人倒下去了，他的时代也随之结束。嘉庆亲政伊始，就把乾隆压制的宗室，原降贝勒，或降郡王者，一一重新晋封。又赦乾隆间文字狱涉案人员。最大快人心的是，把权倾一时的和珅逮捕下狱，处死，勒令抄家，为推行新朝之政扫清了道路。
华盛顿的逝世对美国的政局未发生影响。人们并没有因为怀念他而多投他所倾向的联邦党人的票。1801年，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
当时及后人对两位元首的评价
同治光绪年间领阁事20馀年的礼部侍郎、文诚公李文田“心恒不满，常言‘乾隆帝以桀、纣之行，享尧、舜之福。’”（叶恭绰：《遐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李文田还指出鱼肉百姓必然要付出亡国代价：“使脧削而果无他患，唐至元明至今存，大清何以有天下乎？”（《清史稿》本传）清末诤臣赵炳麟后来引用张一麐的话为大清盘账说：“张仲仁—麐曰，中国文化之衰，始於乾隆时；乱机之伏，亦始於乾隆时；清室之亡根，亦植於乾隆时。盖其时卿相，惟以词藻结知遇，以功名为光宠，以引用门生故吏为得计，以摧残士节民德为快心。其弊也，贪黩成风，民艰不恤。虽仁宗出而一诛和珅，终未挽回风俗。酿而至道光间之政治，流寇四出，清室将亡矣。赖有曾文正、罗忠节等，讲根本之学，起而亟救其弊，於是苟延残喘。文正中年以后，大功成而忌者众，事多掣肘，亦未能奏移风易俗之效，而淮军起而代之矣。淮之领袖，尚功名，植己党，亦乾隆时卿相之故智。再传而项城练兵，又代淮军，遂为今之北洋系。竟委穷源，可知中国衰弱乱亡之胎，皆蕴结於乾隆时也。仲仁久赞项城幕府，而反对洪宪帝制，几受巨祸，故知之深，而言之痛。”（赵炳麟：《柏岩感旧诗话》卷三，页三，见民国年间印《赵柏岩集》）
美国费正清评论：“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年方5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1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年。康熙皇帝8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60（岁）年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专制，每个都5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也许是过分了些。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四库全书》，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珅，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珅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年的 (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1796-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页）
亨利•李在华盛顿逝世后两天去国会发表悼念演说，称华盛顿是“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他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说：“华盛顿尽善尽美。子孙后代将怀着敬意把他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缔造者来谈论；而到那时，我的名字将在革命旋涡中消逝。”（转引自余志森上书第364页）
徐继畬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对顿作了高度评价，1853年宁波镌碑赠送美国，后被嵌于华盛顿纪念塔内壁200英尺高度：“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畬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 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 合众国传教士识”
徐继畬对美国的赞美性论述、对顿的推崇, 格外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1867年, 美国第十七任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给重返北京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徐继畬以表达敬意，并于10月21日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的长篇致辞热情洋溢，最后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的答词（以覆函形式存档）不改初衷，言简意赅：“覆迳启者：昨读琅函，猥承奖誉，并以贵国开国之华盛顿绘像见赠，展观具见雅仪，欣羡之余，弥殷钦佩。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专覆并谢，即颂吉祉。”
对两位元首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
1911年10月10日，乾隆诞生200年又15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运转了268年的清帝国迅速被推翻，中国人无意之中以这种特殊方式纪念了乾隆帝的双百诞辰。乾隆“大清亿万斯年之福”的构想破灭，终究未能逃脱历代皇朝盛衰的周期律。清末官吏贪黩成风，人心丧尽，没有一个人为大清死节。
1932年，由于经济危机而变得垂头丧气的美国人举行长达9月的纪念华盛顿诞生200周年活动。纪念活动遍及世界81个国家和259个城市，其中有中国广州、上海、杭州、哈尔滨等。有关纪念集指出：在充满暴政与压迫的当今世界上，华盛顿却作为自由政治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出现于世。在华盛顿所计划的政府已经运转一个半世纪以后，考虑“他对当今世界之影响似是适合时宜之举”。新上台的总统F．D．罗斯福称，这种国际性的纪念盛况，作为自发的国际性礼遇和友善是“史无前例”的。罗斯福急切希望借助国父的精神来帮助人民树立信心度过难关，利用开国元勋的英名维系人民对国家的信赖。（余志森上书第381页）
迷恋美国与批评专制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从向往古代乌托邦到向往海外乌托邦，从梦周公改而梦华盛顿，决非无缘无故。美国汉学家韩德在《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一书中说：“根据当时中国的标准，徐继畬所描述的美国多少有点类似乌托邦。……也许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由于徐继畬本人希望通过揭示当时的中国已从其美好的黄金时代衰退到何种地步来激励读者。中国人深受叛乱和贫穷之苦，而美国人则成功地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联结在一起，享有秩序与富足。……魏源所表示并为徐继畬所美化的美国图景，证明对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是富有诱惑力的。这些知识分子或直接从这些资料中，或通过后来那些毫无批判地重复魏源和徐继畬的观点的著述中，吸收了迷恋美国的思想。”徐继畬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纵观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周期性兴衰和中外众多元首，而格外看好华盛顿和美国宪政中的总统任期制的。两汉是中央集权并不严重、中国老百姓比较享福的朝代。王夫之曾说有汉一代有庸君而无暴君。但皇权专制与生俱来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在出版《瀛环志略》以后，徐继畬又在《后汉书》上写下两千多条批语，认为皇朝兴衰固然与天命有关，但决定因素是人事，人事非一端而以君德为主。君德不修，失去人心，天命亦随之而去：“汉人迂固，遂以阴阳为宰相专责，不复过问杂事。迨及东汉，竟以水旱灾异策免三公。……夫阴阳无形，燮理之术，不外人事；人事非一端而总以君德为主。”“桓、灵二帝皆以冲年以旁支继统，其昏庸荒乱若合符节。委宗祊于宦寺，戮忠贤如草菅。党祸之狱，一兴再兴，朝野善类，靡有孑遗。遂致毒痡遍于四海，冤愤积于兆人。一旦溃裂，涣然不可收拾也。尝论西汉之衰，国柄潜移外戚，虐不及下，继以王莽之水火，故人心思汉，世祖之兴也勃焉。东汉则安、顺之后，继之桓、灵，人心已去，天心亦绝，故昭烈号召西川而中原无复响应之人。兴亡故有天命，岂亦不由人事哉!”“主德不修，何人不可取而代耶?”君德非一端，徐氏注意的有节欲远色、躬崇俭约、纳谏从善诸事。徐氏对一般男女大欲十分宽容，对君主的情欲即“宴安”却持论甚严，认为“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圣德之日新又新，圣政之久安长治皆将肇基于此”。（徐继畬上咸丰《三渐宜防疏》）他层层剥皮，将历代皇朝治乱兴衰的根本，归结于君德，继而归结于政体。当政者迷恋权力而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乃是最大的失德，中国尚无制约迷恋权力的当政者的体制。
在《后汉书》帝纪目录页，徐氏在12帝的讳号下面一一以工整小楷写上在位年和终年。分别为：光武帝33年，62岁；明帝19年，48岁；章帝12年，33岁；和帝16年，27岁；殇帝1年，2岁；安帝19年，32岁；顺帝19年，30岁；冲帝1 年，3岁；质帝1 年，9岁；桓帝20年，36岁；灵帝22年，34岁；献帝29年，54岁。徐氏认为皇帝寿命与皇朝盛衰有对应关系：“东汉自和帝以下，年寿多促，嗣续屡断，遂致女后临朝，贪权立幼，外戚柄国，戕贤立昏，旁支递绍，炎祚灰飞，良可叹也!”(批传45)这时他一定会联想到美国通过选举保证年富力强的总统在位的特色。
徐继畬对安帝朝邓太后“贪恋大权，终身称制”，致使国家由盛转衰，痛下针砭：“和熹后聪敏明达，节俭之德，渊博之学，几于希踪明德（马皇后）。惟贪恋大权，终身称制，以致嗣主（安帝）积不能平……母后临朝，总非常道，虽有善政，亦不免于讥议。和熹之后有安帝，宣仁之后有哲宗，治于阴而乱于阳，亦可为长太息矣!”(批纪10)而这种迷恋权力的当政者得不到制约的痼疾，在大洋彼岸，在“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之后，已经从美国政体上被消灭，因此美国的制度创新，有着普世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对中国也有借鉴作用，“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
前述激烈批评乾隆的李文田，仔细阅读批改过的《瀛环志略》，载入方闻编徐氏年谱中。清末民初热心宪政的袁幕张一麐写道:“余年十六岁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环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与徐继畬同饮一条滹沱河水的崞县徐永昌将军（1887－1959），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1950年9月9日看到美国所制中国抗日战争影片取材精审，对受华盛顿等薰陶的美国人士尽职尽责的品德深为叹服，并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湾山西文献社1989年版第375页）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严酷的。从1844年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及《瀛环志略》初稿写成，中国人的华盛顿之梦，已经绵延160年了。历史呼唤巨人，登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侏儒。后来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梦想中国的政治能走上轨道，出现的却是接二连三的徐继畬所说的非常之道。于是，人们对于上边好人掌权的梦想，彻底破灭，重新寄希望于宪政和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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