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发表以后，亦鸣先生写了《袁世凯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并不存在--与章立凡先生商榷》一文，认为维新派劝说袁氏起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慈禧太后的方案，"是不可能成功的事"，理由有三：一、没有弹药；二、授权不明；三、路远敌多。"至于戊戌变法的失败，不能归结为袁世凯的告密。笔者赞成秦晖先生所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首先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否与袁氏有关，我认为首先要看他是否主动告密，以及告密的时间。
袁氏告密的经过，按时序排列，大体上有三说，一、八月初四（西历1898年9月19日）告密说，认为袁世凯在谭嗣同八月初三夜访法华寺，请他发动兵变后，立即通过某种途径（如庆王奕劻）告密，八月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初六正式宣布“训政”。二、八月初五告密说，即袁氏当日下午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回京向慈禧告变，后党于八月初六发动政变，这是最传统的说法。三、八月初六告密说，即袁氏八月初五回津见荣禄，说有人“结党煽惑，谋危宗社”，但没有说出谭嗣同的密谋；初六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传到天津，同时杨崇伊也从北京来见荣禄，通报政变消息，袁世凯见维新派大势已去，向荣禄长跪不起，说出实情。
前两说属于主动告密，后一说属于被动告密。第二说主要源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第三说来源于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而第一说则根据清宫档案及袁克齐、杨度等人记述，是比较新近的观点。我认为，光绪虽然在初五还陛见过袁世凯和伊藤博文，但从初四起已处于慈禧的控制之下，故在撰写《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时采信主动告密说。
一 初四宫中有变，袁某行踪可疑
关于政变的起因，有些学者举负责光绪帝起居注的恽逸鼎《崇陵传信录》为证，认为是由于杨崇伊通过庆王向慈禧所递的密折引起，袁世凯告密时，政变正在或已经发生。因此政变开始时只搜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八月初九、初十才根据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扩大搜捕范围，逮捕了“六君子”及其他主张变法的官员。
但恽逸鼎的记载似乎并不能支持这种观点。他在《崇陵传信录》中，叙述了庆王将杨崇伊的密疏转奏慈禧的情节后说："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恽逸鼎在这段文字后特别注明："政变各节，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概略之，以此录非政纪也。"１
由此可见，他不见得是要推翻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的常规说法，但须为历史补上一条秘闻：八月初四这天，也就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若干小时之后，政变就已经发动了（根据清宫《穿戴档》记载，光绪在初四卯正到乾清官见母后，按其他档案则慈禧在申刻或酉刻曾到达西苑，待考）。当天光绪即离开他日常居住的养心殿，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被长期幽禁之所在。
从史料上看，确是密疏在前，告密在后，但慈禧何时阅读密疏，却没有准确的时间记录。再看密疏内容，尽是些顽固派攻击维新派的陈词滥调，最严重的指控有两处，一是提到慈禧所厌恶的文廷式（珍妃的老师）与新党勾结，创立大同学会"盅惑士心，紊乱朝局"；二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柄……伊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两条虽然足以激起慈禧的愤懑，但不足以构成她指责光绪"听小人之言谋我"的证据，她的"今日无我"一语，也明系指自己被儿子除掉的意思；而直闯光绪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则显然是在搜检光绪和维新派"谋我"的证据。她没有指责儿子"变更成法"和"引用东人"，却指责他要谋害自己，这就不能不引发一个疑问：谭嗣同离去时“已夜深”，袁世凯是否在后半夜就去告密？这也许正是恽毓鼎要特别透露的信息。
那么，光绪在初五还陛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又作何解释呢？
查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记初五面君请训情形，他提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等建言，"上为动容，无答谕" ，而众多记载中光绪有密诏给他的情节，却没有只字提及。数天前圣眷正隆，勉励有加，临别何以无语？是别有隐情？还是意识到被这个臣子出卖了？
当事人梁启超和袁世凯发表各自的文件时，出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都没有说出全部真相。但最可疑的还是袁某人，《戊戌日记》有两处语焉不详：一、他七月十九日就到北京为自己活动升迁之事，但没有具体记载；二、他重点记述八月初一至初三面君、拜访李鸿章、庆王等权贵及谭嗣同来访等经过，此后略过初四，直接写初五入觐、返津乃至告密经过各事。初三后半夜至初四全天的活动，全部隐去，而这正是政变实际发生的时间。比照恽毓鼎记录的初四宫变，以及光绪幽禁中“日书项城（袁世凯字）名以志其愤”，驾崩后其弟摄政王载沣欲杀袁世凯以报旧仇，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恨。
根据伊藤博文在《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中的记载，光绪的谈话多是些礼仪性的问答，与他在慈禧"训政"以后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太大区别。维新派自八月初二以后，就没有得到皇上本人发出的任何信息，至少在初四以后，他已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二 京津两度告密，并非没有可能
根据袁世凯之子袁克齐记载，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２。杨度在日记中也直指：“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３。
按照传统说法，袁世凯是初五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如果他在北京就通过庆王的管道告了密，返津后再度向老上司荣禄告密，意义又何在呢？
我想至少有如下好处：一、表示驯服，打消荣禄对自己的疑虑；二、给老上司一个邀功的顺水人情；三、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北京告密的结果如何，需要给自己一个双保险。由于袁世凯参加强学会，与维新派过从较密（否则就不可能解释谭嗣同密谋于他的事实），慈禧对他一直是有疑虑的，在政变后处理维新派时，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荣禄果然为他说了话，再度升官。而杨崇伊密疏在前，初六日又到天津向荣禄传达"训政"懿旨（袁氏当时也在场），却没有袁世凯的好命，有功未赏，潦倒以终。其原因恐在于：一、他只是个守旧庸碌之辈，非荣禄、庆王嫡系；二、告密之功大于密疏，足见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至于"长跪不起"的情节，不排除故作姿态的可能，未必是被动告密的铁证。
有学者以八月初六日"训政"公布时，只下令缉拿康氏兄弟，兵变主谋谭嗣同到初十才被捕为由，作为政变在前，袁氏被迫告密在后的佐证。这种观点可备一说，但也必须注意到：一、“围园劫后”之谋关乎封建人伦，需要拿到确切证据，慈禧从搜检的奏章上查不到证据，故要先抓最重要的幕后主使人康有为；二、变法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在逃，清廷尽可留下谭作为诱饵，直到确信捕获康、梁无望，才最后收网；三、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袁世凯初四凌晨至初五下午之前，只举报有人谋危宗社，后来才进一步扯出谭嗣同，他在《戊戌日记》中也自称，是初六那天上午才将密谋之事向荣禄说出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具体情节如何，天津告密是客观存在的，北京告密也是不无可能的。但无论是在何处告密，仍以主动告密的可能性最大。
三 一个必备条件：皇帝在我手中
谈过史料，再考察袁世凯当时有无历史机遇。
"没有弹药"是亦鸣先生的第一个理由，当时还是一个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年代，弹药是决胜的重要因素，但未必是绝对的因素。梁启超记载袁世凯当时原话是："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４袁氏自己的记述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５两说差异不大，可见弹药不是不能解决，而是需要准备。
"授权不明"是亦鸣先生的第二个理由，光绪有无密诏，一直有些争议。但根据苏继祖的记载：“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６。杨锐之子杨庆昶在宣统即位后曾上缴过一份密诏，被交付史馆。在谭嗣同与袁世凯密会于法华寺之前，也有维新派曾与袁氏的幕僚徐世昌共同诵读密诏的记载，看来未必是假。关键在于有无"正统"旗号，师出有名，这正是我在下面要讲的问题。
"路远敌多"是亦鸣先生的第三个理由，杀了荣禄，再从天津运兵到北京，至少要三个小时。"围园劫后"有一定难度，袁世凯也希望拖延到天津阅兵时再发动兵变。根据梁启超的记述，袁曾向谭表示："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７；袁氏也承认曾对谭说：“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８两段话都表达了一个很要紧的信息，如有光绪在营，袁世凯完全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少胜多。这也符合他后来在辛亥革命时将宣统小儿当作手中人质的思路。
由是可知，举出"勤王"的正统旗号，袁氏与维新派是有共识的，未必是虚与委蛇，但在发动的时机和方式上有分歧：谭嗣同认为事情紧迫，不能等到九月天津阅兵，要他立即带兵入京，出奇制胜；袁氏则不愿打无把握之仗，更希望将人事、装备安排停当，待机而举。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会考虑告密呢？关键仍在于能否抢到皇帝做旗号。
袁世凯刚被光绪破格擢升，荣禄恰于初三下午以英国兵船在渤海游弋为由，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札陈家沟，并要袁即日回防，不能不引起他的疑虑。谭嗣同的深夜密访，无论兵变成败与否，都是要将袁氏绑在维新派的战车上，使他心情沉重，“反复筹思，如痴如病”。 "抢旗"要冒风险，告密是条捷径，袁氏本来就是反复无常、惯于投机的势利小人，权衡利害，最后选择告密，抢一个比较容易得到的头功。
四 无论必然偶然，袁氏罪无可绾
亦鸣先生认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以子而谋害父母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康梁始终不承认有此密谋，......袁世凯如果当真做成了围园劫后的事，说不定也会被当做替罪羊而杀头的。"但请注意这样一个史实：当时慈禧太后已不是"垂帘听政"的身份，光绪则处于"亲政"的地位，是"正统"所在。从封建男权社会的传统而言，"女主"乱政为宗法所不容，是处于"不义"的道德位置，光绪捍卫帝位的对策，纵有"以下犯上"的意味，但从皇权正统的角度，如果只是劫后而非弑母，便可避免"陷母后于不义"，比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更有道德后盾。袁世凯如果襄助光绪，则是"勤王"的义举，成功后怎会"被当做替罪羊而杀头"呢？
亦鸣先生认为，带兵入京对袁世凯来说“只能是一个送命的机会。他若去冒险，结果必然是兵败被杀；也可以不去冒险，但也不去告密，这样做救了别人，但也救不了自己，密谋一旦暴露，他就会落个参预谋逆、知情不报的罪名。"
我认为此事可从四个层面来考量。一、如果袁氏是主动告密，铁定是戊戌变法的千古罪人，因为他未必没有时间筹备举义，后党如不知兵变的密谋，也不见得会立即发动政变；二、即便他是在政变发生后被动告密，后党事先也同样不知兵变密谋，实因袁氏告密导致全盘泄露，后党才兴此大狱。三、如果他只是明哲保身，没有告密攀扯，维新派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元气。四、按照荣禄所说“袁乃我的人”，则他本来就可能是一个打入维新派内部的坐探。按这四种情节中的任意一种推断，"六君子"人头落地，变法彻底失败，袁世凯都难辞其咎。
多年来史学界有一种惯性，就是将革命视为唯一的历史选择，强调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动辄套用"历史的必然性"去评价各种历史事件，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谈戊戌变法的失败，强调改良派的历史局限性，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从而证明革命的必要和正确，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必然性"。
历史本来不容假设，但历史也是有机遇的，是要靠人去推动的，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不可能不考虑偶然性的因素。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匡胤"陈桥兵变"等历史事件，都是"以下犯上"而又出奇制胜的政治豪赌，成算未必就是百分之百。如果密谋泄露，举事不成，这两位英主在历史上就是乱臣贼子：李世民弑兄杀弟，犯上作乱，在大唐史册上罪无可绾；赵匡胤或许还可推脱是事先不知情，被部下胁迫"黄袍加身"，历史上就可能只有后周而无大宋。唐宗宋祖都会永失发挥雄才大略的历史机会。
常言道："不以成败论英雄"，退一万步讲，如果袁世凯能够坚定地站在维新派立场，纵使"勤王"失败，他也会成为与谭嗣同、唐才常一样的仁人志士，在历史上享有正面地位。但“奸雄”是要权衡成败得失的，袁世凯改变立场，是他政治投机的小人本性所决定的，谭嗣同确实看错了人。在这一点上，我与亦鸣先生看法一致。
袁世凯之所以两次失去历史机遇，没有成为正面人物，原因正在于他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奸雄”，最后才会以失败告终。
2004年6月24日 风雨读书楼
注释：
１ 恽逸鼎：《崇陵传信录》
２ 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
３《杨度日记》
４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５ 袁世凯《戊戌日记》
６ 苏继祖：《戊戌朝变记》
７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8 袁世凯《戊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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