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举棋不定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祗。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祗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虽然总的倾向主抚，但也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长期没有明确的态度、政策。
慈禧“上当”？
清廷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是要利用义和团来根绝维新隐患。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并非易事，决策者是在反复犹疑、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才大胆作此决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慈禧后来就说自己是上了一些大臣的当。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和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绮、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启秀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史称“己亥立储”。但是，他们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加痛恨“洋人”。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义和团和许多官员宣扬的“神功”是否真实，便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各样“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惟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明显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实际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而反对义和团的则触当道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刚毅留在涿州与义和团商议合作之事后才回京。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谎报，于是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恃”，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此次复命对慈禧的决策有重大影响，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曾对人说道：“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特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去看验。后来回京复命，我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我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复。你想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起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吴永：《庚子西狩丛谈》）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大臣的命运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
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这次御前会议一开始，慈禧就明确表示准备向“万国”开战，但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等语。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明确表示：“拳民法术，恐不可恃。”一位满族大员打断他说：“拳民法术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议，臣特取其心术可恃耳。”内阁学士联元则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立即有人斥责道：“联元这说的是什么话？”这时，光绪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驻外公使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立即下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景澄连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光绪深知万不能战，但摄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务”著称的许景澄痛陈“开战”的严重后果，以打动慈禧。听了许景澄一番话，于是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许景澄也涕泣不止。站在许景澄身傍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书，一直反对招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这时也“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慈禧见三人团聚共泣，大触其怒，注目厉声斥曰：“这算什么体统？”光绪才放开许景澄之手。（《庚子西狩丛谈》）最终清廷决定向各国开战。
清廷决定开战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和联元等五人处死。许景澄与袁昶同时入狱，“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昶紧握许景澄的手问道：“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许景澄笑答：“死后当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笔者注）何不达也。”（《庚子西狩丛谈》）行刑时，袁昶面带笑容对监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说：“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许景澄与家人话别时也“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对他们被处以极刑，主战的顽固派则认为死有余辜，徐桐说：“是死且有罪。”崇绮则说：“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后，即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在这场“朝廷”几被推翻的没顶之灾中，处于“风暴”中心的文臣武将，其命运更加悲惨。据不完全统计，在兵败或京城被敌所破后自尽的有徐桐、崇绮、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黑龙江将军寿山、庶吉士寿富、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翰林院编修王廷相、礼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国子监祭酒熙元等等。刚毅在与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为了“议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从列强提出的“惩办祸首”的要求，多次发布上谕惩办祸首：礼亲王载勋被赐自尽，山西巡抚毓贤被即行正法，刚毅本应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议，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载漪、载澜被发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临难自尽故免其置议，左都御使英年被赐自尽，赵舒翘也被赐自尽。共惩处各级官绅100多人。
面对如此深灾巨祸，清廷不能不作个“交待”，在一道道上谕中，“朝廷”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58、86页）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忿忿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殊深，时人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庚子西狩丛谈》）赵“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海沤：《曼陀罗轩闲话.赵舒翘》）“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赵舒翘之轶事》）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预测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
主和也好，主战也罢，最终都不免一死，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实际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权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非人”。在这种关系中，用敢于披龙之逆鳞、敢于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臣属的传统道德，委实过于严酷，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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