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贯穿八百年的线索

    万春亭：北京的几何中心
　　50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从地安门地下挖出一只石鼠，从正阳门地下挖出一匹石马。

　　这两件孤立的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多久？它们同时出现在中轴线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景山并不高峻，但高度刚好适宜人们俯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景山制高点上的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上惟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然而它却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座突起的四角攒尖式古亭给人们观察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视角。每到重阳，明朝的皇帝都会登临景山，圣驾在山顶升座，俯视他的重重殿宇和无限江山。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几何中心，一颗曾经跃动的心脏，它决定了城市的轮廓以及道路经脉的方向。这个几何中心，从明代至今，从未偏移。

　　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一段宽18米的南北大街，并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这些证据无疑给历史学家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里不仅仅是明清都城的中轴线，元大都的中轴线也自北向南从这里穿过，从而将这条中轴线的历史提前了一百年。当学者们为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否穿过北海中的琼华岛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这次发掘证实元大都的中轴线与目前这条中轴线完全重合，只不过是起止点不同罢了。

　　从景山上向北看，最瞩目的建筑便是鼓楼。元朝初年，大画家王冕买舟下东吴，北游燕都，便在鼓楼边的胡同里，隐居多年。

　　中心点的确立

　　喋喋不休的争论终止以后，学者们已经认定那一带是元朝都城的几何中心，元朝建城时兴建的“中心台”就在那里。它最早确立了北京目前这条中轴线的位置。那么，元朝为什么要选择那里建造“中心台”，而明代，又为什么将城市中心点南移到景山的位置上？

　　古人建城，都要建立“中心台”，作为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从西周时期到辽金时期，北京作为地方割区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不断漂移。直到元代，蒙古铁骑扫荡了华夏四方，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蒙古骑兵在金朝皇宫内点燃的一把大火中，告别了那个已经瓦解的女真王朝。公元1260年，踌躇满志的忽必烈第一次踏进这座梦境一样的城市。金宫的废墟已无法居住，城外东北方向一片湛蓝的湖水却吸引了他。那片水当时名为积水潭，今天叫北海。两年后，有人把一整块玉石雕琢而成、名叫“渎山大玉海”的大酒瓮进献给忽必烈。也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批准了著名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提出的放弃金中都的莲花池水系，引导高梁河水系进入积水潭，为未来的都城取得更丰沛的水源的设想。新城市的中心点，终于在积水潭东北岸，也就是今天鼓楼的位置上，尘埃落定。

　　中心点确定之后，城市中轴线和城池的位置也自然得以确定。丽正门（今天安门）内的干道，向北穿越皇宫，直抵钟鼓楼附近的“中心台”，正是沿中轴线开辟出来的。中心台仿佛投入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而宫城、皇城和外城，则如辐射的涟漪，环环相套。

　　漂移的中心台

　　忽必烈或许没有想到，他所确定的中轴线，在八百年中再未改变。仿佛一只沉甸甸的镇纸，压在漂泊的地图上。然而，当一座帝王之城日渐清晰地显露形骸的时候，中心台却悄然消失。如同一个魔术师，在“变”出一系列新奇的事物之后，悄无声息地，收回他的道具。

　　明代以后，中轴线没有再度漂移，只是城市中心点悄然向南滑动，固定在景山这个位置上。

　　景山原名“万岁山”，用挖掘护城河和南海的泥土堆筑而成。古代风水学要求宫殿“背山面水”。而都城北面，只有琼华岛上有座土山，这也是有学者误认为元大都中轴线穿过琼华岛的原因之一。但是，让中轴线被水域割断，显然并非理想的设计。用河泥筑山，这项聪明的方案，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土方堆积的难题，而且符合了古代建筑的山水形制，成为新都城设计施工中的不二之选。于是，景山，就成了宫城背后的靠山，而它面临的水，是同样由人工开掘的金水河。还有一个问题是，都城的中心点为什么出现在现在这个地方？原来万岁山中峰，恰好居于元代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的位置。于是，万岁山的另一层意义便显露出来——用于压制前朝的“风水”，让它永无翻转的机会。所以万岁山也叫“镇山”，而“景山”一名的使用，则是从清代开始。

　　中轴线的政治作用

　　也许我们能够借助想象复原明代中轴线上宏伟的景观。自南向北，分别是：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北上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殿、地安门、鼓楼、钟楼。它们从永乐、嘉靖时代起，就占据着都城的轴心位置。中轴线是一条抽象的线索，但它因这些建筑而有了具体的形迹，甚至随建筑高度的起伏而具有了跳动的乐感。

　　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这显然是一次不平等的对话，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他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走过端门，凹字形的午门，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不仅因为宫殿道路的巨大尺度令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更是被中轴线上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开出土石鼠和石马的谜团。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两只分别被埋藏的石雕，暗示着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的子午线。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以此为对称。即使大地上的景物不断被时间篡改，这两只被埋藏的石兽也将恒久述说曾经存在的真相。

　　北京市政府做出恢复永定门城楼的决定，从而使这条7．8公里的中轴线的完整性得以复原。此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设计方案在招标中，中轴线的长度，正随时间一起延伸。

凤阳是一座明代都城，但比起西安、洛阳、南京、杭州这些古城，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座从前的繁华都城如今显得空疏寂寞。但是，北京的史学和都城学家们，却时常到这里研究、考察。显然，凤阳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什么吸引了专家们的脚步？那些倾颓的城郭和被野草遮蔽的小径，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东土城路、西土城路、北土城路。这些地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谁能想到，这些平直通畅的大路，与八百年前雄关高墙的联系？公元××××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土城路东段辟建元土城遗址公园。

　　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朱棣到北京巡狩的第三天，“交趾进白象，泰宁侯陈王圭率文武百官上表贺”。《太宗实录》记载了这一事件。皇帝打猎和外国进贡白象仅仅是一种表象，而背后的秘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那就是在北京营建都城，为从南京迁都北京做准备。泰宁侯陈王圭成为这一计划的秘密实施者，而且与皇帝朱棣保持着单线联系，可以越级请示。

　　五个半世纪以后，北京在拆除明代城墙的时候，在西直门一带意外地发现了包裹在城砖里面的元代土垣，从而证明了一个事实：明代城墙是在元代城墙的基础和位置上修建的—至少东西两侧是这样。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陈王圭的这一方案，很可能包含着两层目的：一是为了保密，即使施工初期就显示出这座城市的规模比起南京要大得多，但在当时却未必有人推测出这一营建的真实目的；二是保证都城的布局，使宫殿的位置刚好出现在中轴线上。

　　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的另一次考古发掘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在这里深达五米的流沙层中，纵横交错、相互叠压着深达十五层的木料。这些木料，彼此间都用铁扒锔钉牢，组成一个整体，木料间的空隙用沙土填实，上面再起各层夯土夹筑碎砖层。

　　在地面的景物消失之后，地下的埋藏中无疑充满了岁月的暗示。这些出土器物，为明代南城墙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显然，它们都是城墙的地基。

　　明朝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从元都北城墙向南收缩约五里。南城墙也随之南移了五里，由今天长安街的位置，平移到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于是，拆除了元代的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并在新城墙的位置上重建地基。原来居全城中心的钟鼓楼，偏至城北，成为新中轴线的起点。

　　如果说此时已退至塞外的蒙元势力对故都的格局还能施加什么影响，那就是蒙古骑兵不断南下骚扰，迫使明世祖朱厚采纳大臣建议，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决定在原有的外郭之外，再加筑一圈城墙。于是在南郊，修筑了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因财力不济，南城墙修成后，便匆忙北拆，形成了北京“凸”字形轮廓，并把位于中轴线南端的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墙以内。

　　清代以后，新的政权并未对北京的城市格局进行大的改动，只是规定了“内满外汉”、分区居住的等级制度。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在中轴线上建立了连线。有别于元代以前各个朝代的巨大颠覆，北京城处于继承性发展的稳定阶段。

　　显然，从茫漠的空间中搜寻历史的脚步将更加艰难。我们从此看到了精研历史的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他们发现了凤阳的奥秘，发现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绝少被人提及的废都，在北京建都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所有秘密都从这些发黄的地图上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古代都城，像凤阳这样最大限度地还原着《周礼·考工记》的建城设想，无论宫殿、衙署、千步廊的序次排列，还是左祖右社的位置，都纠正了所有朝代（包括元朝）的“偏差”。《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成稿于西周时期的著作，讲述了用礼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想，制定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法则。但这一法则在以后的朝代中并未得以准确的实现。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城图》被认为是对《周礼·考工记》的图景解析。这个王城图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人把方形认定为都城的理想格式，而不采用其他几何图形？比如圆形，或者三角形？———实际上，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的面积最大。

　　方形城池的出现也许与古人对大地的认识相同。他们用“天圆地方”来注解天地的形状，所以祭天的坛丘，一律使用圆形，而帝王的居所，要占据城市的中心，也必将使用“城中城”的模式，而方形城池，最有利于形成对称格局，形成庄严的礼制秩序。

　　凤阳和北京，如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一样，保持着密切的血缘传承关系。区别仅在于当后者在华北平原的万千气象中一天天壮大，前者却如尸体般在时间深处腐烂和消失。

　　朱元璋称帝后，一度决定把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凤阳）定为国都，让自己的出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和时间的起点。不同于汉长安、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等都城，他试图让自己的都城最大限度地贴近《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可惜的是，这项从洪武二年开始的工程，仅持续了六年，就戛然而止。那个偏僻的一隅，显然不具备建都的条件。他只好暂时回到南京，以为京师。

　　成祖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显然知道中都凤阳的地位。他在七八岁时目睹过营建中都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青年时代，他奉命与兄弟诸王在凤阳练兵，又亲历了改建皇陵的工程。决定迁都之后，他多次亲赴凤阳，实地勘察。这两座遥远的都城，又怎能不保持天然的联系？地理交通上的先天不足，毁灭了朱元璋的梦想。××年后，他的儿子把凤阳搬到了更具王者气象的地方。明永乐十七年年底，明成祖朱棣在新落成的紫禁城太和殿接见了来自西亚波斯帖木儿帝国哈烈的沙哈鲁使团，并不无炫耀地邀请他们参加了新宫落成的庆祝典礼和新年大赦令的颁布仪式。这一年的四月，也就是在新都建成之前，陈王圭已经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