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市声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座城市，多半会选择文字或图象的途径，相比之下，声音显得过于虚无缥缈，即使我们愿意从此着手，恐怕也会有无枝可依之感。但从声音来感知城市的文化性格并非绝无可能，例如有人就从叫卖声中听出了南北方人性格的不同：“北方人的天性，有先天遗传下的‘古朴’与‘率直’，和南方人的竞尚‘浮华’，习于‘虚伪’，适相反背。我人只消从市井贩夫的一片叫卖声中，便能体察出来”。 虽然推论过程本身很有问题，但此思路却颇给人启发，“实物”层面的声音也许很难寻觅，那么从文字层面的声音还原一种时代氛围或进入一座城市是否可能呢？

　　现代城市的个性已经开始模糊，不管你住在哪个城市，你听到的也许是相差无几的声音：各种汽车急速驰过，工地的轰鸣，商店音响中传出的流行歌曲，街头永远嘈杂的人声……从一个城市进入另一个城市，视觉与听觉上带给你的刺激性不会太大，不仅如此，城市化的进程将乡村也卷入其中，也许不久以后，从乡村进入城市不再那么容易带来“背井离乡”之感，但就在上个世纪初，城市给一个初次进入它的人留下的印象是极难磨灭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的沈从文“心情和二十五年前初到北京下车时相似而不同。”但“我还保留二十岁青年初入百万市民大城市的孤独心情在记忆中，还保留前一日南方的夏天光景在感觉中。”这两种不同的体验“为一个粮食杂货店中收音机放出的京戏给混合了，第一眼却发现北平的青柿和枣子已上市，共同搁在一辆手推车上，推车叫卖的‘老北京’已白了头。” 京戏与叫卖的小贩一下子将我们带回到北京特有的城市氛围中。

　　通过文字记载下的市声并不一定可靠，其中也许多少带有作家自己的偏好。沈从文不满于“镇日被街市电车弄得耳朵嗡隆隆的响”，骆驼庄的鸡叫声马上勾起他的乡村记忆，对比都市与乡村的声音，他发觉：“至少有两年以上，我没有听到过鸡声了。……初来北京时，我爱听火车汽笛的长鸣，从这声音中我发现了它的伟大。……但这不过是空虚寂寞的客寓中一种寄托罢了！若拿来同乡村中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给人的趣味，可又完全不同了”。 但令他反感的电车声在张爱玲听来却几近天籁，“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 将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风中树声想象成俗不可耐的电车声，在当时也许是很难引起共鸣的吧？在张爱玲笔下反复出现的电车声却很少在北京的作家的笔下出现，虽然早在1899年，北京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电车轨道便已筑成通车， 在当时是除香港外最早开通的电车的城市，而北京城内，至1924年也已开始通行电车。 这种个人偏好的夹杂使我们在通过文字中的市声还原特定时代的城市氛围时必将出现一定的偏差，但也自有其好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作家对市声的选择性倾听来了解他个人化的城市体验。从文字中的声音进入城市，进入城市中的人群，我们将试着学会倾听。

　　传统文人对乡村审美的兴趣远胜于对城市的审美，别的不论，乡村的宁静比起城市的喧嚣显然更容易入诗：远处的柴门犬吠，深山的蝉噪鸟鸣，田头的子规夜啼……都是绝好的意境，非嘈杂的市声可比。但城市中也不乏一些可以入诗的声音，“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巷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记录的就是典型的市声。

　　在市声中，叫卖声仿佛是比较幸运的一种，早早就登了大雅之堂。宋代的《事物纪原》中记载“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 《梦梁录》称“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 叫卖声可以入乐，也可入诗词曲，今人推测从市声而来的曲牌名在南曲中有“包子令”“蔷薇花”“好花儿”等，北曲中有“叫声”“芙蓉花”“红芍药”等 ，虽无显证，也可见市声亦能引起雅趣，作为一种资源进入文学。市声可以入诗词曲，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叫卖声为吸引买主或节省气力多中乎音律，而对市声的直接记载更多见于宋、清笔记之中。《梦梁录》中卷一三《天晓诸人出市》、《夜市》、《诸色杂货》等颇多市集中的吟叫，如记当时卖卦人的叫卖声为“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 《东京梦华录》中记卖花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清代的《帝京岁时纪胜》记十二月的“市卖”：“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乾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 《燕京岁时记》中记七月叫卖菱角、鸡头等物的吆喝声是“老鸡头，才上河”等。

　　清代还出现了两本专门记载北京最具地方特色的市声的书，一为闲园鞠农的《燕市货声》，以时间为序，详细介绍十二个月的种种叫卖声，另记有“不时”、“商贩”、“铺肆”的叫卖以为补充。另一本是燕归来簃主人的《燕市负贩琐记》，记录了当时的各色小贩，有的后面附带着介绍了其叫卖声。但单纯的记载叫卖声，引起的更多的是民俗学方面的兴趣，其文学价值并不太高，记录的声音也很单一，但从中还是可以一窥当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此类声音的集中记录还出现于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北京小贩极具特色的叫卖显然引起了不少文人的兴趣，夏日卖酸梅汤的敲出的清脆铜盏声（如“东窗已敞南风竞，半夜犹来铜碗声”“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冬夜里凄凉悠长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如“深夜谁家和面起，冲风唤卖一声声”、“可怜三十六波波，露重风凄唤奈何”）；应时令的鲜花蔬果（“听到街头戛戛枣，一声声是秋风里”、“昼长湘簟瞑初觉，听卖街头茉莉花”） ……都被多次记录。除了这些在传统文学中大受青睐的市声，竹枝词中还出现了颇具“时代特色”的市声，如“啧啧沿街卖报声，成天奔走送新闻”， 更有意思的是，一首竹枝词记录的是卫生局下了禁令，遂另“薯炉汤担绝呼声”， 一种市声的消失引发的是作者对街头失业小贩的同情，也是极佳的对当时城市生活的侧面书写。另有一首竹枝词写深夜买饽饽“何处推窗呼买取，夜长料得女红多。”诗后附记：“顺天府志载，都下编户人家，临街开窗，以进热食，不须启户云”， 而随着城市的发展，推窗进食也成了一种奢侈，张爱玲说在公寓的高楼上听见下面有叫卖臭豆腐的，抓起碗追下去，穿过几条街找到小贩，听起来多少有些夸张。

　　不管这些记录是出于对市声的欣赏还是出于猎奇，它们都源于个体的城市体验。对市声的兴趣表明文人开始关注日常的城市生活，关注“俗”趣。这种关注一直延续下来，而城市已经开始变化，他们在其中聆听到的也将是越来越芜杂但更具“现代”城市特征的声音。现代城市的出现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城市离乡村并不遥远，现代都市的形成则拉开了二者的距离，城市与乡村构成对立的两个世界，穿行于其中的人们述说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体验。二十世纪初的文人拥有独特的城市体验，他们必须学着面对城市带给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带入城市的乡村记忆，他们的城市想象与现实体验的冲突，他们的失落与感伤……当我们试图通过文字中的市声了解他们的城市体验时，也许会因为角度的狭小忽视很多东西，但未必不能“听”出一点新意来。

　　而选择北京作为倾听的对象，也许是考虑到它的“中国特色”，这不是出于其帝都身份的考虑，而是因为它身上的“土气”，它奇妙的将城与乡的特征集于一身。与上海相比，它更象个地道的“土生子”，它的城市文化性格也更具有代表性。更何况，由于它的中心地位，许多现代文人在这里开始了他们与城市的第一次遭遇。考察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文人在此中独特的城市体验，也许能使我们更加理解中国的城与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