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感叹:如果当年采纳了梁思成的那个方案,现在的北京老城区该有多么美好啊!从“如果”出发的想法可以畅情任性地张扬飞腾,我从网上看到一些这样的想法:立刻拆掉从王府井南口到东单的那超限高两倍,而且大悖北京旧城风貌的东方广场建筑群!立刻在整个旧城区,停止名曰改造实为造孽的、拆除胡同四合院“危房”去修建“经济适用楼”的行为!……这些想法都饱含激情,由正义感、合理性所支撑,我乍看到时也热血沸腾。 可是,一座城市的规划,或者说总体设计,一旦拍板并进入到实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然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性状态,那么,从总体上反对的一方,就很难加以阻止,趋势已定,狂澜非一般人所能力挽。冷静下来以后,我这样想:从言论角度,“如果”引领的观点、态度、感慨即使“说了白说”,也还可以说,“立刻拆除东方广场”的声音一定要允许其存在,而且,这声音如果长期保持着呐喊的威力,那么,现在的东方广场虽然在几十年里都拆不掉,却有可能遏止类似的东西近年再在北京市中心冒出来。 50多年前的梁氏方案,最大的魅力就是将北京旧城完整地作为一个大型文物、一个活的博物馆保存下来,另到北京西郊建一座供行政部门办公的新城。但仔细想来,这一方案的前提,是将北京定为了首都,因此,从最深处来说,这方案其实也是一种折中的变通。梁氏方案未被采纳,后来又有陈占祥、华揽洪先后提出了有所差异、还引出业界龃龉的方案,不但也被否定,还横遭批判。其实,观其详,陈、华的方案更是在业主要求与维护古城之间,寻求更得体的折中。再后来一定程度上得到采纳的陈干的方案,折中的特点更为昭显。 改革开放以后,像吴良镛先生设计的旧城保护区菊儿胡同危改工程,可以说是一次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褒奖的出色的折中实践。由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大北京规划”,更是意识到不能从美好然而空想的“如果”出发,只能从既成事实出发,来尽可能地保住应该保住的、消除应该消除的、疏导应该疏导的、增添应该增添的,这当然更是运行中庸之道,来寻求折中的最佳值。从广义上说,北京的每一个市民都是这座城市的业主,因此都至少有一票的发言权。不要放弃这一票。我的想法,目前更多地是在“如果”之外转悠。我且不提“拆除东方广场”,因为人家有狭义的业主,手续什么的都合法,有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焉。北京目前虽然把旧城25片地域确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但相对于整个老城区,25片实在还是太少了我呼吁增加保护区如东单北大街到东单南大街两侧的胡同院落,还有永定门到前门大街两侧现保护区往南的全部胡同网,都应该增加进去。最新的消息是又增加了13片,但我还是觉得少。 另外,在非保护区地方的新建筑,特别是大型的公共建筑,我们也还要加强发言的力度。现在国家大剧院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奥体场馆“大鸟巢”、“水立方”已经破土动工,这些凸显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非理性意趣的大体量建筑究竟合不合适盖在北京,讨论应该进行下去。我对这些建筑设计持个案研究、分别对待的态度,比如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我就颇欣赏;对“大鸟巢”和“水立方”也大体能够接受;但对库哈斯的央视方案,我就坚决反对。 现在库哈斯的设计虽然中标,但事态似乎还没有进展到不可更易的程度,我觉得“广义上的业主”们应该发出声音,吁请具体的业主改戏--库哈斯的这个设计方案不合中国国情,不合北京城情,而且在功能性上也是打着“艺术”的旗号拿中国的电视人来“玩命”--它的悬空部分据说最大跨出量是70米,相当于把两座20层的居民楼横悬在空中,并且还并不是两边都有支撑的桥状,即使其结点在应力计算上精确、高技术实施上可行,但它若建成,远望、路过,特别是工作在其中的中国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很大一部分是觉得缺乏安全、安定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相悖的。 我主张寻求折中的最佳值。我们还可以在更多的现实个案里去寻求。不要把思路胶着在“如果”上,穿越悲情,我们能说、能做的,还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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