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清城墙的兴衰

　　北京城墙是与北京城市同时营建和发展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城墙是北京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老北京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城墙是保护北京城市的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城市遭受外界的入侵，但是随着现代兵器的出现和发展，城墙对城市的防护功能也在不断减弱。特别是进入19世纪中后期，北京城墙在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入侵面前，已失去了防御作用，说明城墙对城市的防护功能已经丧失。这样，在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必然与原有的城墙相分离，城墙就成为失去原有城市功能的“附属建筑”。纵观北京城五百余年的城市发展史，不难看到北京的城墙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漫长历史过程。?

　　1.明初北平城的设立——北京城墙的初建阶段。?
　　明北京城的最初建立，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座地方性的北方重镇。明代初期，朱元璋建都于南京，燕王朱棣攻克元朝的大都城。在这期间，作为元代京城的大都成，曾被降为明代的北平府。按当时封建城市的建筑规制，明初曾对大都成在格局及规模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在大都城的基础上建成了明代初期的北平府。据《寰宇通志》记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筑新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改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建德门为德胜门。”《洪武北平图经志书》也记载：“旧土城周围六十里，克复后，以城围太广，乃减其东西以北之半，创包砖甓，周围四十里，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到十八丈有奇，城门为九：南三东二门，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北二门，左曰安定，右曰德胜；东二门，东南曰齐化，东北曰崇仁；西二门，西南曰平则，西北曰和义。”可见，明初的北平府，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造建设而成，规模仅为大都城的三分之二，多数城门仍沿用元代名称。对明初北京城的这一重大变化，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当时政治原因所致，即明初建立都城的南京，是国家都城的规制，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按照当时封建城市的建筑理念及等级规制，必将元代的大都城降为明初的地方城市，其城市规模也绝不能超越当时的都城——南京城。因此，必须缩减大都城的城市规模，从而建成符合当时封建等级规制的北平府，其城市规模为九门，城墙周围40里。这期间的北京城，仅是明王朝的一座地方城市——北平府，其城墙外侧已开始包砌城砖，但此时城墙与城门建筑，仅为明初地方城市的规制。?

　　2.明北京的确立——北京城墙的建设形成阶段(明永乐至正德年间)?
　　明永乐元年，将北平府确立为都城——北京，并着手开始北京城的大规模修建工程。据《日下旧闻考》引《洪武北平图经》记载：“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八承大统，其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中都之制，立为京师。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府为顺天府。”据《日下旧闻考》引《成祖实录》记载：“四年闰七月，建北京宫殿，修城垣。”《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明代定都北京，是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一件大事，根据文献记载，永乐年间耗时十余年修建了紫禁城、皇城外，又将原南侧城墙向外扩展至现正阳门一线，修筑了正阳门及南侧一线城墙，扩大了原有的城市面积，使城墙的总长度达到52里。在永乐以后一段时期内，对城墙的修缮加固工程始终未停，据《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十月，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四年四月，修建京师门楼城濠桥闸完，正阳门城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大通桥而去。自正统二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焕然金汤巩固，足以从万年之瞻矣。”“城南一面长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可见，正统时期完成了当时北京城九门城楼、城的四座角楼、新筑九门石桥等工程。另据史料记载，明正统年间同时完成了全北京城内侧城墙的包砖工程。在这次开展的城墙遗迹的保护工程中，还可以看到这一工程的痕迹，如在保留的唯一一段北侧城墙的断面处，显现出北侧外墙包砖与南侧外墙包砖完全不同的砌筑方法：南侧外墙包砖因与城心夯土同时夯砌，故南侧外墙城砖从基础开始逐层向城内“收分”垒砌，与内侧夯土结为一体，密不可分；而北侧外墙包砖的砌法是，北侧墙面逐层向内“收分”，但与城心夯土结合处的砖体自基础至顶部与夯土形成九十度的直墙，与城心夯土结合不牢固。这种砌筑方法，与南侧城墙包砖砌筑方法的差别，特别是与城心的夯土结合上看显然不是同时完成的建筑物，这也印证了正统年间对北京内侧城墙实施的包砖甓工程。?

　　这一时期在城墙建设上实施的上述重大工程，使明初北京城墙更为坚固、耐久，其防护设施更为齐全、有效，从而使北京城墙整体的防护能力有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并成为北京城墙今后几百年的历史城墙建设发展的规范性模式而加以沿用。?
营建规模如此之大的北京城，耗用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其中尤以砖材所用最多。据有关文献记载，营建北京所用的城砖，分别由运河水流经的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府州县烧造，其中以山东临清为最多。《明会典》卷一百九十记载：“永乐间专派工部侍郎一员于山东临清管理烧造。”同时统辖自直隶至山东、河南军卫、州县的烧窑事宜。据《临清直隶州志》记载：“永乐年是岁征城砖百万。可见当初其烧造规模之大。到嘉靖年间，工部专门在临清设立了工部厂，差官管理并负责集中烧造事宜。?

　　《临清直隶州志》详细记载了明代官窑旧砖的样式：一种长一尺五寸、宽七寸五分、厚三寸六分，即48×24×12cm；另一种长一尺三寸、宽六寸五分、厚三寸三分，即42×21×11cm，以上两种规格的城砖，也是北京城墙所用最多的。?

　　根据有关记载，为保证城砖的质量，城砖的烧造有十分严格的操作规范，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制做、烧造技术。首先是选土，临清州县具有上好的烧砖土质，将土堆至场地，经日晒雨淋，使其颗粒分解无硬块，先过大小筛各一遍，然后经泥地过滤为泥浆，池满后，待其自然沉淀。其次，是练泥，从滤地中取出泥，用脚在泥中反复踩踏，使其稠而均匀。再次，制坯，先在砖模里面铺上一层麻布，再从练好的泥中取一块约六十斤重的泥料，填入模中挤压，砖坯必须棱角分明，六面平正，然后进行风干。最后入窑烧制。根据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城砖因烧料不同，可分为白城砖和黑城砖。用煤烧造，出火成白色，即白城砖；用柴烧造，出火呈青黑色，即黑城砖。北京城墙所用城砖都属黑城砖。以柴烧砖耗柴薪极多，木柴、麦秸、棉柴等，须烧半月，涸半月，一月只能烧一窑砖。《临清直隶州志》卷九记载：“每烧砖一窑，约需柴八九万斤不等，办柴州县，除东昌府隶外，有东平、东阿、阳谷共十八处，每年须办柴运送各窑”。?

　　明代的临清，位于运河东岸，有舟楫往来之便，故所烧大批城砖依运河自山东漕运至京城，而每年百万城砖的运输，也确是一项艰难的工程。?

　　3.明中后期营建北京外城——北京城墙的扩展阶段?
　　
　　北京经元末兵火之后，明初人口大减，据《宛署杂记》的记述，当时北平一度出现“商贾未集，市廛尚疏”的现象，据《明史》记载，朱棣为使北京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曾先后下令“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徒山西民实北京，徒直隶、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减免逋赋等措施，使北京人口大增，特别是又经过宣德、正统、景泰、成化、正德等朝百余年的发展，使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在北京南城的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之外，逐渐形成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建有正东坊、正西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等。由于城南地区处于辽、金旧城与明北京新城之间，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形成了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长安客话》“皇都杂记”中记述：正阳门外是京城最繁华的地区“大明门前棋盘天街……天下士民工贾……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崇文门外，大街左右，市肆极盛，车马塞门，百货云集，人声鼎沸……等等。同时，城南地区是皇家祭祀天地、先农的天坛、先农坛所在的重要区域。对当时南城外的防卫问题，早在成化年间就曾有此动意。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十二年八月，定西侯蒋琬上言：太祖皇帝肇基南京，京城之外复筑土城，以护居民，诚万世不拔之基也。今北京只有内城而无外城，正统己巳之变，额森长驱直入城下，众遮奔蠺，内无所容，前事可鉴也，可承平日久，聚众益繁，思为忧患之防，须及半亨之日。况西北一带，前代旧址犹存，若行劝募之令，加以工罚之徒，计其成功，不日可待，廷议谓筑城之役，宜俟军民息肩之日举行，报可。”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掠劫财物，满载车骑而自行撤离，致使京城周围受到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经此“庚戌之变”后，于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开始修建北京外城。据《明典汇》、《日下旧闻考》等史料记载；“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辰上言：城外居民繁伙，不宜无以圉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仍使相度兴工。”“兵部尚书聂豹等上言：臣等于本月六日，……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七十余里。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基上，约计一十八里，自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巷，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祗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乙丑，建京师外城兴工，……，四月，上又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以问嵩等。嵩等乃自诣工所视之，还言宜先筑南面，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城四面之制。于是嵩会圭等议覆，不虑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监筑，可以刻期报完，其东西北三面，侯再计度以闻，报允。重城包京城地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为七门：南曰永定、左安、右安；东曰广渠、东便；西曰广宁、西便。城南一面，长两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一千零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零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二丈，顶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门瓮城。四十三年六月丁酉，京师重城成。内外两城，计垛口二万零七十二，垛下炮眼共一万二千六百有二。”?

　　嘉靖年间扩建北京外城，是自明永乐之后，北京城建设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经此工程建设，使北京城有了更大的扩展，并把城南这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纳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这一工程，也最终确定了北京城沿续几百年的“凸”字形城墙平面的总体规划形状。至此，北京城墙的总长度达到70余里。?

　　4.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北京城墙的巩固完善阶段?

　　自明代嘉靖扩建北京城之后，北京城墙的发展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从明嘉靖以后至清代嘉庆这250余年的时间内，北京城再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城墙的扩建工程，而是十分注重对原有城墙的维护与修缮，特别是在明代后期，明王朝为了防御北方的瓦剌和后金的袭扰，曾多次较大规模地对城墙进行维修加固。《明史·神宗本纪》记载：“万历三十三年，重修京城外城。……甲辰夏，恒雨，坏民庐舍无算，城有圮，……雨溢渠，计圮都城且七百七十七丈有奇，重城亦三百三十丈有奇，……日发丁男若干，金钱若干……，臣以为城以盛民也，我皇上先民居而后两城，……意深远矣，比于金汤……，倔万斯年，民悦无疆。”《钦定日下旧闻考》载：“天眗元年十月，浚京城九门及重城濠成，……而嘉靖所筑重城地势既高，有掘未及泉而止者，宜清其源，审其势，疏其脉，达其支，以总汇于大通桥，又须理茸诸闸，节宣蓄泄，以壮金汤之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记述到，当时在北京内外城的城墙，发现了大量的明嘉靖以后刻有万历30年至46年及崇祯8年修缮城墙的记事碑，也证明了明代后期曾多次对城墙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与加固，使城墙保持了完好的状况。?

　　清王朝更加注重和充分利用北京城墙对城市的防护功能，清代初期，曾将八旗军全部驻扎于内城的各个城门内，以加强北京城的防务。据《燕都丛考》记载：“自清建国 ，内外城仍明之旧，内城周四十里(应为四十五里)，为九门，……分别满州、蒙古、汉军八旗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门内。”通过这种方式，使军队的驻地与城门的防卫结合在一起，最充分地体现了北京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清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曾先后对北京的皇城、内城、外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据《国朝宫史》记载：“皇城重建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在城墙的修缮上，乾嘉时期也达到了城墙修缮的高峰，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奥斯伍尔德·喜龙在对北京内外城墙的考察中，发现多处刻有清代各时期修缮城墙的石碑，记载了清代各朝维修城墙的准确年代。其中，在城墙上发现的以带乾隆年款碑刻为最多，据对全书记述统计，这些带年款的碑刻所记载修缮城墙的时间分别是：乾隆四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等，从上述不完全统计得知，仅乾隆在位的60年中，就有20余年修城墙的记录。此外，记载嘉庆年间修缮城墙的碑刻同样数量很多，其维修城墙的时间分别是：嘉庆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等。在嘉庆在位的25年中，竟有十余年修缮城墙的记录。?

　　可以看出，清代乾嘉时期，高度重视北京城墙的修缮与保护，不难看出连年兴工修缮工程，使北京城墙处于良好的状况。?

　　5.清代中后期至清代末期——城墙的衰落阶段?
城墙，在一个城市中除起到标明城市边界及范围的作用外，其重要功能是防御外界侵入及保护城市的作用。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防御功能对一个城市是起决定作用的，但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兵器的发展。古代城墙的防御作用已大为减弱。特别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攻破了中国的海防，已建成400余年的北京城墙也没能挡住“洋枪洋炮”的轰击，充分暴露了古老的城墙已无法抵御西方现代武器的攻击，北京城墙在建筑初期所起的防御作用在逐渐消失，政府已不把城墙作为“国防建设”项目进行投资修缮了。这时清政府国力也日渐衰落，已无更多的财力对城墙进行大面积维修了。?

　　从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自嘉庆以后修缮城墙的记录急剧减少，所发现道光年间修缮城墙的石刻已不多见，其所修缮城墙的石刻年代是：道光五年、九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三年，在道光朝30年的时间内，仅有5年修缮城墙的记录。而处于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城的咸丰朝，其在位11年间，没有发现修缮城墙的碑刻。同治在位13年，仅发现同治九年修缮城墙的碑刻。光绪在位34年，令发现有光绪十年、十七年、十九年修缮城墙的碑刻。?

　　从上述记载，也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到清代末期，在西方列强入侵的面前，北京城墙的防御功能已急剧减弱，清王朝也大幅度少对其保护维修的投入，北京的城墙已日渐衰落。?

　　6.清代末期至20年世纪中期——城墙的拆除阶段?

　　清代末期，特别是1900年八国联军依仗现代化的枪炮，再次攻破北京城墙，侵入北京城，使人们看到，北京的古老城墙在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兵器面前已完全失去了其对城市的防护作用，城墙的历史使命结束了，这样，城墙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同时，随着城市的建设和现代交通的发展，原有的封闭性的城墙、城门、瓮城已不能适应，此时开始了对北京的城墙、瓮城进行局部的拆除的改动。?

　　北京的“拆城事件”最初是从民国初年拆除皇城墙开始的，据《燕都丛考》记述：“皇城四面，历年逐渐拆毁，长安左、右门自民国元年即已拆去，……东安门于民国十三年拆去，……西皇城根如灵清宫一带，民国六年拆去，以其砖移修大名濠，……东皇城根则向南一段，拆于十三四年，向北一段，拆于十五六年，北面皇城墙拆于十五六年，皇城所余者仅矣。”皇城墙自民国时期被拆除，仅存南面天安门及东西两端城墙。皇城被最先拆除，主要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因，皇城曾是封建帝王对全国的统治中心，是随羊封建帝王的统治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政权，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彻底革命，作为象征封建统治的皇城，及起防护作用的皇城墙，将理所当然被新生的民国政府及民众有所选择的改造及拆除。?

　　北京城墙的拆除，最早是从1900年以后，由于“庚子事变”铁路进就造成的。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条实用铁路是最早修建于光绪六年(1880年)的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后延伸至北京。由于这条铁路是向英国华英公司供款修建的，所以受英国人的控制，当初清政府不准火车进城，火车站只修到永定门外。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进京铁路将永定门迤东城墙拆除一段，形成豁口入城，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取直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其结果，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开了三段豁口，崇文门瓮城被拆除。在这次大规模地开展的城墙遗址整治和拆除违章建筑的工程中，意外地发现在崇文门与角楼之间的杂乱建筑群中，仍保留的一座当时英国人所建的、为铁路服务的闸楼——信号房，为如实地反映城墙的这段历史经历，已于原地——城墙南侧，将这一建筑完整地加以保存。?

　　1912年12月竣工的北京环城铁路，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又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具有特色的瓮城全部拆除，使北京城墙再次遭到较大规模的拆毁。?

　　在此后年间，北京城墙又曾多次受到局部拆毁，这一情况在《燕都丛考》中多有记载：“北平城池，民国以来，未改其故，惟下阳门本为瓮形，四方各有门，平时开其三。南门在前清时，惟皇帝出入始启之。民国三年、始将东西瓮城拆去，而南门仍沿旧例关闭，……则于北门之东西各辟二门，以分轨撤。其后电车亦于出入。”又载：“各城箭楼，渐多圮毁。民国十六年，仍将宣武、朝阳二门城楼拆除，其材皆合抱之楠梓，时官署多欠薪，售之以供薪水……，二十二年，拆去宣武门南面之瓮城，于是，宣武门外面之大街，成为一直线。”可见，到了清代末期，北京城墙不但失去其历史功能，而且还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到了民国时期，为解决现代化交通发展的需要，就已开始局部对城墙、城门进行拆除，而保留下来的城墙及城门也都因多年失修而岌岌可危了。?

　　20世纪50年代后，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首都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一城墙的矛盾日益突出，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北京应该将古老的城墙、城门保存下来，并把城墙顶部开辟为登高游憩之地，在北京西部建设新城，从而保留北京旧城——这一世界著名的古代文明的奇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北京城墙逐渐被拆除。1969年，北京因修环城地铁将城墙及大部分城楼拆除，最终保留的仅余正阳门城楼、箭楼、东南角楼、古观象台、德胜门箭楼，及内城西南角一段城墙及崇文门附近残垣一段，所拆除的大量城砖，流落于全城的各个角落，分布于全市的千家万户。北京城砖已成为北京市存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古城“流散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