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京师十王邸考

　　永乐迁都营建北京的过程，大至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起至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皇帝采纳礼部尚书李至刚的建议，立北平为京都并改称北京。在这一阶段内，北京政治升格，皇朝在此设立了只有都城才能拥有的机构；第二阶段：自永乐四年七月起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皇帝谕令各官赴各地征用营建北京的物资，同时沿运河各地烧砖瓦以备营建之用。在这一阶段内，主要是为开工兴建北京做物资上的准备；第三阶段：自永乐十四年八月起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皇帝下诏正式开工营建北京，经过四年余的土木工程，终于完成西宫1630余楹，以及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皇太孙宫、十王邸等房屋共8350楹，两者合计9980余楹。所谓“西宫”乃是由原燕王府翻建改造而来。本阶段两期工程完成之后，遂庄严宣布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正式迁都，改北京为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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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朝营建北京，四年多的时间究竟建造了多少间房屋，需要详细考辩。此中关键在于对《明太宗实录》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癸亥条所记“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的理解，这一数字是除西宫外的建筑房屋总数，还是专指“十王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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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季以来，凡言王府井大街历史的文章，大都引证此条记载，认定“十王邸(府)”共有房屋8350间。剪裁之文，初看起来，似可成立，然考之历史，则疑问不少。为了将问题剖析明了，有必要将此条史料，重新过录：?

　　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①?

　　如何标点本段文字，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是按本文标点方法，8350楹是营建北京二期工程新建房屋的总和；二是在“高敞壮丽过之”一句之后加句号，“建十王邸”一句之后加逗号，那么8350楹则是皇太孙宫与十王邸拥有房屋的总数；三是在第二种标点方法的基础上，再于“皇太孙宫”一句之后加句号，则8350楹，就专为十王邸的房屋总间数了。第三种标点方式最为流行。而且在引用时常常忽略“复于”二字，变成“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如此辗转相传，相袭不疑，遂成定论。?

　　倘若仅囿于文本的标点理解，三种断句方式，似皆可成立。然而历史真象只能是一种，而不能三说并立，因之，哪一种理解更接近或符合历史文献的原意，还需离开本段文字，放开历史视角，在明朝政治、文化制度中来观察。上述第二、三两种标点理解方式，可以合并论之，核心问题出在“十王邸”之上，理清“十王邸”问题，考证其规模与功能，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其实，“十王邸”既非十座王府，也非排序第十位王的府邸。“十王”为专用名词，其间需要辨别的有以下五项：?

　　第一，“十王邸”常常被误解成十座王府，或是排序第十位皇子封的府邸。两种误解相比，前者更为普遍。考之史籍可知，在永乐营建北京之际，皇朝至少存在太祖诸子十五王，以及成祖之子汉王与赵王。若京师建造十座王邸，显见无法安排十七位亲王，究竟大兴土木建邸为了其中哪十位，史籍全无相关记载，因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若以序号论，太祖二十六子，成祖四子。显然成祖没有第十子，所以，十王邸不可能是他为自己的皇子所建。太祖之子超过十位，而他的第十位皇子鲁王檀，洪武三年生，生二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兗州。二十二年薨，谥曰荒②。其时，檀子肇煇刚满月，直至永乐三年才继承王位。如此看来成祖实在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一位逝去的王爷继承人在京师建邸。因之，“十王邸”在理解上还是比较容易让人误解为十座府邸建筑。把8350间视作王邸建筑总和，在逻辑上不但顺理成章，平均每座王府835间，也接近王府796间的定制。如果再加上皇太孙宫共十一座建筑，平均每座约759间，亦符合定制。因此人们毫不怀疑十王邸是十座王府的真实性。但是这样的命题放在历史情景中把握，则疑问丛生，让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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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王邸若理解成专为十位藩王修建的王府，则与明朝皇子分封制度和宗室制度不符。明太祖建国以后采用诸子封王之国的政策，自己的二十六子，除幼殇外，皆封王之藩。及至永乐即位，仍沿用此法，太祖的几位幼子，都是永乐六年就藩的。洪武二十四年所封的太祖第二十一子模就藩潞州；二十二子楹就藩平凉；二十三子桱就藩南阳；二十四子栋就藩安陆；二十五子□就藩洛阳。未见永乐帝有留诸王在京生活之意。至于永乐帝自己仅有四子，除长子立为皇太子、四子幼殇以外，二子高煦，永乐二年封汉王，国云南，以道远不肯行，仍留金陵(南京)，十三年五月改封青州，又不肯行，十五年三月徙封乐安州，立就道，不许再迁延；三子高燧，永乐二年封赵王，由于他勾结汉王高煦，企图谋夺太子位，故招致祸害，留京，令国子司业赵亨道、董子庄为长史辅导之，直到洪熙元年方之国彰德。由此可见，在永乐皇帝下令营建北京工程正式开工之前，朝廷所封的亲王，只有赵王高燧一人留京，而且是在监视辅导下生活的，余者皆就藩。金陵城里几乎没有王公，因而，迁都北京就没有必要修建王邸建筑。在朝廷财政紧张，工程费用浩繁之际，怎么有可能将财力、人力、物力放在没有什么实际需要的地方上，徒浪费时日、用地与财富。在京建造正式王府必须拥有分封制度更改的理由前提，不然，朝廷就不可能做无效的投资。?

　　第三，十王邸若理解成十座正式王府，则城市建设用地难以容纳。洪武四年王府建筑定制，未见在永乐朝更改，因之，如果在京师建正式王府，也是应该遵守的。定制规定：王府宫墙，东西150?025丈，南北197?025丈，房屋796间。外侧砖径周墙1089丈。在京师建邸，可以舍弃宫城外侧砖径周墙，只做一道宫城墙即可，那么占地也非城市容量所能负担。这样宏伟的十座王邸，如果建在王府井大街一侧，大约也要排到北城的安定门。在一个长十里，宽一里余的地带中，排列十座王府显得十分拥挤，这里面还没有计算府与府之间的道路用地，一里余大约就是北京一般胡同的长度。如果十座王邸建在王府井大街两侧，大约也要排过今天的平安大街，达到北兵马司胡同左右。如此壮阔的建筑群决非“东安门外东南”地区所能容纳。假如非要按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作狭义理解，那么，整个内城的东南部，应该为王府所占据，它的规模应该是另外一座故宫。而且，在这一区域内，只能形成府与府之间的大街而绝不可能再产生如历史记载那样密集的胡同。由此可见，“十王邸”建房八千余间，实为神话。?

　　第四，十王邸若理解成十座正式王府，则必拖延备料时间与建筑工程工期。在依靠简单器械营造巨型工程的年代，物资准备时间与工程期限都不可能很短，物资准备用时往往是建造用时的几倍。而用一旦开工，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程量也不可能通过人海战术骤然或翻倍增长。永乐朝营建北京，物资大约准备、筹集了十四年。十四年之中准备的各类物资基本决定了建房的总规模及其间数。正式开工以后，朝廷调动集中了十三布政司的能工巧匠轮番上值，估计常态下使用的工匠与军夫等人至少应在10万以上。③但是人员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工地面积容纳工匠军夫的人数拥有上限，过限则反而妨害工程的顺利进展。当人力投入冲破工程用工最佳适度线以后，其产出就不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成正比例增长，能量往往消耗在组织协调与误时误工之中，尽管朝廷拥有征集更多的工匠军夫投入工程之中的能力。倘若8350楹仅是十王邸或再加上皇太孙宫的宫殿间数，那么营建北京的二期工程量至少要在此基础上翻一倍以上，达到近二万间。即使物料充足，工程还需要充裕的时间，四年多的时间内决不可能建造出如此多的质量上乘、轩辕壮阔的殿宇房屋。其实，《明太宗实录》的记载，已能清晰证明营建北京工程的进度和营建月度平均工程量。永乐十四年八月丁亥(二十八日)，北京“西宫”工程正式开工，至第二年四月癸未(二十七日)完工，历时八个月，共完成殿宇房屋1630余楹，约合每月平均完工204间。西宫作成之后，营建的第二期工程于两月后开始，从永乐十五年六月到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历时三年半。永乐十五年有闰五月，因第二期工程于六月开工，故不计算在内，永乐十八年有闰正月，故三年半累计为43个月，按平均每月造房204间，总计43个月应造屋8772间，与8350间之总数极为相近，可见本文证之不谬。其实古代的建筑工程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北京四季分明，工程的繁重期应是每年的春、秋两季。冬天气温低下，垒石砌砖工程难以展开，夏天炎热多雨，多对木工不利。根据这一推证，可以看出8350间，是通为第二期营建工程的房屋总数，而决非仅指十王邸的房屋间数。十王邸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

　　第五，十王邸若理解成十座正式王府，则这十座王府应该有十位府主。府主传承、变迁一定记录在案而被采入正史的《诸王表》和《诸王传》。可是这件历代皇朝都必定记录的普通事务，却不能在官方记录中找到。退而论之，即使这些王邸在建成以后朝廷改变了主意，没有用来安置宗室王公，也必定会被移作他用，如此恢宏壮观的建筑群，难道修造起来就是为了空置或是任其自然毁坏吗?实际上，检寻明代有关北京的官私史籍，并不能梳理清楚十王邸的沿革变迁状况。?

　　按说从城市文化遗存寻踪的视角回顾，如此宏大的建筑，无论如何也应该留下遗迹，即使被毁或挪作他用，史籍亦应存留蛛丝马迹。自永乐迁都至清末的五百年，北京的城市发展是缓慢的。那些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宏伟建筑，从来都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文人士子常常愿意记录这些建筑的变迁。在现实生活中，像这样拥有八千余间的宏伟建筑群，且又规划严整，统一建造，应该在后来的城市历史留下街道、布局的轮廓及某些建筑遗存。可惜的是，不要说在清代不能寻其踪迹，就是在永乐朝以后，也未见其如何演化。可见，十王府只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宅邸，拥有的房屋估计在二三百间，并未引起当时人对它的特殊关注。所以，今天人们难于找到有关它缘起变迁的详细记载。?

　　总之，十王邸是存在的，但决非十座王邸，也不可能达到八千余间。十王邸应该是一座接纳诸王来朝的临时住所。馆驿的性质决定了十王邸的规模。它的建筑量仅占永乐朝营建北京总工程量的极小部分，绝不是工程的重点。认清十王邸在北京营建工程中的真实位置，以及明朝的工程能力、能量与效率等问题，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本文标点理解的第一种方式，8350间是永乐朝第二期营建北京工程量的总和。按照行文句式“初……；复于……。通为……。”亦可以体会古人的确切意思。?

　　通过以上考订，可知十王邸为一所建筑，而非十座。嘉靖庚戌之变(1550年)，俺答进逼北京，京师戒严。“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来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诸大臣惧，言城外有边兵可恃，宜移京军入护皇城，勿惊阙廷。于是，(王)邦瑞(吏部侍郎提督城守军务)请九门各添兵千人，巡捕官军分营东西长安街；(商)大节(佥都御史负责提督巡城)请九门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书(兵部尚书丁汝夔)请于十王府、庆寿寺各驻一营，营三千人。”④由此可见，十王府非十座建筑，只是一个机构，当时府内没住什么王爷。既然是分营东西长安街守卫皇城，那么防守之军一定要选择紧邻皇城要害之地驻扎，庆寿寺与十王府恰处在长安街西东皇城的两端。庆寿寺大约在现在的电报大楼附近，据此与其对称，十王府应在现在北京饭店附近。“长安左门再东，过玉河桥，自十王府西夹道往北向东者，曰东安门。”⑤这是明末太监叙述皇城各门方位时留下的珍贵记录，为今天大致确定十王府的位置，提供了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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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王府地处中城澄清坊内，中城范围“在正阳门里，皇城两边”。其东边南端是南薰坊，坊区自“正阳门里，顺城墙往东至崇文门大街，北至长安大街。”街北即为澄清坊。本坊内排列有“单牌楼西、十王府、甜水井、诸王馆、头条胡同、菜厂”⑥等一系列建筑与地名。单位、胡同交错本身也注定了王府的规模。其中尤可注意者为甜水井和菜厂两地名，至今王府井大街西侧仍有大小甜水井与菜厂胡同。关于坊区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全依街道循直线，非要使坊区方正不可。尤其是今天复原制作古代城市地图时，更不能忽略城市街道的变迁，以当代的街道来划分古代的坊区。?

　　十王邸建成后，其附近地区仍然是普通住宅区。天顺七年(1463年)闰七月，“徙东安门外以南官军一百余家于武功坊之西，以逼近王府故也。”⑦此去“十王邸”建成43年，迁出的只是近府居住的军户，尚不包括民户，足证十王邸规模有限。武功坊不见《五城坊巷胡同集》等史籍记录，考之当系大时雍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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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王邸既为一所建筑，但何以用“十王”命名，可能与当时皇子封王之藩的礼仪有关。历史上有些名词，时过境迁，后世就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往往按字面依通俗来认定，因之，以为十王府平分8350间房屋甚合逻辑而深信不疑。然在当时，约定俗成，名谓所指，信息十分准确。永乐朝以后，“皇子之国，皇后子，其仪制用上十王礼，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礼，嫔所生子用下十王礼”。⑨可见“十王”乃是指分封之藩的王爷，因他们已经使用了十王礼仪规制，获得了藩王的待遇。所以，据此大概可以推定，十王府是用来招待来京朝觐的封国王爵的馆驿，是进京宗室王公的临时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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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对于之藩诸王来京限制甚严。洪武六年(1373年)规定：“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务要一王来朝，还国无虞，信报别王，方许来朝。诸王不拘岁月，自长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周而复始，毋得失序。”⑩可见，之藩诸王将不再拥有京师相见的机会。十王府也只能每次接待一位朝觐之王，不会出现多王并至，住房拥挤的现象。实际上，朝觐是封国诸王的沉重负担，来京者要自备饮膳，随从官员军士自备盘费、马匹、草料。所以，诸王来京不可能过于铺张，其在京期间也不可完全像在封地那样烜赫。十王邸如系诸王朝觐临时住所，其建筑也不会像封国内的王邸那样巍峨宽阔。?

　　实际上，诸王来朝制度在运用过程中，并未长久坚持下去与皇朝相始终。在迁都北京营建工程紧张之际，成祖特地于紧邻皇宫建造“十王邸”是出于摆脱非法夺位的阴影，树立亲亲仁义形象，赢得皇族团结与拥戴的政治需要，“永乐朝，亲王入觐不绝。盖文皇矫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焉。”(11) 然而，成祖的特殊政治需要不一定就是他后代的需要，正是建文朝疏忌政策，引起宗室王公的普遍不满，才使得成祖有机会一反其道，通过加意笼络宗室王公的恩赐，来换取宗室对他取建文帝而代之的合理性的认可。从皇位安全的视点出发，皇朝通常愿意选择拒绝藩王频繁来朝的政策，毕竟往来京城与封国之间将增加藩王叛乱的危险性，无论是谁都明白让一位藩王永远处于类似软禁生活之中，远比允许他流动更容易控制。因此，随着永乐皇帝过世，亲王来京朝觐盛事顿时烟消云散。宣德初年，“汉王高煦以反见诛，遂废入朝之事。”(12) 政策一变，十王邸顿失往日风采，这也是伴随永乐迁都一同出现的十王邸难于见证史籍，渐离人们记忆的重要原因。?

　　十王邸在失去迎送朝觐诸王的功能以后，仍然保留“十王邸”之名直至明末，这多少给今人一些启示，最大的可能就是朝廷把它用作安置已婚诸王等待之藩的临时住所。毕竟两者之间性质相同，都属封王之藩事务。“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13) 可见皇子封王、结婚、之国，一般分作三步进行，选婚以前，无论封王早晚，都住在宫中，成婚以后迁出宫外，等待之国。至于等待多久，要视封国所在地的王府建设及准备情况而定。十王邸恰恰可以在空置之后，充当成婚诸王“出居京邸”之所。?

　　十王邸与诸王馆临近，这可以通过《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记载得到证实。两者功能有些相似。史籍记载皇朝使用诸王馆的记录远在十王府之上，宫廷选淑女、选驸马与皇子选婚皆在此举行，而且还拘禁过宗室叛王。例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四月，神宗第六子惠王常润结婚，文书房传旨：“惠王妃搬移诸王馆，合用五城兵马司火夫五十名扫除，巡逻、巡捕官军二十名昼夜巡缉，锦衣卫官校一千五百员名接杠，沿途摆路防，併顺天府女轿妇，宛大二县合结?NB448?，用旗校二十二员名。”(14) 因此，当代追溯王府井大街名称来源时，不应仅限于十王府而忽略了诸王馆。?

　　十王邸问题得到梳理考订之后，8350楹当指永乐营建北京二期工程的建筑总数，而非仅属十王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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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成祖实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中国书店影印本。?
②《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据《明会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朝廷给与勘合的工匠共计232089名，其中有五年一班的，四年一班的、三年一班的、二年一班的、一年一班的。京师常年使用工匠量，一般在6000～15000人，如果朝廷兴建巨型工程，工匠的需求量激增，上京的工匠必然增加，在京的工匠可能就要延长赴班时间。永乐营建北京，工程浩大非通常巨型工程可比，故用工匠量一定翻倍增长，再加上充当壮工的军夫士卒，估计至少在十万人以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郑晓：《今言》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吕毖辑《明宫史》金集，《宫殿规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⑥ 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⑦《英宗天顺实录》卷三五五，见赵其昌辑《明实录北京史料》(以下简称《史料》)第二册38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⑧《孝宗弘治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1504年)五月癸巳，正阳门内西廊房火，燔武功坊。”其地与“大时雍坊”吻合。《史料》第二册686页。?
⑨《今言》卷四。?
⑩《明会典》卷五十六，《王国礼》二。?
(1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上册1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 同上。按：此去永乐帝过世仅二年。?
(13)《明会典》卷五十六，《王国礼》二。?
(14)《神宗万历实录》卷五八一，《史料》第四册482页。?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