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朝重地，安全设施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宫殿周围不仅筑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还设有守卫值房(明代称为红铺，清中期后称为围房)等防守体系。出于宫城守卫的需要，红铺在明代经历了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施禁范围的调整，又形成红铺到围房的变迁。? 明初都城定在南京。早期的南京宫殿是以宫城为皇城，宫城以外没有外禁垣。《明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癸卯，新内成……周以皇城，城之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①这一记载正反映了明代早期的皇城规制。但是，洪武二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产生了将老家临濠(后改称凤阳)作为都城的想法，并于同年9月开始营建宫室。临濠宫殿与南京宫殿的重要区别，是在宫城之外建了一道外禁垣：“周九里三十步，开四门，砖券。承天门正南，东安门正东，西安门正西，北安门正北”②由于多种原因，临濠宫殿并没有最后完成即宣告罢建，只称“中都”。临濠宫殿罢建以后，朱元璋又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对南京宫殿进行改建，时间仍选在9月，形成了洪武间对宫殿的大规模营建多于9月起工的特点。南京宫殿的改建，除午门增加两观、增建端门和承天门以外，还将洪武六年(1373年)修建的内城改为外禁垣，并在外禁垣与宫城之间增设小禁垣、各开“上门”。此后“外禁垣与宫城一起统称皇城，一直延续到永乐北京宫殿的营建。正统以后开始出现内、外皇城的划分，宫城称内皇城，外禁垣称外皇城。嘉靖以后，宫城改称紫禁城，外禁垣称皇城。”③这虽然只是名称上的变化而不是建筑规制的改变，却与明代守卫制度的调整关系密切。? 明皇朝与历史上各皇朝一样，对皇城的守卫极为重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圣旨榜例》称：“自古到今，各朝皇帝差军守卫皇城，务要本队伍正身当直。上至头目，下至军人，不敢顶替。这等守卫是紧要的勾当，若是顶替，干系利害……。”从中可以看出，由亲军守卫皇城乃是历史上各封建皇朝的一种惯例。但是，仁宗朝却发生这样一件事：?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丙午，上以亲军诸卫军士多缺伍，守卫皇城不得更番或经月不一归家者，命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李庆，选京师散卫军之精壮者，助亲军守卫。亲军专守皇城四门，京卫军助守端门之外及东上等门。时守卫军三日辄有赐钞。庆言：旧制无散卫军守卫者。上曰：大臣执旧制固是。朕念人久劳，不得息，且经月在公，不得一见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难。今使劳者多更番，而助守卫者亦预被赏赉，姑一时权宜，非为定制，候亲军补伍有人，悉如旧。庆曰：守卫事严，散卫军何可尽信。上笑曰：人未可尽信，亦未可尽疑，为人上者，在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耳。诚得其心，仇敌可化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亲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庆不能对，遂以京卫军权助亲军守卫。”④ 这虽然是发生在洪熙年间的一个特殊历史情况，反映的却是明代宫城与外禁垣之间守卫特点的不同。因为无论南京宫殿还是北京宫殿，自外禁垣出现以后，宫城和外禁垣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统称皇城。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况，作为一种权宜处理，明仁宗虽然在认识上有“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见地，但在实际使用和安排上，终归还是没敢让散卫军承担守卫宫城的任务，只是让他们助守宫城以外各门。其中正南方向以“端门”为界，东、西、北方向是各以“上门”为界。由于当时还没有内、外皇城的划分，也就由此显露了内、外皇城划分的早期痕迹。明代皇城的制度特点是“皇城以内皆属禁地”。由于皇城本身的一体性，守卫制度的地方分定一直是以四方分区，而不是按内、外定界。即使在内、外皇城以至紫禁城与皇城的名称出现后，守卫制度的统辖仍是以皇城为泛称而不加区别。因此，内外两城除各设红铺以外，对于宫城守卫的加强，一直是通过职守的确认与红铺的增设来使其完善，守卫制度本身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如《弘治会典》卷一百一十八载： “凡各卫分定地方? 皇城四门：自? 以上旗手、济阳、济州、府军、虎贲左、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卫官军分守? 以上金吾左、羽林左、府军左、燕山左四卫官军分守。? 以上金吾右、羽林右、府军右、燕山右四卫官军分守。? 以上金吾后、府军后、通州、大兴左四卫官军分守。? 事例? 凡各门守卫官照依地方，各领铜符收掌守卫。? 午门领申字一号至四号；?
明北京紫禁城红铺布置示意图
清北京紫禁城守卫围房示意图 ? 凡? 凡内?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内、外皇城的区分，至弘治朝已经成为一种定制而载入《会典》。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内皇城”还是“外皇城”，都是由所在卫军按区分守，除职事之异和所领牌面的不同以外，并不以内、外而定界来分军置守。当时的传汛，内、外皇城都是以“摇铃”为号，其中内皇城每更初自阙右门发铃，顺时针传递至阙左门第一铺止；外皇城每更初自长安右门发铃，依式传递至长安左门止。关于皇城传汛的铜铃，《日下旧闻考》引“兵例”载：“内皇城周围共四十铺，每铺旗军十名，昼夜看守。铜铃二十有八，每夜起更时分，从右阙门第一铺发铃，军提一铃摇至第二铺，相续传递，至阙左门第一铺止。次日将铃仍送右阙门第一铺收贮。外皇城周围七十二铺，每铺守卫旗军亦十名，昼夜看守。旧有铜铃七十八个，弘治十年失其二，止存七十有六。每夜从西长安门第一铺发铃，相续传递，至东长安门第一铺止。又内皇城四门，每夜派走更官，午门，左、右阙门二员，东华、玄武门各二员，司礼监置簿，兵部用印。起更时各赉原领令牌及簿，如左阙门官赴东华门，东华门官赴右阙门，每更各于簿上用印，以备查核”。⑤ 《弘治会典》始修于弘治十年(1497年)，十五年(1502年)完成，后经正德四年(1509年)重新校理后正式刊行。外皇城的铜铃数，虽然《兵例》记载“止存七十有六”，《会典》的记载则仍为“七十八个”。其间，即《弘治会典》刊行前的正德三年(1508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议事：“旧制，王城外红铺七十二座，铺设官军十人，夜巡铜铃七十有八，贮长安右门。初更遣军人一一摇振，环城巡警，历西安、北安、东安三门，俱会长安左门而止。每铃以兵部火牌一面，后复造木牌五十六面，付以上五门，验发收铃之数，其法甚严。近渐怠驰，侦事者以闻。兵部议：复设郎中及添设主事一人，会同巡视，五城御史、锦衣卫五所、该管地方千户所巡行查点，严督各卫指挥，责令守卫官军照旧巡警。得旨，如议。责令各官专理其事，毋摄他务。官军有仍前失误直宿、损坏牌铃者，必罪之。”⑥以该记载考察，一方面说明，由于巡守官军“失误直宿”，的确如《兵例》所记，发生过“损坏铃牌”之事，另一方面也说明，弘治十年所失铜铃，至正德四年《会典》校刊时不仅有过补铸，还增加了随铃火牌与备验铃数的木牌的监管措施，也是《会典》所记铜铃数目仍为七十八个的原因。此后，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至十五年(1587年)重修《大明会典》，除内皇城“四围二十八铺，设铜铃二十八”，改为“四围四十铺，设铜铃四十一个”以及皇城轮值官员“都督裁革，改令五府佥书、侯、伯每夜一员轮直”⑦外，包括外皇城“四围七十二铺，铜铃七十八个”仍按制书写外，无其他变化。清楚反映了明代皇城的一体性特点，并再一次说明，从弘治朝到万历朝的近百年时间里，除宫城“红铺”数目有所增加外，守卫制度本身并无根本变化。? 清灭明以后，仍以紫禁城为皇宫。但清代实行八旗制，“国初以八旗将士平定海内，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皆天子所自将，爰抡其子弟命曰侍卫，用备随侍宿直。”⑧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也因此称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其中皇城的守卫由八旗按区职掌，宫城守卫则分别由“上三旗”和“下五旗”分司内、外。其中“皇城内各处汛守，分旗画界：?镶黄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北。东自地安门箭亭城墙起，西至地安门甬路分中，接正黄旗界；北自火药局城墙起，南至三眼井，接正白旗界。中设步军校二人后各旗同，分汛十。每汛设步军十有二名后各旗同，栅栏十有八座，每座设步军三名后各军同。景山后，管理街道洒水兼管河道步军校一人后各旗步军校职掌同，步军百二十名后步军人数同。?
清北京紫禁城西北角守卫围房
清北京紫禁城神武门外守卫围房 正白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东北。东自内府库东口东墙起，西至景山东墙止；北自三眼井起，南至银闸风神庙，接镶白旗界。分汛十有一，栅栏十。景山东门，设步军校、步军如前。? 镶白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东。东自骑河楼东墙起，西至北池子止；北自宣仁庙起；南至北池子南口并望恩桥北，接正蓝旗界。分汛十，栅栏十有三。北池子街设步军校、步军如前。? 正蓝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东南。东自东安门东城墙起，西至南池子街止；北自北池子街并望恩桥，接镶蓝旗界起，南至苍蒲河城墙止。分汛十有一，栅栏九。南池子口设步军如前。? 正黄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北。东自地安门甬路分中起，西至西什库止；北自侍卫校场城墙起，南至宏仁寺分中，接正红旗界。分汛十有二，栅栏十有六。内十座各设步军三名，余六座即附近汛兼管。地安门内设步军校、步军如前。? 正红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西北。东自景山西门起，西至西安门城墙止；北自宏仁寺分中起，南至西安门甬路分中，接镶红旗界。分汛十有二，栅栏十有七。内十一座，各设步军三名，余附近汛兼管。景山西门，设步军校、步军如前。? 镶红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西。东自大高殿分中，接正红旗界起，西至西安门城墙止；北自西安门甬路分中起，南至大石槽城墙止。分汛十有二，栅栏二十四。内一座，即附近汛兼管。光明殿后，设步军校、步军如前。? 镶蓝旗满洲地方，在紫禁城西南。东自西华门起，西至西苑门止；北自慎刑司，接镶红旗界起，南至府城墙止。分汛十有二，栅栏九。内三座，即附近汛兼管。西华门外，设步军校、步军如前。? 以上八旗，均按该管地方远近界址，防守稽查。夜则巡更击，每汛立更筹，自初更起，上下汛往来传送，黎明乃止。”⑨ 紫禁城制度，清《康熙会典》记载：“紫禁城，起午门，历东华、西华、神武三门。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城高三丈。垛口四尺五寸五分。基厚二丈五尺。顶收二丈一尺二寸五分。城外周围，设看守红铺十六座，每座三间。” 紫禁城外红铺改建为围房的时间，目前没有见到明确记载。但绘制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京城全图》已经有围房存在，可以肯定至少乾隆十五年以前已经完成了这一改建。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五年（1727年）刊行的《大清会典》尚有红铺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行的《畿辅通志》对紫禁城的记载虽然照录的是《雍正会典》原文，唯独去掉红铺记载，其间差异是否与红铺废止、而围房的改制又尚未完成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但自此以后，清代纂修的各部《会典》都是既无红铺记载，也没有围房的记录，只乾隆朝编纂的《国朝宫史》一书留下了“墙外东、西、北三面守卫围房七百三十二间”的记载。紫禁城外红铺，明初为二十八座，传铃二十八个；后增至四十座，传铃也增为四十一个，随铺数而变化。清代则不同，从初期的十六座红铺到中期的七百三十二间围房，始终以十六所循环传汛。因此，《国朝宫史》记载的“守卫围房七百三十二间”实际是基于守卫形制的变化，并非所有房屋均供守卫使用。如《光绪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九十二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奏准：东华门外空闲围房，设恩丰仓一座。令仓场运储米石，以备太监等支领。委内务府司官一人，内管领一人，更年收放。仓房七十四间，大廒七座，每座存三千石；小廒五座，每座存米一千八百石。照各仓之例，编写天地、宇宙、日月、盈余、秋收、冬藏十二字号，由仓场衙门按字号进米备收放。”? 紫禁城外红铺改建围房的时间，过去多认为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建完成的，但“恩丰仓”的设立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参考。《光绪会典事例》的记载证明，以“东华门外空闲围房设恩丰仓”系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奏准，“红铺”改建成“围房”的时间，不仅比恩丰仓的设立要早，而且恩丰仓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围房存在闲置的缘故。至于改建围房的原因，《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九有这样记载：“皇城之内，前明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我朝建极宅中，四聪悉达，东安、西安、北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牵车列?，集止齐民。稽之古昔，前朝后市，规制允符。”由此可以看出，从明代至清初的“以皇城为禁密”，到清中期的以“宫城为禁密”，这一变化才是围房产生的根本因素。这就使紫禁城红铺改建为围房的原因不仅与施禁范围的改变有关，还使乾隆朝的紫禁城外围出现两大变化：一个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重修大清门及千步廊时，将两长安门的防区扩大，在左、右长安门以外增建东、西三座门；一个是将原来的“红铺”建成“围房”，极大地提高了安全功能。两者不仅属相同性质的改造，恩丰仓的设置时间还为我们提供了围房与三座门属同期改建工程的重要参考。?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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