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牲园史考

　　一、万牲园筹建始末?

　　“万牲园”是一个极富当时时代气息的名字，它最初来自于出国考察大臣端方的一个奏折。清王朝的统治在进入20世纪后，已经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但是，统治阶级仍然幻想通过改良来挽救自己的颓势。此前，由于发生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整个事件中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个人的思想受到了康、梁的启发，对西方的宪政情有独钟。戊戌变法虽然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镇压下去了，但是改革的呼声却从未止息过。20世纪初，光绪皇帝得到慈禧太后的同意，派出了包括端方、戴鸿慈等为代表的大臣，出使西方诸国，目的是考察先进国家的政治经验，励精图治。万牲园的建立，应该说就是这次考察的一个成果。

　　1906年10月13日，出使归来的戴鸿慈、端方等连上三道奏折，一奏军政，二奏教育，第三奏就提到了修建包括万牲园在内的公共设施。“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①清王朝在此时为了表达坚决推行宪政的决心，采纳了端方等诸位大臣的建议，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之所以在筹建万牲园一事上雷厉风行，除了出于改革宪政的考虑，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为了取宠慈禧太后。实际上，清政府在派出端方等大臣出使诸国之前，就有了筹备万牲园的想法。因为在端方等考察德国期间，就在那里定购了不少动物，②否则，即使清政府想立即把万牲园建立起来，也没有足够的动物来装点。一个更需要注意的细节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端方从欧洲回国后，专门送给太后一头大象和数种其他动物，慈禧对此颇为希奇，还聘请了两名德国人看管那头大象，可皇宫无处喂养这个宠然大物，慈禧于是产生了为这些动物兴办专门场所的念头。后来，由于粮草不足，大象被活活饿死了，由此更是让慈禧态度坚决。端方等诸位大臣体察出了老佛爷的良苦用心，于是奏请建立万牲园，恰合了太后的心意，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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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太后的干预以及端方、戴鸿慈等诸位大臣的奏议，万牲园的筹建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实际上，清政府在万牲园建立上的热情，表现了它的一种姿态，似乎表明自己在立宪上的决心。平心而论，它的这种姿态，还是比较得民心的。人们对万牲园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远在天津的《大公报》，更是对万牲园的整个工程进度进行了详细的全程报道。③

　　1907年6月5日，端方在出洋期间定购的动物抵达天津塘沽，这批动物包括斑马、花豹、狮子、老虎、袋鼠、驼鸟等，一共装运了59笼④6月7日，这批动物运抵北京。但此时，万牲园内各种设施还未竣工，于是，只得把它们临时寄养在附近的旧庙广善寺内，后来，这个寺庙也划归万牲园。广善寺在当时已经破败，“将该寺之佛像拆弃，更于佛殿前安置铁栅，置虎豹于其中。”⑤一时间，昔日香烟袅袅的清静佛门，变成了飞禽走兽们的天下，打破了寺庙的沉寂。为安置虎豹而拆毁神像，这是万牲园创办中一个颇有意味的插曲，表明人们对漂洋过海而来的珍奇动物远比多年顶礼膜拜的泥塑木雕更感兴趣。在官方的心目中，这批从外洋重金买来的动物显然比一座寺庙更有价值，也再次证明万牲园筹备过程中，慈禧太后的影响无法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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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其间有什么样的插曲，万牲园最终是建立起来了。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接待游客，第二日，《大公报》就专门刊登了有详细条目的《万牲园游览规则》，⑥可见人们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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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万牲园旧址考?

　　当时西直门外，是清政府农事试验场的所在，1906年筹建的农事试验场可以看作是万牲园的前身，它是在乐善园、可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广善寺、惠安寺及附近官地的基础上建造而成。广善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寄养动物的破庙，庙内尚有明代碑刻。惠安寺位于广善寺东，庙址已毁，无法考证了。以下，我们主要对乐善园和可园作一些考证。?

　　(一)可园考

　　关于可园，清人崇彝曾写道：“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当年亦宝文庄之别业，名曰可园。旁有庙，曰紫竹林，盖奉观音大士之祠。其中亦有园亭点缀，宝氏家庙，今试验场并两处圈入，故尤广。当年故址，一无存者，惜哉。(光绪壬辰，曾侍先妣往游可园，其水木明瑟，花树犹繁，长廊数十间，缘山坡而起，旧制尚不改，可念也。)”?〖HT6”，6SS〗⑦〖HT5”，5SS〗崇彝在这里颇有点怀旧的情怀，有万千的感叹。的确，作为生活在清朝末年的人，他此时看到的可园已经并入农事试验场，过去的历史被几乎隔断。不过公允地说，可园虽然可以上溯到康熙朝，但是确实已经荒废很久了。到同治年间，可园已经三易其主，早没有了昔日的繁荣。

　　同治时文人李慈铭以及潘伯寅曾于1872年游历可园，留下一部《越缦堂日记》，让我们了解了可园的一些历史：“酒罢更游‘可园’，都中人呼为‘三贝子花园’，相传为‘诚隐亲王’赐邸。道光尝归‘宝文庄公相国’，今为卖花人所居矣。”⑧从日记中我们知道，“三贝子花园”的正式名称为可园，最初可能是诚隐亲王的赐邸。诚隐亲王名允祉，是康熙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诚郡王。1699年降贝勒。1709年晋诚亲王。后来，由于争夺皇位同四弟胤祯(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结下仇怨。1732年被雍正拘禁，不久死去。1737年被乾隆追谥为“诚隐亲王”。恰好允祉排行第三，这可能就是“三贝子花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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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李慈铭关于“可园”第一位主人的分析，使用了“相传”的说法，自己并未肯定，所以这种猜测可能并不确切。因为允祉由郡王晋亲王，又由亲王降贝勒，从来没有封过贝子。清初在没有沿用明朝的封爵制度以前，“皇子”最高的封爵是“贝勒”，同“贝子”是不同的。康熙时代更是明文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等级，所以允祉虽然行三，却并不是“三贝子”。

　　根据老辈人的记忆，三贝子不是允祉，应该是清朝异姓郡王衔忠锐嘉勇贝子富察氏福康安。他是傅恒的第三子。傅恒在清乾隆年间，既是勋臣，又是皇亲(乾隆孝贤皇后的弟弟)，他本人也是御赐园子名“绮春园”，在圆明园的东边。三贝子花园是福康安的私有别墅，正名是“环溪别墅”。当时的有名诗人法式善、铁保两人的诗集里，全是游环溪别墅的诗。法式善曾因游环溪别墅在广善寺吃饭，这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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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正因了关于三贝子究竟是谁的各种版本传说，让可园充满了神秘色彩。遥想当年园林繁盛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雅致的去处。实际上，即使在诚隐亲王作古一百多年后，在昔日楼台亭榭颓坏的情况下，仍旧别有一番风味。李慈铭重游此地，“登土山一空亭，远见诸湖，湖外云树直接西山。亭外松槐崇密不见日景。”⑨此处风景，对李慈铭颇有吸引，以至于前后三次游历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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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慈铭第三次游历可园是在1882年，此时可园的业主已经是一个姓文的商人，他把可园的房所租给卖花的商人，“近有文某稍修葺之为业。为卖花者所居，以大半为?NB049?窑艺圃……”?⑩文某是可园的最后一个业主，他接管园宅后，把名字改成了“继园”。这个信息，我们可以从宝?NB050?的《文靖公遗集》中看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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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NB050?常常带着全家人到“可园”游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贝子名园今继园，近郊推羡武陵源……”。作者游历可园的时期和李慈铭差不多。但是，李慈铭在日记中都没有提出当时的新名称“继园”，大概当时一般人都习惯叫它“可园”或者“三贝子花园”，新改的名称不太为人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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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宝?NB050?还是李慈铭，他们都是以普通游玩者的身份拜访可园的。可见，可园自从脱离“三贝子”以后虽然仍旧属于私人，却慢慢发展成为大家游览的地方。正如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的，园内大半地区为卖花者的花窑蜜房，说明可园在业主文某时期已经附带了生意场所的功能。同时期另外一份资料，证明了我们的猜测：“可园在西直门外正西，俗名‘三贝子花园’，有亭台楼阁，并有‘超然余芳’在内包办酒席。”“超然余芳”当然是饭馆的招牌，也必然是和文某有关系的商人经营。想必是因为根据游人的需要而开设的饭馆，也说明游人在此时已经相当多了。有诗为证：“名园六月菱荷花，便有香车次第来，为问看花诸士女，几人曾负好楼台。”

　　(二)乐善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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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乐善园行宫的故址，在今北京动物园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占地面积约40公顷，其所占地为农事试验场筹建地的二分之一强(农事试验场总计占地71公顷)。现在保留下来清乾隆皇帝写下的许多关于乐善园的诗篇，让我们略微知道了它的历史。在乾隆的《御制诗集》中，有一篇题为“题乐善园”的诗作，在题注中写道“园，故康亲王别业也”。康亲王名叫杰书，是“礼亲王”代善的孙子，1649年袭郡王，1659年袭巽亲王，改号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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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乐善园有更远的历史。“取义东平苍，结构逾绿野，胜国为皇庄”，说明在清代以前这里是明代的皇室庄园。不过，此地虽为皇庄，但从清朝开国起就属于康亲王府，没有用作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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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康亲王府”在乾隆初年就没有房子了，只剩下半倒的破园墙。但是，乾隆似乎对这个几近荒芜的园子情有独钟。在他的《御制诗集》中，关于“乐善园”的诗一共有十三首之多。乾隆皇帝以酷爱诗作著称，他自己写诗和日记有差不多的性质，这十三首诗，表明他前后可能十三次游历乐善园。他之所以看中乐善园这个地点，或许因为他常住在圆明园办事，出城或者进城常常由高梁桥乘船到“清漪园”，可以在这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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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去得多了，乾隆便对此地有了感情，“凭眺念兴废，为之长慷慨，稍命复其旧，芟秽疏污塘。”乾隆十二年(1747年)，对乐善园进行了一次修复工程。不过，这次修复并没有重新建造繁密的建筑物，而是稀稀疏疏地点缀了几处亭台楼榭。这让乐善园的自然趣味更加浓厚，成了一个雅致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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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善园自从修复以后，直至改为“农事试验场”，始终处于静止的状态，乾隆皇帝本人去乐善园的次数也少了。在此期间，园子既未再经过整修，也未换过业主，便一天天荒芜下去。尤其在1801年之后，管理乐善园园庭事务的官员已经甚为简陋，只由值年官员管理，裁撤了乐善园郎中一员、食六品俸苑丞三员、食九品俸苑副二员。到1804年，又经清朝内务府奏准，乐善园内殿宇房间，一经裁拆，原设的苑丞、副苑分拨在中海、北海、倚虹堂等处当差，园丁园户拨在景山当差。乐善园的房基空院共地56?4亩，每亩征银三钱，每年共征银十六两八钱，许民人耕种，从此乐善园便成了田地。

　　宝竹坡的乐善园诗云：“故址叹荒凉，凄然悲满目，壮观尽摧残，往来恣樵牧，叹息复叹息，盛衰盛转毂。”这首诗体现出一份悲凉的心情，说明到光绪初年，乐善园已经残破不堪。皇帝早已不去此处游历，于是更多是普通百姓在这里随便游逛。这种荒凉残破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开设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即为万牲园的前身，下属农工商部。?

　　三、余　论?

　　1907年7月19日京师万牲园对外开放，时间为早八点到下午六点。门票初定为20枚铜元，儿童、仆役减半，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入园可以享受免票待遇。这项措施体现了设立农事试验场的初衷，“本场为开通风气，改良农事起见，特于场内附设博览园，以便公众游览，得考察试验之成绩，发起农事之观念，并于博览园附设动物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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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开始热心公共设施建设，预备立宪的清政府，在男女大防的问题上，还保留着传统的认识。于是，在中国第一座西式动物园里，出现了一条特殊的游览规则：男女不同游。万牲园规定，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可见男女壁垒之森严。不过，这个限制在施行不久就被废除了，从而成为中国官方所设立的公共场所中最早取消男女大防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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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牲园”开园之日已是清王朝败落之时，四年后便易帜为“中华民国”。不过，万牲园的建立开了风气之先。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自己动物园的高潮。袁世凯曾在北京万牲园建立不久，从京师运送孔雀至天津。然而，由于中国形势每况愈下，在其后的37年中，连年战乱，民不果腹，“万牲园”根本无人问津。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以“防空需要”为名，将大型猛兽全部毒杀。

　　“万牲园”后又充为弹药库，致使凋零败落、残破不堪，自身尚且难保，更无力引进动物了。所以在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时，该园仅遗3种、14只动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动物园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在万牲园旧址上建立西郊公园。虽然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但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园管理委员会仍于1951年拨出专款，并组织人员赴鄂、粤、桂、川、康、黑、吉等省搜集野生动物。此后为了保障动物园中野生动物的长期补给，北京动物园先后在东北、四川、云南、新疆、青海等地建立了野生动物搜集站。到1955年正式定名“北京动物园”时，动物种数已达200多种、982只，终于克服了开园初期的窘境。?

　　①《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63卷。?
　　②《大公报》，1907年6月5日，《选购禽兽装运入京》。?
　　③具体内容请参见《大公报》1907年6月5日，7月20日，11月11日，12月1日等各期。?
　　④《大公报》，1907年6月5日，《选购禽兽装运入京》。?
　　⑤《大公报》，1907年7月4日，《动物园之概略》。?
　　⑥?B18?《大公报》，1907年7月20日，《万牲园游览规则》。?
　　⑦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⑧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⑩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二月三十日。?
　　宝?NB050?：《文靖公遗集》。?
　　参见《增补都门纪略》。?
　　参见《都门纪略》。?
　　参见乾隆：《御制诗集》，第二卷，三十二壬申。?
　　《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卷中。?
　　宝廷：《偶斋诗草》，甲申年诗。?
　　参见《农事试验场章程》，第一章总纲。?
　　《大公报》，1907年10月29日，《纪商品陈列所》。?
　　《大公报》，1907年12月1日，《奇禽到津》。?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