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县往西，沿京张公路西行，约30里处的张山营镇西面北山中，发现了一处古代人类居住的石崖洞。洞室成群，散落分布在山涧之中，全部在沙砾崖石上人工凿成。有单室、二室或三室不等，上下错落，有石磴道联通上下，总数在百室左右。有的石室左右相联，有的一室多门，门有枢。室内外残留有石灯台、灶台、石火坑、烟道、马槽等遗迹、遗物。东山坡的一处石室规模较大，上下二层，中间有石柱擎立，室中又有石案等物。石室大部分保存完整，只有这二层石室由于年久，有部分塌落。各山涧、沟壑，从遗迹观察，原来都有流水，现在已经干涸。从大环境看，这里是一道横亘的海陀山、或称军都山脉，石室就分布在山坡北面的崖坡上，山南是东西狭长的小平原，平原南临妫水，即永定河上源之一支。从平原北望，看不到石室，只有走进山坡、转几个弯、进入沟涧才看到石室全貌。这一处地方，地处延庆县西部边缘，西临河北省怀来县。由于有洞，当地人叫它“洞沟”，现在山坡石室已被命名为“古崖居”，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从洞沟的石室及石室遗迹所显示的现象观察，它属于古代人类居住的遗址无疑，但是，这是一处极为特殊的居住遗址：究竟是什么人在此居住?又是什么时间开凿的?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居住地址的选择，总要面临平川，或高坡向阳，而这里却舍弃了阳坡，把石室开凿在隐蔽的阴坡沟涧中，这是为什么?它的历史情况如何?地点临近北京，它对北京的历史发展有何关联?直面崖居，叩问历史，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恢复它的历史面貌，文献是重要的，面前的遗址、遗迹，无疑是最为直接的线索与证据，探讨这些问题，首先应从这里作起。?
洞沟的崖居遗址，有两种现象应予注意：一是火坑，二是石室。有迹象表明，火炕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尔后逐渐传入关内；凿石室而居，这不是汉族人的居住习惯。对崖居遗址、遗存作如此理解，自然地把探索思路引向东北地区，并把那里生活着的古代民族与现存的洞沟崖居遗址联系起来。? 延庆县位于北京西北，距市区百里之遥，今为北京市辖县之一。北京古为幽燕之地，是古代习于农耕的汉族与草原的游牧民族经常接触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延庆山南附近，历史上经常有多种民族出没，地方文献有记载。? 今延庆，元代为龙庆州。明永乐中，改为隆庆州，嘉靖版《隆庆志》记：? 本汉潘县，元魏废，北齐置北燕郡(校记郡作州)，改怀戎县，隋废郡，属涿郡。唐武德中，复置北燕州，县仍旧。贞观八年改妫州。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自别为西奚，号可汗州，太祖因之。统县一，怀来县。 延庆县在历史上名称、辖区略有改变，原属县怀来今属河北省，部分土地已没入官厅水库，妫川、妫州、可汗州都是今延庆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它有奚王去诸徙居的记载。综合崖居情况与文献记录，可以总结如下：? (一)它有灶台火炕等遗迹、遗物，是为人类居住遗址无疑。? 从遗址的内容观察，有火炕等物为证，它可能与古代东北的民族有关，而奚正是
洞沟位置示意图 源于东北地区，又“自别为西奚”，如此，这崖居石室当是西奚遗址。至此，洞沟崖居石室的居留主人已经清楚：即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奚族曾在此居留。具体的说：奚王去诸曾率奚众数千帐在此居住，时在五代。对照遗址，这与我们最初的观察、推论是一致的。?然而，奚本是我国东北古老民族之一，它因何而来，其驻留情况如何，后事又如何，尚需进一步探索。?
奚，本匈奴之别种，始见于北魏，称库莫奚，后简称奚，为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一直在东北地区饶乐水(今内蒙古西剌木伦河)一带活动。关于奚的活动地区，《旧唐书》有记：? 所居亦鲜卑故地，即东胡之界也。在京师(长安)东北四千余里。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据白狼河，北至稸国。自营州西北饶乐水以至其国，胜兵三万人。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③ 在唐代，奚族一直在这一地区活动。“胜兵”当是到达一定年龄的兵丁，胜兵三万，全族人数估计也当有十来万之众了，它是个大族。贞观二十二年(648)，奚酋长可度者内附，唐王朝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曾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此时的奚，在唐王朝羁縻政策作用下，虽有侵扰，又时有朝贡，与唐王朝大体上维持着和平关系。奚与契丹，同为北方大族，中叶后，对唐王朝时有侵扰，被称为“两蕃”，幽州等北方节度使又常加“制两蕃”或“押奚契丹”等名号。至唐末，情况有了变化。契丹族崛起，特别是阿保机(872-926)统一契丹八部，建立了辽王朝(916-1125)前后，不断向外扩张，征服临近各族。奚是大族，首当其冲，成为契丹降服的主要对象。契丹对奚是打击与利用并举，打击也是为了利用，奚人成为被降服者，为其役使从征，再也不能自由放牧，奚人与邻族契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奚王去诸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离开故地率众西徙的。关于去诸率部西徙事《新五代史》有记：? 契丹阿保机强盛，室韦、奚、稸皆服属之。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诸怨叛，以别部西徙妫州，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人参赂刘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④ 所涉诸族历史情况，据史籍略作叙述。? 契丹阿保机，即辽太祖，耶律氏，汉名亿。与奚一样，契丹也是古代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一，源于东胡。北魏以来，一直在今辽河一带放牧。《旧唐书·契丹传》记：? 契丹，居潢水(今西辽河)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⑤? 稸，也是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之一，匈奴之别种，隋唐时居潢水之北，以射猎为生，其俗与契丹同。贞观三年(629)曾有朝贡，《旧唐书》有传。? 室韦，为契丹之别种，也是古代游牧民族，活动在今内蒙古东北境，远及黑龙江一带，唐贞观三年曾贡丰貂，《旧唐书》有传。? 室韦、稸、奚与契丹，活动地区相近，契丹强盛，先攻近邻，实属必然。现将奚早期被契丹攻击之情况，据《辽史·太祖纪上》摘录如下：? 第一条是阿保机称帝前为部族军事首领时的征讨情况，奚是被攻击对象之一，并有俘获。第二条是记撒剌的之功绩。德祖即阿保机之父撒剌的。一次俘获七千户，一户按四口计，当近三万众，可以想见战事规模之大。此事在公元903年，后面还要谈到。⑥ 契丹建辽前后，不断征服邻近各族，“胜兵甲者即著军籍”，一直在扩大兵源，为其扩张服务，契丹对奚是亦打亦拉，打而后拉。所谓“拉”，实即利用。打击、征服之后，把他们编入部伍，再去征讨其他族部。因此，奚与契丹的主要矛盾自然在军事方面。? 《辽史·兵卫志中》记有“众部族军”一项，这是以被降服部族为主体的军制。奚初有五部，即遥里部、伯德部、奥里部、梅只部、楚里部。部族军下二十八部中有遥里、伯德、奥里三部，为“东北路统军司”所属，从名称看，它显然是奚初五部中的三部。⑦全是奚人无疑。按辽制规定，“众部族分隶南北府，守卫四边，各有司存。”“分隶南北府”是指隶属关系；“守卫四边”自然是指任务而言，即众部族军有守卫四边之任务。? 《辽史·兵卫志下》又有属国军一项，列被征服各属国五十九，中有西奚、东部奚、乌马山奚的名称。这又是被征服的奚人被列入属军的编制。并规定：“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则讨之。”从“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可知，这都受契丹首领之直接控制，“不从则讨之”，规定十分严格。? 辽军定制，出征时军器、军需、战马自备。奚人是被降服者，有为契丹守卫四边并随时应征作战的任务，战具还要自备，战殁沙场、暴尸荒野或终身致残对生者都是残酷的现实。奚人从自由放牧到为人役使，从征守土，作为被征服者，稍有不从，被施之以暴是自然的。《新五代史》所载“奚人常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从多方面看，当是历史事实。契丹对奚族如此，对其他各族也不会比奚人好些，惟其他各族势小力薄，慑于高压，只能默从而已。好斗的奚人，曾有反抗，反抗无效，只有逃亡远走一途。? 奚王去诸带领数千帐奚众终于西徙了，在妫州北山居留下来——《辽史·地理志》记“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文献所记与崖居遗址两相符合，不过，谓迁徙时在五代，似嫌简约，其西徙之具体时间，根据史料仍可作一点考核、推断。? 唐末的妫州，地旷人稀。有大山东西横亘，向北连绵延伸不断，历史上叫它军都山或北山，今天又叫它海陀山。山前是一条东西狭长的小平原，再南就是永定河。对于奚王去诸来说，摆脱契丹的统治，能够隐蔽的生活下来，这里还是比较理想的所在，便于放牧，也可农耕，但是，它并不是净土一方。永定河南，便是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地方势力范围，父子两代经营，独霸一方，对远道而来的去诸一族仍是个不小的威胁。? 刘仁恭出身行伍，靠他的多智多诈于乾宁二年(895)进入幽州(今北京)，授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此后他在大安山盛建馆舍(今北京市房山县境内大安山，尚有遗迹)，聚敛钱财，大肆搜刮，室集艳妇，穷极侈丽，以薫泥作钱行使，把铜钱掘地窟藏起来，杀工灭口。又拜道士王若讷，祈祷长生。后为争夺爱妾被儿子刘守光囚禁起来。这个刘守光又是一个军阀，其淫虐残暴，甚于乃父，竟又自号“大燕”，改元“应天”，居然当起皇帝来——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⑧这一年为后梁乾化元年即公元911年。《新五代史》记奚王去诸“常采北山麝香、人参贿赂刘守光以自托”应该正在此时前后。此后不久，刘氏父子被杀。就在刘仁恭割据幽州时，为了供应大安山物资方便，曾设立了一个玉河县，其治所在今北京西40里的城子镇(今属门头沟区)⑨。从城子镇往北至延庆洞沟仅隔一条永定河。残暴肆虐的刘守光，近在咫尺，又怎能放过去诸?刚刚逃脱契丹压迫的奚王去诸，才离虎口，又入狼窝，受到的威胁与艰难的处境可以想见，其以麝香、人参等土特产赂刘自保，但求相安无事，也属必然了。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寻觅奚王去诸驻留妫州留下了一个大体上的时间刻度，即刘守光僭称帝号的公元911年。至少可以认为：这一年前后去诸带领奚众已经到达洞沟并与刘守光有所接触了。? 后梁乾化元年(911)奚王已经驻留洞沟，应是事实，但这不应是初来时间，对其初来时间，文献仍有线索可资稽考。现就契丹讨奚之记录排列考查：? (一)《辽史·太祖纪上》载：? 《辽史·兵卫志上》又载：? (二)《辽史·太祖纪上》又载：? 《辽史·兵卫志上》又载：? 《兵卫志》所记“德祖讨奚，俘七千户”，用耶澜可汗纪年不确，干支纪年应在癸亥岁，即公元903年。《太祖纪》又有同样的记载。惟“明年”是以唐天复二年(岁壬戌902)计，这个“明年”，岁当癸亥，即公元903年。德祖是阿保机之父撒剌的，“先是，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并创为迭剌部，两处记载又是同一件事。显然这俘徙的七千户，又是原游牧于饶乐水时的奚。? 此事系于太祖癸亥岁，初读以为与“先是”之文不合，细审文意，其重在太祖拜于越事，前有“冬十月”，俘奚在此月前，其意亦当不悖。? (三)、《辽史·太祖纪上》又载：? 明年(岁丙寅，906年)二月，复击刘仁恭。还，袭山北奚，破之。十一月，遣偏师讨奚、稸诸部及东北女真之未附者，袭破之。此处“明年”，按干支排列是丙寅岁，公元906年，本年二月，阿保机征讨刘仁恭，“还”即回军时又击山北奚，这个“山北奚”应该是从饶乐水迁徙而来的去诸奚部。从地域看，刘仁恭的势力包括大安山所建馆舍在内，在永定河之南，阿保机征刘北还，正好打击位于永定河北的奚王去诸部，地域方位也相合。? 不过，《新五代史》记：奚王去诸西徙妫州后，“依北山射猎，常采北山麝香、人参”这个“北山”是否就是“山北奚”所在延庆北面军都山一线呢，仍可再作核证：? 《旧五代史·李嗣肱传》载：? 妫州为今延庆(包括原怀来县)，儒州(今永宁)在延庆之东，武州(今宣化)在延庆之西，这东西横列的诸州，都在延庆这东西绵延的山脉一线上，历史上谈到幽州地区涉及这一山脉时，叫它“北山”，此次涉及妫州，叫它“山北”，从包括妫、儒、武三州的“山北都团练使”之名看，与“山北奚”的名称是一致的。
古崖居远眺
古崖居内烟道
古崖居内石龛 就是说，阿保机北还时所打击的“山北奚”正是从饶乐水迁徙而来的奚王去诸一部。至于同年十一月，遣偏师讨“奚、稸诸部”，则指原饶乐水未徙之奚众也确定无疑。这一次连未徙之稸及女真也同时受到征讨。? (一)公元901年，岁辛酉，奚尚在饶乐水附近，受到阿保机的攻击。? 这样看来，奚王去诸之西徙妫州，初至洞沟，必在903至906年之间，当以904或905年为接近事实。? 四、徙来又归去? 奚人不愿臣服而远走逃亡，契丹又不断地跟踪征讨。实际上，征讨不断，反抗也在继续。? 公元906年契丹袭山北奚后，又“遣偏师讨奚、稸诸部及东北女真之未附者。”这就表明，饶乐水附近未徒之奚众及邻近各部族仍在不断的进行反抗。类似的例子还多有，《辽史·太祖纪上》记：? 太祖四年(910)冬十月，乌马山奚库支及查剌底、锄勃德等叛，讨平之。 而对奚最大一次规模的征讨是下一年进行的。同书记：? 太祖五年(911)春正月丙申。上亲征西部奚。奚阻险，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是役所向辙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稸之地。? 这次是阿保机亲征，很明显主要是征讨西部奚，即奚王去诸驻留洞沟的这一部。同时东部奚(即徙琵琶川一带者)及原放牧地稸等也受到征讨。这次征讨规模很大，对阿保机来说也很有战果：“东际海，南暨白檀，西発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并于三月“次滦河，刻石记功。”太祖的亲征，刻石记功，对我们看待居留洞沟的奚人，倒多了几分理解。? (一)“叛服不常，数招谕弗听”。去诸之逃亡，契丹并没有放弃追袭，也曾有过不止一次的“招谕”，只是奚人并不接受。? 从表面看，“刻石记功”阿保机是胜利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辽史·太祖纪上》记：? 本来，去诸逃亡之初，“自别为西奚，号可汗州”，这“可汗州”是奚王去诸自封的，也是对契丹的反叛，辽太祖并不承认。他两次攻击妫州，“所向辄下”，其实奚人也并未屈服。至此，“改妫州为可汗州”，辽太祖终于承认了“可汗州”这一名称。《辽史·地理志》可汗州条也记“太祖因之”，也就是无可奈何地终于接受了奚王去诸驻留洞沟这一现实。? 《辽史·营卫志下》“奚王府六部五帐分”条，记下了一则稍后奚人反抗的故事，甚是生动：? 天赞二年(923)，有东扒里厮胡损者，恃险坚壁于箭薾山以拒命，揶揄曰：大军何能为?我当饮堕瑰门下矣! 这位奚军首领胡损，据箭薾山堕瑰门天险以抗军令，他傲视辽太祖，嘲弄契丹大军，“来吧，小仔!我正准备了羊羔、美酒犒赏你们!”可以想象，那神情、语言，简直是一幅图画，轻松又凝重，寥寥几笔，显示出奚人面对强敌的无畏精神，不过，它终于敌不过契丹铁骑，最后，“太祖灭之”。? 《辽史·太祖纪下》又记：? 天赞二年(923)三月，军于箭薾山，讨叛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 以上两下里记的是一件事。“射鬼箭”，《辽史》屡见，“国语解”的解释是：辽帝新征或祭祀，取死囚乱箭射之，以祓不祥。班师则射俘。这里叛奚胡损被获，射以鬼箭，其作法当是按《礼志·军仪》行事的，即“植柱缚其上，以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纃。”这种酷刑的目的并不着重受刑人的痛苦，而在于折磨受刑者，使目睹者产生心理畏惧，而不敢反抗。包括“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在内，足可窥见契丹统治者对付奚人反抗者的手段了。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统治，讨平之后，太祖又设了个奚堕瑰部。这当然是后话。? 奚王去诸所处的军都山一线，虽然地势可战可走，可牧可耕，要立足下来也确是艰难的，后有追兵，前有强敌，不仅时刻防御契丹的追袭，此时此地又正处于后梁、燕、后唐等多种势力互争互斗之中，这使他必须善于处理多方面的关系，而全力对付契丹。? 去诸死后，子扫剌继立，与后唐修好，后唐赐其姓李，更名绍威，绍威卒后，子拽剌继立，父子都曾遣使朝贡，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多方联合以抗衡契丹，这也自然会使契丹不满，最后为逐不鲁事件果然引来了麻烦：? 这一年是天显十二年，即公元937年春正月。从“各还本土”来看，被遣送各回本土的已不完全是最初与奚王去诸同来者数千帐，尔后，逐渐集聚这里的后来者也一定为数不少。? 如果奚王去诸率部西徙以903-906年初来为限至937年被遣计，他们在洞沟大致生活了30多年。? 考古工作，总希望从古代人的生活遗物中寻觅些实物线索，如陶片、砖瓦或生活用品之类，进行比较研究，以为解决某些问题的依据。但石室空空，除火坑，灶台等遗迹之外，别无一物，如此，则只能依赖少得可怜的文献作一些生活习俗方面的解释与推测了。? 《新五代史》记：? “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中，人莫知其处”。? 妫州山南有平原，适于农耕种植，虽然塞外风寒，一年一种尚可以收获。彼时此地，正处于多种势力互争交错的“瓯脱”地，加上刘仁恭父子的残暴，使这里的居民离家远走，人烟稀少了，这正好给奚王去诸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使得远道而来的奚人栖身于此。? “借边民荒地种?”，“?”是奚人未西迁时就曾种植的作物。今常作“稷”，与“黍”(或作秫)同类，同为我国古老作物，颗粒较粟(谷)略大，黍性粘，稷性不粘。北京人称稷为“枚子”(糜子)，秸杆都略甜，为牛羊上好的饲草。? 从“秋熟则来获”看，只是在一定时间才来收获，不精耕，更不管理，并不专事农业，收获之后“窖之山中”必要时间才食用，据此估计，奚人在此略有农作，仍以放牧为主，自然饮食习惯也就以奶类肉食为主了。当然，前面也谈到，契丹不断追踪，粮食藏于山中显然是有备而为。? 《新五代史》又记：“地多黑羊，马逾前蹄坚善走，其登山逐兽，上下如飞。”马登山善走，应是奚马的特点，被阿保机攻击时，想来是靠马的优越在深山之中与其周旋的。所谓黑羊，当指黑色山羊，五十年代，笔者到京西深山斋堂川、百花山等处，作文物考古调查，曾见到黑色山羊，登山便捷，都在山崖上放牧。显然，奚人黑羊之后裔繁衍下来了。? 《隋书》记“奚人”“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这里记载了奚人树葬的习惯。前面曾谈到，耶律德光立晋北归时，去诸之孙拽剌迎谒马前，为逐不鲁事，他原谅了生者拽剌，却发掘了死者扫剌和逐不鲁的墓葬，而且碎骨扬灰。如此看来，奚人也还有入土埋葬的习惯。而扫剌与逐不鲁都应是在洞沟去世的，其墓葬也应在洞沟附近。果如是，墓地也值得调查。再者，洞沟中果有土葬墓地，又是否悬葬习俗有所改变呢?这些全无证据。姑此存疑。? 《隋书》又记载“其俗甚不洁，而善射猎，好为寇钞。”善射猎，这应是游牧民族几乎都有的本领及习俗。为寇钞也是早期与契丹为邻时，到洞沟后环境有改变，此种习俗亦必有改变。惟“不洁”不知何所指。游牧民族不定居，故洗濯不便，汉族定居近水泉或凿井，用水方便，习俗因而有别了。? 六、一份遗产? 无可奈何，奚人在洞沟艰难的生活了三十多年之后，又在契丹的刀剑之下回归本土。他们走了，带走了生活用具、牛羊马匹等等——应该还有汉民族的文化；而他们却留下来一份对北方人民普遍造福的遗产——火炕，多少年来，始终不为人们所注意。? 现在并不是说，后世北方地区的普遍使用火炕，是从洞沟的奚人崖居开始，至少可以认为，它对北方地区火炕的普遍使用是一个历史标志。? 有迹象表明，火炕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尔后逐渐内传。《旧唐书·高丽传》载：? (高丽)其俗，贫窭者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火取暖。? 这是较早的有关火炕的文献记录。《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女真传”记：? 女真人依山谷而居，“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木床，炽火其下，与寝室起居其上，谓至炕，以取其暖。”?
古崖居局部 新华社2000年8月5日长春电：? 中国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三座魏晋时期的火炕遗迹。考古专家研究证明，在一千六百年前，中国东北地区即使用火炕。” 有遗迹实物可证，这一下子又把它的使用提早了若干年。而且可以确确实实地证明，火炕源于东北。并且，洞沟火炕遗迹的出现，是东北火炕南传的实物证据，这又不能不说奚人是传播使者之一。? 这种制作简便又经济实惠的火炕自然容易传播。洞沟是石炕，因地制宜，华北广大地区则是土炕，黄土、砖石结合。至少金代时，山西已经使用了。元好问《中州集》有记，朱弁《炕寝三十韵》中云：? 风土南北殊，习尚非一?。出疆虽仗节，入国暂同俗，淹留岁再残，朔雪满崖谷。御冬貂裘弊，一炕且藹伏。西山石为薪，黝色惊射目。 朱弁本来是南方人，为宋朝吉州团练使，天会六年(1128)出使金朝，金朝留下他作官，他思念故国，有家回不得，结果用锥子把目刺伤，托疾得归。他在山西(云朔)二十多年的生活，对火炕有亲身的体味，一口气写下了《炕寝三十韵》，“冬天大雪，貂皮衣服也不行，一伏在火炕上，全身觉得暖洋洋的。”值得注意的是，火炕的燃料不是柴、炭，而是“石为薪”，这当然就是“煤”了。山西之煤，金代已经开采了，且用之于烧火炕了。? 元代末年，江西人熊梦祥偕张真人在北京西山的斋堂村著《析津志》，张仲举有诗相赠，中有“土床炕暖石窑炭，香酒再注田家盆”，这里是山区，也有烧煤的火炕。明清以来，不仅乡村用火炕，城市用火炕，连皇家贵戚、平民百姓冬睡火炕已经极为普遍了，文献多有记载。? 周口店的“北京人”，在数十万年之前开始用火，用于熟食，使人类逐渐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用“火”熟食成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标志，数十万年之后，在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中，这个“火”又开辟了新的领域，用之于“住”，而在冬寒地区又如此普遍，不少地区至今沿用不衰。火炕——“火”用之于“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它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呢?特别是北京地区，地处农耕与草原民族的交会前沿，作为历史发展民族融合的实例，洞沟“火炕”遗迹，必将记入史册——它是奚族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七、关于东奚? 奚王去诸西徙洞沟后，别地奚人继续活动。《新五代史》记：“自去诸徙妫州，自别为西奚，而东奚在琵琶川者，亦为契丹所并，不复能自见云。”琵琶川即兴州河，地点在北京密云县(古檀州)北界古北口北面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境。如果从北京去承德旅游，出古北口往北沿途有个别地方就涉及过去东奚所在，只是遗址已不存在。这里并无大片平原，山水之间，偶有小块土地可以放牧、农耕。与西奚比较，它地处东面，习惯上叫它东奚或东部奚。有关东奚的情况，史籍所记绝少，但这里有个特殊条件，地处辽中京区域，宋辽交聘，使臣往来不断，从宋使的回国报告(时称语录)或诗文中，却透出一点信息，在迄今尚无发现完整的东奚活动的遗址前，它成了我们了解东奚人生活的宝贵资料，不过，在时间上这已是西奚回归本土一百多年之后的情况，而且不是奚人独居而是与契丹、渤海、汉人杂处了。? 辽咸雍四年(1068)、大康三年(1077)宋朝人苏颂两度使辽，所著《苏魏公集》有“牛山道中”诗云：? 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耘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赋税百端闲且少，可怜生事甚茫茫。? 五代时刘仁恭统治幽州地区，骄侈贪暴，很多汉人避乱至此，也有不少是被契丹掳来的。这里记的汉人与奚等杂居的情况，辽人有东向的习俗，这里汉人也有东向开门了。诗题有注称“耕耘甚广，牛马遍谷，问之，皆汉人佃奚田，甚苦役之重”。汉人从事农业、手工业，佃奚人的田地生活，此时的奚人已经是地主了。? 另有“奚山道中”一诗云：? 拥传经过白稸东，依稀村落见南风。食饴宛类吃萧市，逆旅时逢饧灶翁。? 诗题记：“村店炊黍卖饧，有如南土”。饧大约是甜食之类，北疆南土，有村店、甜食，已经不像是游牧生活了。? 诗中出现“白稸”，以此处为白稸之地，《旧唐书·铁勒传》谈到白稸，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氏认为白稸为突厥之一部，铁勒十五部之一，为东胡之一部，与稸相近。? 另有“奚山路”一诗，诗题“出奚山路，入中京界，道旁店舍颇多，人物亦众”。百余年之后，苏颂所记，已大异于延庆洞沟之奚，村落、街市已具雏形，与洞沟比较，农业成分大大增加了，显然，多种民族杂处，交流影响，加速了奚人的社会发展进程。? “恩州以东为渤海，中京以南为东奚。其王衙西京数十里，其西南山间奚西奚。有故稸之区，其西治牛山谷。奚、渤海之俗类燕，而渤海为夷语。其民皆屋居，无瓦者墁上，或苫以桦木之皮。 不同的族属，生活习俗、心理状态包括语言总是有别，虽是杂处，实际上同族总是聚居。浓括把这里几个族属的居住分布大体上勾画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民皆瓦屋”，显然已不再是庐帐，也不是石室。宋朝人屋顶用瓦墁上，这里用桦木皮，在沈氏眼中，它既新鲜又简单，这一极为简单的情况已说明，他们已经定居，放牧牛羊可能仍有存在，但游牧生活将逐渐成为历史了。? 住屋，契丹人稍异。苏颂有“契丹帐”诗记：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诗题曾记：“鹿儿馆中见契丹车帐，全家皆宿陌坡阪”契丹人仍保持着车帐到处为家的习惯。? 公元1089年即宋元?四年，辽大安五年，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辙使辽，有“出山”诗云：“燕疆不过古北关，连山渐少多平原，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这里所说，奚人住草屋，与契丹车帐不同。? 沈括又记：“奚、渤海之俗类燕，而渤海为夷语。”“之俗类燕”如此看来，奚人、渤海人可能受燕蓟一带汉文化影响较多，但渤海人语言仍旧。诗云：“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这里生活的汉人，绝大部分是阿保机时代被俘而来与刘仁恭时代逃难而来的，不用说，见到宋使同族总要交谈几句。衣服的形式已经改变，但语言仍旧；它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了的。百余年来，民族之间已逐渐融合，汉人与奚人仍不能同契丹地位平列。诗中说：“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诗中道出了当时的情况。? 实际上汉人与奚人之间虽然都在契丹统治之下，但汉、奚地位也不平列。苏辙另有“奚君”诗云：“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生杀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奚人有田有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汉人是佃户，凑凑合合了此一生，糊口而已，“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汉人不能与奚人通婚，因为族属不同，也由于身份地位有异。? 《图经》又记：? 伐山烧炭，是奚人长期山居的结果。用炭煮粥、取暖比木柴要便捷，特别是用之于庐帐，石室，更是如此。有地称“打造馆”者是车工聚集之处，想来有锻铁之技，但不知是否如中原用炭锻铁，惜文献不记。? “契丹之车，皆资于奚”，不仅契丹人用奚车，连契丹皇帝也用奚车。《辽史·太宗纪》：“会同九年三月，辽军与晋军战，不利，上(太宗)乘奚车退十余里，晋兵追急，获一橐驼乘乃归。”“契丹主乘奚车，卓毡帐覆之，寝处其中，谓之车帐。” 此前奚车也是早就出了名的。用于贡品有记：“天宝十一载，安禄山遣安庆绪进献贡品于唐王朝，有生口(俘虏)三千人，金、银、锦、?、驼、奚车布于阙下。” 关于奚人造车，也有异说。《宋会要辑稿·蕃夷》引王曾《上契丹事》记：“过石子岭，自此渐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馆，居民多造车者，云渤海人。”又有记黑车子室韦也会造车。这大约是民族逐渐融合，交往渐多，汉人记录对奚人、渤海、室韦也不易分辨之故，但奚车名重当世则属事实。? 八、奚王牙帐问题? 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讨论：即洞沟石室是否就是奚王牙帐所在。? 《辽史·地理志》记：“五代时，奚王去诸以数千帐徙妫州，自别为西奚。”《新五代史》又记：“其族至数千帐，始分为东、西奚。”两条资料都说奚人到妫州为数千帐，这“数千帐”可不是小规模，其人马数量之多可以想见。? 洞沟石室总数仅及百数，从现存遗址的规模观察，怎么解释都不能说这是西徙奚人之全部。是“数千帐”词有夸大?还是另有原因?? 《新唐书·北狄传》记奚：“其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中，余部散山谷间。”“五百人卫牙”这当是奚人在饶东水时的情况，西徙之后，可能仍保留原有习惯，果如此，则洞沟石室当是五百人持兵所卫的奚王去诸牙帐所在。正好，又有几间较大的厅堂，当奚王议事之用，如此推断，遗址规模与文献记载大体相合，但是，“余部散山谷间”，这“山谷”的余部又在何处?? “在密云不老屯白沟村北山，近日发现4处古人生活居住的石窟，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此次发现的4处石窟位于北山峡谷的两道陡峭崖壁上，为人工开凿而成，最大的一间室高2米，长5?2米，室内有石炕、烟道、灯台等，室外有石罩、流水漕，石室洞上到地面设有10米多长的石梯。经密云县文物部门考证，该处石窟与延庆海陀山石窟相似。…”? 从文字记述看，这里的石室、石炕、灯台等遗迹与延庆洞沟者时代无异。密云不老屯石室与西面延庆洞沟石室相距百里，却都处于同一东西横亘的山脉一线上，但较之洞沟石室，规模、数量要小得多。它不是战国人，也不再是谜，它是否是奚王去诸西徙后“散山谷间”的“余部”之一，在这里出现了?? 《北京日报》2000年3月1日以“解释千古之谜又有新资料，延庆发现古人类洞穴遗址”为题，报导崖居石室又有新发现：? “日前延庆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中又新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洞穴遗址，它位于张山营镇佛峪口村东侧大曾家沟靠近山顶的一面崖壁上。该崖壁面积约1000平方米，从上到下呈斜面分布着千孔空洞，其中只有靠近地面洞口朝北的4号洞室能进入，其他3孔洞室单靠徒手攀登无法进入，当年古人巧妙的利用天然的石坎而后稍加凿刻便形成了洞室的通道。同时再借助于搭建的木梯或栈道以确保安全。如今这些木梯栈道早已无存，石阶路也因年代久远严重风化。该处遗址与以前所发现的古崖居几处遗址相比，虽然其规模不是很大，但风格却很相似，所处位置比以前所发现者更高更险更隐蔽。”? 这里又一处石室遗址被发现，它距洞沟更近，形制、特点与洞沟者一致，且不必说，无论它是藏之深山的“粮仓”还是居室，其属于奚人“余部”确定无疑，这也进一步支持洞沟为奚王牙帐的议断。? 虽然，不断有新的发现，但距“数千帐”之数仍有距离，现在可暂作进一步推断：洞沟石室，是奚王牙帐所在，是奚人指挥、活动中心。中心往西、往东、特别是往北，深入山涧腹地，可能仍有奚人活动场所、居室、墓地等，等待我们去继续发现。? 历史上，奚族曾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岁月悠悠，他们早已熔融于其他民族，要想把他们从历史的熔炉中分离出来，去认识它，已不再可能。饶乐水的遗迹，杳不可寻，而洞沟的遗迹、遗物却清楚地记录了他们30多年生活的全貌，又完整地展现在文化古都的历史长廊中，这太难得了。奚人不再，石室尚存。面对绝好的文物遗迹，千载难逢的契机，能不能作这样的设想：? 有关部门，邀请考古、民族史及有关人士参加，对洞沟作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的调查、发掘，进行综合性研究，作出一个更为细致、详实的结论。其结果不啻救活一个已经逝去的民族，同时，在首都新的文化建设中，与它相伴而来的，也许将是一个全新的、内涵丰富的民族博物馆的出现。? ① 《嘉靖隆庆志》卷一，1961年上海古籍据天一阁藏本影印本。?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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